西安语嫣:向强震后鲜见不文明行为的日本人学习

向强震后鲜见不文明行为的日本人学习

[1681]　(201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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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1日，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发生人类史上千年不遇的9级大地震。之后的几天里，媒体报道中有不断增长的死伤人数，也有接连发生的核泄漏，此次地震被称为日本战后最大的危机。千里之外的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到，即使在日本这样一个地震多发、地震预警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此次灾难也是极难承受的。

　　然而，在众多的媒体报道中，也有许多内容把目光投向了日本灾区民众的生活。看到一篇篇在日华人见闻、感言和一张张生动的照片后，笔者不禁汗颜：中国游客因不文明行为在国际上受到的种种指责，看来真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可以相信，同样的指责绝对不能用在日本人身上。

　　中国新闻网《华媒记者东京感受震后日本人的淡然与秩序》的报道中图文并茂地引述了一位在东京池袋经历地震的华人女记者在回家途中的所见所闻：每个电话亭前都站着向家人报平安的人，他们没有争先恐后，而是安静地排着长队。池袋是一个各种人群相对复杂的地方，但也没有一个人扰乱秩序。在疏散过程中，人们自觉地给推着婴儿车的父母让路。

　　这位记者还介绍说，当时，公交车站所有的人都在排队等候上车。S形的长龙蜿蜒了数百米。她和同事试图寻找队尾时，排队的市民友好地给她们指路，交通协管只有区区数人。没有工作人员维持、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如此自觉地排队。

　　这位记者坐上回家的公交车时，电话信号忽然出现好转，公交车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但是，每个接起电话的人都低声地说几句后匆匆就挂掉电话。她说，在日本，公共交通工具内不打电话是规则。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人们还是照常遵守规则。

　　其实，相似的见闻，笔者已不是第一次听到，因未去过日本，笔者以前总是将信将疑。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看到这些报道后，笔者再也没有理由否认了。

　　从小到大，笔者没有经历过大的地震，但却经历过由于自然灾害或社会原因造成的以物资紧张、交通管制、供电供水异常等为特征的“非常时期”。笔者记得，乌鲁木齐市的人们在那种环境中通常是情绪不稳定的，比平时随意的多，放纵得多。推己及人，受灾地区的日本人肯定在平时也至少不会比报道中所描述的差。

　　可见的对中国游客的指责有很多种版本，本文取自觉排队一例做一个简要的反思。

　　笔者的家乡在新疆北部一个小县，几十年来，每次去汽车站买票，总是见不到多少个自觉排队的人。可能是，在农业县里，乡民们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去公共场所的机会也不多，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排队的必要，进而造成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排队的意识。但这也不能完全成立。事实上，乡民如些，市民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作为首府的乌市，笔者已生活了多年。经历过成百上千次邮局缴电话费、车站购票、医院挂号、银行取款、快餐厅打饭、超市购物等，笔者的印象是，除有专人维持秩序或是采用机器排号的场所外，很难保证没有插队现象出现。推搡吵嚷也时有发生。

　　为什么我们的国民与日本人有如此大的差异呢？理由或许是，日本是一个工业国，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日本的城市化已经相当成熟，而中国则正处在起步阶段。城市中，任何一种随意的行为乘以一个动辄上百万的人口，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街道上，一人随地一口痰，可能造成疾病的传播；公车上，一人一通电话，则让每一个人的嗓门都必须提高；人人都不排队，则凡有的业务窗口前都会成为肢体的竞技场。建于中世纪的巴黎凡尔赛宫里是没有厕所的，据说在当时，即使是宫延当中的法国人也会随地大小便，而300多年后的今天，在城市化高度发达的法国，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据此看来，在我国当下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国人文明行为的养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需要补充的是，有学者研究表明（详见《菊与刀》），日本社会中，成年人的自我约束是最强的，老人和小孩则可以相对随意一些，而在中国，则正好相反，成年人是最随意的。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还用排队作例。笔者从小学到大学，在学校里不论是什么集体活动，都是被严格要求排队的。在笔者曾就读的师范大学中，学生们在食堂打饭也都会自觉排队。但是，笔者也见到过特例，每逢寒暑假，总有一些年长的学员打破这个惯例。他们中除了成教班学员外，有许多都是前来参加再教育的教师。在成年人这个占社会很大比例的人群中，对文明习惯甚为熟悉的教师尚不能总是以身垂范，其他群体就更不用多说了。据此，笔者认为，如何让走出校园的学生把文明行为带出校园且一直保持下去，很可能是营造社会文明行为氛围的一个关节点。

　　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当对行为的自我约束能够重复一定多的次数后，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难以改变的习惯。当这种习惯被社会广泛接受后，便进一步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我们相信，若干年后，日本社会的这种业已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一定会在我国普通老百姓中得以形成。

　　李道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