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维也纳森林楼盘:北京不遥远:沙俄对中国四次武装侵略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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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不遥远:沙俄对中国四次武装侵略航行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3月25日 10:42  新浪读书新浪文化读书 官方微博  文章摘自《与世界相遇》
  作者:周力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本书简介:《与世界相遇:近代东北叙事录(套装上下册)》讲述了:我国边疆地区,处四面八方,惟其东北,占据独特的地理位置,更以显赫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太多、太精彩的记录。东北地处东北亚中心,其……[连载内容]
沙俄侵略军劫掠中国边境居民

  蒙古,勿开口!中国,莫争辩!对于俄国,北京也并非遥远的地方。

  ——俄国侵华佚名诗

  咸丰四年四月十三(1854年5月9日),在穆拉维约夫率武装船队入侵中国黑龙江 前夕,中俄边境俄国一方的石勒喀扎沃镇上,传诵着两首诗,一首歌颂沙皇,另一首歌颂侵华“勇士”。诗中狂妄地叫嚣:“北京并非遥远的地方”,“北方的勇士”要“拿下阿穆尔”——中国的黑龙江!穆拉维约夫就是在侵华氛围浓烈得近乎就要爆炸的情况下,开始了对中国黑龙江的四次武装侵略航行……

  狂妄的两首诗

  乌拉!尼古拉,

  英明君王,

  你的雄鹰凌云展翅任意翱翔。

  蒙古,勿开口!

  中国,莫争辩!

  对于俄国,

  北京也并非遥远的地方。

  从字面就能看出,这首歌颂沙皇的诗,极其狂妄自大。在山呼万岁的沙皇尼古拉面前,中国不能开口争辩,北京也是随时可以到达的“并非遥遥的地方”。

  这是咸丰四年四月十三(1854年5月9日),穆拉维约夫率武装船队强行航行中国黑龙江前夕,中俄边境俄国一方的石勒喀扎沃镇,出现的一首俄国诗。

  那天,风和日丽,春日的暖阳薰薰,该镇侵华氛围浓烈得近乎就要爆炸。这首诗附在一幅写有沙皇二世缩写字头,冠以皇冕和一只飞鹰的透明画上,被当地人高悬在街心教堂正中。

  在歌颂沙皇的同时,该镇的小教堂深处,还出现另一首歌颂侵华“勇士”的诗, 诗是这样写的:

  我们北方的勇士啊!

  你要奔向成吉思汗统治的地方;

  要做一顶天立地的西伯利亚巨人;

  拿下阿穆尔,守住这边疆!

  诗中号召“勇士”侵略的方向是“奔向成吉思汗统治的地方”——中国,赤裸裸地提出要“拿下阿穆尔”——中国的黑龙江!

  这首诗附在一副勇士手持剑、盾,脚踏铠甲,下方是黑龙江牧场、耕地、山矿、 走兽、鲟鱼、口岸等等的油画上。小教堂深处诗画一体,其意自明。

  他们侵华的勇士穆拉维约夫就要出发了,要通过武装航行占领黑龙江!

  秘密报告

  这次武装航行是基于穆拉维约夫的秘密报告

  咸丰三年九月(1853年10月),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正轰轰烈烈,清政府焦头烂额,自顾不暇。此时,沙俄与英、法间的克里米亚战争也正爆发,两国混乱之时,反被沙俄认为是东侵中国良机。它对中国的侵略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作势欲发。

  北京的俄国传教士,以非常专业的间谍情报将中国国内的形势向穆拉维约夫做了详尽的报告。穆拉维约夫得知后,喜出望外,随即制定了旨在夺取黑龙江北岸地区的所谓“武装航行黑龙江”计划。

  穆拉维约夫于十一月十一日(12月11日)火速向沙俄政府提出占领黑龙江的秘密报告,强调先派军队强行在黑龙江航行。穆拉维约夫认为:“目前中国的内乱,正是开辟阿穆尔河航行的大好时机。我国军队在阿穆尔河口屯驻三年之久,事事顺利,未受任何威胁,更是今后成功的可靠保证。”他认为,“毫无疑问,我们一旦派遣大军公开沿黑龙江而下,满洲当局一定会出面口头阻挡。然后也许会由(清政府)理藩院向我国枢密院提出书面抗议。但是,对于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而且应该坚决地回击……我敢断言,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沙皇接受了穆拉维约夫的计划,亲自批准“沿黑龙江航行”的命令,并授权穆拉维约夫同中国谈判中俄东段边界问题。决定不管清政府采取什么态度,都要闯入黑龙江航行。

  一时间,沙俄地主、商人们对这一行动大声叫好,狂热欢呼。一名富商激动地作起诗来,高唱什么“西伯利亚满怀希望,注视着破晓的东方,期待你那令人鼓舞的劳动,使我们的财富能尽共用。你为我们的财富开辟阿穆尔之路,你给予我们前进的动力,你奠定发家致富的基础,从此这幸福的边疆将成为我国领土……”

  沙俄侵略中国的狂妄野心,至此暴露得淋漓尽致。

  四次武装航行

  俄国对黑龙江以北地区的入侵,是通过连续四次武装航行来实现的。

  咸丰三年五月(1853年6月),沙俄以《尼布楚条约》中格尔毕齐河一段边界未定为借口,要求中方派遣代表与穆拉维约夫进行勘界谈判。然而,清政府还没来得及给予答复,穆拉维约夫便按原定计划于咸丰四年四月三十日(1854年5月26日) ,率领3,000余人,分乘75艘船只,携带大量军事物资,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五月初四(5月30日) 下午2点半,船队驶入黑龙江河口。穆拉维约夫亲自舀了一杯江水,庆祝入侵黑龙江航行的开端。

  为了强行黑龙江,早在之前两年,穆拉维约夫就已经在石勒喀河彼得铁工厂制造好了“额尔古纳”号蒸汽机武装平底轮船和大批铁木驳船。

  五月初六(6月1日) ,沙俄侵略军行抵雅克萨 。穆拉维约夫一伙特地登岸演出一幕丑剧:在军乐声中下跪,向当年进犯雅克萨的“罗刹”们的亡灵顶礼膜拜。

  一周后,就在穆拉维约夫的船队驶抵精奇里江口时,他们遇到了瑷珲城守军的阻拦,队伍只得暂停下来。穆拉维约夫料到会有清地方武装的阻拦,于是派遣守差官斯维尔别耶夫前往瑷晖城,向守城的黑龙江副都统胡逊布,要求给予放行。

  守军未收到朝廷相关命令,拒绝了俄国人的无理要求。

  谈判代表的交涉失败,令骄横的穆拉维约夫很不高兴,于是决定亲自前往与胡逊布面谈。他在谈判中声称,此行是为援助与英法作战的俄军。同时,他还做好了随时准备攻城的打算。

  胡逊布坚持不予放行。但此时设防清军兵力武器不足,对突如其来的俄军毫无戒备。面对俄军强大的船队显得无可奈何,只能听凭俄国人强行通过。

  闯过瑷珲城后,穆拉维约夫的人马顺流东下,并将大多数兵力部署在阔吞屯、庙街、克默尔湾一带,对这些地区实行非法军事占领。

  通过这次航行,穆拉维约夫亲眼目睹了黑龙江流域的沃野良田,美丽富饶。见识到了中国人的软弱和清政府的无能,因而更加坚定了侵华之野心,且更肆无忌惮。整个俄国也陷入了狂喜,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地区为殖民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清爽宜人的气候,便利的水利交通,极其肥沃的土壤以及靠近东西伯利亚的行政中心。” 穆拉维约夫的这次远征为俄国通向太平洋奠定了基础。

  对于沙俄的侵略行径,清政府采取了消极退让的方针。一方面命令东北边防军严加防御,同时又要求不要率先挑衅,以免给俄国人以把柄。另外,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从东北调走大批清军,从而导致边防空虚,给俄国人以可乘之机。

  一年之后,也就是咸丰五年三、四月之交(1855年5月)。穆拉维约夫再次率军出动,第二次武装航行黑龙江开始了。

  此次航行俄军队伍更加庞大,除了更多数量的军队和船只,还包括了近500名移民和一个自然地理科考队。此次航行还担负了向庙街 运送战略辎重的任务。同年四月十二日(5月27日),俄军故伎重演,强闯瑷珲。

  五月(6月下旬),俄军船队进抵阔吞屯。此时,刚刚登基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发布旨意: “整个阿穆尔左岸属俄国所有。”穆拉维约夫奉旨而行,加快了对黑龙江下游地区的侵吞速度。建设军事据点,驻军数量大大增加。同时,开发出了首批移民点。

  沙俄武装占领黑龙江下游地区后,为了使其军事占领合法化,要求与清政府谈判。沙俄政府行文清政府理藩院,谎称要求谈判解决中俄东部边界无界牌地区划界问题。

  清政府不知是计,于八月初十(9月20日),派出了以富尼扬阿为首的代表团在阔吞屯与沙俄穆拉维约夫进行谈判。会谈一开始,俄方就直言不讳,提出为防止英、法在太平洋上对俄国造成威胁,俄国要“保卫”黑龙江。要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土地,让沙俄在江上“夏由水路行船,冬则冰上骑马,上下不断行走”。其实质就是穆拉维约夫提出俄国要永远占领已经占领的中国领土,这一无理要求,大大出乎中方意料,遭到中国代表的严词拒绝。

  谈判破裂后仅3天,八月十六(9月26日),穆拉维约夫照会清政府理藩院,宣称次年要再次取道黑龙江。之后咸丰帝颁发谕旨:

  谕军机大臣等、奕格等奏,俄罗斯船只冻阻内江一摺。俄罗斯上下往还船只,于黑龙江城阻冻,不能行驶。该夷人请借马乘骑,由驿路分送伊国公文。据该将军等,以夷情诡诈,难保无窥探别情。若陆路程途,复令通晓,设有事端,更难两顾。所见甚是。所有俄罗斯夷人请借马由驿行走之处,著不准行。

  惟该夷人既因阻冻在江边居住。著奕格拣派干员,带领官兵,看守照料。所需口食帐房,妥为筹给。毋许该夷人擅离江岸,致有他虞。一俟春融冰泮,即今开驶启程。至内地江面,本不能听外国船只往来。前经谕令奕格,晓谕该夷,杜其行驶。此项夷船,于来年开行时,

  即著奕格,遵照前旨,剀切晓谕。该国上下船只,不得再由黑龙江往还。以符定制,将此谕令知之。

  决定“该国(指沙俄)上下船只,不得再由黑龙江往还”。穆拉维约夫获知这一决定后,狂妄地宣称“可以不予理会”。最后谈判破裂。

  谈判不成的沙俄,失去了耐性,决定继续以武力侵占黑龙江地区。

  咸丰六年三月(1856年4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发布命令,继续推行武装航行黑龙江计划,如遇强行阻拦,即可使用武力。

  穆拉维约夫心领神会,更加有恃无恐,立即派卡尔萨科夫组织了第三次武装航行。四月廿七(5月30日),一支由120余只船只和1,600余名哥萨克军,分三批再进黑龙江。

  在炮艇的护送下,卡尔萨科夫的首批船队抵达瑷晖城,再次以支援俄军的东部阵地为由,要求通过。同样的故事一次次上演,沙俄船队再次横行瑷珲。

  俄国船只不顾清朝政府的抗议反对,在一年的航期之内,来回穿梭于黑龙江之上。黑龙江北岸的奇牛山、霍尔托库、薛尔古、海兰泡、嘎努坎、霍托玛勒等地一时间遍布了俄国人的房屋和兵站。此后,俄军又在战略位置较为重要的地带先后建立了4个军事哨所。

  同年的十一月(12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又下旨,围绕庙街地区建立滨海省,将中国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大片中国领土归由滨海省管辖,划入俄国版图。

  英国为了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联合法国,于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吃了败仗的沙俄,因争夺出海口的计划受挫,便采取了“失之西方,取之东方”的策略,立即把侵略的主要矛头转向东方的中国。当沙俄政府获悉英法两国“不会妨害(俄国)取得黑龙江”,表示暗中支持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指令穆拉维约夫采取“果断行动”。

  此时,清政府正陷于英法两国的围攻。穆拉维约夫认为,这正是吞并黑龙江北岸的最好时机,沙皇很快批准了他的奏请。咸丰七年四月(1857年5月),他组织了第四次黑龙江武装航行。

  此次航行,成果丰硕。沙俄不但在黑龙江一带和蒙古边境地区屯集了大量兵力,达到了威慑清政府的效果,还建立了近20个移民村。

  沙俄在黑龙江的四次武装航行,占领了黑龙江北岸和下游地区的大片领土,移民数量超过6,000人。不仅如此,穆拉维约夫竟然在整个黑龙江左岸建立起所谓的“黑龙江防线”,对强占的土地进行保卫防护,俨然本国国土。

  俄军的肆意妄为,实在是因为清军的懦弱无能。东北清军主力入关围剿太平军,留下的清军战斗力孱弱,一见俄军就望风而逃。咸丰帝非常生气,对这些人加以严惩:

  俄罗斯毗接道路隘口,甚关紧要,允宜严加防守。乃驻劄乌苏木丹卡伦之云骑尉巴图善,闻俄罗斯船只由黑龙江驶下,辄行带兵弃卡退回,实属畏葸无能。巴图善著革职,在卡枷号三个月,满日发伊犁充当苦差。兵丁著枷号二个月,满日鞭责一百。”“世管佐领桂庆、公中佐领铁星、伊勒东阿、防御色克精额、骁骑校讷保、均著交部严加议处,兵丁均著鞭责一百。革去拜唐阿。署理副都统印务协领瑚逊布,并未亲率兵丁,前往堵御,查问俄罗斯船只,亦属轻视边务。瑚逊布著交部议处,以为坐卡官之戒。

  两种纪念碑

  旧时,俄国人惯于以树碑立传来歌颂战功。

  其首都莫斯科附近的著名纪念碑——波罗金诺主战场纪念碑,是纪念嘉庆十七年(1812)俄法战争中,抗击拿破仑法军进犯莫斯科牺牲的4万士兵。立碑的意义蕴含着爱国的骄傲、作战的勇敢和奉献的自豪。

  而在中苏边境所塑的碑雕,却不那么美妙,代表的是沙俄帝国贪婪扩张,侵吞邻国领土,屠杀邻国人民的野蛮与血腥。

  在与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县隔江相望的哈巴罗夫斯克 ,有一座“穆拉维约夫纪念碑”十分惹眼。碑座上的铜像,一手抓住太平洋地图,一手指向南方,神情傲慢贪婪。世人皆知——他死死盯住的南方,即为中国锦绣河山。

  穆拉维约夫纪念碑时刻在提醒着我们,不忘曾经发生的耻辱。

  咸丰十一年(1861),穆拉维约夫“功成身退”,从东西伯利亚将军一职退休。后移居巴黎,光绪七年九月廿七日(1881年11月18日)病故。

  穆拉维约夫死后10年,俄国人决定为他建立一个全身雕像。该雕像从彼得堡起运,运到黑海敖德萨,经海路到海参崴,到兴凯湖,进入乌苏里江,到俄罗斯境内哈巴罗夫斯克,树立在黑龙江边上的一处高地上。在黑龙江上航行的人远远就能望见这座雕像。现在哈巴罗夫斯克市的一条大街就叫穆拉维约夫,俄罗斯新发行的面值5000 的卢布背面图案就是这个强盗的雕像。

  四次的武装侵略航行就如像一座耻辱碑,矗立在中国近代史上,同样铭刻在中国人的心中。

  简论:

  俄罗斯统治者的民族沙文主义心理形成已久,它与独裁者的扩张、大民族主义思想密切相连。这种狂妄自傲的性格,有时达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演变成为一种沙文主义意识。特别是在法俄战争后,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最终被俄国人击败,此役使俄国人的骄傲空前膨胀,自大成狂。这一点被俄国的一位史学家米·波高金在1837年致沙皇亚历山大的《论俄国历史》的信中表现得十分露骨,波高金写道:“难道谁能和我们相比?难道有谁不会让我们强制服从?我们随时要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世界的政治命运岂不是由我们掌握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穆拉维约夫就是民族沙文主义的典型代表,富饶的黑龙江,成了让强盗垂涎三尺的珍宝。

  穆拉维约夫连续四次的武装航行,是沙俄对黑龙江以北地区的入侵的具体实现。是其实施先武装占领,再强迫签约承认的重要步骤。正如恩格斯所说:“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 移向黑龙江岸。

  而清廷的口头抗议,边备的废弛以及官无斗志的状况,更助长穆拉维约夫气焰嚣张地航行、移民、占地。

  50年后,沙俄扩张主义者,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总结说:“我们帝国所有边疆地区的历史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地区的顺利发展的时期,同某些显要官员在当地的活动相符。……(因此)必须将我们的军事政治力量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以便有可能制定行动计划并坚定地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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