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华师范大学研究生:访毛泽东机要秘书谢静宜：揭秘主席不乘飞机真实原因-休闲阅读-历史分区-搜狐社区

　　谢静宜，可谓喧嚣都市中的真“隐士”，居于喧嚣都市中的普通小区，她是闹市中的不凡老人。她经历过风雨的洗礼，岁月的侵蚀，红火的时期。她曾担任毛泽东主席机要秘书工作长达17年之久，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曾被周总理提名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重要的“封疆大吏”。

　　这次拜访，她精神很好。一见面，便握着我的手：你写我的文章大家都看了，反响很好，感谢你!我看了近期央视热播的《毛岸英》电视剧，你演的毛泽民，形象很好看。但你的形象更像青年毛主席。”一向“不善厨艺”的她，总是热情地为我亲自下厨，并笑着说：“我不太会做饭，儿子倒会说‘妈妈是干革命的’，这为我做不好饭找了个台阶，不过，我还是想为你多做次饭，不要嫌阿姨做得不好，也可能做不了几次了……”听到这里时，我的眼睛湿润了，被阿姨对晚辈的真诚关爱所感动。

　　谢阿姨身体不太好，有风湿性心脏病，特别是冬天身体会弱些。可是她很想把毛主席的故事传扬给大家，于是再次兴致勃勃地为我谈起了主席的幽默和风趣——

　　“毛主席说：‘五一’‘十一’一到，就要回京‘罚站’去了”

　　谢静宜说：“在1950年到1970年初，毛主席身体状况很好，经常离京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调查研究。有时一出去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活动。每次外出，他轻装简从。随行的有秘书、警卫、医护、机要、摄影等工作人员，各行其职。作为机要人员，我们的职责是，保证在外地的毛主席与北京党中央保持不间断的机要联系。因为工作性质的需要，我与主席接触的机会很多，无拘无束，不存在什么神秘感。”

　　毛主席从求学时期就注重社会实践，调查研究，曾经和同学不带分文去“游学”，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磨炼自己。他不仅重“有字之书”，更重“无字之书”，他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实践家，这恰是他不同于古代乃至今天文人的重要方面。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依然保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谢静宜说：“我在主席身边执行任务的十多年间，多次跟随他到华北、华东、中南等各省市视察工作。正像一首歌曲所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说到这里，谢阿姨笑了。她说：“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每逢五一节和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是有例会的，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与群众见面，这就限制了主席在外地的活动，因为他必须在两个节日前回到北京的寓所。为此，他老人家曾幽默地对我说：“‘五一’‘十一’一到，就要回京‘罚站’去了。”

　　“毛主席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这就是他不乘飞机的真实原因”

　有关毛泽东不乘飞机的原因，说法比较多的是：毛泽东乘坐飞机空中遭遇雷电，与地面失去联系40分钟。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要去广州视察。为了节省路途上的时间，他坚持广州一行要乘坐飞机——而且是由我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4月30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驻京专机飞行团的团长胡萍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的飞行任务。任务机组由团长亲自担任机长，飞行员为陈锦忠，领航员为张振民，通信员为柳昆尚，机械师为舒执章。飞机选定为团里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两架苏制里-2运输机中较好的一架——8205号飞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所以中央对于这次飞行特别重视，8205号飞机经过了仔细的维护和试飞。5月3日早晨，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飞行4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休息。当天下午2时30分，从南湖机场起飞，飞行3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安全到达目的地。毛泽东在广州停留近一个月。5月30日，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广州返回北京，当天在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并畅游湘江。第二天又飞武汉。当飞机在南湖机场降落时，毛主席特意从空中观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施工情景。6月4日，毛主席在上午畅游长江之后，下午就乘飞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回北京。不料，途经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时，飞机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就会受到强烈的扰动和冰雹与雷电的袭击。即使是设备先进的飞机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敢闯入这种危险的云层。现代喷气式飞机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从云顶越过。但对于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飞机来说，就只有改变航线，绕过雷雨云区。8205号的空勤组经过研究后，果断地改变计划的航向。首先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躲开雷雨云后，再改向北飞，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在绕云飞行的过程中，约有40分钟的时间，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这时，在西郊机场迎接的中央首长和在指挥塔台守候的刘亚楼以及所有在场人员都焦虑万分。失踪的飞机终于出现在西郊机场的上空，缓缓降落。当毛主席放下手中的书卷，从容走下飞机的时候，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有人说,正是因为1956年的那次“空中历险”，中央政治局才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以后所有的外出考察，一般不允许他坐飞机，一律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这些传说，都不符合历史真实。谢静宜给我解开了这个历史迷团：

　　“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这就是毛泽东不乘飞机的真实原因，既符合毛泽东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也符合他个人的性格。试想，若是毛泽东想坐飞机，中央政治局能规定他不坐吗？当年，他要游长江，中央领导也反对，但最后他不是还游了长江?毛泽东一生富有挑战精神，不信邪，不怕死，一切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专列条件虽比一般客车要好，但长期住在车厢里也不是滋味。噪声隆隆，颠簸震荡，冬天冷，夏天热，一切都不方便，总使人有一种不安定感和疲劳感。为了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毛泽东不辞远途奔波之疲劳，打破自己在北京寓所的作息习惯，以适应列车生活。谢静宜说：“在北京，主席是夜间工作，白天只睡几个小时。而在专列上，为了实地观察民情和庄稼生长状况，他让白天行车，夜间停车。”从安全角度考虑来看，坐火车并非绝对安全，或许给敌人以行刺机会。

　　专列的运行本来是保密的，但毛泽东不以为然。谢静宜说：“有时，火车通过城镇交叉路口时，行速一般比较慢，工作人员把窗纱拉上，毛主席随手又拉开向外观察。因为车厢的窗口很大，而且敞亮，常能被隔离杆阻挡着的人群辨认出来，顿时群众欢呼雀跃，有的人还跟着列车飞跑向主席致意，主席也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工作人员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总是劝主席快坐下来或重又拉上窗纱，但他总是不乐意地用力再把窗纱拉开并塞进金属架里，说：‘怕什么，这是人民群众啊！我为什么怕群众呢？’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对个别坏人还是应该提防的。他又说：‘即使有个别坏人也不怕嘛！这么多好人在，一个坏人哪敢害我呐？即使想害，我们已走远，不怕的。’”可见，主席对人民群众的爱胜过对个人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