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似我——读《张充和诗书画选》(李国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02月15日10:02   太原晚报　李国涛

　　2010年末逛书店，买了几本书，春节期间慢慢细读。其中最令我满意的是《张充和诗书画选》(三联，2010·6)。作者是“合肥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位，今年也98岁了。可以说她一生都生活在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中，从小受教于名师，6岁开始练字；后来就读于北京大学。抗战中在昆明时，与当时名流一起研唱昆曲，从沈尹默学书法，1947年曾在北大讲授书法和昆曲。总之，她一直在最精致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生活。解放后她与德国丈夫、汉学家傅汉思留居美国。但是居于异国并未断绝她对中国诗、书、画及昆曲的深研。据说每天还是坚持要写一张楷书。

　　《张充和诗书画选》是白谦慎所编，其中的解说得体而有据，很有趣。我觉得有此一编在手，展玩起来，可以终日无倦。这是难得的中国传统艺术，怡悦性情，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当然要从这样的书里寻找浓厚的社会意义，那会徒然。我觉得读这样的书就是要有一种只要文化享受，而不顾其他的心态。我读过白谦慎的 《傅山的世界》和《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这两书谈傅山所处的时代，以及傅山的社会活动及社会意义就很多，分析也透。张充和当然和傅山不同。那就采用另一种谈法。据我看来，都很得体。这就叫好。《张充和诗书画选》当然有诗、书、画三类作品。她的诗我以前读过一些，很喜欢。喜欢她把细微精致、不易描述，甚至不易觉察的心理，写到诗里。比如《题沈从文墓》第一首云：“凤凰好，山水乐无涯。文藻风流足千古，苗家人是一枝花。此处最宜家。”当然，沈是凤凰县人，这里是他的家。但是，墓在这里，才是真正的用意——— 永远的家。在题画诗《小园即事之十》里写道：“一径坚冰手自除，邮人好送故人书。”这是盼着友人的信呢。幽微的心意，传达得真好。诗的部分都是张充和女士手书，山水画的题词也大都有用小楷题的诗词，所以看起来全书还是以书法为重头。而选者白谦慎的注视焦点，也就是评说最多的，也是书法部分。张充和的书法以楷书为主，据我看来，真是娟秀无比，足见功力深厚，而且博采众长。白谦慎评说道：“沈尹默先生曾以 ‘明人学晋人书’评之，堪称允当。”明人学晋人，又是指何人？明人是指明代中期的王宠，他的小楷学二王，娟秀非凡。白谦慎研究傅山书法很深，他举过傅山楷书，说是学二王，我看他举出的例证，似乎也有王宠书法的意趣。到底什么样子呢？现代书法理论大家熊秉明在《书法与中国文化》里曾说：“王宠的楷书最惹眼的特点是笔画之间结构脱落，空间侵入字内。批评者也许可以说‘松懈、柔弱’，但其长处也正在‘疏淡、空灵’。许多笔画只写出一半，笔画之间不相搭，似乎笔画和字体都方在萌生，或者即将溶入云烟迷离的空间中去。”熊秉明的书里举出王宠写的 《滕王阁》。我对照看，觉得确是如此。而且我觉出，傅山书信里有一件楷体，也是这个味道。傅山学过明人书体，也许不同时代的人，学明代书法，都经过这种陶冶？我涉猎太少，说不明白。

　　张充和出身大家，自幼及老，生活富裕。她写字用墨极讲究。“张充和写了九十多年的字，至今不用墨汁，即使是写大字也磨墨，而且用的都是好墨，如万历或乾隆年间的墨。她喜欢收藏墨，有祖上传下来的旧墨，也有她过去逛古董店时买下的。写字时，她会根据不同的纸张，选择不同的墨来用……”王铎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大家。他用什么墨？我在《傅山的世界》里看到一则资料，是王铎写给汤若望的信中所言：“时粮绝，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米，买墨，墨不佳耳，奈何？”这也就是说，明末的人，当然用的是明以前的墨，也不见得就佳。勿宁说这是一种情趣，一种对古代文化的追求，也许是对某种精神的追求。张充和有一方印章，是清代篆刻大家杨澥的作品，文曰“梅花似我”。她就常用这个闲章，闲闲地生活在幽雅的古情古意之中，在中国时可以如此，在美国也可以如此。甚至也可以把读者带进这一境界。当年张充和是否有这种意思，不知道。但艺术似乎可以有这种力量。  

龙应台的另一种笔墨（李国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2月01日09:30   深圳特区报 李国涛

　　龙应台是台湾著名散文家。我以前读过龙应台的《野火集》和《这个动荡的世界》，那都是激动人心之作，犀利冷峻，无情地解剖和抨击世界的不合理、不如意现象。当时我说，如果读了这些书而不受感染，这样的读者心就太冷了。时隔十多年，又购得龙应台的新书《目送》。完全是另一种笔调和另一种心情，她写的完全是身边事，是心内情，是生活的哲理和伦理，是生老病死，如老境逼人和青春不再，如永诀和重会，还有，埋葬及遗忘。

　　我读时，多次泪水盈眶。多么漂亮的两副笔墨集于一人之手！前两个集子里的文章大约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在《目送》里，她把针脚细密的风景描写和心理分析送到读者面前，又把生死无常的怨悔、反思、怀疑、困惑，从空虚和实在之中抓过来，显示给读者看，请他们品味，这也真是一件极难的事。从伦理到天道，从老庄解悟到风行水流、花开花落，处处有情，又处处无情，都在一篇一篇小文中闪耀。多数篇章都配一幅摄影，而许多摄影都与文章相配得很好，增色不少。我读下来，流连忘返，不忍离手——真也是一个“目送”的情景。

　　书里有那么多美丽的描写与悠闲的叙事，令人心驰神往，而并不总是神伤。对比而读《金黄》和《杜甫》，前一篇写各种树和花，那样多的色彩形状奔来眼底。如：“洋紫荆从十一月秋风初起的时候摇曳生花，一直招展到杜鹃三月，才逐渐卸妆离去，但还没有撤走，宫粉羊蹄甲们就悄悄上场。一夜之间占满枝头，一株桑树傍着一株鸭脚木，橡皮树又厚又油亮的叶子里吐出了血红色长条的卷心舌头……”这是造化之美，也是汉字之美。

　　我欣赏龙应台的奇思妙想。她写老人失去假牙：“像一个放得太久没有吃的苹果布上一层灰，还塌下来皱成一团，愈皱愈缩。像童话里的女巫……”有一篇《淇淇》，写长江里的江豚或白鳍豚：“大如黄犊”、“色正赤，类大蜈蚣”以及“忽有大鱼正绿，腹下赤如丹”。

　　我十分欣赏、钦佩这样的描写，故一一记下，与人共赏。这是文学素养。龙应台有这种素养。

我的读书记忆（李国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1月11日10:05   太原日报 李国涛

　　我喜欢阅读，大约从初中时代就开始了。在更小的时候，听老人给我们小孩子讲隋唐故事之类，想听，后来就想自己读。初中以后就读开了。自然，不会选择，管他什么书，只要有趣，就读。一直到高中阶段，都这么读小说，从还珠楼主(那时他和现在的金庸一样有名)写的剑侠小说《蜀山剑侠传》到巴金的《家》，再到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烟》，都读，而且入迷。早上不起床，躺在床上总要读完一本，或读到吃午饭时，才起床。那些书里还包括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这种书，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近代文学的人，大约已经没人读了)，真动感情，读得两眼含泪。记得当时(1950年前后)，俄国小说风行。我读过《穷人》，真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画所震惊。还有，就是读到《白痴》，觉出作家把人的灵魂撕成一条一条的，当众咀嚼，嚼得嘴角滴血，却眼含泪水。所以到新时期，陀氏被推崇，被俄国理论家，那位巴赫金，细加分析，我觉得能够接受。因为他的小说我当年就读了不少。还有一事可记，在中学读英语，课文里有美国作家霍桑长篇小说里的一段。于是就找那本小说来读，那本小说名叫《猩红文》，现在译名为《红字》了。其中说一位女士，因为爱一位神父，被人们在脖子上挂一个大牌子，上写一个红色的“A”字。这个A字，是英文“荡妇”的第一个字母，就如现在“破鞋”一词。书里的描写是惊心动魄的。学生时代，我就这样看小说。这也难怪，那时没有电视看，也没有音乐听，只能读。中年以后，我的视力不好，而且两只眼视力差别挺大，我以为可能和小时候侧身躺着阅读有些关系，何况那时室内照明也不好，夏天，我常趁黄昏时的微光，坐在院子里读小说，直到天黑。后来，我一直喜欢阅读。直到现在，目已昏花，拿着放大镜还读。有人说这算好习惯。但我觉得这已经是一种毛病，而且不好改，不易断根。每天不读几页，就觉得白过了一天。其实，80岁了，还读什么呀。不说懂不懂的事儿，前天读的，昨天就忘了，今天已觉茫然：我读过吗？自己也觉可笑。但还是要读。您说这不是毛病是什么？从功利上来说，没用。但自己又用时髦的话说，这是重在过程，不在结果。当时觉得乐，有趣，开心，就行了。这真是不足为训的读书。

　　我说“不足为训”，不是客气话。我没有做过真正的学问，没有专门下苦功于某种学问。也许曾有两三年，想研究鲁迅，想研究小说文体问题，曾集中一点力量找些书来读，稍系统一点，但不久即停。其他时间都是“读读而已”，消遣性质的读书。我现在忽然想到，“文革”初兴之时，我在省委党校，既不为革命造反派所容，又不属于“牛鬼蛇神”之列。闲闲散散，只被分配一件工作：为大串联的学生发放被褥而已。闲着干什么？得找点书读呀——这是我的思维方式。读什么？当时乱看书是会惹乱子的。我想，多年不读英文了，弄几本来读读吧。党校图书馆里还有点英文书，平时没人读的。读英文不也是有点反动吗？(请记住那个时代的特点)我读英文本的《联共(布)党史》呀。还有英文本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马克思的名著呀。(可是我实在读不懂，读几页，停下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红得很，她有几本书，图书馆里也有。这是不会犯错误的。还有两种外国报纸，其中一种好像是英国的 《工人导报》，管他呢，借来读。读着读着，我就借到厚厚一本英文本的《斯大林的私生活》，一读，反动，揭露性极强。我不明白当时省委党校里何以买进这样的书？大约是英文本，没有人把关吧？读得我大开眼界：世界原来如此。这种阅读大约持续一年之久。其间，我觉得最有收获的是读了莎士比亚的两本原文剧本。一本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一本是从老朋友涂君那里借到的。这一本就是《凯撒传》。我最真切感受到莎翁的伟大，是读了这本书以后。莎翁的气魄，人物的灵魂，我才感受到一些。此外，杂七杂八，我也读了一些。谁说“文革”时不能读书呢？我就读了这些。当然，以后你周围连书都没有了，也就无法读。管他什么中文、英文，古文、白话。

　　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会读书，只是说我常读而已。视力越来越不好，要用放大镜，读得就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少了。就这样，还瞎读。比如，前几次文学诺奖获得者名单一出，新书上市，我总要快买一册来读。我记得，2002年文学诺奖得主，南非的库切，主要作品是长篇《耻》，我就读了，而且写了文章发表。2004年文学诺奖得主是法国的耶利内克，代表作是长篇《钢琴教师》，我也读了，也写了文章。再后来的，我就没读了，太费目力。近年只读过一部，是本省作家成一的《茶道青红》，读得我眼痛。我就说，以后再不读长篇了。是否真的就能不读了呢？且看如何吧。报纸、刊物还是要翻的，书也读，找某一段，看看。我一看书就心静，就像会气功的人说的那种境界来了。所以我说，读书可以养生。把读书和养生联起来，这与真正做学问，相隔十万八千里，所以不足为训。

一起慢慢变老（李国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4月01日15:11   文汇报 李国涛我平常不多听《最浪漫的事》这一类歌曲，我想那多是唱年轻人的失恋和相爱，与我的兴趣相距甚远。有一天家里人放这首歌，我听了之后，竟觉得有点味道。我最欣赏中间的两句，歌词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种年轻相伴随、老去相厮守的况味，对我有点触动。我竟忽然记起钱锺书的诗句，而且觉得与这首歌有相通之处。那原因就是人性相通，所以雅俗也可相通。这真是把大雅大俗的远距离，忽然拉到很近。前几天读到苏北的文集《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里，有一篇《我们一起慢慢变老》。我一看，眼睛一亮：这不就是那一首歌吗。对，这是里面的一句，最动人的一句。苏北说：“这首《最浪漫的事》，赵咏华唱的，真好。”于是我又想起这个问题。也许我误解了钱锺书的诗意，也许我没听懂现代的流行歌曲，我没有把握。我是大雅大俗两头都不沾边的人。在此也就姑且借苏北先生之题一说，俟大雅者或大俗者指教，主要是想供读者一笑。    
    钱锺书写于1959年的这首诗，题为《偶见二十六年前为绛所书诗册，电谢波流，似尘如梦。复书十章》。1959年说“二十六年前”，那就该是1933年的事。这就是说，1933年钱氏已抄出自己的诗一册，即“为绛所书诗册”。这册中是哪些诗，现已无考，因为现在的《槐聚诗存》没有收入1934年以前的诗。不过据专家考证研究，钱氏在1933年与杨绛尚未结婚，其时已写过《壬申（1932）年秋杪杂诗》，这是热恋中的诗，有“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之类的佳句，可惜都未收入晚年诗集中。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玩笑，是钱氏在《槐聚诗存·序》里说的，删节许多诗，“余笑谓：他年必有搜集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空索隐，发为弘文，则拙集于若辈冷淡生活，亦不无小补云尔。”在下写此拙劣小文时，就想，真是应了钱氏的预言。这且不说。且说钱氏在《槐聚诗存·序》中曾说到以前的诗集情况：“自录一本，绛恐遭劫火，手写三册，分别藏隐，幸免灰烬。”这里说的诗，当是后来的了，杨绛先生一次抄出三份。这是何时所抄录，则未说明。既是害怕“劫火”，则可能是在战争年代中，或者是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可见这夫妇二人在生活中的互相关怀体贴。钱氏在1959年见到杨绛手抄的那册诗集时，很激动，于是“复书十章”，也就是又作十首，都是绝句。其中最后一首末句云：“繙书赌茗相偕老，安稳坚牢祝此身。”在那不平和的年代，希望的是，两个人一起读读书，读书时，互相比一比记忆，定一定输赢，赌的是饮茶，先喝或后喝，多喝或少喝，这样“一起慢慢变老”，也就是“相偕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就是听到那首通俗歌曲《最浪漫的事》时，想到钱氏的这句大雅之作。雅俗不同，而人的基本要求和愿望则可以相通。这真是“最浪漫的事”。    
    说到这里，我还有一点不大明白的事，就是这诗里另一句，云：“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大词人李清照和她丈夫赵明诚，年轻时就是过着读书赌茗的生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记自己初婚的生活情景，也记到这样的事：“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这也正是“相偕老”，或“一起慢慢变老”。我不知道为什么钱氏不喜赵、李二人的方式。也许当时李清照年轻好胜，在文中自许“强记”，有点“文士习”？年轻夫妇之间，那也不算什么吧？   

辛苦·眼光·苦心——谈杨占平新著（李国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9月17日10:41   太原晚报　李国涛

　　评论家杨占平先生的新著《山西文坛30年作家掠影》出版，这应当认为是山西文学界的一件喜庆的事情。这本书写山西作家的“五世同堂”，三十年历程。它不是山西地方的文学史，因为只是逐个作家的介绍和评价。但是，实际上却有史的味道。书里评说的作家约六十人，根据山西实际情况，多是小说作家。成书之前，我在太原晚报上断续读到几篇，每篇只是千字左右。那时我同占平聊到，我说，这可是一件必要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工程。

　　我以前有几年也写过评论之类的文章，我知道这事的辛苦。请想，凡是书里提及的作家，绝大多数发表作品都在百万字以上，或者是数百万字。要介绍，要简评一番，报纸副刊的篇幅有限，只能写千字左右。这当然有难度，但主要费精力。评论者总要读一个大概吧。这“大概”就是百万字。这事我看也只有占平干得来。他对本省作家著作的阅读，也许可以说是最多的。先说他以前二十年编过的书，老一代的如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冈夫、马作楫，他都为他们编过作品集；后来的一代，他又是在评论工作岗位上同他们一起走过来的。所以，他写评论，倒也不需要随时翻阅这些作家的作品，而是“有成竹在胸”，“得来全不费功夫”。辛苦在写书之前就早已下过了，而且是大辛苦，长时间的辛苦。

　　写这样的书，单有辛苦不行，还要眼光。眼光也不是想有就有。那是评论家的素养和文笔的综合表现。素养使其有识，看得深；文笔使其足以达意，使读者感受到。这本书在晚报上发表时，就深受欢迎。我读到几节，就同占平谈及，说有意义。我记得在一个会议上我还冒了一句，说占平最近写的这些文章，可以出集，这能鼓舞“晋军”的士气，并记载一个时期的文学面貌。当时有人就说：“书已经快出来了。”我才知道我放了个马后炮，但这马后炮可以说代表了许多读者意见。说到占平的眼光，似乎该举几个例子。比如，谈李锐，题曰《“拒绝合唱”的李锐》。这不只是因为李锐出过一本散文集，书名为《拒绝合唱》。而李锐在当前中国作家中，是带一种不受影响不受干扰(当然都是相对而言)的态度，在写作上看重自己的“方块字”身份。谈到吕新，标题为《一位有别于山西文学传统的作家》，这也一语道出吕新的文学品质。我老是觉得他是一个“另类”。而对钟道新，占平是这样概括的：“靠智慧与知识写作”。我也觉得这说法很到位。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的确拥有过人的知识，不单知识，他已化知识为智慧。我说过，看钟道新改编的电视剧，从对话中，你能听出钟道新的口吻。这实在太不易。顺便一说，还有一位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作家，是张石山，在此不多说。类似这些，占平在评价里都说得清晰而恰切。所以我说，这是占平的“眼光”，一位评论家的难得的眼光。

　　辛苦和眼光以外，还要苦心。写六十位作家，就有一个选择问题。三十年，六十人。不好选。我读此书以前同占平聊过，我没读全书，也不知其结构，只是说，某某可以谈谈。占平说，没选进来。我问为何。他说，人太多，能写多少呢？只好割爱。割爱很难。斟酌再四，勾去了。有些是两位合写一篇。谁独占一篇，谁合写，谁割爱，颇费踌躇，我谓此为“苦心”。评论家的取舍就都准确吗？那也未必。文学史的去取也未必都恰当，何况人物介绍呢？占平此书，可为以后研究者做基础，这是它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