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情疑问是啥意思:批评的“写什么”与“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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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写什么”与“怎么写”(杨庆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03月16日11:42   杨庆祥

  虽然自己也偶尔写写批评文章,但是却很少思考关于文学批评的“本体”性问题。经常的状态是懵懵懂懂地去写,却很少去思考为什么写,或者怎样把文章写得更好。我想这种状态可能是年轻的批评从业者的一种常态,读博士的时候是导师出题,工作了以后要么是刊物出题,要么是会议出题,总之都是比较被动地去写文章。

  我想这大概也是目前批评界面临的问题之一,批评,尤其是当代批评,面对的都是自己同时代的人,说重了不好,说轻了也不好,所以“说什么”就成了当下批评难以解决的难题。英国批评家福斯特对此倒是很坦然,他经常赞美一些并不出色的作家作品,他的理由是:“友情比什么都重要”。博尔赫斯对此好像也很看得开,他曾经说,“被人爱上可能和作品无关,而是因为某种亲密的东西”。相对于西方批评家对人性的这种宽容,我倒觉得中国的批评界有点小题大做,比如经常有文章抨击所谓的“红包批评”,我就觉得有点不知所以,批评家的文风和“红包”有必然的联系吗?所谓“红包批评”,无非就是批评家参与了一部作品的生产流通过程。且不说这点“红包”在整个流通过程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既然作家出一部作品要搞宣传、做推销、拿版税等等,那么批评家花时间去阅读作品、写批评文章,然后获得相关报酬,这不是正常的劳动所得吗?为什么非要将“红包”和批评文风联系起来呢?如果说有的批评家因为拿了“红包”而胡说乱说,这只能是这个批评家个人的道德人格问题,而并非批评本身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要切忌将个人的道德问题普遍化,因为批评家并非是道德的楷模,他有权选择说什么和不说什么,他也活在非常现实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中。我觉得应该理解批评家,甚至理解他们的那些不怎么靠得住的文章,就像应该理解作家们写出的不好的作品一样,我一直很欣赏波德莱尔的一句话:“指出一个时代的缺点是容易的,更难得的是怎么找出一个时代的优点。”对于当代批评,在我们指责它的同时,是不是应该也保持稍微的克制和宽容?

  但话说回来,如果硬要说当代批评很好,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也不太同意。存在的问题是有目共睹的,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不是信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和意识问题。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把文章写得更好,写得更出色。我们一般都强调作家要懂技巧,把故事讲好,但却很少对批评家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的很多批评家满足于在一篇文章中把问题讲清楚,把观点摆出来,然后就觉得万事大吉,我觉得这种写作是一种无意识的写作,几乎停留在 “研究生”写课堂论文的态度。缺少文体意识,缺少创新和形式感,这是中国当代批评文风最重要的症结。我有一次写一篇关于路遥的批评文章,找来一本《路遥评论集》翻看,该文集一共收录了20多年近30篇关于路遥的批评文章,但让我失望的是,这些文章虽然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观点,但却都不“好看”,都是那种平铺直叙、四平八稳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遗憾的事实:20年来我们的批评都没有建立起相关的文体意识,我们都没有把批评当成“文章”来写。相反,我们如果去读读西方的批评文章,就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你可能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不认可他所批评的作品,但是“文章”本身就是一件作品,就能带来阅读的快感。
比如波德莱尔的《对我同时代人的思考》,文章中评论了10个与他同时代的诗人,我们发现其中除了雨果,其他的诗人几乎都令名不传。但是,这篇文章今天读来依然有趣、有力、文辞灵动,我想,波德莱尔是把它当做一首诗来写的吧。再举一例,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是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作,以晦涩冗繁著称,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部作品,但是法国批评家雅克·里纳尔关于这部作品的批评《小说的政治阅读——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我却很喜欢,其原因在于这部著作采用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对《嫉妒》进行了分析,比如开篇“神话插曲”,他引用的是一本航空杂志上的一段游记,他说:“严格地说,我们即将读到的这一部分与本书并没关系。从表面上看,它同《嫉妒》之间毫无关联。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将会发现,对于这部分文本或其他与之相似的内容的认识是不可或缺的。它如同一种原始的磨具,由此可以写就千百种文本,写作因此才能成为可能。”在我看来,不管他后面的分析如何,这种批评的巧妙构思已经足够吸引人了,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构思吸引我把这样一部长篇批评意兴盎然地读完。

  反观我们当下的一些批评文章,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乏味如白开水,如果再加上半生不熟的理论名词,就更是不忍卒读了。现代批评史上有所谓的“美文”批评,如周作人、李健吾等,今天我们读他们的文章,可能会觉得学理不够,论证不力,趣味主义的倾向似乎也比较严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章都是好文章,读了会让人觉得舒服。帕斯有言:一个时代的腐败首先是语言的腐败。如果一个时代的批评家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识去创造文体,雕琢语言,而仅仅满足于大白话、八股文、摆事实讲道理之类的学生作业水准,请问批评如何进步,文风如何彰显?批评当然需要强调“写什么”,这是批评最基本的要求,所谓言之有物,文章不说半句空。但批评不能止步于此,批评更要强调创造意识,要把每一篇批评文章都当做作品来写,写出别样的文体、语言和构思,这样批评才能赢得尊敬和荣耀。

  经典话语

  新的文风,应当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凡是动笔之先,脑中先有了一个格式,那一定要写成“八股”。生动有趣的材料就被格式束缚住了。新鲜活泼的思想,被格式窒息死了。自己在地上画了圈子,让它限制了自己,跳不出它的圈外。所以打破固定的格式,是第一要事。别人的好文章,必须读,必须研究它的结构,但任何好的结构都不能硬拿来自己用。自己的结构,应看每次是说什么话,对谁说话而有所不同。最好的裁缝师,不是用衣的样式硬套在人身上,而是根据人的身材,决定衣的样式。写文章也一样。不公式化,就可少点“八股”气。这是使文章新鲜活泼的一个重要条件。

  无论什么文章最要紧的莫过于内容,而内容要有新的东西。几十字的消息,或几千字的通讯或论文,都是一样。既然是提笔写作,那么必须是有什么话非告诉别人不可。如无此种必需,那又何必写作呢?写文应如给朋友写信一样。每次有每次不同的问题,每次有每次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语调。给朋友写信,不能按着别人的信照抄,写文章也不能抄袭别人的意思或词句。已经讲过的再来重复,就有类于鹦鹉学语,别人是不高兴听的。好在我们生活中新的事情多得很,只要能钻进生活内部来观察,来寻找,那么,新材料是写不完的。

  新的材料是重要的,同时又要写得具体细致。我们常喜用抽象的名词来说明事情。但这些笼统的空洞的话常使人摸不着头脑。譬如只说某人在学习中有了进步,就不如说他以前做工作是怎样,现在做工作是怎样,以前看问题是如何,现在看问题是如何。用抽象的话来说,就好象雾中看人,若见若不见。用具体的事情来说,就好象看见人的面貌,听见人的声音,使人觉得真切实在。但要写得具体真切,先要自己懂得具体真切。只有不停留在表面的轮廓的、漫画般的观察,而对于自己所要写的事情,有仔细的研究,有周密的考察,才能办到。

  要写得具体深刻,还须要把题目范围定得小些。我们常有一种坏习惯,喜欢大题目。题目大了,侧面也就多了,内容也就复杂了。假如自己对于问题没有真知卓见,自然就要拿别人的旧话来凑数。这样不就成了万金油八卦丹之类百病皆医而又一无所医的东西吗?这样又怎能使文字写得不枯燥、不呆板、不奄奄无生气呢?如果把题目范围定得小一些,则自己要说明的问题,既容易使之突出,同时自己的研究,也容易深刻精到。这又是建立新的文风所要注意的。

  说话的对象是谁,这也是提笔以前首先要弄清楚的。对一种人,有一种话。上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要知道听话的是什么人,他们的生活如何,需要的是什么,想着什么事情,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然后我们才能用他们的语言,去打动他的心弦。报纸的读者一般是固定的。但每篇作品,也还应有比较特殊的对象。写作的时候,应当设想好,像自己是在面对着自己的读者说话,那样,我们的话说出来,就会亲切有味,而不会隔靴搔痒、枯燥无味了。

  摘自《报纸和新的文风》,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