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柜门设计图纸及尺寸:陈希我：撕开中产生活的虚伪面纱 记者 吴小曼

本报记者 吴小曼

　　2002年，当陈希我的长篇小说《抓痒》出版，围绕“抓痒”及陈希我的极端写作在文学界就争论不休，直到今天。这可能也是他出书比较困难的原因，因为他并不懂得用中国式的含蓄，来表达人性的复杂和夫妻情感的紧张，而是用了“血淋淋”的对抗来展现物质丰富，精神生活却相对匮乏的一代人即所谓的中产阶层生活的沉闷和无聊

　　“变态、肮脏、恶心”，点开陈希我的博客留言，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字眼。“不忍读下去，很难读完。”与部分读者感受相反的却是一些文学评论家的溢美之词：“中国的耶利内克、一本探求当代人精神困境的伟大小说。”

　　2002年，当陈希我

　　那些被日常生活遮蔽的人性黑暗，在他的小说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些对“暴力”的细节描写恰恰构成对读者的冒犯，所以很多读者都有“恶心、压抑”的感觉，但这却获得了很多评论家的肯定，认为他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他的《冒犯书》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再次引发争议，据说同样有删节。在接受《财经时报》的采访中，陈希我并不觉得自己就是“暴力崇尚者”或者天生就喜欢变态和肮脏，而是觉得写作应该诚实，不是为了掩盖虚伪，因为人性的弱点决定了你一定要进入婚姻这个误区。唯一的出路就是摆平自己，欺骗自己。欺骗自己是最彻底的绝望，最大的残忍。

　　我不是个崇尚暴力者

　　《财经时报》：你曾提出写作就是冒犯，这次干脆把小说集命名为《冒犯书》，究竟是想冒犯读者、评论家还是传统的文学审美？

　　陈希我：冒犯一切应该冒犯的。

　　《财经时报》：这些年来，你说你出书一直很难，且多有删节，《冒犯书》也一样吗？这究竟是出于你对“暴力美学”的坚持，要展现被生活遮蔽的一面，还是你的小说带有太多猥亵的成分，破坏了人们的阅读期待？

　　陈希我：《冒犯书》与我的大多数小说一样，也曾在多家出版社或出版商间辗转，最后抽掉了《遮蔽》，其他章节也做了处理才得以出版。从我的作品中读出猥亵成分，是读的人的猥亵，我心中并无猥亵的快感。我深知，猥亵是没有力量的，黑暗才有力量，但是归根结底黑暗也没有力量，只有深刻地看到了黑暗，并且打破黑暗，才最有力量。这并不只是展示。也许我作品中客观体现出了暴力，但是我不是个崇尚暴力者。

　　我不喜欢变态和肮脏

　　《财经时报》：很多读你小说的读者都说不忍读下去，想质问你为何那么喜欢变态和肮脏的东西，是不是你心理有无限的黑暗，或者你受日本文化影响太深？

　　陈希我：我并不喜欢变态和肮脏，没有人天生喜欢变态和肮脏，但是我们生存在困境之中，只有从变态和肮脏中出发，才有意义。

　　那些不承认黑暗的人，只是自欺欺人——或者虚伪，或者已经被规训了。这跟日本文学没有多大关系，努力认识和揭示黑暗，是全人类伟大文学的共同品质，只不过，日本文学做得比较好。我们不能接受，只能说明我们的文学还太幼稚，太浅薄，太矫揉造作。

　　《财经时报》：我们都知道你有一段日本的生活经历，比较喜欢日本的一些文化，对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多有推崇，如今还有人在你的博客留言骂你的“日本经历”，说你喜欢展现人性之恶。你怎么看？

　　陈希我：我们对日本文化有极大的误读。出于受伤者的心态，我们习惯于从负面上理解日本文化。弱者对强者的不服心态往往是将之妖魔化，而不是冷静研究，客观看问题，而且是集体无意识。那些骂我的人，他们其实不了解日本，只有义愤，是无济于事的。我的日本生活经历让我逃出了这种窠臼，是我的幸运。

　　实际上，揭示人性恶，并不是日本特有的命题，而是人类共同的命题。自从有了人类，恶的问题就出现了，一直伴随着我们，人类越是进化，恶的问题就越尖锐，到了所谓文明社会的今天，更是如此。实际上，关注恶，正是因为我们有了作为人的自觉，猫狗是不关注恶的，因为它们没有这种自觉，没有善恶的冲突。

　　《财经时报》：的确，人性之恶也并不是在商业社会才有的现象，它是人性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可一旦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总是会给人带来很多的争议。面对作品发表难的压力，从《冒犯书》来看，它比起《抓痒》已经有所妥协，这是不是你有意在做调整？

　　陈希我：没有调整，从写作的时间上看，《冒犯书》写作时间相当长，最早的几章是在《抓痒》之前写的，而写在《抓痒》之后的《带刀的男人》和被抽掉的《遮蔽》，甚至比《抓痒》更尖利。只能说，在早年的写作里，显性的暴力比较少。谢有顺在评论我早期的作品时说我很少直接写人物的死亡，不用死亡来简单解决人物的内心绝望。他说得很对。实际上，我后来的作品虽然免不了写到死亡，但是死亡不是主要的，因为在死亡之前，他们已经死了，重要的是他们经过了惊心动魄的挣扎。

　　《财经时报》：比如《晒月亮》，它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当下社会的现象上，一群物质生活已经富足的人，他们在精神上除了追忆那个纯情时代外，大多陷入无聊的日常琐事中。对这种无聊、庸俗的生活展现，几乎贯穿在了你整个的创作中？

　　陈希我：我并不对揭示无聊、庸俗的生活有多大的兴趣，这种写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泛滥成灾，几乎成了一种时髦。那些作品是平面的，往往用无聊来对抗无聊，用庸俗来认可庸俗，连调子都是那种懒洋洋的。但是我的行文却是急促的，因为我要表达，我难以遏制。

　　当然我也写了无聊，但是我要表达的是深渊。比如《晒月亮》，并不是一对少年男女企图身体之爱，而是他们明明爱着对方、要拥有对方，却不得不费尽心机设计圈套，让别的男人去占有女方，把女友献出去。这是怎样的黑暗深渊！

　　自我欺骗是最大的绝望

　　《财经时报》：感觉《抓痒》要凌厉得多，它同样是在写物质生活丰富的人，精神处于困境中，夫妻情感、家庭关系，那些温情脉脉的东西完全被撕开了？

　　陈希我：在《抓痒》之前我写过《补肾》，就是《冒犯书》的第三章。也许你会觉得它写的是夫妻生活的慵懒，但是我想提醒你，《补肾》的重点却在短短的最后一节。

　　夫妻关系的慵懒不算什么，也没有背叛，他们在婚姻内坚持：妻子给丈夫补肾，为的是丈夫自慰下去，让生活继续下去。这也是《抓痒》里的景象。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问题之下的坚守，黑暗之下寻找光。为什么我不写男女主人公贫困、衰老、搞婚外情被人指责为不道德？不，他们很道德，都不是这问题。我要撇开这一切杂七杂八的皮囊，让人们直接看到人生的骷髅。这才是真正的凌厉，凌厉是必须建立在深度之上的，不是发蛮劲。

　　《财经时报》：这可能也是很多人不能接受你的原因。一直以来被认为最亲密的夫妻情感、家庭关系的真实一面完全被暴露了出来。

　　陈希我：一切冠冕堂皇都意味着伪装。所谓亲密，人跟人之间的亲密往往不可能长久，要使两个人相视如仇，就把他们长期绑在一起。很多时候夫妻就是这样绑在一起，这是婚姻的荒谬，婚姻就是要把两个人一生绑在一起，不能发展。爱情发展了，成了婚姻；婚姻发展了就成了婚外恋，所以就不能发展。这世界上什么都要发展，婚姻则不能发展，为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命题。特别到了现代社会，人类已经有了自觉的意识。

　　《财经时报》：这恰恰是很多作家一直忽略的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从这个方面来说，你是不是中产写作？实际上是有意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出路，却为什么不能为都市普遍人群接受？

　　陈希我：我不知道中产写作是什么概念，如果中产表达的是一种经济状况，那么这是写作的基础。长歌当哭，是必定在痛定之后的。当然也可能痛定之后不长歌了，中产之后不写作了。

　　关键看你有没有心灵冲突。至于不能接受，我想就是出于这种没有了痛感，或者不愿意让自己去感受这种痛感。

　　现代人是很虚伪的，一方面渴望精神突破，一方面又不敢玩真的；一方面享受着现代化的好处，一方面又虚伪地向往着远古，总之是企图让自己在缱倦和遮蔽中过着，而我是经过大的起落的。

　　我曾经比中产还要中产，但是在短暂的时间内，落到了困顿。落入底层不甘，回想富裕又虚妄，这也许就是我比他们具有冲突的原因。

　　《财经时报》：这种血淋淋的婚姻关系，没有用出轨等通常小说的方式去处理，而是想把它本质的问题提出来，但你却用了网络虚拟的场景来展现人性的多面，这是不是一种不彻底，或者并不是深层对人性的绝望？

　　陈希我：反抗婚姻有出路吗？离婚？再婚？婚外情？都没有出路。不婚也不是出路，你见哪个不婚的人真正过得好的？人性的弱点决定了你一定要进入这个误区。唯一的出路就是摆平自己，欺骗自己。欺骗自己是最彻底的绝望，最大的残忍。

　　我心中没有读者

　　《财经时报》：现在很多作家都在受市场、读者的阅读爱好左右，在他们看来，你过于“残酷”或者极端的写作会影响阅读者的情绪，为了迎合大众口味，会不会改变以前的风格？你的书发行情况怎样？

　　陈希我：应该有一定的发行量吧。我担心的却是，这些读我作品的读者，他们为什么来读？为了勃起？谢谢你别读，自有特别为你准备的作品；来接受残酷，接受冒犯，也没有完全读懂我。冒犯的深层是绝望，更是对我们作为人的悲悯。

　　有人评价《红楼梦》，没有恶人，但却产生了悲剧。这也是我所追求的。我的作品里也没有恶人，没有罪魁祸首，相反往往有光，虽然是黑暗最底层打开的光。我当然不可能去迎合市场，我甚至心中没有读者。真正的读者不是你花枝招展招引来的，是天生跟你有感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