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洛：生活万岁

弗里达的父亲是德籍犹太人，是个摄影师，并且擅长画画和弹钢琴，母亲是墨西哥的原住民。弗里达从小是个毫无畏惧的、淘气的孩子，并且在四个姐妹中性格和父亲最相仿，因此成为父亲偏爱的女儿。

“我不是病了，我是碎了。但是只要我能画画，我便是快乐的。”

编译：Sakura

1907年7月6日，一个凉爽的夜晚，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1907-1954）诞生在墨西哥城的土狼区（Coyoacán，艺术气息浓厚，如巴黎的蒙马特，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后来弗里达把自己的出生年份改成1910（正好是墨西哥革命开始的那年），也许是因为七岁的时候患小儿麻痹而延缓了她的就学，也许是因为她生来就喜欢编写自己的故事。

弗里达的父亲是德籍犹太人，是个摄影师，并且擅长画画和弹钢琴，母亲是墨西哥的原住民。弗里达从小是个毫无畏惧的、淘气的孩子，并且在四个姐妹中性格和父亲最相仿，因此成为父亲偏爱的女儿。父亲为她构思了理想的教育计划，尽量给她最好的一切，并且在她小儿麻痹康复后（弗里达后来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鼓励她玩拳击、摔跤等各种运动以强健身心，抵抗他人的嘲笑和自己的寂寞。

弗里达进入国立预科学校的时候，两千个学生中只有三十五个女孩。弗里达当时是打算学医的，我们可以在她的画里看到她对生物和人体构造方面的认识。她把血脉、心脏等等，都画得非常精确。车祸前，当她还在学医并开始发现自己对绘画的兴趣之后，曾想专门为医学书刊画插图。

弗里达在国立预科学校读书时，经常和男孩子们在一起看书、讨论、恶作剧，并且和当时为学校礼堂做壁画的迪亚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相识。当时弗里达有一个男友，弗里达虽然经常对她欣赏的迪亚戈恶作剧，却没有对迪亚戈动情。据弗里达的男友说，弗里达在性方面很早熟，并且当他们两人还在交往时，弗里达还曾被一个女图书馆员勾引。

1925年，弗里达18岁，一场车祸严重地损坏了她的身体，并且使她无法生育（弗里达一直不愿意相信，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流产证明了这个事实）。在医院病床和多次手术间，她差点失去年轻的生命。她的脊椎、锁骨、肋骨、骨盆，都折了，左肩的关节永久性脱落，脚也碎了一只， 一根扶手刺进她的背部，从阴道而出。赤裸裸且满身是血的弗里达，身上却盖满了路过的画匠用的金粉。这是多么可怕却动人的一幅画！

疗养期间，弗里达开始画画。渐渐地，艺术使她承受的痛苦有了意义。弗里达从车祸到亡故的那一天，总共经历了三十二次手术。为了给弗里达做手术，她的父母几乎卖光了所有的家产。

“我今生遭遇到两个意外。一个是被电车撞倒，一个是迪亚戈。”

弗里达和迪亚戈真正认识，应该是由他们的朋友、摄影师蒂娜·莫都蒂（Tina Modotti，1896-1942）介绍的，虽然弗里达喜欢描述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说她如何叫迪亚戈从脚手架上下来看她的画。1929年，弗里达成为迪亚戈的第三任妻子。

迪亚戈1886年出生在Guanajuato，这也是墨西哥革命的诞生地。他10岁进入圣卡罗艺术学院，他的画深受墨西哥本土艺术的影响，画中的社会批判引起不少政治和宗教人士的非议。

迪亚戈的壁画《军械库》（El Arsenal，1928）中有正在分发枪械的弗里达。

弗里达早期的作品受到迪亚戈的影响，像迪亚戈一样，描绘墨西哥的社会和日常生活。在《公车》（El Camión，1929）里，各种各样的墨西哥人坐在一起，有印第安人，有钱的白人，还有一个女孩可能是弗里达自己。这辆公车和车祸那天的相似，都有木制地板。画中无处不是弗里达的幽默。背景的酒吧名字是“笑声”（La Risa）；穿蓝色服装的工人不仅戴了领带，而且蓝色衬衫上配的是“白领”。

“我画自己，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我画自己，因为我最了解自己。”

1932年，弗里达流产后开始画《我的诞生》（Mi Nacimiento），在她母亲过世后完成。画中的孩子是弗里达，母亲也可以是弗里达。

迪亚戈说弗里达“是艺术史上第一个女人，以全然鲁莽的真诚以及安静的残忍，在她的艺术里潜心钻研常见的、却独特的、仅仅关于女人的主题。”

1934年，迪亚戈和弗里达的妹妹Cristina发生关系，弗里达痛不欲生，画下了她最血腥的一幅画《少少掐个几小下》（Unos Cuantos Piquetitos，1935），其中的血溅到画框上，把画中的世界和我们连在一起，没有了里外。

Cristina事件之后，弗里达变得更独立、坚强了。她剪去迪亚戈喜爱的长发，开始接受男男女女的情人。

迪亚戈可以容忍弗里达的女性情人，却无法接受她的男性情人，妒火漫天。有一回，迪亚戈发现野口勇（Isamu Noguchi，1904-1988，日裔美籍雕刻家）在弗里达的床上，拿起枪把他轰了出去，野口几乎是爬墙狼狈而逃的。

1937年，在迪亚戈的帮助下，托洛茨基获得政治庇护抵达墨西哥，住进弗里达的房子。弗里达和托洛茨基展开一段关系，但是弗里达很快厌倦了“老头子”。

这时期，来自法国的作家安德烈·布列东（André Breton，1896-1966）和他的妻子、画家雅克琳·兰芭（Jacqueline Lamba，1910-1993）也来到墨西哥。几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政治和艺术。

布列东很欣赏弗里达的画，为她在纽约安排了一场个人展。1938年，31岁的弗里达在艺术和经济方面都已独立。巴黎方面的展览在1939年获得成功，弗里达的一幅自画像被罗浮宫收购，成为历史上第一幅进入罗浮宫的拉丁美洲画家的作品。

在巴黎，传闻弗里达和兰芭发展出恋情，她在给兰芭的信中流露着真情和思念：“你的眼眸就是我的眼眸，偶人在它们的玻璃大房间里排列着，属于我们俩。”

想念迪亚戈和墨西哥的弗里达回到家，等待她的却是离婚。她的健康状况急速下降，却在黑暗的日子里创造出很多佳作。

《两个弗里达》（Las dos Fridas，1939） 表现了一个迪亚戈爱的墨西哥弗里达，和一个他不爱的欧洲弗里达。

1940年托洛茨基遭到暗杀后，弗里达被警方审问。警方也怀疑迪亚戈，但他此时在旧金山。弗里达得到也在旧金山的Eloesser医生的邀请，决定暂时离开墨西哥。在迪亚戈和Eloesser医生的照顾下，弗里达的健康状况有了起色。1940年，迪亚戈和弗里达复婚。

“无论从任何距离，所有我眼睛看到的，所有我自身触到的，都是迪亚戈。”

弗里达和迪亚戈既是爱人，也是同志、朋友。他们离婚的那一年，并没有真正分开，仍然彼此关心和帮助着对方。只是迪亚戈在弗里达死后才意识到她的爱有多么强大，弗里达的葬礼那一天，据朋友的形容，他“象被切割成两半的灵魂”。三年之后，迪亚戈便随弗里达而去。

有趣的是，和弗里达有亲密关系的女人，很多是她和迪亚戈的共同朋友。迪亚戈经常鼓励他的女性朋友去看望弗里达，并且陪她过夜。因为身体的约束，必须长时间在家，亲友的陪伴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弗里达对自己的女同性恋行为毫无约束。有一回她告别朋友，亲吻了她的嘴唇，那个朋友大为吃惊并且推了她一把，令她摔倒在地。同时，对于拒绝她的女人，她也会感到愤怒，而对她不喜欢的女人，她始终不会接纳。曾经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女孩冲入弗里达的房间说“弗里达，你要是不理我，我就自杀！”然后真的喝了毒药当场死在弗里达的房间。迪亚戈听闻此事竟一边大笑一边命人将那女孩埋葬。

弗里达的女性情人很多，除了上述的兰芭，以及下列几个，其余还有未经记载和详述的。

Emmy Lou Packard，迪亚戈的助手

Dolores del Río，墨西哥电影明星

Teresa Proenza，迪亚戈的秘书

Paulette Goddard，美国电影明星

Pita Amor，墨西哥诗人

María Félix，墨西哥电影明星

Chavela Vargas，墨西哥歌唱家

“生活万岁！”

1954年，弗里达的右腿因为肌肉坏疽从膝盖以下被切除，使她陷入极大的痛苦。弗里达的朋友们知道她即将离去，努力在墨西哥城帮她组织了她生前在自己故乡的唯一一次个人画展。医生们警告弗里达不要参加画展，因为她的健康状况太糟糕，但是她还是到场了，躺在预备好的床上，整晚唱歌、喝酒、开玩笑、与众狂欢。她告诉记者们：“我不是病了，我是碎了。但是只要我能画画，我便是快乐的。”画展很成功。

同年七月，弗里达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所，是在一次共产党的示威活动上。之后不久，她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据称死因是血栓塞，却不排除自杀的可能。

“我希望离开是愉快的，我希望再也不回来。”这是弗里达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却和她的最后一幅画《生活万岁》（Viva La Vida，1954）不相矛盾。生活太痛，同时也太美。痛和美，同样要用身体和能量来承受。身体瓦解了，只能让灵魂飘走。

在《生活万岁》中，切开的西瓜熟透香甜，其中一片的瓜瓤上写着醒目大字：“生活万岁！”弗里达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精神和永恒的艺术。（本文来源：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