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地球纪录片观后感:刘伯承留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

　　核心提要：陈毅不幸离开人世。噩耗传来，刘伯承精神上遭到巨大打击。这时，他已年届80，左眼完全失明。他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再亲眼看看老友的遗容。他颤巍巍地走近床边，俯下身子，用手一寸一寸地抚摸着陈毅的遗体，从清瘦的面颊到腹部。嘴里一遍遍地呼唤：“陈老总呀，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呀！”

　　　　来源：光明日报

　　刘伯承一家与邓小平一家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刘伯承虽然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实际已经赋闲了。

　　赋闲未敢忘忧国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冲天而起。他把陈毅叫到家里来问情况。

　　刚听到陈毅下车的声音，刘伯承就摸索着迎到书房门口：“是陈老总来了吧？快讲讲，城里怎么样了？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了得！还有贺胡子，你这几天见到他没有？小平同志的情况怎么样？”

　　陈毅不想谈这些烦心事，岔开话题问：“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着头，叹息着说：“不行喽，啥子也看不清了。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好。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心里窝火，语气也冲，说完往沙发上一坐，重叹一口气。

　　刘伯承与陈毅心灵相通，他明白挚友的感受，接过话：“就是我们又瞎又聋了也不成，我们还有一颗热心呀！你还是说说小平同志的情况吧。”

　　陈毅说：“小平的日子不好过，林彪、江青给他安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帽子，看样子，凶多吉少。”

　　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后流放江西。刘伯承基本上闭门不出，偶尔到陈毅寓所串串门。

　　这时，刘伯承已年届80，左眼完全失明。在秘书的搀扶下，他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已经响起。他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再亲眼看看老友的遗容。他颤巍巍地走近床边，俯下身子，用手一寸一寸地抚摸着陈毅的遗体，从清瘦的面颊到腹部。嘴里一遍遍地呼唤：“陈老总呀，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呀！”

　　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护理人员无不潸然泪涌。就在这时，他更加思念自己的老伙伴邓小平。

　　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两年后，他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尽管多年来，刘伯承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邓小平1975年再次面临被打倒时，从北京传出一个政治消息，无翼而飞，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各个角落：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围绕解放邓小平，中国政坛再次传遍了刘伯承的遗嘱。这次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日本学者竹内实等人撰文说：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刘伯承的预言没有落空，人民选择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作为自己的领袖。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终于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7天后，中央在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那天，邓小平率全家子孙最先来到灵堂。

　　卓琳与刘帅的夫人汪荣华抱头痛哭。　　

　　邓朴方摇着轮椅来到刘伯伯面前，给这位自己的老前辈送别。　　

　　邓小平向刘伯承三鞠躬，然后长久地伫立在遗体前，凝视着，深思着，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这是跨越了时空的宣泄，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酝酿。它是圣洁的祭礼，献给师长和战友。几乎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有的军队高级将领，还有仰慕一代元帅的各界人士都来为刘伯承送行。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追悼大会由他同行近半个世纪共同打下新中国的老搭档邓小平主持。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13年间,邓小平和刘伯承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师长;一个是政治委员,一个是司令员。

　　两人所统领的军队被称为刘邓大军,两人的密切关系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盛誉。在邓小平看来,刘伯承是一位大军事家,指挥有方;在刘伯承眼里,邓小平文武双全,从善如流。他们俩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邓小平长期与刘伯承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共同负责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尽管邓小平是以政治领导者的身份主管政治工作,可他特别尊重刘伯承在重大军事决策方面的意见,大力支持刘伯承对战役的指挥,还主动参与军事决策,与刘伯承共同实施战役指导。在此期间,他们共同指挥了40余次重大的战役,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

　　翻开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实施战役指挥的画卷可以看出,凡是刘伯承作出的战略决策,邓小平都坚决维护和紧密配合,从来没有出现过推诿、埋怨与扯皮的现象,特别是在战役指导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没有拆台的现象。

　　即使是军情紧急,来不及研究商量,只要刘伯承作出了决定,邓小平就会坚决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实施。重视维护军事主官决定的权威性,帮助军事主官指挥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政治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一位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老同志说,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去问邓政委时,他必定说:“按师长讲的办。”

　　有一件事特别令人感动,那是1946年夏天,刘邓率部向陇海路出击的过程中,刘伯承了解到要将野战军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只需5辆大车,可到了濮阳城后发现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辆大车。刘伯承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召集军区和各纵队干部开会,对此事进行严肃的批评。

　　按理说,像这类关系到军政、军民的政治工作,是邓小平同志分管的。可邓小平认为,对于这等大事,军事干部出面管也是正确的。因此,邓小平不仅和大家一起认真听取了刘伯承的严肃批评,而且表态说:“师长刚才的批评很重要,必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简明的一句话,不仅表达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而且也是对刘伯承权威性的维护。

刘伯承被逼做检讨 千名将军含泪敬军礼

　　刘伯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了创建南京军事学院。中共1958年5月召开军事扩大会议，出现了反对军队工作“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这次斗争的矛头直指刘伯承和他一手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

　　两个月后，刘伯承被要求出席批判大会，当着一千多位军队将领的面做检讨，但是奇迹出现了，这一千多将领却向他起立敬军礼，并三次报以掌声，许多将军眼里噙着眼泪。

　　开始受到批判之时，也有少数了解刘伯承的高层领导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多年和刘伯承共事、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志为说：“伯承同志工作一贯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

　　陈毅也发言想保护刘伯承：“刘伯承一向将自己的责任看得很重，组织性强。现在又病了，眼压高。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嘛。”

　　虽然有这样两位重量级人物发言为刘伯承出面，但在上海治病的刘伯承，接到电话，也不得不立即进京，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一场“大批判”正等着他，连秘书也没有带。一下火车，才知道要他检讨“在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不重视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而专门去学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和战史……”等等错误。

　　刘伯承大吃一惊，血压马上升高，头昏眼花，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他一面治疗，一面打电话让他的主要秘书火速赶到北京。由他口述，让秘书帮他整理“检讨”材料。陈毅去看他，见他病成这个样子还在写检查，就说：“你病成这个样子，还写什么检讨？写一百个字就够了！要写，我替你写！”

　　虽然毛泽东也表示“刘年纪大了，又有病，可以不出席大会作检讨”。但在当时那种的政治气氛中，刘伯承抱病也要出席全体会议。

　　当时的检讨有小组会、中层会和全体会几种规格。大会检讨是最高规格，说明当事人即被批判者的错误很严重。

　　从1927年南昌起义便担任参谋长的刘伯承，中共许多高级将领，包括林彪，都曾是他的部下。现在却要在一千多位高级将领面前检讨自己犯了“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

　　但是刘伯承没有想到的是，当7月10日，他由两名医护人员搀扶着踏进中南海怀仁堂时，难以想象的一幕出现了。全场一千多位将军起立，举手向刘伯承行了军礼，接着全场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将军眼里噙着眼泪。

　　刘伯承连忙举手回敬军礼，又连着摆手让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人也被这场面惊呆了。检讨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被批判者受到批判者的致敬和鼓掌，这是前所未有的。会议主持人反应过来后，喝令起立者坐下。

　　刘伯承在大会上一句句念着准备好的检讨，当他念完检讨，会场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怒不可遏，但他无法制止这热烈的掌声。据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写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军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只能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种不公正批判的愤怒和对他们敬爱的刘伯承的同情。”

　　当刘伯承在两名医护人员搀扶下离开主席台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再次起立鼓掌，目送刘伯承慢慢迈出批判会场。

　　刘伯承退场后，一些事先准备好的所谓“积极分子”（即“打手”）站起来，对刘伯承“大事讨伐”，南京军事学院一位部长实在听不下去，挺身为刘伯承辩护，说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一直很重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但培养高级将领理应视野广阔，有更丰富的学识，因此也把古今中外一些军事著作列为辅助教材。

　　话未说完，就有一名军级干部冲上去，打了他两记耳光，并摘下他的少将领章，当场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后来，该名部长被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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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

　　刘伯承在1950年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之职，去创办陆军大学。不久之后，一股反“教条主义”的运动突然降临，尽管邓小平百般维护，仍不能使66岁的刘伯承免受羞辱。
　　
　　在刘邓搭档打下大半个中国之后，刘伯承主动提出与邓小平分手。这是为什么?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无视中国的警告，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鸭绿江边。中国政府果断决定，由彭德怀率兵出战，抗美援朝。双方在朝鲜半岛打得难解难分。
　　
　　没有比战争更能刺激军人神经的事了。刘伯承统兵作战三十多年，深信这支铁军能够战胜世界上任何一支武装力量。同时，他也深知，解放军也存在先天不足的顽症，诸如兵种单一，装备落后，游击习气浓厚，等等。这些问题一日不解决，就不能赶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就有可能打败仗。
　　
　　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创办陆军大学的消息后，刘伯承首先找到邓小平，要求到军队重执教鞭，邓小平当即表示同意。
　　
　　刘伯承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加陆大的建设。他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毛泽东也认为这位军事理论和军事经验兼长的老帅是陆大创办者的最佳人选，遂亲自复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尽快到北京领导军校的筹建工作。
　　
　　就这样，亲密合作了13年的刘邓终于分开了。

　　
　　陆大原定设在北京。刘伯承考虑为节省财力，建议充分利用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舍，遂定址于南京，正式名称为南京军事学院。
　　
　　经过半年筹备，学院正式开学，首批758名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师级以上年轻干部。
　　
　　这些将领都是令敌军闻名丧胆的英雄、功臣。可俗话说的好，即便是雄狮，身上也会有虱子。他们大多出身农民，又长期生活在游击环境里，自由惯了，散漫惯了，不拘小节惯了。

　　于是，各种奇怪的现象都出来了，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学员上课时翘二郎腿，回答老师的提问懒得起来；有的学员开会时不注意军纪，敞胸露怀，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更有甚者，有的索性把脚放在椅子上，脱掉鞋子，用手抠脚丫子。

　　刘伯承决定整肃校风，刘伯承要求从基本科目做起，颁布实行解放军三大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很快使学院的风气焕然一新。

　　在此后的五年间，刘伯承主持编写、编译和翻译军事、政治、外语等各类教材数百种，从陆、海、空三军到炮兵、工程兵、通讯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专业，从战略、战役、战术的现编概则到集团军、军、师、团、营的设定作业，应有尽有。

　　学院也由初办时的四个系发展到12个系，学员人数由758人增加到三千余人。南京军事学院成为人民解放军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和将军的摇篮。
　　
　　可就在这时，一股反“教条主义”的运动突然降临。
　　
　　1957年2月，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与陈赓、谭政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座谈中，有部分教员、学员提出学院存在“教条主义”问题。

　　经过调查，彭德怀认为在教学中，不是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军事学院领导认为彭德怀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军事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全军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上，许多人要求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
　　
　　这场运动也由于有了林彪的参与，情况就变得难以控制。他对一些军队高级军官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都没有列上，这就更不应该了。”

　　林彪没有点名的单位就是指刘伯承负责的军事学院和叶剑英负责的训练总监部。
　　
　　风声传到毛泽东耳边，毛泽东起勃然大怒，他特别反感别人崇洋媚外。

　　6月20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与会者增至1442人，规格也由三座门军委会议室搬到中南海怀仁堂。随着会议的深入，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大，牵涉的人员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刘伯承、萧克扩大到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均、钟期光、宋时轮等众多高级将领。
　　
　　7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进入高潮，由刘伯承到会作检查。刘伯承走上讲台，掏出准备好的讲话稿，边念边讲，边讲边念。讲到动情时，想到委屈处，禁不住哽咽起来，老泪纵横。他的战友，他的部下，他的学生，他的战士，面色沉重、复杂。
　　
　　刘伯承作完检讨后，怀仁堂竟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摘自《中共著名搭档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