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螺栓连接计算例题: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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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武子 发布时间： 2009-03-23 08:12 光明日报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
柳氏幼孤家贫,寄食外家,境极困苦。尝自叙在艰难中求学,因无力延师,乃由其母督教,逐日诵习经传子史、古典诗文。天明即起背书,课业不熟,不得食早粥。前后历时近十载,练就一身“童子功”,至是对若干文史要籍烂熟于胸。章太炎先生对之有“博
见强识、过绝于人”的赞语。
柳氏毕生劬学,淹贯坟典,治学范围宽广,若史地、诗文、书法以及图书版本、目录之学,无不兼擅,且巨细不捐,更是近世以还通读完二十四史的少数学者之一。其为学路径由经而史,以治“礼经”入手,造述皆有所本,引证赅洽,不打诳语。治学方法及学术特点,概括言之:一、注重证实,贵在会通,即汉宋兼采,无门户之见。二、承续浙东经世史学之传统,讲究经世致用。三、史学与哲学相结合。史学有哲学深切著明具体之事例,哲学有史学疏通知远抽象之原理,彼此互为观照,两者相辅相成。上述方法与特点,在其代表著作《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二书中得以充分体现。尤其是在被学界誉为“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中国文化史》一书里,更是体现充分。
柳著《中国文化史》,洋洋洒洒八十万言,成稿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始为教学讲义,嗣后在《学衡》杂志上陆续刊载,再其后有书局以著作形式印行出版。主要版本有:1932年钟山书局全二册本;1948年正中书局全三册本;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下册全本。除此之外,各种排印本、重印本不在少数。是著规模宏大,流布甚广,引用资料自六经、诸子、二十五史、历代各家著述,旁及国外汉学家论著,兼涉近代杂志、报纸、统计、报告等无不详为搜集,各种史料多达六百余种。由于作者亲睹清末政教之腐败,对外国列强欺凌中国有切肤之痛,故蓄志阐明中国文化政教源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文化传统,以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这乃是其撰此巨著所秉持的宗旨。全书计分为三编:
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民国,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依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整部著述严谨求实,脉络清晰,在在体现出作者的学术思想与人文情怀。如在《宋儒之学》一章中辨析道:“至宋儒始相率从身上做工夫,实证出一种道理,不知者则以是为虚诞空疏之学。”据此议论可体察出作者是感慨于当时的学风之弊,过度忽略了修己成人的内省功夫。也从另一侧面显示出其刻意打通汉宋壁垒的“会通”观。又如在《孔子》一章中陈义道:“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荡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足历万古而不可磨灭。儒学真义,惟此而已!”从这段述义文字里,不难感受到作者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
《中国文化史》一书,包罗宏富,内容丰赡。举凡典章制度、文功武略、各派学说、文艺教育、民俗宗教、工商技巧、货币服饰、风土民情、特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无不追本求源,究其发展,举其功用,论其得失。著作方法采取夹叙夹议,引进一段原始资料,随即一段评论,有史实有史观,以史立论,论从史出,探源溯流,援古证今,讲明当代典章文物,以达经世致用之目的。
《左传》载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柳氏德行高尚,恪守君子之道,人师经师,厚朴谦抑,行己有耻,可谓醇儒;事功方面,卓然赫然,讲授上庠,育出一批国之栋梁才俊,而主事国学图书馆,视书犹命,有闲章“一生书里活”,为保存、整理祖国文化遗产,鞠躬尽瘁;著述立言,导夫先路,编纂首部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撰述首部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更有传世著作《中国文化史》,实开文化史论著之先河。“三不朽”者,柳翼谋先生之谓也。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
柳氏幼孤家贫,寄食外家,境极困苦。尝自叙在艰难中求学,因无力延师,乃由其母督教,逐日诵习经传子史、古典诗文。天明即起背书,课业不熟,不得食早粥。前后历时近十载,练就一身“童子功”,至是对若干文史要籍烂熟于胸。章太炎先生对之有“博
见强识、过绝于人”的赞语。
柳氏毕生劬学,淹贯坟典,治学范围宽广,若史地、诗文、书法以及图书版本、目录之学,无不兼擅,且巨细不捐,更是近世以还通读完二十四史的少数学者之一。其为学路径由经而史,以治“礼经”入手,造述皆有所本,引证赅洽,不打诳语。治学方法及学术特点,概括言之:一、注重证实,贵在会通,即汉宋兼采,无门户之见。二、承续浙东经世史学之传统,讲究经世致用。三、史学与哲学相结合。史学有哲学深切著明具体之事例,哲学有史学疏通知远抽象之原理,彼此互为观照,两者相辅相成。上述方法与特点,在其代表著作《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二书中得以充分体现。尤其是在被学界誉为“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中国文化史》一书里,更是体现充分。
柳著《中国文化史》,洋洋洒洒八十万言,成稿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始为教学讲义,嗣后在《学衡》杂志上陆续刊载,再其后有书局以著作形式印行出版。主要版本有:1932年钟山书局全二册本;1948年正中书局全三册本;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下册全本。除此之外,各种排印本、重印本不在少数。是著规模宏大,流布甚广,引用资料自六经、诸子、二十五史、历代各家著述,旁及国外汉学家论著,兼涉近代杂志、报纸、统计、报告等无不详为搜集,各种史料多达六百余种。由于作者亲睹清末政教之腐败,对外国列强欺凌中国有切肤之痛,故蓄志阐明中国文化政教源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文化传统,以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这乃是其撰此巨著所秉持的宗旨。全书计分为三编:
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民国,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依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整部著述严谨求实,脉络清晰,在在体现出作者的学术思想与人文情怀。如在《宋儒之学》一章中辨析道:“至宋儒始相率从身上做工夫,实证出一种道理,不知者则以是为虚诞空疏之学。”据此议论可体察出作者是感慨于当时的学风之弊,过度忽略了修己成人的内省功夫。也从另一侧面显示出其刻意打通汉宋壁垒的“会通”观。又如在《孔子》一章中陈义道:“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荡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足历万古而不可磨灭。儒学真义,惟此而已!”从这段述义文字里,不难感受到作者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
《中国文化史》一书,包罗宏富,内容丰赡。举凡典章制度、文功武略、各派学说、文艺教育、民俗宗教、工商技巧、货币服饰、风土民情、特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无不追本求源,究其发展,举其功用,论其得失。著作方法采取夹叙夹议,引进一段原始资料,随即一段评论,有史实有史观,以史立论,论从史出,探源溯流,援古证今,讲明当代典章文物,以达经世致用之目的。
《左传》载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柳氏德行高尚,恪守君子之道,人师经师,厚朴谦抑,行己有耻,可谓醇儒;事功方面,卓然赫然,讲授上庠,育出一批国之栋梁才俊,而主事国学图书馆,视书犹命,有闲章“一生书里活”,为保存、整理祖国文化遗产,鞠躬尽瘁;著述立言,导夫先路,编纂首部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撰述首部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更有传世著作《中国文化史》,实开文化史论著之先河。“三不朽”者,柳翼谋先生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