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注定飞不过沧海: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蒋委员长授命忍辱负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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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节录)
秦德纯
一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的阴谋
日本军阀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借口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之一中队,在整队回防时,突被驻卢沟桥二十九 军部队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指被二十九军官兵劫持进入卢沟桥城,要求率队入城检查。经我方峻拒后,至翌日拂晓前日方调集其丰台驻军,向我卢沟桥城进犯;我方为维护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遂奋起应战,掀起中日全面战争之序幕。
此一持续八年之久的战争,表面上虽导源于一偶发事件,实质上,日人早已处心积虑,进行侵略阴谋。溯自日本明治维新后,接受西方科学文明,革新内政,发展工业,军事装备趋于现代化,国势蒸蒸日上。嗣经日俄、中日两次战争胜利,日本武人,骄纵跋扈,不可一世,遂积极向外扩张。其侵略目标,一为北进占据满蒙,以阻遏苏俄之东进与南下;一 为南进征服中国以驱除欧美势力于中国及亚洲之外,完成亚洲为亚洲人之亚洲,实际上即为日本人之亚洲,借以称霸世界。但无论日本之北进或南进,均以进占满蒙及中国大陆为第一步骤。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是日本侵略我国的行动开始,侵占我东北辽、吉、黑三剩二十一年进据热河省,二十二年春又挥兵南下,进窥我长城沿线之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各要隘。在以上各地激战近三阅月,经谈判于是年五月卅日中日双方签订所谓“塘沽协定”。此时我平津及华北察、绥、晋、冀、鲁各省已陷于岌岌可危之势。
二蒋委员长授命忍辱负重
二十四年秋夏之交,作者奉蒋委员长自庐山来电嘱令前往,遵即遄赴庐山,报告华北态势,并请示机宜。当时奉蒋委员长指示:“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
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旋即返报宋将军,慎密进行,之后与日方表面上之酬酢往还,较前增多。此时国内外人士不明真象,本爱国爱友之心情,函电纷驰,责难颇多,既不能向其说明真象,只有苦心孤诣,忍辱求全,以待事实之证明。主持其事者的精神痛苦确达极点。
经过一年余之艰苦折冲,我中央正在完成统一,充实国防,一本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轻言放弃和平之旨,尽量虚与委蛇。因将北平军事委员分会撤销,何应钦将军调回南京,并将中央之黄杰、关麟征两师调离平津,另调驻察哈尔境。宋哲元将军移防平津,并任命宋将军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绥靖主任。日方又肆其挑拨离间之手段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以分化我中央与地方之团结,希望不费一 兵一卒造成华北特殊化之地位,使在形式上虽隶属中央,而实际则完全受日方之操纵指使。迭经交涉,其和平侵占之狡计迄未得逞。其不得不以武力侵占之企图,已箭在弦上,待机发动。
三七七前夕华北之军政态势
在七七事变前约两年的时间内,宋哲元将军以第二十九 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绥靖主任,所有冀察两省平津两市之政务及驻军统归宋将军节制指挥。当时因军政关系密切,所以行政长官多由军事首长兼任,如河北省政府主席由冯师长治安兼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由刘汝明师长兼任;天津市长曾一度由萧振瀛担任,后由张自忠师长兼任;北平市长由作者兼任,时作者为二十九军副军长。事变前由于日阀之蛮横压迫,无理干预,我政府以正在积极准备国防,不愿过早惹起大战,因将中央部队黄杰、关麟征两师由华北南调,防务完全交由二十九军负责,以二十九军一个军之力量分布于二省二市,又处于国防最前线,兵力颇感单保当时该军共有四个师,共分布情形:①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分布在北平南苑西苑丰台保定一带。②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分布在天津大沽沧县廊坊一带。③刘汝明的第一四三师分布在张家口张北县怀来县涿鹿县及蔚县一带。④赵登禹的第一三 二师分布在河北省南部大名河间一带。
四事变前之折冲及丰台中日冲突事件
丰台密迩北平,为交通枢纽,驻有我冯师混成部队一营。
日军亦基于辛丑条约之规定,在该处驻一大队。曾于二十五 年秋冬之交某日,我军因出发演习,适日军演习完毕回营,两军在马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让路,致起冲突,相持竟日,双方均有伤亡。迭经交涉,终以误会了事。此后日军益趋骄横,屡向宋哲元将军提出华北特殊化之无理要求,同时依附日阀之汉奸潘毓桂陈觉生等复为虎作伥,从中怂恿极尽威胁之能事,均经宋将军严词拒绝。但宋将军系一纯朴厚重热诚爱国之将领,迭经繁渎精神苦闷已达极点。曾于二十六年二月上旬一日告我曰:“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我当即表示不同意并说:“此事绝非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当时宋将军并未坚持,因把回山东的打算暂时搁置。但到了二月二十日以后,日方交涉益繁,压迫愈甚,宋将军以心情恶劣,决定请假回籍,把交涉责任落在我身上,宋将军临行告我两事:“①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 概不予接受。②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谢绝。”我就在这不接受与不谢绝两种相反的原则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应付了四个多月。
自宋将军二月底离平之后,每日均有日方人员前来接洽,平均每天最少一次,或二次。如日本之外交官、武官、特务机关人员,是谈外交的,新闻记者、贵族院议员、及退役大将等,是来采访消息或考查华北形势的,我虽感觉不胜其扰,但抱定任劳任怨之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同时日方更利用离间分化手段,将二十九军分为抗日的中央派,及和日的地方派。认为我是抗日中央派的中坚分子,千方百计的攻讦诋毁、恐吓威胁必欲去之而后快。而日方收买之汉奸且专伺察我的言论行动及我方军事部署作为处置依据。当此内奸外敌交相煎迫之下,我只有戒慎沉着,以静制动,深恐一言不慎,一事失当,俾日人有所借口,致陷交涉之困难。
当即电陈中央请示机宜,旋奉复示大意要在不丧权不辱国大原则下,妥慎交涉,中央定予以负责支持,当即遵照此原则相与周旋。到五六月间已达极度紧张阶段,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
当事变当日下午,我在市政府邀宴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诸先生约廿余人。经报告局势紧张情形,交换应付意见,诸先生亦均开城布公恳切指示。夜十时许散会后,不到两小时,象征我全民抗战的七七 事变于十一时四十分即在卢沟桥开始爆发。
五七七事变的经过与我方的应付
七七之夜,约在十一时四十分钟,我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专员电话,谓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即卢沟桥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我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答复后夜晚二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我即将此经过,以电话告知冯治安师长,及驻卢沟桥之吉星文团长,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同时并令吉团长,派官长侦探丰台方面敌人动态。到凌晨三时半,接吉团长电话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一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我当即对吉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 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并以此处置通知冯师长。
八日拂晓约五点,日军已在宛平城之东面,东南面及东北面展开包围态势,先要求他的外交人员进城,继又要求武官进城,均经我吉团长与王冷斋专员(行政督察专员)拒绝。
日方武力威胁之伎俩已穷,即开始向城内炮轰,并掩护其步兵前进。事前我曾告知吉团长,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距离内(三百至四百公尺)我们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因此日军伤亡颇重。
六战争的持续与扩大
在八日对战时,卢沟桥铁桥上原驻我步兵一连防守,双方争夺铁桥,备极惨烈。曾被日军将铁桥南端占领,我军仍固守铁桥北端。彼此对峙至九日拂晓前,我方由长辛店调遣部队,协同我桥北端部队向铁桥南端日军予以夹击。是夜,细雨纷霏,敌人正疏戒备,我官兵精神抖擞,轻装持步枪、手榴弹、大刀,出敌不意,秘密接近桥南端,将该敌悉数歼灭。
当其被大刀队砍杀时,他们有的卑躬屈节,跪地求饶,所谓皇军威严,已扫地无余。
经过八九两日的战事,双方均增援部队,战事逐渐扩大。
到十日上午,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派员向我洽商,认为事出误会,希望停战会商。结果为:①双方立即停战,⑤双方各回原防,③双方组织视察团监视双方撤兵情形。日方并要求我以保安部队接替吉团防务。于是我们又增加保安队一 团至卢沟桥城内,当时视察日方撤兵情形,仅将其第一线部队撤至预备队之位置,反责我方未撤回原防。我的答复:“所谓原防即战前原驻地点,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即为原防。”当场日方亦无话可说。详察日方之要求停战,其目的在向其国内作虚伪宣传,说日本如何受中国军队之迫害残杀,作为调动大军侵略之口实,实为缓兵之计。
七月十六日,宋将军由鲁返平,主持大计。最初仍拟作地方事件解决,避免事态扩大。但日军大部队已陆续由东北调至天津,势极嚣张,和平解决已不可能。此时,奉中央电令:“应乘机围攻东交民巷日大使馆,以消灭其发号施令台。”
几经考虑,认为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林立,大举进攻,势将玉石俱焚。且东交民巷防御工事坚固,日军武器已较精良,战事旷日持久,恐将陷北平于紊乱,因之决定进攻丰台。
廿五日拂晓,我派步兵一旅,附炮兵一营,向丰台进攻。
上午,战事极为顺利。至午刻,我已占领丰台大部,顽敌仅据守丰台东南端一隅,誓死抵抗。午后四时,日方忽由天津调来大部援军,参加反攻,以致功败垂成。
廿六日,又与日军在廊坊车站激战,双方伤亡均重。
廿八日拂晓,日军调集陆空优势兵力,约计步兵三联队,炮兵一联队、飞机卅余架,向南苑进攻。激战至下午四时,我军伤亡惨重,佟副军长麟阁、赵师长登禹均壮烈殉职;尤堪痛心的是在南苑受训的大学毕业学生,亦参加战斗,伤亡不少。
七移防保定展开全面作战
是日下午宋将军,张自忠师长及作者等,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商讨南苑战事。忽郑大章师长(骑兵师)服装不整仓皇来报:“佟副军长赵师长阵亡,我官兵伤亡特重,他所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退往固安,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我见郑师长态度惊惶,礼貌欠周,我说:“彩庭兄(郑号彩庭),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况,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
郑亦欣然接受。宋将军即同我们商量,尔后的行动方针,决定了两个方案:(一)留四个团防守北平,由作者负责指挥。
(二)留张自忠师长率所部在平津与日人周旋,宋将军、冯师长同作者到永定河南岸布防。正在研究采取何一方案尚未决定时,适奉蒋委员长电令,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镇指挥。宋将军遂决定将平津防务、政务交张自忠负责,而于廿八日晚九点,率同冯师长及德纯等由北平西直门经三家店至长辛店,转赴保定。到长辛店时,围攻卢沟桥之敌炮兵,集中向长辛店车站射击。我们到洋旗外面登火车赴保定。从此伟大的抗日战争,遂全面展开。
宋将军至保定后,奉中央电令,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着将所部开赴津浦铁路北段沧县青县一带,阻敌南下。此时平汉铁践北段保定及其以北地区涿州良乡一带,已由孙连仲将军所部防守。宋将军即派作者同石敬亭将军赴南京报告经过。
抵京后,石至监察院列席会议,有一部分委员对宋将军失守名城,深致不满,应予从重惩处,空气颇为紧张。当经蒋委员长说明:宋将军在平津支持危局,任劳任怨,得保全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使中央有二年时间准备国防,这是宋将军对国家的贡献;否则,华北在二年前已非我政府所有,一场风波始烟消云散。蒋公又令作者转达宋将军,应特别努力作战,因此次战役,并非一城一地之得失,胜负亦非暂时间所能决定,务望坚苦支撑,历久不懈,方是制胜要诀。宋将军感激领袖之伟大宽厚,温瑜优渥,益激励所部奋勇杀敌,效忠领袖,以报国家。
八日本岂能脱卸侵略罪责
自二十四年秋迄七七事变期间,日方在华北既不能以和平手段达成特殊化之目的,乃迭以武力寻衅,迫使就范,最著者为二十五年秋丰台事件,双方军队冲突对战竟日,彼此均有伤亡,结果以误会了事,亦未能完成其要求。至二十五 年西安双十二事变突发,日方在平之松井特务机关长,以幸灾乐祸之心情,告作者曰:“中国由蒋委员长领导已渐成统一,我日方站在睦邻立场,同感欣慰。惟陕西张学良、杨虎城勾结共党劫持蒋委员长,使之失去自由,日方深为惋惜。此后中国失却领导,势必陷于紊乱,且共党亦将乘机坐大,日方为反共大计,实不能坐视”云。其狡然思逞之野心,已昭然若揭。迨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陪侍蒋委员长返京,我国军民欢声雷动,鞭炮庆祝彻日夜不绝,已确证全国人心拥戴之诚。
日方震骇嫉忌,认为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迅即完成国防准备,实日本侵华之最大障碍。因此,武力占领,必须提前实施。于是七七战役遂即爆发。
(选自台湾《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P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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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
王明等执笔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热、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 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它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令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去靦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廷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选自《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
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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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关于中国问题的几个文件
1、日本内阁会议关于处理卢沟桥事件的决定
(1937年7月11日)
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我们认为:不但必须最迅速地恢复华北的治安,并且有必要为了使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以及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取得适当的保障,就是说,现在,军部必须把预先在关东军和朝鲜军方面准备着的部队赶快增援在中国的驻军。同时,在国内也必须动员所需要的部队,迅速派到华北。然而,维持东亚和平,为帝国之素愿,因此,今后坚持不扩大局面、当地解决的方针,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并且,在上述使中国方面道歉和取得保障的目的达到时,当然立刻中止派兵。
2、日本帝国主义派兵华北的声明
(1937年7月11日)
中国方面的侮日行为接踵发生,中国驻屯军对此正在隐忍静观之中。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七月七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而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的方针,努力作局部地区的解决。第二十九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七月十日夜,突然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而且不断增加第一线的兵力,更使西苑部队南进,同时命令中央军出动等,进行战争准备,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从以上事实说明,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
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然而,维持东亚和平为帝国之素愿,因此,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关于列国权益的保全,当予以充分考虑。
3、日军参谋本部决定: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
(1937年7月29日)
一、作战方针击溃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设法使该地区安定下来。作战地区,大概限定于独流镇之线以北。
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
二、兵团的兵力编制及任务
(一)平津地区以中国驻屯军约四个师为基干,击溃平津地方的中国军队。
(二)青岛附近大概以一个师为基干,占领青岛附近,以保护侨民为主旨。
三、指导作战要点
(一)以中国驻屯军进行作战,在平津地区,特别是在以上作战地区,对中国军队尽力加以沉重打击。
(二)在情况不得已时,对青岛及上海附近进行作战。
(三)由于战况的演变,特别是由于和第三国的关系,应以最低限底的兵力,占领平津地区,并策划持久占领。
四、对第三国,应严密警戒,逐步动员必要的兵力,派到满洲。
五、另外以五个师归中央直辖,可以适应形势变化,作好准备。
4、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
(1938年1月11日)
帝国坚定不变的根本方针,是同满洲国和中国合作,形成东方和平的轴心,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根据上述根本方针,处理这次中国事变的最后目标,在于消除以前日、华两国之间的一切矛盾,从大局出发重建两国邦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实现融合一致。首先,为了防止事变的重演,应建立必要的保障,并在两国之间确实约定以下各项:(一)日、满、华三国完全停止类似破坏相互友谊的政策、教育、贸易及其他一切措施,并禁绝可能招致上述恶果的行动。
(二)日、满、华三国共同期求实现文化合作,和防共政策。
(三)日、满、华三国约定在产业经济方面,根据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精神,进行共同互惠。
根据上述方针,帝国特运用紧密结合的政略和战略,力求适当地实现以下各项:(一)如现中国中央政府此时重新考虑而悔悟过来,诚意求和,则根据附件(甲)所开日、华和谈条件进行谈判。
帝国今后如确认中国方面已实行和约条款,则不仅解除上述条件中的保证条款附件(乙),并进而衷心协助中国的复兴与发展。
(二)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三)为了处理这次事变,防备国际形势的转变,并贯彻上述方针,应促进国家整体力量,特别是国防力量的迅速培养和扩充,并设法同第三国保持、改善友好关系。
(四)决心尊重第三国的权益,在对华经济发展上,将专用自由竞争来获得优越地位。
(五)指导舆论,使国民彻底了解处理事变根本方针的精神。在对外宣传方面也是一样。
附件甲
日、华媾和谈判条件细目
(一)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二)中国放弃排日及反满政策。
(三)在华北和内蒙古划定非武装地区。
(四)华北方面,设立在中国主权之下的、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的适当机构,赋与广泛的权限,特别要实现日、满、华的经济合作。
(五)在内蒙古,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和现在的外蒙古相同。
(六)中国应确立防共政策,并协助日、满两国实行同一 政策。
(七)在华中占领地区,划定一个非武装地区;在大上海市区域内,日、华两国共同协作,维持治安,发展经济。
(八)日、满、华三国就开发资源、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讯等项,签订必要的协定。
(九)中国对帝国进行必要的赔偿。
附记:
(一)为了在华北、内蒙古和华中的特定地区起保证作用,在必要期间内驻扎日本军队。
(二)在日、华两国间签订以上各项协定后,停战协定开始执行。
如中国政府诚意执行以上各项条款,对我方关于日、华两国合作互助的理想真正协作时,帝国不仅取消以上约定中的保证条项,并进一步准备对中国的复兴及其国家的发展、国民的愿望予以衷心协助。
附件乙
(一)附件(甲)中的保证条项如下:
一、第三项内的非武装地区。
二、在进行第四项的谈判时,为了保证起见而设定的特殊权益,以及为此而必需保留的机关。
三、第七项内的非武装地区。
四、附记(一),以及有关由此而产生的军事设施、主要交通线的管理扩充的权益。
(二)与媾和有关,应予废弃的约定:
一、《何梅协定》、《塘沽停战协定》、《秦土协定》、《上海停战协定》。
二、在取消保证事项的同时,考虑废除以往所有的对华特殊权益(例如治外法权、租界、驻兵权等)。
(选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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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于 2006-1-13 19:20 

ycz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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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不会被某个政权的得势而篡改的.
王明的文章很搞笑,原来空谈也可以救国,不过在当时却也迎合很多短视者的口味.
我们现在的政府要聪明的多了!!!
回复于 2006-1-13 21:20 

1937.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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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率领毛泽东军团 创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新华纪元.已经56年了.
现今毛主席纪念堂的旧址 就是 明朝的"大明门",清朝的"大清门",民国的"中华门".
1912年,工匠欲节省材料,打算取下"大清门"石雕玉匾,在其背面雕刻上"中华门".结果取下来才发现"大清门"就是在"大明门"的背面雕刻的,换朝不换料的省心省力翻版做法原来已经用过了几百年了,于是,就用木板雕刻了"中华门"挂上.
可见,历史是不能翻来覆去从写的.历史只能是越来越明镜高悬.所以---有人要改写抗战历史请注意:
国民党抗战与共产党抗战,以现在的观念看----就是“国营”与“民营”
“国营”功不可没----因为那是国家资源。
但如蒋委员长在1946年元旦讲话中所言:义和团拳民已经陷国家于百劫不复的地步,在抗战中还有国军以外的军队存在,实在是国家的耻辱。这种片面“国营”主导思想,就如同---在人民公社之外还有资本主义尾巴,实在是给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摸黑---一样,用邓小平的话说:这是一条死路。有多少国家资源也不够赔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如此。
“民营”是胜利之本---因为那是不可枯竭的。
正如毛主席所说:抗战不要担心经济资源,只要人民群众认为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而不仅是为政府战斗],这么大的中国兵源、财源是不会枯竭的,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所以,“民营”不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刀梭镖全面抗战,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小商小贩全面就业,都是胜利之本。这是一条活路。再穷也能光荣复兴。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如此。
然而“国营”与“民营”是互补相依的。共产党抗战坚持团结,所以毛泽东军团最终成为胜利的建国军团。这是历史证实了的。
抗日战争,在"中山门"下的“国营门”与“民营门”历史,已经由历史写成.

日寇顽凶的外部压力使腐朽的民国"中华门"内部崩溃,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集权号召,凝聚不了民国"中华门"内部崩溃之势.在"中华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民营门”.通过这个"门"凝聚了民族革命的洪流,领导着这一洪流的毛泽东军团得民心者必得天下,开创了毛泽东时代新华纪元.
如今,毛主席纪念堂已经历史地屹立于民国"中华门"国基之上,这是记在人民心中的"历史门",是不容翻来覆去改写的,历史的镜鉴只能是越来越清晰明亮,决不能越来越涂抹浑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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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于 2006-1-14 12:16 

1937.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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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