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文化古迹大全

       汉魏洛阳故城在今洛阳市东十五公里处，周武王灭殷后所营洛邑即在此。成王营建成周以后，这里称为下都。起初城的规模较狭小卑陋，春秋时晋国联合其他诸侯国加以扩建。本来在城的东北边的翟泉，也被圈到城内来。为了与王城相区别，后来这里被专称为成周。秦取洛阳后，置三川郡。汉在洛阳置河南郡。

    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后，正式迁都洛阳，在洛阳城内广建宫殿和台、观、馆、阁。另外，为了供帝王游猎，还修建了不少苑囿，例如上林苑、芳林苑、灵囿等。在洛阳城南修建了明堂、辟雍和灵台。明堂是天子的太庙。辟雍是作为“行礼乐、宣德化”的地方。灵台在明堂、辟雍之西，“高六丈，方二十步”，是用来观测天象的地方。现在洛阳汉魏故城南的灵台遗址尚存，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天文观测台遗址。

    东汉洛阳的商业也盛极一时。当时的著名学者王符在《潜夫论》中说，其时洛阳多弃衣经商，市面上多是专供享乐的淫侈无用之物，“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东汉末人仲长统也说，当时的洛阳“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东汉末年，洛阳一度遭到严重的破坏。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三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在洛阳放起一把大火，致使“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秋七月，杨奉、韩暹等奉帝还洛阳时，还是一片惨象。也正是因为洛阳过于荒凉，不堪为都城，所以曹操入洛阳后不久，就挟献帝移居许昌。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篡汉自立，才又营建洛阳宫，并迁都洛阳。魏明帝时在洛阳西北角筑金塘城。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又大修洛阳宫殿，修筑了昭阳殿、太极殿和总章观。同时在芳林园中开挖陂池，引谷水过九龙殿前，由著名机械发明家马钧制作的水转百戏，供皇帝观赏游乐。

    晋代洛阳开始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当时洛阳有三市：一个是金市，在城内宫城之西；另一个是马市，在城东建春门外谷水南，或称牛马市；第三个是羊市，在大城南。据《洛阳伽蓝记》一书记载，洛阳城东门建春门外阳渠北有建阳里，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为晋朝旗亭，“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可见市的早放晚收均有定时。

    随着洛阳城市的繁荣，朝中贵族在洛阳附近开辟的园林也很可观。其中最著名的是晋代石崇的金谷园。在汉魏故城西北金谷涧中，地形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及“水碓鱼池”等，风景极其优美。

    永嘉之乱以后，洛阳又遭到极大破坏，许多宫殿被焚烧，财产被抢掠，城市化成一堆瓦砾灰烬。

    汉魏洛阳城的规模，据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俗称“九六城”。汉代洛阳城，有十二个门，现在这座故城遗址的城垣轮廓还清晰可辨。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实际调查，这座城东垣全长为三千八百六十二点七米，西城垣全长为三千八百一十一米，北垣全长为两千六百米。在东西城垣的南段，还可以看出被洛水冲断的痕迹。

    北魏初期国都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它统一北方以后，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大和十七年（公元493年）

    北魏洛阳城仍是在汉魏洛阳故城的基础上建立的，共有十三门。《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师（洛阳）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这是指洛阳城区和四郊而言。洛阳城内除宫室府曹外，居民住的地方称为“里”。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共有“二百二十里”。这些“里”多为官宦府第，也有的为平民所聚居，例如御道北的延年里有阉官司空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博敞弘丽，诸王莫及”。又如修梵寺北的永和里，里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但是洛阳城东北的上商里（北魏改为“闻义里”）情况就不同了，这里旧为殷的“顽民”所居，北魏迁洛之初，不少朝廷官员住此，互相讥讽，因而纷纷离去，惟有造瓦者留居其内，洛京的瓦器就出在这里。有一首民谣说：“洛城东北上商里，殷之顽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瓮子，人皆弃去住者耻。”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城市的区划已经形成，贫富悬殊的住宅区已经出现。

    北魏洛阳城也有固定的商业区，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城西有“洛阳大市”，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主，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于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车（丧车）为事”。城东有孝义里，里东即“洛阳小市”。城南有“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馆和“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四里，用来安置南朝、柔然以及东北、西北各族的降人和西域的商人。各地的人在这里居住的“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当时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市场。在洛水之南有“四通市”，民间称之为“永桥市”，伊洛之鱼多在此出售。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寺院大增，最盛时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洛阳佛寺不仅数量多，而且建筑雄伟。结构精丽。例如北魏太后胡氏所立永宁寺，内有九层浮图（塔）一座，“高九十丈，上有宝刹复高十丈，总共高出地面一千尺”，距京师百里之外即可望见。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皇宫正殿）。寺内有僧房楼观于余间。著名的龙门石窟也是北魏时开始开凿的。

    自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公元534年）迁邺，发洛阳四十万户北徙，洛阳又开始荒废。后来在不断的征战中，洛阳宫殿、寺院和民居又被付之一炬。

    汉魏时期的洛阳不仅是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我国文化的中心。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这里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著名科学家张衡在这里创造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三国时著名的文学家曹植等建安七子，晋代的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以及潘岳、左思、陆机、陆云等金谷二十四友，都住在洛阳。左思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三都赋》，富贵之家争相传抄，洛阳纸价为之上涨，从此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城东南有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著名书法家蔡邕亲自将五经文字书写在石碑上，使刻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是极可宝贵的古代文献。

    隋炀帝即位后，改洛阳为东京，下久又决定迁都洛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炀帝命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当时因为汉魏洛阳故城荒颓不堪，所以在故城西营建新都，并迁全国富商大贾数万家于此。

    隋朝营建东京洛阳，工程非常浩大。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如此巨大的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居然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隋唐东都城，北倚邙山，南对伊阙，形势非常险要。据唐韦述《两京新记》说，东部城“东面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十步”（应为五十里六十步）。全城有城门十个，南面、东面各三门，西面、北面各二门。城内建有宫城和皇城，都在城的西北角地势较高的地方。宫城在皇城北，称为紫微城，唐初号洛阳宫，”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皇城在宫城南，称为太微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十三里二百五十步”。宫城北又有曜仪城，曜仪城北有圆壁城，皇城东有东城，东城之北即含嘉仓城。皇宫的主体是宫城和皇城。宫城的中央各殿和皇城的正门端门都正对伊阙，全城以此为中轴线，看起来气势非常雄伟。
                           

    东都城西建西苑，“周二百里”。苑内沿龙麟渠建十六所宫院，征集了各地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供炀帝观赏游乐。今洛阳市金谷村以西，到新安县境，北自邙山，南到伊阙诸山，都是隋时西苑之地。

    隋王朝大规模营建洛阳，说明洛阳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隋唐以前，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周建都镐京（今西安市西），洛阳为陪都，东周以后始迁都洛阳。西汉时又都长安，洛阳仍为陪都。但东汉以后，长安因为屡遭战争破坏，关中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要维持京都的费用感到相当困难。京都设在长安，最困难的是运输问题，要把全国各地，特别是富庶的东南地区出产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运往京师，要经过黄河三门峡天险，非常不便。洛阳位居我国的中部，物资转运方便得多，而且从政治上考虑，建都洛阳也便于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因此政治、经济重心从长安转移到洛阳。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动工开凿运河。首先开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今涧西）引涧水、洛水到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东北）引黄河水，循蒗荡渠达淮河。然后又疏浚邗沟，引淮河水达长江，以沟通江淮。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又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到涿郡（今北京市西南）。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又开江南运河，自京口（江苏省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八百余里。运河修成后，洛阳成为全国运河中心，交通更加方便，经济也更加繁荣。

    唐初废隋东都之名，到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称为洛阳宫，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改洛阳宫为东都。后武则天临朝听政，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东都为神都。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唐为周，即以神都为周都，并“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总的来说，唐代洛阳和长安的地位差不多相等，甚至超过长安。

    唐高宗上元中，在东都苑东部修建了上阳宫。宫城的西南隅，是唐代洛阳宫殿中最壮丽的建筑。上阳宫西，隔谷水又有西上阳宫，虹梁跨谷，往来极其方便。高宗末年常居上阳宫听政，武则天后来也在这里主持朝政。从此，上阳宫就成为东都的主要宫殿。

    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在乾元殿的基址上造明堂，凡三层，“高二百九十四尺”。又在明堂北造天堂，高五级，以贮大佛像。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洛阳中州路以北、定鼎路东侧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圆形建筑基址，直径为六十四点八米。这座圆形建筑物建在夯土台基上，其中心部分是一座用青石砌的圆坑，直径为十四点八米。在圆形建筑基址之南，同时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宫殿基址。有人认为，这里很可能就是武则天时建筑的明堂。

    据《唐六典》记载，东都“郛郭南广北狭，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根据实测资料，隋唐东都的外郭城东墙长七千三百米，南墙长七千二百二十三点三米，北墙长六千零三十米，西墙长六千八百九十一点六米。东都城外郭南宽北狭，与历史记载完全相符。东都城内街道、坊里和市场，主要分布在皇城区的东面和南区。由于洛水横贯全城，街坊区跨洛河南北。“三市”是指：一、丰都市，在洛河南偏东，隋为东市，屠二坊之地，唐缩小了半坊。以其在洛水南，改称南市。《唐两京城坊考》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二、大同市，在城的西南部，隋称南市。《唐两京城坊考》说，此市“周四里，市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唐迁于固本坊，改称西市。三、通远市，在洛水之北，称为北市。《大业杂记》说，此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唐显庆中迁于临德坊。三市之中，西市存在的时间最短，长期存在的只有南市与北市。

    安史之乱以后，洛阳遭到严重的破坏。据《旧唐书·郭子仪传》说，这时的洛阳“宫室焚烧，十不存一”。到五代时，梁太祖朱温今张全义加以修葺，筑南北二城，数年后才又兴盛起来。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朱温迁都洛阳。后唐李存勖于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称帝，灭梁后迁都洛阳，以洛阳为洛京，后又改称东都。

 

    宋代建都东京（今开封）。此时洛阳虽然不是都城，但仍为学术中心。例如宋代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就是洛阳人，他们的学派称为“洛学”。另外，司马光、欧阳修等也都曾在洛阳居住。司马光居洛十五年，他的一部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由于一些名流会集洛阳，北宋洛阳的园林也还是很盛的。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记载，当时号称“财雄洛阳”的董氏，在洛阳城中修了“东园”、“西园”两个大花园，里面满是亭台花林。“富郑公园”是富弼新辟的花园，景物最胜。内有四景堂，登堂可观赏一园美景。洛阳花木中最有名的是牡丹，号称花王，洛阳园林中无不种植牡丹。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说过，洛阳“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这些园林到北宋末年都渐渐荒废。后来金人南下，洛阳成为战场，隋唐旧都宫阙，破坏殆尽。金宣宗贞二年（1214年）徒都汁京，兴定元年（1217年）以洛阳为中京，设金昌府。今天的洛阳旧城就是金代修筑的。

    元明清三代在洛阳置河南有。城墙本为土墙，到明洪武六年（1373年）始改筑砖墙。清初对洛阳城又加以重修。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仓皇迁都洛阳。上海停战协定签字后，又迁回南京，而以洛阳为行都。但当时的洛阳根本谈不到什么建设，到处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

    1948年4月5日洛阳解放，从此洛阳开始了新生。1953年以后，洛阳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之一。经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洛阳已成为我国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国家先后在这里建设起十多个大型工厂，中、小型工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现在全市共有工业企业四百二十多个，工业职工十六万八千多人。在涧河以西一千多年前隋汤帝兴建西苑的故址上，建起了一座新城，北面是工厂区，南面是漂亮舒适的住宅区及一些研究机关。涧西现已成为洛阳的重工业区，全国闻名的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铜加工厂、矿山机械厂等都在这里。此外还有著名的耐火材料厂，巨大的热电厂等。在涧河东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军阀吴佩孚的行辕设在这里，现在成了洛阳市的中心，洛阳市人民政府等领导机关所在地。附近有新建的百货公司、剧院、新华书店、邮电大楼、人民银行、国际旅行社等大楼。在市中心的北面和东面，有大型的洛阳棉纺织厂、玻璃厂等。旧城现在主要是商业和手工业区。建国以来，洛阳市的人口增加很快。建国初，洛阳人口不足十万；如今全市人口已增加到五十万以上，若将近郊计算在内，已接近一百万。

    洛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国家对洛阳的名胜古迹非常注意保护。为了对东周王城地下文物加以保护，专门在王城的旧址开辟了王城公园。人们站在公园的假山上，南望龙门伊阙，北瞻邙山，洛阳全景一览无余。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汉魏洛阳故城遗址、白马寺和龙门石窟部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马寺在洛阳城东九公里处，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立的一座寺院。它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被尊为中国的“释源”或“祖庭”。据史书记载，佛教在西汉时已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和博士弟子秦京到天竺（今印度）去取经。蔡、秦二人从天竺带回佛像及后来举世闻名的四十二章佛经。与蔡、秦京同来的还有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汉明帝为了贮藏这些珍贵的经典，特地按照印度佛教寺院的式样，修建了这座白马寺。抿《洛阳伽蓝记》说，因“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

    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到洛阳后，就在白马寺传授佛法，死后就葬在寺内。白马寺东偏院内有摄摩腾墓，西偏院内有竺法兰墓。山门内东侧高高耸立着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元代书法家赵孟写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记载着白马寺的由来。唐、宋及元、明、清各代不断对白马寺加以重修。现存的白马寺大体上是明代重修的规模，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殿、千佛殿和毗卢阁等。



    白马寺东有一座舍利塔，又名齐云塔，为金代建筑。这是一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十三层，中间粗两端细，风格别致，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古建筑之一。

    龙门石窟在洛阳城南十余公里处，它与大同的云岗石窟，敦煌的莫高窟并称为我国古代佛教艺术的三大宝库。龙门两山对峙，西山即龙门山，东山名香山，中有伊水北流，形似一座天然门阙，故称“伊阙”，后来又称龙门。龙门石窟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后就开始营造，中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以及隋、唐各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四百多年之久。据统计，现存窟龛两千一百多个，佛塔四十多座，造像十万多尊，造像题记和碑碣三千多块。北魏开凿的石窟全部集中在西山，约占龙门窟龛造像的三分之一。古阳洞和宾阳洞、石窟寺、莲花洞等，都是魏窟的代表作。古阳洞是支持孝文帝迁都的一批王公贵族和高级将领为孝文帝雕造的，洞高十一米，宽六米八五，深十四米五。早期的造像都在上部，较晚的在下部。古阳洞中北魏的造像铭记字体遒劲，是书法艺术的珍品，现在流传的龙门二十品有十九品出在古阳洞内。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做“功德”而营建的，从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500年）至正光四年（公元523年），连续营造二十四年之久，用工八十万零两千多个。宾阳三洞中，中洞是按计划完成的。洞中的释迦牟尼大佛像，是北魏造像艺术的代表作，前壁入口的两侧原有“帝后礼佛图”浮雕，也是举世闻名的。原图高二米，宽四米，分别以教文帝和文昭皇太后为中心，组成南北相对的礼佛行进队列，构图谨严，雕刻生动，是我国雕刻艺术的杰作，这两幅精品于1934年被外国不法商人盗走，现在分别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和纽约市艺术博物馆里。现在石窟寺的南北两壁的下部各有一幅礼佛图，是北魏孝明帝时所凿，规模也较宾阳洞的礼佛图小。但自宾阳洞的礼佛图被盗后，这两幅便成为龙门石窟仅有的完整的礼佛图了。

    唐代是龙门石窟开凿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唐高宗永徽年间到武则天时候，在龙门的开窟造像活动最盛。龙门石窟中最大的洞窟奉先寺大卢舍那像，就是武则天时候开凿的。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大卢舍那佛通高十七米一四，头高四米，整个洞窟雄伟壮观，表现了唐代雕塑艺术的高度成就。

    龙门东山窟龛较少，时代也较晚。看经寺洞位于东山南部，是武则天时开凿的。洞顶浮雕体态丰润的飞天，四壁浮雕的二十九尊罗汉像神态各异，是现存较早的罗汉群像。在东山万佛沟北崖的千手千眼观音像龛，为唐玄宗到唐文宗时期开凿，龛高二米三七，造像属于密宗，在唐代也是比较罕见的。龙门石窟中，唐代开凿的窟龛最多，差不多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龙门石窟这座艺术宝库，自金元以来就开始遭受破坏。元萨天锡《龙门记》说：“诸石像旧有裂衅，及为人所击，或碎首，或损躯，其鼻目，其手足，或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装饰悉剥落，鲜有完者。”到建国前，由于外国不法商人和我国奸商勾结进行盗凿和反动军队的恣意破坏，很多小佛被盗走，不少佛像残首断臂。建国后，党和政府对龙门石窟的保护工作极为重视。1953年专门成立了保管所，有计划地对龙门石窟进行维修和保护，不少龛窟修了台阶和铁栏杆，以便群众游览观瞻。奉先寺的大卢舍那像等原来已处于极危险的状态，一有震动，即有破坏的可能。近十余年来，采用高强度粘合剂环氧树脂结合工程技术，先后对奉先寺及宾阳三洞等进行了加固，并将崩裂下来的石块进行了粘补，基本上解除了这些洞窟的危险状态，部分遭受破坏的文物也恢复了原来面目。


仰韶遗址 仰韶遗址

地理位置：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中国中部河南省的渑池县。

年 代： 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000年。

发掘年代： 1921年。

简 介： 仰韶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因为首先发现于渑池县仰韶村，故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后来在东起豫东平原，西至青海、甘肃，南达汉水流域，北至内蒙古草原的广大地区，陆续又发现这种类型的文化遗址1000余处。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遗物。仰韶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多为红棕色素底，并涂有黑色或暗紫色纹饰，这些彩绘成为仰韶文化区别于其它文化的重要特征。此外，遗址中还发现有冶炼铜器的遗迹。 仰韶文化地域分布广，延续时间长，按照各地之间的差异又可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大司空类型、西王村类型、大河村类型和马家窑类型。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位于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发现这个遗址，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最厚达4米。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有四层文化层相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

由于以彩绘陶器为特征的文化现象首先在仰韶村现,故命名为“仰韶文化”，从而使仰韶村遗址闻名中外。1961年3月国务院将仰韶文化遗址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位。

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中国和美、英、日等国的考古专家进行国际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数十斤5000年前的米,说明中国农业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

意 义： 仰韶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命名地，也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为人们揭示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主流文化的面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洛阳城西75公里处渑池县仰韶乡仰韶村。面积3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4米，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遗址。著名的仰韶文化即以1921年首先于此处发现而得名。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进行发掘。发掘仰韶及同类遗址所获得的丰富资料，为研究仰韶文化的性质、类型和分期打下了基础。仰韶文化分布于黄河中游，以河南、山西、陕西为中心，时代距今约六七千年。

王湾遗址

简介王湾遗址，中国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为主的遗址，还有少量周代和北朝的遗存。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郊谷水镇附近，西北临涧河。1959～1960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进行两次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存跨越的时间相当长，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3390～前2390年。通过对豫西伊洛两河流域、陕县以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诸相应时期遗址的综合考察，说明王湾遗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证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传承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王湾新石器遗存的文化特征因素中，有一些是首尾连贯，发展变化脉络清楚，阶段分明的，例如素陶盆和鼎等。因此，可以把它区分为6个发展阶段，并进而合并为3期文化。王湾一期文化的突出特征因素是：重唇小口和葫芦口两种成熟型尖底瓶，绘有近似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花卉图案（只有它的“花冠”部分与单元间“界格”部分）的陶盆等。发现有房子、灰坑和墓葬等遗迹。 7 座房子均系地上建筑。居住面有草拌泥红烧土和石灰质物质的两种。墙基多挖槽起建，有的墙基地面上还铺垫大块平整的砾石。共发现长方形土坑墓、小口尖底瓶葬和瓮棺葬76座。有的土坑墓有二层台。成人葬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头向西北，人头骨涂朱现象比较普遍。绝大部分墓葬无随葬品。王湾二期文化的突出特征因素是：彩盆从成熟型“花卉”图案急骤退化分解为

、∽形。除灰坑外，发现墓葬39座，以长方形土坑墓为王，也有少量瓮棺葬，无小口尖底瓶葬，葬俗与一期文化的基本相同。王湾三期文化的突出特征因素是出现陶鬲、陶斝等。一、二两期可以并为仰韶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三期可以称做河南龙山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但是，对3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这一点也不应忽视。

 

孙旗屯文化遗址 孙旗屯文化遗址位于今洛阳市西南郊周山北麓的孙旗屯村东，是一处大型的原始聚落遗址，经发掘清理出大量的房屋残基和窑穴

遗址，其中在仰韶文化层中发现有椭圆形和袋形窖穴，在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文化层中，主要有袋状窖穴。该遗址处还发现有商代遗址主要有葫芦瓢形灰坑。孙旗屯文化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洛阳原始社会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矬李文化遗址 矬李文化遗址 位于洛南古城乡矬李村北的台地上，是一处距今三千至五千年前的先民村落遗址。经发掘清理出有水渠、水井、窖

穴、烧灶和墓葬，也出土了不少石器、玉器、骨器、蚌器以及大量的陶器，分别隶属于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矬李文化可分

为五期，依次为：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煤山期)以及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矬李遗址的文化遗存，证实了二里头文化

是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