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色死神13集:傅作恭(傅作义之弟)的悲惨遭遇

          傅作义兄弟十人,排名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都以“作”字为名首,作义排行老二。他八弟作恭从小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幼年跟随二嫂张金强在太原上学,人说“从小看大”,傅作义就看上八弟是个人才,十分喜爱,精心教诲,希望他将来能够学有所成,能为国家建设作些有益的事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恭正上高中,随学校迁到成都。而后入金陵大学,学的是森林园艺专业。1945年抗战胜利时毕业,回到西安,1946年回到山西老家考察,就看望姑母(笔者祖母)。笔者陪同他到邻村屈村黄河滩头吃杏子,他壮志满怀地说:“咱家这个地方多好呀!河滩可以种植庄稼果树,东面梯田种庄稼,沟里植树造林,这么好的条件,水又能灌溉,完全可以建成山川秀丽的农业风景区。”

　　刚由学校毕业的傅作恭,抱着满腔报国热情,接上姑母到了西安,与亲人团聚,分别八年后重聚,自然是格外亲热。

　　随后作恭去到绥远,见二哥作义谈起他的想法。无奈二哥正在忙于军务,全国内战风起云涌。傅作义很是赞称八弟学成有志。可就是国无宁日,内战烽起,哪有和平建国的条件,只好安排八弟到河套经营一个农场,为发展那里农业生产做点事情。

　　1949年以后,政府任命傅作恭为农场场长,他的许多想法,有些地方不合上级领导人的意图。他对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内行意见有些看法,对于一切必须听党的话的政治化的环境很不习惯,因而心情不舒畅,告诉二哥。遂于1952年把他调到甘肃,很可能是通过邓宝珊(甘肃省长),安排到甘肃省农林厅工作。

　　傅作恭性格耿直,脾气暴躁仍然不适应那里的政治环境,对1958年“大跃进”睁眼说瞎话,大吹大擂很是反感,说了一些维护科学,得罪领导人的话,被划定成“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实际上是进了无期劳改的集中营,

　　傅作义知道了以后很是伤心,很是为难,他又不好回信给带着几个孩子的八弟妹潘翠竹,也深知她在兰州没有工作,生活肯定困难,却又不便多汇钱资助。

　　对于“鸣放”、“反右”,傅作义心里明白得很,不“鸣”吧说不过去,“鸣”吧该说什么话,他十分慎言。曾记得他在一次人代会上发言提到:“我以人民代表身份去到各地视察,发现有些地方对抗日烈士纪念碑保护的不够好……”有人回应说:“你所指的抗日烈士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只好屈在心里任人家瞎说去吧!

　　黄绍竑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被划成“右派”以后还去傅作义家里走动。傅作义婉言劝阻说:“我们都年纪大了,以后就少走动吧。”

        一九五三年二月，傅作恭来到甘肃。鸣放时期，大概放了一点言论，划为极右分子，“享受”最高级别的一类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此时的傅 作恭已经五十五岁了，这位山西大汉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二米八十以上的大个，一表人才，但个儿大消耗也大，一到文边沟劳改农场，粗劣的伙食加上繁重的体力活，很快就使他体力不支，身体迅速垮下来。大半生没受过苦的人，哪受得了这份里外夹攻的消耗折腾？于是，他只得向大哥傅作义救援，写信告急，述说自 己饥饿难耐，劳动太重，顶不住了，希望哥哥伸手援救。但傅作义接信后，不相信弟弟所言，认为这是诬衅党的改造政策，乃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义正词严地回 信训斥弟弟，教育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云云。为此，傅作恭还遭到一场狠狠的批斗。至此，傅作恭绝望了。傅作恭在他妻子潘翠竹前往去看他的时候,刚一见面他怒气没处发,打了妻子一个耳光,而后抱头痛哭。

　　潘翠竹回来,她又没有工作,带上五个孩子,生活已经到了断炊之时,只好上京求二哥帮助,给出个主意往后日子该怎么过呀?

　　傅作义对八弟妹一直印象很好,知道她是个贤惠的女人,如今八弟出了事好歹也得管,他很伤心地对八弟妹说:“老八打你耳光不是打你哩,那是打我哩”,由言有衷,自责无能为力。只好给了八弟妹一些钱,让他们回山西老家,自食其力在生产队劳动度生。

　　傅作义知道八弟妹一个文弱女人,带上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劳力不够生活肯定困难!时而寄一点钱回去。有一次我去北京,傅对我说“老八女人和孩子在农村就是要让人同情哩,我不好多寄钱给他们,绝不能显得一个右派家里比别人强。”

      傅作恭死前，连续八天清晨五点半就得起床去背草掩，第五天上他因拉肚子实在背不动，难友高尔泰先生向管教干部赵来苟求情：“傅作恭是真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黑 屎！”当时夹边沟农场已经出现大批右派犯人饿毙，拉黑屎成为“不行了”的一则信号。然而，这位管教干部却说:“我拉的也是黑屎！谁叫他当右派？他如果不是 右派，就到北京住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傅作恭从国外回来，也不是个好东西！”于是， 傅作恭被逼背着草免继续挣扎走了十几里路，因实在走不动，向赵来苟抱怨：“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赵来苟大怒：“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硬要傅作恭负重前行，傅作恭腿上没劲，寸步难行，无力迈步，赵来苟便叫其他犯人用草绳套勒着傅作恭的脖子，前后各拉一根绳子，逼着傅作恭背 着草强一步步挪走，傅作恭往前倒，后边的人拉一下绳子将他拉起，若往后倒，前面的人拉一下绳子再将他拉起。三天后，傅作恭走到背草兔处再也站不起来，领工 的干部舍不得多费劳力为他，便找来一只草笆子，把傅作恭放上去，由一名劳教分子用绳子拉着，“多快好省”地硬是将傅作恭一路颠簸拉回住地。前兰州医学院教 授、右派分子刘逢举过来一看：“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潘翠竹在老家再苦也要让孩子上学,她盼望丈夫早日能够释放,她哪里知道那儿是个无期劳改集中营,一天一天饿死许多人,她丈夫也在苦苦挣扎,期望二哥能够救他。不料她等到的却是一张丈夫死亡通知书。傅作恭活活饿死在夹边沟,通知书却说是“患病死亡”。

　　对于八弟的死,傅作义不单是难受兄弟之情,他何尝不更多的是忧国忧民啊!他只好写信劝慰八弟妹“……老八已经走了,命已如此,再不叫你牵肠挂肚了,希望你保重身体,把孩子照护好。”

       此时，难以制止的饥饿已在全国广泛扩展，断炊逃荒，饿死人的事已不是在甘肃省或个别地方出现，"各地农民和干部反映饥饿的信件纷纷飞往中南海，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和甘肃为多。无为县的一个干部来信反映，有一个乡一个村的人已基本死绝!他在信中说：'如有出入，甘愿杀头。'（引自《解放军文艺》1993年12期，徐志耕文。）

       一九五八年底，中央高层终于闻知全国大面积死人，在此情况下，中央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派出检查团分赴各 地，赴甘肃的检查团由监察部长钱锳带队，团员有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及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长傅作义向周总理请行，得到批准后随团前往甘肃。深秋的一天，他们 来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在场部听取汇报，傅作义插问：“这里有个傅作恭没有？”一位姓吕的教育股长答道：“可能已经死了。”傅作义再问：“请问埋在哪里？” 场长刘振宇想推托责任：“听说他可能跑了。”傅作义忍无可忍，怒目圆睁：“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五十多岁的人怎 么跑？再说他就是有些右派议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

        此时，傅作恭在背草筏子时因病被折磨死去已半年了，有个姓吕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 

       傅作义问："请问他埋在哪 里?"场长刘振宇还想推脱责任，回答说："听说他可能跑了。"此话引得傅作义狠拍桌子 ，怒目圆睁，批评道："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 

       此次会议， 为了了解情况，也吸收个别劳教分子参加，其中有个叫司继才的，劳教前为建工部第五建筑工程局宣传部长，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此人参加会议后，因为知道傅作恭生前的组长是原公安厅的刘文汉，就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刘文汉。司继才后来回原单位，问题很快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

      且说傅作义发完了火，内心仍很不平静。手足情深，他内心悔恨不已，是觉得自己对弟弟的死负有责任。检查团来到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以后，他已了解到这是个死了很多人的农场。这里让很多人都无法活下去的严酷生存条件，弟弟作恭曾 来信说起，并请求自己的支援，自己非但没有对他作任何帮助，还不相信他信上所说，对他严词训斥。现在弟弟肯定已经死了多日了，场长连他死了的事实都不肯承认。唉，唉，是自己一封又一封信地写信动员弟弟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又是自己让弟弟来甘肃发挥专长搞水利建设。现在弟弟就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活下去的农场送了命，罪责在谁?罪责在谁?如果当年把弟弟留在身边，留在水利部工作，他也不致在这个鬼地方送命。此时的傅作义已是70多岁 的老人，他心中的悲伤真是述说不尽……这是他一生中干过的最追悔莫及而又无法挽回的一大憾事。

         据可靠消息来源，“夹边沟农场原来有 劳教人员二千八百多人，能够回来的只有六七百人，是个零头。”若您愿翻阅一下和凤鸣的这本《经历一一我的一九五七年》（钱理群先生有专评发于二OO四年五 期《随笔》），就会了解什度叫真正的饥饿：因吃生麦子而胀死、一百公斤清漆被全部喝光、吃草根树叶、吃老鼠蚂蚱、生吃牛脑牛肉、掏吃死人内脏骨头、煮食死 人大腿、一具尸体被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与一颗头颅……饥饿中的人际关系亦难以想像──

        “哪怕举步艰难，也要自己挣扎着去打，如果 让别人去打饭，代打饭的人就有可能不顾一切后果地打了饭抢吃个净光。对挣扎在死亡线人的来说，哪怕是被吃掉一两口也是不行的呀！因为这和了许多城菜子的面 条虽然不值几个钱，许多奄奄一息的生命却全靠它来维持呀！每个挣扎在鬼门关上的可怜人，谁都绝不放弃能带来生的希望任何微乎其微的可能，即便是碗边上的半 根面条、半日汤、半片菜叶。我们同屋的四个女伙伴，一向都是自己打自己的饭。”

           可当时并不是没有粮食，并不是必须将粮食限定于每月十五斤，并不是必须让这么多人去熬度那鬼门关，而是“在管教干部心目中，劳教分子饿死若干个，又算什么？！”

         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纪事》，夹边沟是甘肃省一个科级的劳改单位，接受了三千多名右派，结果在所谓的困难期间，在强力推行三面红旗，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搞总路线，饿死几千万人的时代，社会上都要饿死人，所以劳改单位饿死人一点不奇怪，应该说更应该饿死人，因为老百姓都要饿死，劳改犯右派为什么不能饿死呢？但我觉得死的比例不能容忍，三千人中饿死了百分之八十。

        这里被关押的右派不仅仅是余杰所说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也有一些很有名的人，比如从海外归来的、治理黄河的工程师，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傅作义起义以后，写信从美国叫回来一个亲兄弟，本来留在北京工作，因为当时实行联合政府，甘肃省的省长是邓宝珊将军，是傅作义的部下，是起义将领。他给傅作义写信说，我是光杆司令，下面都是共产党的官员，你总得派几个人。傅说，好，我弟弟从美国回来，得到美国博士学位的水利工程师，拨给你吧。当时的“海归”绝不比现在的“海归”不爱国，应该说比现在的“海归”更爱国。结果听哥哥一劝，傅作义又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水利部部长，傅作恭便去了甘肃省，因为甘肃在黄河上游，水利很重要。 

         这位前“海归”——现在的“海归”可能聪明一些了，不会那么傻了——心中一心一意建设新中国，美国的优异条件不要，跑回来了。后来给省政府提了几条意见，打成右派，这种人也跟我们一样的，自己觉得没有罪，所以也就不认罪，不认罪就要改变态度、纠正态度，纠正态度就把你送劳动教养。送劳动教养被饿得奄奄一息，给傅作义写信说，你给我寄点粮票，寄点钱，我吃不饱。傅作义居然这么荒唐，他相信共产党的宣传，就回封信说，粮票也不寄，钱也不寄，我不相信共产党改造你们思想会让你们吃不饱。傅作恭后来饿得野草什么都吃，最后出工走不动了，队长用草绳绑着走，没有拖到住地，就死了。后来甘肃这个事通了天了，惊动了中央，中央决定由政协同人大组织一个调查组到甘肃去，傅作义就主动请缨说，我要参加这个调查组。他心里面想，我有一个兄弟在那儿，我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中央调查组到了这个农场，农场已经是凋零、荒败得不成样子了，只剩下五百多人了，三千多人剩五百多人，死了六分之五。要以法律的观点来看，他们都是没有受刑事处分的，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他们都死掉了，省了两千五百多颗子弹。

        听众：我补充一点细节。我正好跟夹边沟去世的人有一点关系，他们所有去世的人都收到了通知，通知叫做“营障病”。第二个细节，中央工作组不是人大，也不是政协的，是中央监委，而且撤了甘肃的几个人。

       姚仁杰：傅作义就当场问农场的人，我是不是可以见见傅作恭。当地干部就说，他早不在这儿了，早调走了，想回避这个问题。最后，据说傅作义脾气出来了，骂道：“连国民党时代的监狱，也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作为亲属来了，连亲人的尸首都见不到。”有一个医生补充说，中央调查组去了以后，要伪造病例档案，把死去的两千人都要造病例档案出来。这两本书是一头一尾，《往事并不如烟》写的是在政治结构当中上层被划成右派的人的遭遇，让我们更能了解这些人的人格的好的一面，光辉的一面。但他们受苦程度远远不如底层。夹边沟又是最底层的，幸好中国最现在揭露出来的，像夹边沟这样的情况还不是很多，相当一部分介于两者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