蚰蜒咬伤图片:企业界领袖人物应具备的人格形象

企业界领袖人物应具备的人格形象

【6/14/2005 3:26:00 PM】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作者：杜维明
 　　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现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哲学与儒家研究教席教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和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1983～1986年任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任，1986～1989年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1988年荣膺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企业界领袖人物应具备什么样的人格形象？以儒家精神来看，企业界领袖，亦即儒商，应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在为所在公司发展利润的同时，照顾到更宽广的社会。我称之为“企业界的公众知识分子”。公众知识分子不仅在自己的职业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而且有更深刻的人文关怀、更广阔的社会视野。

　　公众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

　　-积极入世的“士君子”

　　公众知识分子这一人格形象不是希伯莱的先知，也不是僧侣阶层，最确切的是儒家传统的“士”。《论语》里“士”的人格形象有三个特色：第一，属于文而不属于武；第二，是经过陶冶以后，七情六欲所展现出来的人格形象；第三，属于民间，不是精英主义，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倘把社会分成服务阶层和生产阶层，士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就属于服务阶层，属于管理、领导范畴，可以上情下达，创造价值，是社会能够凝聚起来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人认为，士是一种依附于现实政治的服务阶层，一定要获得政治的权势才能发挥他的影响。而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儒家所代表的是向现实低头，接受现实，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世界。这都是非常大的曲解。“经世”是儒家最重要的理念，真正的儒者完全入世。虽然他接受了世界，但对于这个世界他有自己的理解，基本上不接受权力结构所运作的机制，而是通过他的道德理念、文化价值改变游戏规则，通过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所造成的张力来改变这个世界。

　　孔子就是儒家典型的士。孔子生逢乱世，当时有很多选择，比如隐居避世，但他选择了入世。他对政治的理解和当时的政权完全相反，有另外一套游戏规则。他认为政治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稳定，使社会的经济条件提高，于是他通过文化、教育，周游列国，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在各种地方宣传他的价值、理念，在社会之中转化社会。从长远来看，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儒家所代表的这一套思想浸润到社会中，在中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儒家看来，这就是“士君子”、“大丈夫”的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等大丈夫有正位，有广居，有大道，他与整个社会的福祉、人民的关切连在一起，“崇道不崇君”。《孟子》里面有一个故事，一个君王对子夏很不礼貌，子夏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三种尊贵的东西：一个是德，一个是齿，一个是爵(权力)。在政治方面，爵最高；在乡党，是齿，也就是年龄最高；在学术界和知识界是德。子夏对这个君王说：“我的年纪比你的大，我的齿比你的高，我的德也比你的高，你只是有爵。你有一，我有二，你不听我的，反而要我听你的，哪有这种事，太荒谬了。”

　　以“为己之学” 发展自己的人格

　　权势之外还有德，以德抗位，正是士的人格体现。儒家认为，位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士以“为己之学”完成自己的人格发展。

　　“为己之学”是儒家特别强调的。“十有五而志于学”，15岁你就可以反省你自己在做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追求的价值是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学”不是说要吸取外界的很多知识或者成为一个专业人才，而是要塑造自己的人格。你可以从事任何专业，可以采取任何途径，但是“学”不是为他人、父母、国家或社会，而是为个人，为了发展自己的人格。

　　《大学》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念：“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不仅是拓展而且是深化的过程，它有内在的一面和外在的一面：外在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在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中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到底格物致知能不能够晋升到诚意？也就是说越有知识的人是不是越有道德？

　　这里，诚意与慎独联系在一起。所谓慎独就是我们对自己独立存在的环境要非常小心。正因为没有任何人在，我们自己和自己对话，因此可以了解自己，这是非常难得的机缘。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德性，内在的德性有时是潜存的，或者只是一个苗头。要使潜存发挥出来，苗头充分体现，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自我认识过程。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地位。心之所发为“意”，这个意是直接的、光明正大的，前提就是要“正心”，心的本身要经过一个纯净的过程。荀子有一个说法：“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虚的心有一种无限的量，永远可以在里面填补、综合。在动荡的情况下，心还是能够保持它的沉静。

　　心静和正心是合在一起的，这一套工夫就是儒家所谓的精神磨练。有了这种精神磨练，才能够发展到对外面的影响-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就是儒家“士”的实践，德是其中最重要的价值，没有德，就不能够构建领导阶层，不能够真正在社会中起极大的作用。因此，儒家的理念并不是有关政治学的问题，而是有关领导阶层如何训练的问题。

　　儒家认为，要发展自己的人格，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掌握四种不同的资源：第一种是主体性资源。为己之学中“己”是主体性的意思，为自己的人格能够充分展现，就要自我认同，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在资源。假如你自己站不稳，没有足够的资源，就很容易被外在的力量所干扰，即使是有为人、为社会、为国家等高远的理想，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残缺，特别是当你要在复杂的凡俗社会中起作用时。

　　第二种是社会性资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公众知识分子所关照的对象，不仅包括他自己的职业、知识圈或阶层，还包括他的理想、全民的福祉。他可能在力量上面只能照顾他自己的生活或者他家庭的生活，不能触及到整个全民的福祉，但是他所关切的是比较宽广的人文，有以人民的福祉为对象的心态和胸襟。这是一种普世性的民本资源。

　　第三种是历史资源。主动自觉地通过历史文化的发展来充实自我。比如，孔子自己对周朝发展出来的丰富文化，如周公老代表的理念就极为向往，他一方面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充分的理解，另一方面以历史作为面向未来的重要参照。

　　第四种是来自天道的超越资源。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开篇即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对儒家而言，充分实现自己，还不足以成为有责任的执家者、有效率的社会工作者和有良心的政治公仆。一个人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无论多么成功，如果不顾天，他的人性就无法充分展示。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天人合一”，不仅面向人文世界，也面向天，达到个人 、社会、自然和天道的相辅相成。

　　人人皆可为尧舜

　　什么样的人可以修身成为领袖人才？儒家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圣成贤。儒家相信命，承认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一定的限制，人有很多方面是不能选择的，譬如性别、出身的地方、父母、小时候受教育的机缘，等等。一般的宗教哲学提倡破除个人所受到的各种限制，比如佛教的出家。但是，儒家传统认为限制的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样把那些表面上看来有限制的条件，转化成自我完成的资源。不管我的智慧多低劣，我的环境多恶劣，我能够发展的余地有多少，自我修炼，完成我自己的人格，都有很深刻的价值--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一个人在他的本性之中都有从私到公的潜力。

　　公和私是一个连续体，我是私，但是我的家庭是公，我的家庭是私，我的社群是公，我的社群是私，我的国家是公，我的国家是私，人类社群是公，人类所掌握的社群是私，宇宙才是公。一定要从私到公，但是私所代表的根源性，不因为公而消散，比如家庭不因为爱国就消解掉。你要扎根在你自己的身体、家庭、社会、国家里，你的族群、语言、性别、出生的年代、所在的地方和信仰，这些限制你的条件，都是使你充分发展的资源。只要努力，每个人本然的善性便会自然流露发用，都可以成为有德之人，实现“仁政”。

　　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它是最低的要求，任何一个人都有仁的理念，都有“恻隐之心”，同时它又是一个最高的体现，是所有价值之首。三大德“智仁勇”、四端“仁义礼智”、五常“仁义礼智信”里都有“仁”。任何一个人，一定要有仁的价值作为雏形，没有的话，基本的做人道理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我在哈佛大学上了一门中心科目叫“儒家仁”，其中讨论人类道德的发展，理性和同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理性更重要，还是同情更重要？　15年前开这门课的时候我问美国的大学生，结果75%的认为理性比同情更重要；但是15年以后，55%的认为同情比理性更重要。

　　从不忍到仁，仁是人与人之间充满同情和理解的沟通。我不忍我最亲近的人受苦受难，这个不忍就体现我的仁，把这个不忍之情推到我的朋友、同事，乃至相识者，甚至路人、外国人、更宽广的世界，逐渐往外推，就达到了仁。正如孟子所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一个经济意义下的人，大概是没有这种“仁政”的，他无需对更宽广的社会负责任，只要不犯法就行。我以为，这种人物不属于企业界的领袖人物，不是“士”，不是公众知识分子，而只是能赚钱的人物。倘若他们成为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的领导人，那对社会的危害就可能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也没有真正的完善市场。有很多人也许通过家庭、关系或其他方式，获得特别多的资本、信息，从而攫取大量利润。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在培养领袖人才的时候，一个人的素质，特别是他的伦理价值、德，是否与他的才相配合，是一个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哈佛商学院以前的目标就是训练一批具备为他所服务的公司创造最大价值的本领的人，教给他各种好技术、专业常识、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技巧。

　　但是近年来出了很多问题，商学院毕业的一流人才在市场中做出了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由此引发了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我们在训练领导人才的时候，才和德能否完全分开？现在哈佛商学院也做出了改变，主要培养的不是为公司创造最大财富的人，而是企业界领袖人物，在为所在公司发展利润的同时，要照顾到更宽广的社会。

　　在如今科学主义大胜的时代，突出的是科学理性，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是最重要的，人文精神基本上被边缘化。在这种环境下，儒家“士”的人格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