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蛹的营养价值及功效:清朝為何在鼎盛時閉關鎖國？（圖）

洋商違旨做生意 1757年中國徹底閉關鎖國(圖)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道聖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這一命令，標誌著清政府徹底奉行起閉關鎖國的政策。兩百多年來，乾隆的這道聖旨一直被視為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後於世界的禍根。那麼，當時正值鼎盛時期的大清帝國，為何會有這種舉動呢？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防範鄭成功反攻，清朝實行海禁政策
原來早在明朝敗亡後，鄭成功等政治勢力一直矢志反清復明，並長期依靠海上力量與清朝週旋。據史料記載，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參與南明政權與清朝的軍事鬥爭；而鄭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請求過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國以來，就一直厲行閉關政策，只不過在乾隆之前，其主要意圖是隔絕大陸與台灣鄭氏抗清力量的交往，並防範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乾隆皇帝
1757年後，清朝只允許外國人在廣州一地進行貿易，圖為當時的貿易場景。
1655年6月，在閩浙總督的建議下，清政府嚴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貿易，違者按通敵罪論處。如果有人膽敢出洋將違禁貨物販往外國，或“潛通海賊(即鄭成功)”，都將交給刑部治罪。人們即使將船隻租售給洋人，也屬重罪。
1662年鄭成功收復台灣後，清政府認為鄭成功能夠多次在沿海襲擊清軍，就是因為沿海人民支援和接濟了他。為了斷絕沿海居民與鄭成功的聯繫，清廷又連下三道遷界令，將東南沿海的村莊居民全部內遷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燬或廢棄，不準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綢緞和絲棉帶出境貿易者，杖一百；若將人口或兵器偷運出境者則處以絞刑。清朝收復台灣後，康熙皇帝在1685年曾一度開放海禁，設立江、浙、閩、粵四處海關，作為對外貿易的窗口。
南巡目睹洋商紛至，乾隆發佈鎖國命令
乾隆即位後，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襲了先祖的政策。18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開始工業革命，其海外貿易日益擴張。特別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強烈渴望尋找機會打開中國市場。當時，在中國沿海的4個通商港口，前來進行貿易與投機的洋商日益增多。與此同時，南洋一帶也經常發生涉及華人的事端，這些情況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覺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殺華僑，製造了駭人聽聞的“紅溪慘案”。消息傳來後，舉國震驚。同時，澳門等外國人聚集的地方也經常有洋人犯案，使一向厭惡司法糾紛的清政府不勝其煩。另一方面，當時的英國商人為了填補對華貿易產生的鉅額逆差，不斷派船到寧波、定海一帶活動，企圖就近購買絲、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熱衷於到江南一帶巡遊。據說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蘇州時，從地方官那裏了解到，每年僅蘇州一個港口就有一千多條船出海貿易，其中竟有幾百條船的貨物賣給了外國人。乾隆還親眼看到，在江浙一帶海面上，每天前來貿易的外國商船絡繹不絕，而這些商船大多攜帶著武器，他不禁擔心寧波會成為第二個澳門。於是在1757年南巡迴京後，乾隆斷然發佈了那道著名的聖旨，並規定洋商不得直接與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廣州十三行”辦理一切有關外商的交涉事宜，從而開始實行全面防範洋人、隔絕中外的閉關鎖國政策。
挑戰清朝封關政策，洋商駕船北上告禦狀
就在乾隆閉關鎖國的聖旨發佈後不久，一起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挑起的訟案，又進一步堅定了乾隆皇帝的決心，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洪任輝事件”。
英國人洪任輝，原名詹姆士·弗林特，當時是東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譯。1755年，在東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輝帶領商船前往寧波試航，希望擴大貿易範圍，開闢新的貿易港。當他們抵達寧波港時，受到當地官員的熱烈歡迎。更令他們驚喜的是，浙海關關稅比粵海關低，各種雜費也比廣州方面少很多。於是，在此後兩年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屢屢繞開了廣州口岸，派船去寧波貿易，致使粵海關關稅收入銳減。兩廣總督等官員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寧波貿易。本就對外商沒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關把關稅稅率提高一倍，企圖通過關稅手段讓洋商無利可圖，使他們不再來寧波貿易。不料英國東印度公司仍不斷派商船前往寧波貿易。頗感無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關閉了寧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廣州一口通商。
英國東印度公司當然不願就此罷休，指示洪任輝再往寧波試航，如達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設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禦狀。接到指示後，洪任輝于1759年由廣州出航，並向當地官員假稱回國，實際卻偷偷地直航寧波。不過，他們的行蹤很快就被清朝官員發現，結果洪任輝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師攔住，無法駛入寧波。無奈之下，洪任輝便按公司的指示，駕船來到天津。在天津，洪任輝通過行賄手段將一紙訴狀送到直隸總督的手中，並由後者轉呈乾隆皇帝禦覽。洪任輝在訴狀中控告粵海關官員貪污及刁難洋商，並代表東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變外貿制度。抱有僥倖心理的洪任輝還幻想這一招會收到奇效，但他大錯特錯了。乾隆皇帝看了他的訴狀後，勃然大怒。他認為洪任輝不聽浙江地方官的勸告，擅自赴天津告狀，不但有辱天朝的尊嚴，而且懷疑他是“外借遞呈之名，陰為試探之計”。結果，洪任輝被驅逐出境，而那位替洪任輝代寫訴狀的中國人，竟落了個被斬首示眾的下場。
乾隆加大鎖國力度，外國屢派使團交涉
洪任輝事件發生後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擾，除了將對外貿易限制于廣州一地外，還必須加強對他們的管理與防範。1759年，朝廷又頒布了《防夷五事》，規定外商在廣州必須住在指定的會館中，並且不許在廣州過冬，不得外出遊玩，甚至還特別規定“番婦”不能隨同前往；而中國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聽商業行情。
在此後的近百年間，為了打破封閉的中國市場，歐洲諸國如沙俄、英國等國曾多次向中國派出使團，試圖說服清朝皇帝改變閉關鎖國的國策，但都無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國向中國派出的馬戛爾尼使團，無疑是最著名的一次。儘管英國為了達到外交目的，進行了充分的準備，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但乾隆皇帝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回信中卻表示，中國物產豐盈，無所不有，不需要增強對外貿易，從而徹底關上了中國的大門。最終在幾十年後，雙方不得不通過另外一種方式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