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硅谷”胎动“中国创造”

    两年前，段江开发了一款与图像处理有关的应用软件，一举在风靡世界的苹果软件应用商店（App Store）的销售排行榜上进入了前20名，被它甩在身后的应用程序超过10万个。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以为这位拥有多项国际专利的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后会顺势拉上一笔投资，然后在硅谷创业，谁也没有料到他最终会将事业的起点放在成都高新区。

    如果是10年前，这可能成为一则新闻。据说在1997年，成都市有关领导曾对高新区一位负责人说，什么时候能请10桌海归吃饭就好了。

    但在现在成都高新区的科技企业孵化园里，由留学人员和博士创办的企业已经有314家，如果算上本土创业者，这个数字将变成1500家。

    袁旭开始“创业”的时候还只是个14岁的初中生，出售的是网络聊天室中需要的一款虚拟道具。那一次他赚了20万元。如今在成都高新区的孵化园大楼里，他开发的新产品是一款叫做迅游的网络游戏加速器，据说其核心技术领先竞争对手达3年。因此而吸引来的投资者包括：金山在线总裁朱传靖、奇虎董事长周鸿祎以及4家著名风险投资公司。

    事实上，最近两年成都高新区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的企业部部长焦险峰多了一项工作，负责接待接二连三找上门咨询企业情况的风投公司。这些嗅觉灵敏的投资客觉得，这里的创业者“潜力实在太大”，以至于有人曾笑言高新区里风投会“疯投”。

    当然，对企业发展潜力更高的肯定方式或许是收购，高新区内一个叫彭海涛的年轻人，用100万元的启动资金创办了一家网游公司，不到3年，被网游巨头盛大以近亿元收购。他随即创办另一家网游公司，又3年，还是盛大，这次的收购价将近1.4亿元。此时彭海涛刚满26岁。

    在这个拥有24家孵化器、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全国最大科技企业孵化器群体中，“奥拓变奥迪”的奇迹已司空见惯。前一年，还是几个20多岁年轻人领导、雇员数不超过5个人的科技初创型企业，后一年，或许就会拥有与世界级企业较量的底气。

    2002年，掌握嵌入式系统研发核心技术的魏波只身一人来到成都高新区创业。最近，他的新公司投入运营，不过，美国是分部，总部在成都。

    2004年，从新加坡留学归来的邹铮贤在一家8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搞起了“IP核”技术的研发。如今，研发团队变成了150个人，即将成为全球首批推出USB3.0技术的公司之一。

    “除了政策、资金上的优惠，高新区还具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独特优势，那就是这里的科研人才积淀。”段江说。

    位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的毕业生中，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人数累计达3000余人。其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出国镀金归乡淘金的路线。在段江的公司里，技术总监就是从微软跳槽而来。在这些年轻人看来，与企业共同成长远比与企业共同老去更让人兴奋。

    被频频提及的成都高新区特质之一，是它“尊重创业”的政府文化。有这样的故事在创业者中间口口相传：为了给一家叫做欧讯的企业腾出足够大的办公空间，高新区技术创新服务中心起步区孵化园管理部的员工让出了自己240平方米的办公室，集体搬到了楼下10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

    早在1996年，高新区就建立了技术创新服务中心。一座5层的小楼拔地而起，成为高新区的第一个孵化园。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是，小楼旁的高棚大道被更名为高朋大道。

    而随着近年来高新区的比较优势逐渐凸显，一些评论家为其冠上了“西部硅谷”的美誉，而高新区里年轻的中国企业家们也在这个转型时代被寄予了特殊的期待。

    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辍学创业的袁旭被称为“中国的比尔·盖茨”，不过，这个喜欢穿板鞋和牛仔裤上班的年轻CEO表示自己更希望成为“第一个袁旭”，而不是“第二个盖茨”。

    他从不刻意掩饰自己的野心，尽管现在的公司规模不足百人，但他已经专门聘请了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来做市场总监，并一度把MSN签名改成了“抢钱抢人”。

    而31岁的段江同样雄心壮志地设定了自己的企业愿景，即建立一个“基业长青的世界级影像公司”，为此他将公司的名字取为“恒图”。

    去年，全球著名图像管理公司ACD Systems的前任总裁专程到中国会见段江。这个50多岁的老江湖告诉段江，恒图公司的产品让他兴奋不已，自己愿意做恒图的全球销售总代理。

    就在今年年初，段江获得了一套技术创新中心提供的240平方米左右的免租金办公场所，位置就在起步孵化园那栋最老的孵化楼里。

    这个月底，他的公司便将在这栋老楼推出3款上线App Store的图像处理软件，他相信自己会再次大获全胜，尽管这一次他要面对的对手大概有40多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