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花呗客服电话:秦伯益：那个不变的才是我自己

秦伯益：那个不变的才是我自己 发布日期：2010-09-10　 来源：健康报　 　　我要评论(2) 更改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在人民大会堂人文论坛上“高谈阔论”。 　　在井冈山黄洋界饱览风光，品味历史。 　　1957年留苏期间，与夫人陈家佩教授合影。  
　　他自幼酷爱文史，却成为我国药理、毒理学领域成就斐然的科学家；他在古稀之龄完成了从科研工作者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漂亮“转身”，从应试教育到应试科研，从科技浮躁到创新贬值，他对我国科教体制改革作出的论断，每每切中肯綮，发人深省；他在72岁时正式请求退休，迄今为止是全国两院院士中唯一获准退休的人。获得“自由身”的他壮游山川，遍览群贤，创造了一次新的“前无古人”的纪录。

　　院长、院士、将军，科学家、自由撰稿人、旅行家……对他来说，改变的只是外在的身份，不变的则是骨子里始终放不下的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爱之深、忧之切的责任与担当。

 

　　“专家论道，名士行吟，有沛然文采，兼儒雅精神”，这是网民对秦伯益院士的一段点评。秦伯益学养深厚，博古通今，其文史功底在中国科学家群体中卓尔不凡。有人统计过，在他一篇不足4000字的文章里，引用诗词多达10余次，引古典竟达30多处。

　　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浓郁书卷气质的文人，却身处军旅与一般人眼里深奥枯燥的毒理、药理打了一辈子交道。

　　但秦伯益从不后悔当初自己从医的选择。他永远忘不了，1944年的一天夜晚，日本侵略者实施灯火管制，十里洋场一片漆黑，身患重度肺结核、带着一家人在上海沦陷区过着亡国奴生活的父亲把他叫到床边，给年幼的他讲述着陆游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那一刻，父亲悲愤交加，我无语饮泣。”秦伯益对记者说，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有着祖国山河破碎、家庭风雨飘摇的经历，报国兴邦成为他们一生的理想和追求。选择从医，或许不是完全出自个人兴趣，却是当时他和父亲都认可的可以用良知去实现济世理想的一条务实之路。

　　■“风雨晨昏人不晓，个中甘苦只自知”

　　在有着“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人文传统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秦伯益接受了5年正规而严格的医学教育。在我国药理学先驱张昌绍教授等人的影响下，临近毕业时，他强烈地萌发了想从事药理学、研发新药的念头：“抗生素发明前，手外伤感染后不少人的手要被切除，可是青霉素发明后，很多人的手就可以保存下来！”

　　毕业时，教育部给了上医一个去苏联留学的药理学名额，秦伯益有幸被选中。“如愿以偿，喜出望外”的他仅用了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副博士学位论文，得以提前回国。对回国的工作，秦伯益曾做过种种设想：或搞教学，或做科研；或在首都，或到基层……但唯独没想到会分配到部队里。命令下来，别无选择。怀着一腔报国的责任感，秦伯益走进正在铸造“和平盾牌”伟业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此投身于国防工业毒物、军用毒物、神经性毒剂预防药物等的研究中。

　　从1960年到1980年，整整20年，他基本上与世隔绝。在接受了保密和奉献教育后，他基本没有参加过国内外学术活动，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70多篇科研总结至今深锁保密柜。

　　“风雨晨昏人不晓，个中甘苦只自知”，秦伯益用这句诗记录了自己以及那个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埋头苦干、不计成败利钝的虔诚和痴情。

　　为了获得精准的试验数据，他们常常要不分昼夜地置身于被各种毒剂充斥的实验室，而相应的解毒剂就备在手边，随时以防不测；试验中也常常会被狗咬伤，单是狂犬病疫苗，秦伯益就打过两次。选用一个新药前，科研人员往往要“以身试药”。为了验证新药福定碱的临床效果，秦伯益首先试服。从2倍量、4倍量到6倍量，他不断给自己加码，直到服用到8倍量（这也是该药被记录的最高服用剂量），出现面色苍白、手足冰冷、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症状时，他才停止了在自己身上的试验。他后来写道，“这一天我很难受，也很高兴。难受的是躯体承受了多种不适，高兴的是发现此药作用时间很长，因为这类药作用时间越长越好”。

　　1965年至1972年，由于政治运动，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恢复科研工作甄别平反时，很多人为了平反结论上的片言只字而上下奔走、劳神费力，秦伯益却心疼那逝去的7年宝贵时光，任凭组织去纠正，自己则“专心致志，别无他顾”地埋首科研。这使他一口气在15年里做出了3项获得国家级奖励的重大科技成果。

　　■“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会做的事情”

　　科研上的突出建树为秦伯益赢得了一连串的头衔和荣誉：1987年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88年领少将军衔；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

　　当他人向秦伯益投去羡慕的目光时，他却开始以人生和社会意义来考量权力、地位和名衔的价值。

　　院长上任伊始，他曾在全院干部会议上讲过３句话：“我没想当官，我不怕当官，我不怕丢官。”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秦伯益并不排斥当官，他说，“做官，需要特殊的本领，即管理科学。能够把做官与做学问和谐地统一起来，为民造福，这有什么不好呢？”

　　在全军最高医学科研机构的领导位置上，他当了3年又3个月的“官”。为了突破医科院发展的诸多“瓶颈”，如发展模式、科研体制、人才建设等难题，他深入实际，内研外调，写出了4万字的形势分析报告，明确了医科院今后发展的方向。

　　当选院士后，他同样抱着求真务实的热情投入工作。在当选院士的最初几年，他几乎兼任过国家和军队医药界各种评审机构的评委，社会兼职一度达到了二三十个。但渐渐地，他的目光开始变得凝重起来，他发现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简单，“有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管理中繁琐体制造成的无效劳动，有些是别人想借重‘院士’的招牌以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在发表于2002年《光明日报》的《院士不是花瓶》一文里，秦伯益不无自嘲地列举了自己作为院士的种种尴尬：“开大会时请我坐主席台，让大家见见面；颁奖会上请我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新闻发布会上请我正襟危坐，让记者扫一下镜头……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辞，嘴上都是不关痛痒的话……” 

　　当地位和名衔不能让他真正发挥人生价值，相反却成为心中的负累时，他毅然作出了不当“花瓶”的选择。他开始不断打报告请辞，第一个报告他辞了6个职务，第二个报告去了8个。与此同时，他多次表示“谢辞各种应酬，社会兼职只退不进”，并声明“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会做的事情，不做不必自己做的事情”。

　　2005年，在他72岁时，秦伯益正式获准退休，成为迄今为止全国两院院士中唯一获准退休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退休计划，他早早就做好了培养接班人的工作。

　　采访中，他对记者说，中国科学家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影响，一直提倡活到老干到老，要老当益壮，这在过去人才紧缺的时代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你要干到老，年轻人怎么办？有些教授，尤其是院士，动辄上主席台讲话做指示。你离了自己的专业，还懂什么？”

　　秦伯益很早就思考过自己的老年生活。他曾对同事说：“人总是会老的。当我感到我做不过自己年轻的时候了，我就不做了；当我感到我做不过现在的年轻同志了，我也不做了。”

　　■ “说真事、讲真话、吐真情、求真理” 

　　2004年，秦伯益的《漫说科教》一书出版。这本直面现实、追问“科教兴国，谁兴科教”的专著被业内学者称为一本有分量的“治国策”。在前言中，他对读者坦诚相告，这是他在“专业领域以外写的第一本书”，由此，他将“换个活法”，完成自己人生中最后一次角色转换——从科技工作者转换成自由撰稿人。

　　“变身”后的秦伯益开始在另一个更加开阔的人生舞台上挥洒自己的才智。除了“自由撰稿”以外，他还应邀在各地做报告，以独立坦诚的姿态“自由发言”。

　　他批评科技创新庸俗化，“处处创新，事事创新，人人创新，有那么多创新吗？比如说外科手术阑尾炎都是右下腹切口，现在有个医生说在左下腹切口也可以把阑尾取出来，这是创新吗？”他认为，这种为创新而创新严重干扰了规范性的工作。

　　他倡导科技评价体制改革，“科学评估应该靠社会实践的检验，长官意志、专家武断、媒体炒作都应在必须改革之列。如果这种评估体系不改革，中国的基础研究就没有希望。”

　　他与汪成为院士以“五同”来概括科研协作中的“怪现状”：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定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室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他呼吁，中国人传统的那种“盯住上家、卡死下家”，“我不和也不让你和”的“麻将文化”该彻底摒弃了。

　　他认为，“社会浮躁起源于政治浮躁，接着导致经济浮躁，当进展到科技浮躁时则是整个社会浮躁的全面反应。”

　　言辞真切，鞭辟入里，幽默深刻……这是很多人听完秦伯益演讲之后的感受。《漫说科教》一书的扉页上有徐匡迪院士题写的12个字：“说真事、讲真话、吐真情、求真理”。这12个字正是秦伯益最看重的为人品格，也是他全部的人生底色。

　　盐酸二氢埃托啡是秦伯益历时14年挑战传统观念研制成功的一类新药。但该药上市后因管理不合理，一度造成了在吸毒者中的滥用。在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时，秦伯益将这一事实如实写在材料上，他对单位领导说：“你们千万不要抹掉，这是实事求是。”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不久前去世的学者任继愈先生曾这样评价秦伯益：“是一个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既忧国忧民，又有军人的爽直。”

　　秦伯益出生于深孚名望的江苏无锡秦氏家族，是距今900余年的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秦少游）的第36世孙。在一个人文传统深厚的家族里成长起来的秦伯益，自幼喜爱文史，加之读书时又受到有百年历史的无锡辅仁中学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生命中永远的精神追求。

　　2005年1月24日晚，《新闻联播》结束，天气预报称当晚西安有雪。秦伯益连忙对妻子说，要去西安，旋即轻装赶坐当晚火车离京,为的是在大雪天于陕西蓝关古道，感受1186年前唐朝韩愈被贬出京时的场景。

　　当年，韩愈因上疏《论佛骨表》被贬潮州刺史，连夜冒雪离开长安。在蓝关古道，他写下了感动过无数千秋士子的名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

　　自上世纪60年代初读到此诗，半个世纪以来，秦伯益独自吟诵这首诗不知几多遍，每次都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

　　秦伯益从小受父亲熏陶，爱看清官戏，喜读罢官诗。那种才学被压抑和埋没的苦闷和痛楚他总是会感同身受。而令他在内心里肃然起敬的是正直文人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铮铮风骨。在文章中，他这样评说郑板桥：“当他晚年知道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时，就‘质本洁来还洁去’，决不与官场其他僚属同流合污，屈事权贵……他不计旁人的贬褒损益，不顾周围的闲言碎语，直道而行，直言面世。”同样，他如此解读因不肯随俗而逐步被官场淘汰的苏东坡：“他始终保持着一股浩然正气，屡受打击，却始终没有扭曲自己的人格，没有迁就恶浊的环境，也正因为如此，成就了今天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全能型文化名人。”

　　而在秦伯益的人生道路上，父亲更是身边的一个现实榜样：抗战胜利后，父亲“宁可当名律师，不当红律师”，坚决不因“赚钱”而为汉奸辩护。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秦伯益说，不同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会有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最令人不齿的是像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描写的那种人：“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本版照片由秦伯益本人提供)

 

　　■记者手记

　　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已基本谢绝媒体采访的秦伯益院士答应“一起聊一聊”。

　　秦伯益院士属猴，自言“清猿啼在最高枝”。在他身上见不到任何的世俗之气，流溢在他周身的是一团正气、清气、洒脱之气。

　　摆脱了名缰利锁的羁绊，秦伯益院士的晚年生活充实而快乐。在各个论坛“高谈阔论”之余，他还在古稀之龄毅然决然地开始了生命的远行：谢绝一切接送和陪同，不参加任何旅游团，自费将我国已命名的全部“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首批国家遗产”、中国历代相传的“天下第一”等独自游遍。

　　2009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秦伯益游记——美兮  九州景》。这是秦院士10年壮游后出的第一本书，其中的2568张彩照张张都是他亲自拍摄所得，40篇散文全都出自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在内容设计以及写作体例上也都是一次创新，留存了一份世纪之交我国主要名胜古迹的记录。有学者评价道：“秦伯益以一个学者的方式，以一位游历者的心态，以传统知识分子的视角，以个人之力完成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壮举。”

　　翻阅秦院士这本厚重的游记，我眼前常常会出现一位古稀老人拖着行李箱，沐风栉雨默默行走在山川大漠间的情景。他的身影或许是落寞的，但他的内心定是丰盈而自得的，“可以专心致志地与自然对话，与古人对话；可以在峰林峡谷中成天流连，在一片海景前整日凝神……看到得意时可以由衷欢笑，忆及动情处，可以畅意垂泪。”

　　这或许早已不是普通人眼里的“游山玩水”，他是在用自己生命最后的可以自由行走的时光，用一颗炎黄子孙的赤子心，去感知奇伟瑰丽的祖国山河，感知中华文明的血脉和气韵，感知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对秦伯益院士来说，生命的角色或许有不同的演绎，但家国情怀却是永远不变的主题。

 

　　■对话

　　“钱学森之问”与“诺贝尔情结”

　　记  者：如今，学界在热议“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建国后我们没有培养出能真正走向世界的科研人才？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秦伯益：1949年建国后，教育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如大学多了、规模大了、设备好了等等，但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

　　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文化统帅了一切。运动不断，批斗不止，秩序混乱，斯文扫地，大学学术文化难以坚守，大学精神不再崇高。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特征的市场文化又冲击着学术文化，使原本讲道德、守诚信、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开始走样、变味。

　　除此之外，中国固有的官场文化和世俗文化，甚至市侩文化也在侵蚀着学术文化。当教育改革在“教育产业化”、“应试教育”、“大学扩招”、“高校合并”等方面有失误时，大学无法保持传统，大学精神再受伤害。

　　“钱学森之问”反映的是中国学术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缺失。治大学应该同时治社会，而大学精神的回归应该先于社会，优于社会。

　　记 者：与“钱学森之问”相伴随的还有国人的“诺贝尔情结”。总有一些学者在预测中国何时会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此，您如何看？

　　秦伯益：中国人不是不聪明、不勤奋，在国外成才的也很多，但近些年不会有特别拔尖的人才出来。因为在应试教育体制下，人的创新思维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冒出来的话，应该是一个人才群体。就像日本，一开始并不是奔着诺贝尔奖去的，而是致力于把经济搞上去，把应用科学发展起来。现在每隔两三年就会有一个诺奖获得者出现。这也就是我特别想强调的创新文化建设问题。科技创新一定要有创新文化做基础。你不可能在文化上要求大一统，要服从组织，保持一致，而在科研上去异想天开。还是陈寅恪的那几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这个，就谈不上创新。

 

　　■秦伯益小传

　　著名药理、毒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

　　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56年赴苏联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攻读药理学研究生。1959年获苏联医学副博士学位。1987年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98年荣获总后勤部“一代名师”称号。

　　曾成功主持研究神经性毒剂复方预防片（85号），其中３个新药均为中国创新药物，其预防效价至今居国际领先地位，该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开展华南马尾杉活性单体新药福定碱的药理研究，发现福定碱对真性胆碱酯酶的可逆性抑制作用，证实福定碱的综合性能优于氨基甲酸酯类药物，该成果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主持研制成功并获中国批准生产的第一个麻醉性镇痛药盐酸二氢埃托啡，该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八五”国家科技攻关专题阿片类戒毒药物研究，研制成防复吸药国产纳曲酮，该成果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主编《新药评价概论》，著有《漫说科教》、《美兮 九州景》等。

 

　　书斋里的诗意人生

　　秦伯益院士的书房，是他人文修养以及精神世界最好的展示。

　　书房的一面墙上挂着程天民先生赠送的书法，联句由秦伯益照安徽滁州琅琊山上的名联改就：“花间坐消无事福，灯下补写未完书。”

　　上下七层、里外两排方便实用的大型书架由秦伯益院士自己亲手设计。20个书架承载着上万册藏书，政治、历史、文化、哲学……分门别类，充分显示了他的阅读视野。

　　引人注目的是书柜中那些散发着古朴气息的线装书。其中的很多图书是“文革”结束后秦伯益从北京琉璃厂“淘”回来的。他花了一年半的业余时间，把资治通鉴和四书五经全部通读了一遍。他说，要想真正了解中国，需要这样大部头的著述“打底”。

　　在卧室兼书房，秦伯益院士指着床旁边的一张转椅说，从“五七干校”回来，他置的第一个家具就是这张转椅。当时花了120多元，是他一个半月的工资。在这张如今看来已显老旧却依然舒适的转椅上，秦伯益一坐就是近40年。他知道，无论外界如何喧嚣，只要手捧书卷，置身其间，心灵就能得到最好的安顿。

　　书房的台灯总是整幢楼里熄得最迟的那一盏。书桌上方悬挂着的照片是他在新疆沙漠中拍摄的三棵胡杨树。这些历经风雨沧桑而顽强不屈的胡杨树，是秦伯益在寂寥的深夜里伏案写作时最好的陪伴。

　　记者采访时，秦伯益院士正在埋头撰写《美兮  九州景》的姐妹篇《壮哉  中华魂》。他说，预计今年底前他可以完成80篇初稿的写作。

　　他的书架里摆放着３只分别做出“捂眼睛”、“捂耳朵”、“捂嘴巴”姿势的顽皮小泥猴，名字也相应的叫做“不看”、“不听”、“不说”。有朋友看到这些小猴子，曾笑着对秦伯益院士说，“这可不像您，您可是又看、又听、又说啊！”

　　退休后沉浸在书香世界里的他，比以往更加热切地关注着“火热的现实生活”。他甚至在家中的卫生间专门设计了与电视机相连的音响，以便随时了解时事新闻。采访中，他和记者谈《蜗居》，谈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谈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娓娓道来，一语中的。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杯清茶，三两知己，谈古论今，直抒胸臆，在秦伯益院士那里，书斋里的人生是诗意的，也是快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