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必净效果怎么样:战后日本右翼：仅仅是“少数分子”吗？

近代日本民权的确立、国权的伸张、政治的清明，背后都有右翼势力的影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右翼乃是日本国民的别动队。

一

最近数十年，每当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之时，中国的多数学者都会提到“少数日本右翼分子”或“一小撮日本右翼势力”的破坏作用。他们确信无疑地评论说，日本右翼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有预谋、有步骤地破坏着“中日友好”，因此我们不能让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同“日本人民”讲友好，就要同日本右翼做坚持不懈的斗争，云云。在这样一幅画像中，日本右翼被视为绝对的“恶魔”，他们对内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外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由于这种分析仿佛证据确凿地指明了恶之所在，它或许会给人们一种安心感。不过，仔细品味一番，总感觉这种论述有点似曾相识——善良的人民群众与极少数敌对分子，这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关于自己的认知模式吗？将这种模式延伸到现代日本社会，这种日本理解是不是自我蒙蔽？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上述冠冕堂皇的议论，日本国民的代表——而非无法发声、仅仅作为“被代表”存在的“日本人民”——首先提出了抗议。我们随意举出一例。2006年，时任官房长官、其后成为首相的安倍晋三与当时的财务大臣谷垣祯一有过这样的对答。谷垣发问道：“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在向（中国的）国民进行说明时将战争责任与一般的日本国民区别开来……你是如何考虑的呢？”安倍对此回答说：“将日本国民分成两种人也许是中国的理解，日本方面并不是这么理解的。这种议论是不是有点阶级斗争史观的味道啊？”（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1页）安倍从正面完全拒绝了中国加诸其上的特定认识，并且还不忘嘲讽一句。

对此中国学者可能会进一步辩驳说，安倍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中的一员，他自然要维护自己错误的历史认识。历史认识问题这里暂且不论，这种反论引发出的难题将是灾难性的：如果日本国民的代表亦即日本政府由右翼势力把持，那么同日本右翼的斗争不就意味着同全体日本国民的斗争吗？上述从“少数日本右翼势力”出发的日本论述，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日本右翼？

二

其实，倘若以公正的、而非意识形态化的态度面对历史事实，我们自然就会得到准确的答案。在这个意义上，堀幸雄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干净的历史画面——一幅关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叙述。这部通史告诉读者，明治改元（1868年）以降，日本右翼势力始终都是日本国民国家乃至帝国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发挥了独特的政治作用。关于这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得失，作者并未讨论，因而我们这里也存而不论。读者首先可能感到好奇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究竟为何物？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本书虽然未专门讨论这些问题，但从其事实叙述中，我们可以抽象出两点要因，即日本右翼具有高度的行动性与思想性。

第一，日本右翼的首要特征是富有行动能力。这种性格的根本成因在于，其主体源流乃是明治维新前后的下级封建武士。如同历史学家指出的一样，明治维新主要是日本武士阶层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内秩序重构。不过，在维新政府成立后的政治改革中，武士阶层除了部分进入政府之外，其他则成为无枝可依、自由浮动的浪人。这种阶层的变动的意义立刻显现了出来——这些试图为天皇的新政府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不得不在社会、在民间开辟另外一种政治舞台。因此，1873年因主张武力征讨朝鲜而被迫下野、其后举兵反叛并失败自杀的明治开国元勋西乡隆盛（1827-1877）被视为右翼的源流，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在民间展开政治活动的右翼力量，因武士阶层特有的行动能力，竟然成为此后日本政治生活的一种特殊力量，这一点是维新政府始料不及的——右翼团体首先是作为政府的政治对手存在的。从《运动史》中可以得知，以头山满（1855-1944）为核心结成的日本第一个右翼团体玄洋社，其主旨是参与当时风起云涌的“自由民权运动”，致力于“开设国会”，试图向天皇制政府要求“人民的权利”。换言之，正是在日本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中，右翼势力集结起来，成为向新政府施加压力的政治团体。其后，玄洋社逐渐由主张“民权”转向为“国权”，要求明治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外扩张、侵略政策。这种对“国权”的诉求，成为此后右翼与日本历届政府紧张乃至对立的根本要因。

在与政府的对立过程中，右翼展现了极其活跃的行动能力。除了一般的集会、游行、示威、抗议之外，最令政府棘手的就是暴力暗杀活动。1888年，新政府正在与西方列强交涉，试图改正幕府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既然是谈判，自然不免有妥协之处，这遭致右翼势力的不满。是年10月18日，时任外相的大隈重信（1838-1922）遭到玄洋社成员来岛恒喜抛掷炸弹的刺杀。大隈虽侥幸生还，不过修改条约的活动就此受阻。这次刺杀事件致使头山满与玄洋社名声大振；在来岛的葬礼上，头山致悼词曰：天下谔谔，不如君之一击。

安田是当时日本有名的财阀“安田财阀”的奠基者，经营有银行、保险公司等。1921年9月28日，安田在其别墅内遭到右翼分子朝日平吾割颈杀害。朝日在其遗书《死亡呐喊》中阐述了他的意图：“奸富安田善次郎虽积巨富，却不尽富豪责任，无视国家社会……因而清除君侧之奸、诛杀奸富乃实现日本繁荣昌盛之手段，乃为大多数国民造福之举……为此，鄙人愿率先垂范，诛杀一奸物。”简言之，在朝日看来，他的行为乃是为国为民尽忠的义举。由于他阐述了“一人杀一人”的逻辑，在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堀幸雄指出：“这封遗书不是一封简单的所谓遗书，它发挥了威胁统治阶级的作用。从此以后，财界害怕右翼的恐怖活动而开始提供资金，同时也导致了右翼和财界的结合。”（88页）事实上，今天在日本活动的形形色色的右翼团体，其背后都有日本财团、大公司的支持，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朝日在杀害安田之后，当场割喉自尽。一周后，其葬礼在东京的一家佛教寺院举行，据说参加者达千人以上。另一方面，社会对安田家的评价比较冷漠。安田家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捐资修建了东京大学的大讲堂、日比谷公会堂等设施。其中前者就是今日东京大学著名的“安田讲堂”，已经成为这所大学的象征。不过，今天的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所建筑物背后的血腥故事。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恐怖暗杀活动，日本政府并无恰当的对策，同时国民也都持观望的态度。事实上，由于政府与军方的关系，这种暗杀活动获得了后者有意无意的支持。比如1932年犬养毅首相遭暗杀后，由于凶手是现役陆军军官，军事法庭对凶手竟然持同情的态度。在公诉词中，它这样写道：事件的目的是“为了让国民真正觉醒其使命”，“毋宁说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因此考虑到他们“忧国之至情，无私之信念”，只对凶手判处了数年的监禁刑罚（136页）。在民间，各种要求减刑活动也甚嚣尘上。此次宣判后，日本右翼与军方更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日本的文官政府已经形同虚设。

第二，日本右翼发挥了巨大的政治能量，还与其高度的思想性有关。显然，如果日本右翼仅仅是对政敌及不满对象进行一番打打杀杀，绝难发挥出影响日本国家建设方向的能量。这种特性同样可以从右翼的主体起源即武士阶层身上找到理由。日本的武士阶层自十八世纪（1790年幕府实施以朱子学为本、排斥其他学说的“异学之禁”）开始必须接受正宗儒学思想，儒学经世济民的思想逐渐内化为日本武人的行动规范。

日本儒学在培育武士阶层的自我意识上，最重要的就是“尊皇攘夷”思想的形成。1657年，在明朝遗民、儒者朱舜水（1600-1682）的主持下，德川幕府开始编撰《大日本史》。在此后两百多年的编撰过程中，形成了后世称为“水户学”的学派，它将儒学、神道等思想融为一体，确立了日本天皇至尊的地位。这样，儒学固有的天下国家观念与“尊皇攘夷”思想一同成为规定维新前后日本武士参与政治实践的意识基础。清末中国驻日本大使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曾赋诗论证日本儒学的政治行动力量，诗曰：“叩阍哀告九天神，几个孤忠草莽臣。断尽臣头臣笔在，尊王终赖读书人。”——当然，黄遵宪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日本的这些“读书人”同时，或者说首先是带刀的武士，而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柔弱书生、腐儒。

在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向民间分流的过程中，这些武士因不在其位，愈发放大了自己的忧国忧民之志，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呐喊与疾呼，他们的存在才能转化为政治行动。当然，随着维新后政治现实与政治思想的流变，右翼势力展开行动的思想根据也随之更新。

举例来说，前面提到的“二二六事件”，日本学者公认是在著名的右翼分子北一辉（1883-1937）的思想影响下发生的。北一辉的右翼思想集中体现在写于1919年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中。当时他身处上海，目睹了中国革命的风起云涌，尤其是中国反日民族主义的兴起。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北一辉奋笔疾书，完成了长达八卷的构想，其核心主张是：（1）通过政变发动天皇大权，废除旧的统治机构；（2）建立新的统治机构，实行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改造政策；（3）制定侵略计划，建立东亚帝国。该书在日本出版后，虽然遭到了查禁，但通过多种渠道流入社会，成为少壮军人改造国家的圣典。正因如此，“二二六事件”遭镇压之后，日本军方几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处以极刑。

以思想见长的右翼人物，尚有大川周明、石原莞尔、安冈正笃等人。在这些人物的著述当中，他们通过诉诸绝对天皇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同体主义等，试图建构一种以天皇为中心的平等主义的社会，这种社会克服了近代资本主义及其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缺陷，将使日本成为真正的王道乐土。

三

高度的行动性与思想性作为近代日本右翼的典型特征，使得右翼势力成为有别于日本文官政府、军国主义势力之外的第三种国家政治力量。右翼通过民间活动，与其他政治主体形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共同推进了日本的国家建设，尽管其中夹杂着许多对抗。近代日本民权的确立、国权的伸张、政治的清明，背后都有右翼势力的功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右翼乃是日本国民的别动队。

日本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有如下断语：在战前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时期，除了“极少数的异端分子”之外，日本全体国民都是右翼。二战后，随着“极少数左翼势力”登上政治舞台，日本学者对“全体国民都是右翼”这一点似乎讳莫如深。不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本来就影响甚微的左翼意识形态在日本的消失，“全体国民都是右翼”再一次成为现实。正因为如此，日本新生代的思想史学者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右翼思想资源，以求在“右翼的日本”这一真实的历史处境中挖掘“日本的右翼”在政治生活中的真实含义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