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12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湖南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和日本小组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这次会议。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确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还规定了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2、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确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2名，代表全国党员195人（其中工人党员21人）。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当前的革命任务，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等决议案和党的章程。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党的创建任务的完成。
3、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主要工作。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建立了分部。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创办刊物，开办补习学校，派党员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在它的领导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为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前后持续时间约4个月，迫使港英当局屈服。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有组织的较量，罢工的胜利增强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勇气，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年9月，安源路矿17000余人，在刘少奇、李立三的直接领导下，为保障自身权利，改良生活待遇举行大罢工，迫使路矿当局承认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最终取得了胜利。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20000多名工人举行总罢工，遭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由此转入低潮。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显示了党的组织发动能力，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但是，它也清楚地告诉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仅靠无产阶级，不进行武装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的。
4、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30多名，代表全国党员420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观点，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另一种是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右倾观点，他们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大多数代表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指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个革命阶级联盟的可能性，并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党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但没有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大会还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农民问题、青年运动等决议案，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任会计。执委会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党的三大根据马列主义的策略思想，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迅速形成。
5、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主持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的。到会的165名代表中，有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23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是两党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改组了国民党，确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并变过去的个人集权制度为民主主义的集中制。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等10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它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式开始。
6、五卅运动
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全国的工人和群众运动。1925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共产党人林伟民、刘少奇分别当选为正、副委员长。5月15日，上海内外棉厂发生了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事件。中共中央为此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发动学生、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30日，正当工人、学生在街头演讲、示威的时候，租界的英国巡捕突然在南京路上向密集的群众开枪，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无数。以后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了英、日军警杀害中国群众的事件。这些血案激起了上海乃至全国民众的愤怒。6月11日，上海举行了2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全国各地有170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反帝运动。这一运动扩大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党的队伍一年内增加了十倍。五卅运动又直接推动了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的兴起。这次大罢工对大革命高潮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7、北伐战争
1926年至1927年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组织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为了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他们英勇善战，获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在我党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对北伐战争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使国民革命军迅速地向前推进。西路军解放了湖南，攻克了湖北武汉；中路军解放了江西；东路军解放了福建。1927年初，北伐军先后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队的主力，占领了半个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正当北伐军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同时，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党没有能够采取应付突发事变正确的措施。结果，蒋介石反动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新的军阀统治，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以失败告终。
8、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军3万多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军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集军队包围南昌。8月5日,起义军按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随后，一部分起义军转移到北江和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起义军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于1928年4月下旬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立革命军队的开始。它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8月1日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9、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8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及《党的组织决议案》。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遭受第一次严重挫折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开始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新的斗争。[---分页---]
10、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主要有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和浏阳、平江的农军，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开始，起义军先后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向长沙进攻。但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军受挫。9月19日，毛泽东在湖南浏阳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改变原来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9月29日，起义部队约1000人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了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尔后，起义部队兵分两路，经湖南转至江西，10月抵达井冈山。从此，这支起义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随后，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成立，袁文才任主席。10月，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它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实行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回答了党内和红军内部有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此后，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根据地不断扩大，全盛时期，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吉安、安福两县一部分，遂川县北部等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新的道路。
12、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全国13万余党员。会上，瞿秋白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决议案，进一步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大会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选举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由于当时过分强调工人成分，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总书记的作用（向于1931年6月被捕叛变）。这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在组织建设上也作了重要的决定，因而六大以后，党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这次大会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没有制定正确的政策。会议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以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问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13、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会上，毛泽东、朱德作了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指示信的精神。会议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提出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强调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阐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着军队的性质和面貌，这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除了要进行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活动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决议案》还阐明了必须在军内外建立起正确的官兵、兵民关系，阐明了对待敌军应该采取的正确政策。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党和军队的建设与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14、红军反“围剿”战争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共歼敌1.5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3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在5月中下旬，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此时，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利，被迫撤离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10万军队还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三军团在夏曦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伤亡惨重，被迫转移到黔东。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15、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命令项英、陈毅等率领一部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约3万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约8万人被迫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开始实施战略大转移。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执行“逃跑主义”方针，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在毛泽东坚决主张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红军强渡乌江，攻占了遵义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随后，红军通过大凉山，强度大渡河，爬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红军翻越梦笔、打鼓等大雪山。8月，左右两路军经草地北上。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拒绝北上，危害中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重新组军，单独北上，攻占腊子口，翻越六盘山。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汇师。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6、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也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7、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常称为“八一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族的大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部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这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迅》上刊登，后辗转传入国内北平、上海等地，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杨尚昆等10余人。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主要危险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的进行工作。
19、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它对推动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和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西安事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20、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形势，制定了全面抗日的路线，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会议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战中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减租减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张国焘、叶剑英等为委员。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分页---]
21、《论持久战》发表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冀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但是，抗战10个月的实践证明“亡国论”、“速胜论”是完全错误的。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究竟如何？一时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他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指明了抗战的前途，提出了正确的路线。抗战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篇著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22、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中旬，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占领大同后，企图分两路突破雁门关、平型关防线，进逼太原。这时防守平型关正面的高桂滋所部，兵力单薄，防守艰难。危急之际，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等人的率领下，到达山西灵丘县西南平型关附近，配合友军正面防御。他们决定利用平型关险要地形，从侧背打击进犯之敌。9月23日，一一五师主力以一个团和骑兵营的兵力伸向灵丘方向，牵制与打击日军增援部队，以三个团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待机歼敌。25日拂晓，敌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一部进入预伏地区，八路军立即发起攻击。经过1小时激战，我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取得了抗战以来歼灭战的第一个胜利。这是八路军首战告捷、举世闻名的战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全国军民中的威信。
23、百团大战
1940年，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影响全国的抗战形势，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地区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7月20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发关于交通破袭战的预备命令。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八路军于8月20日至12月5日，出动了百余个团，约40万兵力，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向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平古、白晋、德石等主要交通线上的日军及沿线两侧据点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在连续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中，进行了大小1824次战斗，攻克日伪据点2993个，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车站、桥梁、隧洞260多处，缴获各种炮50余门，枪5800余支。八路军伤亡17000余人。此役严重打击了日军，增强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对于克服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具有重要意义。
24、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明显地暴露了国民党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不久，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随后，新四军扩编为9万余人。同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陷于孤立。1941年3月，蒋介石被迫“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击退。
25、大生产运动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和封锁，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大生产运动。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在1941年开进野草从生，野狼成群的南泥湾，不到3年，便把这里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开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发展了自给经济；农民广泛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敌后军民在频繁的反“扫荡”中，实现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各级党政干部也都积极投入了大生产运动中。大生产运动收到巨大成效，许多部队、机关达到自给或半自给，边区生产也达到耕三余一。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经济建设经验，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26、延安整风运动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纠正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党的思想路线开始转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轨道上来。但由于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对于“左”、右倾错误思想根源还没有彻底的清算。抗战爆发后，党内又增加了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因此，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2年春，整风运动开始。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贯彻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采用的方法是：在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文件基础上，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和克服错误的方法。党的高级干部还着重对于党的历史进行了学习、研究和讨论。这次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并帮助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转变了思想立场，使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
27、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20日，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成立了以任弼时为召集人，有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7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这份历史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专门委员会向全会提出了三次草稿，最后又经毛泽东精心修改而成。《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过是非，主要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了明确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决议》着重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的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论述了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背的主要内容及造成的严重危害，并深入分析了它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指明了今后开展党内斗争应采取的正确的方针、态度和方法。《决议》还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说明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决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它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
28、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向大会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此外，还通过了《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义的中国。在军事方面，大会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逐步地实现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大反攻阶段的到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党的建设方面，大会强调必须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同时加强组织方面的建设。大会通过了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选举产生了由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党的历史上具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29、重庆谈判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还没有完成进攻解放区的军事部署，立即发动内战尚有困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它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伪装和平。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国和蒋介石的阴谋，团结教育人民，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同时，中共中央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面上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由于国民党顽固地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应承认解放区各民选政府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要求，并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因而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双方没能达成协议。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返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谈判。就在谈判进行期间，蒋介石积极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我军奋起自卫，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次谈判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真和平的决心，从而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共产党争取到了政治主动权。这次谈判还有力推动了国统区的民主运动。
30、土地制度改革
抗战胜利后，在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中，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到1947年2月，解放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在总结解放区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掀起了更为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地改革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后，有些地方发生了对地主、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偏向。1948年1-2月间，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就土地改革问题分别作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的几个重要问题》、《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和《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这些文件对怎样划分农村阶级以及对土改中的具体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总结土改经验的基础上，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概括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新解放迅速扩大。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对新解放区的土改政策又作了许多明确的规定。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有了深入的发展，到1948年下半年，解放区大约有1亿农民分得了土地。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得到了解放，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从而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分页---]
31、三大战役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对我军都十分有利，党中央、毛泽东决定从东北战场开始同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实施“关门打狗”的作战方针，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共歼灭敌人47万2千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从而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此战役称为辽沈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60万精兵，以徐州为中心，与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地区展开决战，整个战役共歼黄百韬、黄维、邱清泉、李弥等部55万多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该战役称为淮海战役。从1948年12月5日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100万大军，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决战，这次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陈长捷、傅作义等部52万余人，解放了北平和天津，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这一战役被称为平津战役。这三次大的战略决战结束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精锐部队基本消灭殆尽，国民党反动集团从此陷入土崩瓦解之中，中国革命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32、七届二中全会
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报告对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做了估计。号召全党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还作出了不祝寿、不送礼、不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地名等项重要规定。这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作好了充分准备。
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62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及国外华侨。会议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纲领还规定了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并选举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采用公元纪年；北平改名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会议还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会议最后通过了《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大会宣言。这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会。
3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级政府机关，执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世界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升起了庄严的国旗。朱德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接着，举行了阅兵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反动统治的彻底结束。中国人民从此成为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人。中国从此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35、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政府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派兵入侵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对此，中共中央作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开赴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此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国开展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活动，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热情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发动了5次攻势战役，把敌军赶回到了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战局，为停战谈判和取得朝鲜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后，又经过两年的时间，中朝军队以革命的两手对付侵略者的反革命两手，终于迫使美国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敌109万多人，其中美国侵略军39.7万多人，击毁敌机、敌舰和缴获各种战略物资无数。抗美援朝战争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鼓舞了我国人民独立自主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36、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在全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在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第开展了土改运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正确贯彻和执行了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到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千百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被消灭。
37、镇压反革命运动
为了坚决打击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镇反”运动中存在的右倾倾向，作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坚决镇压了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镇反”的方针、政策，使运动很快形成了高潮。到1951年10月，“镇反”运动基本结束。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一些地区曾经困扰历代政府的匪患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也在这次“镇反”运动中被基本肃清。这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
38、“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了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从此，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相互勾结，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的一系列严重事件。对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根据“三反”、“五反”运动发展情况，中央作出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的处理办法。到1952年夏，“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蜕化变质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了党的队伍。
39、《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
为了系统地对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并专门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写的17篇著作。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即1937年7月至1941年5月间写的40篇著作。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即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所作的31篇著作。1960年9月下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70篇著作。《毛泽东选集》四卷的出版发行，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推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思想指导作用。
40、三大改造
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党对之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分页---]
41、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1953年6月至8月，在党中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散布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后，他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进行阴谋活动，大量散布所谓“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并自命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极力为他的阴谋夺权活动制造舆论。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与高岗相配合，在北京以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阵地，进行反对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1953年，他们的反党分裂活动达到顶点，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和统一。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饶漱石发出警告，提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尽管中央对高、饶采取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他们拒绝接受党的教育和挽救，高岗还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55年3月，中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撤销高岗、饶漱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他们的党籍。
42、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解放初期，党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左”的错误倾向。为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强和改进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和判断，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党关于知识分子观点的重大发展。他还对如何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问题，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意见，即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充分了解所使用的知识分子，给他们以信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这个报告和他在1951年9月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和1962年3月广州会议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是解放以后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主张的三篇重要文献。
43、《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经政治局几次讨论，他将汇报的问题概括为十大关系。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对十大关系作了报告。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发表讲话，对十大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讲话精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各种矛盾关系，这就是：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明确了党对每一种关系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4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着全国1073万党员。应邀列席大会的有5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及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并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100多位代表作了重要发言。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大会指出：民主革命在我国已取得了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也已基本建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八大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国家工作方面，大会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45、反右派斗争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
46、“大跃进”运动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就使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47、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搞起了大协作。1958年3月，党的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会后，河南省遂平等县和信阳专区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热潮，有的地方办起了人民公社。同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9日，毛泽东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全国。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有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有12000多万个，占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损失。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了纠正。
48、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是，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和中小型企业要坚持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尤其是在后来的宣传工作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49、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负责人。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要改过来。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问题要大家进行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出现了意见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印发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许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此后，会议发生转向，开展所谓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但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50、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发言中对党的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大会主要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次大会是“八大”之后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观点也没有认真清理。尤其是林彪在会上别有用心的发言也妨碍了与会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纠正错误。[---分页---]
51、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在会议一开始，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并决定分别成立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对这两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进行审查。邓子恢主持的农村工作部被认为“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在会后不久即被撤消。这些错误的批判和组织措施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七千人大会后开始恢复起来的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再次遭到破坏。
52、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我国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其夸大的估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这实际上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1964年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社教”运动问题时，对全国基层的政治形势的严峻性作了夸大估计，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加错误的观点。到1965年7月，国营工交系统3.9%的单位开展了“社教”运动。1966年春，全国1/3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教”运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尽管它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左”的错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53、中苏两党公开论战
1960年6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后，苏共领导人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相继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撕毁协定和合同，并于1962年4月至5月间，在中国新疆维尔自治区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1963年7月，为改善两党两国关系，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苏方毫无诚意，于7月14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将中苏两党争论公开于世界。中国共产党为了说明真象，辨明是非，不得不详加答辩。这样，两党之间便进行了一场公开论战。随之，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苏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章、讲话和决议。同时希望对方也能这样做，不要对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搞封锁。此后，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反对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这些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是不恰当的。（人民网）
54、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清、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55、《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大罪状，逐条批判。它完全抹煞建国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成就，歪曲国内阶级形势和党、国家的状况，提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通知》严厉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正确观点，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左”倾错误的纲领。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56、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
57、“一月风暴”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了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的中断铁路运输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1月4日，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6日，张春桥、姚文元等借全市各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市府领导人。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张、姚等人手里。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8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2月5日，张、姚等经过策划，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23日，改称为“革命委员会”。1966年1月份上海的夺权，被张、姚等人称为“一月革命”。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
58、所谓“二月逆流”
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一伙。2月1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3月1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受到责难。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1971年11月，毛泽东给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到诬陷的老同志平了反。1976，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59、“九一三”事件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继续在暗地里加紧策划“抢班夺权”的活动。1971年3月间，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秘密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密谋趁毛泽东巡视上海等地期间组织谋杀。林立果等按照这个计划，在上海、杭州、南京、北戴河等地进行了部署。毛泽东对其阴谋有所觉察。见事将败露，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政变的手令。11日，毛泽东乘坐的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12日，林彪一伙又计划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12日晚，他们将256号飞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以供当时还在北戴河的林彪使用。当晚，周恩来追查飞机的突然去向。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见阴谋业已败露，遂于13日凌晨乘飞机仓皇外逃，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妥善作了处理，保持了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60、“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在这期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他们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他们还极力吹捧“女皇”，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毛泽东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夺权活动以后，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使他们反周“组阁”的阴谋失败。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不但在历史研究领域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江青一伙煽动的所谓“反潮流”的冲击下，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面又遭到挫折。 [---分页---]
61、“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问题，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坚决反对派性，大力促进安定团结，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上江青等人诬告邓小平在搞“翻案”。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好的，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右倾翻案风”。11月初，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看作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并认为他们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于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一伙趁机对邓小平等进行诬陷和迫害，全盘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政治方针和工作成就，使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
62、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因病逝世。周恩来革命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尤其是在“文革”动乱中，为把党和国家的损失减低到最底限度，他任劳任怨，殚精竭虑，深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爱戴。在他的遗体送去火化时，首都北京出现了十里长街、万人同泣的场面。7月6日，另一位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不幸因病逝世。朱德历经中国近现代每一次重大的革命运动，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的温厚朴实，大智大勇，革命到底的精神深受人民景仰。他的逝世是党、国家、军队的重大损失。1976年9月9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不幸逝世。在8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的相继逝世，使全国上下一直沉浸在万分悲痛的气氛之中。
63、粉碎“四人帮”
1976年3月下旬起，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冲突。晚上，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这次事件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拍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连，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
64、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促进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前后，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亲自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于是，开始了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规模巨大的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鲜明地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华国锋、汪东兴从一开始就阻挠和压制这场大讨论。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和领导下，从6月到11月，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文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场大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6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66、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开始后，社会上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夸大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党内也有极少数人思想发生了动摇。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受中央的委托，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尖锐地批判了那些鼓吹所谓“社会改革”的人的实质就是指望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他指出，我们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能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和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他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允许一些人借此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67、《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我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问题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分析了党和国家现行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以及产生这些弊端的社会历史原因。他强调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领导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讲话提出了当前党和国家要逐步实行的重大改革措施：建议修改宪法；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实行党政分开；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各企事业单位要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等等。这个重要讲话经8月31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表明了我国新时期的改革事业从一开始就是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68、起草、修改、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中共中央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决议》的起草工作提出了三条重要的指导思想。1980年10月，《决议》草稿先后经党内4千名同志讨论修改，几易其稿。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内容共分8个部分，即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决议》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观和历史唯物观出发，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的文献，它对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69、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全国3965万多党员。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号召全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阐明了党在今后较长时间的奋斗目标和当前的紧迫任务，从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等几个方面完整地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方针、政策，为全国人民设计出了一幅符合我国实际的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科学蓝图。叶剑英等就新老干部队伍的合作和交替问题作了讲话。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次大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在政治上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在组织上实现了新老合作和交替，标志着党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70、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自1980年我国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经济体制的改革显得更为迫切。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是一部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决议》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据此，《决定》系统阐明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增强企业活力；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造就一支宏大的经济管理干部；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1985年起全面展开。[---分页---]
71、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936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党员。赵紫阳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指出，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改革是振兴中国的惟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要坚持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一步确定今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报告指出，我国从50年代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这期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规定了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步骤，还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原则作了说明。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次大会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72、1989年政治风波
80年代末，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此影响下，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形成学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是极少数人自由化分子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他们的煽动下，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学生大批涌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西安、长沙等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进行了打、砸、抢、烧，学潮迅速发展成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制止动乱。但是，形势并没有好转。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人与戒严部队对抗。同时，上海、广州等地也接连发生暴徒冲击党政机关、破坏交通设施等严重事件。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暴乱。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73、十三届四中全会
1989年6月下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讨论赵紫阳在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做出了相应的处理。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六人组成，形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要求全党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四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制止动乱、平息暴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会之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国政治局面迅速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了新的转机。
74、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
1992年月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谈话内容主要有6点：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2、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3、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4、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5、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6、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本原则，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75、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到会代表1989人，代表全国5100万党员。这次大会全面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对改革开放14年的伟大实践作了基本总结，提出了90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分析了国际形势，阐明了我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原则、方针和措施。报告具体说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这一理论的伟大贡献。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宏观调控上，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工程全面启动。
76、邓小平逝世
1997年2月19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因病经抢救无效逝世。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和活动家，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地方和中央领导职务。“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和打击。“文革”后领导全党完成了了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全国人民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的革命意志，伟大人格，智慧胆略以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尤其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丰功伟绩，已经并将永远得到世人的景仰和缅怀。邓小平的逝世，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
77、“三讲”教育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更要起带头作用。”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次为期3年的教育活动，发扬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采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使全党同志，尤其使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次活动无疑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78、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2048人，代表全国5800万党员。江泽民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我国跨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战略部署。报告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强调，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报告还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以及祖国统一等问题作了阐述。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修改后的党章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五大是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党的重要会议，它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迈向新世纪的前进方向。
79、“三个代表”思想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就如何加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调研时指出：“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能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时，进一步将这一论断归纳为“三个代表”，指出我们党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最根本的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6月，江泽民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再次阐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三个代表”思想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三个代表”思想一经提出，得到了全党的拥护，并在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精神的热潮。
80、“以德治国”理念提出
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以德治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中国历代的治国之道，吸取国外国家事务管理中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如何管理国家事务，如何教育引导人民崇尚高尚的精神生活思考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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