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爱华山西省副省长:应奇：“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我读林庚及其他 - 《文景》杂志 - wjMaga...

　　原载《文景》杂志2011年1、2月号合刊
　　
　　“古代汉语”是我在大学时到中文系听过最完整的一门课程。记得这门课是由一位五十开外的王姓老师担任的，我不记得王老师是否师承比如说许绍早先生，而许先生正是这门课的教材《古代汉语》之主编王力先生的得意弟子，是吉大中文系的“台柱”教授。我只记得王老师的这门课是我大学时代听到过的最好课程之一，我还记得这位王老师课堂上征引和提及最多的好像是高亨先生，比如他的《老子正诂》、《诗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什么的。学这门课照例会读到“楚辞”中的篇章，也正是在这个课程中间，我在其时位于重庆路的长春古籍书店见到了林庚先生的《天问论笺》，记得当时还为要精装本还是平装本“挣扎”了好久，最后当然还是要了平装的。虽然我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看完了这本书，还做了不少的圈圈点点，但以一个“先天不足”的大学一二年级学生，我自是无法置喙此书的实质性内容的，不过我确是为其中蕴含的那份“情致”所深深地打动了，特别是那篇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题为《三读〈天问〉》的序言。还有其中所收的《〈天问〉中所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等文，我读了好多遍，以至于后来还“迷”了一段上古史，找来了例如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收在《古史辨》中的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稍晚还有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书来看。虽然并未因此而走上古代史研究之道路，但从那以后就渐渐有了一种“癖好”，就是凡见到上佳的《楚辞》版本，只要是在我的“经济能力”承受范围之内的，我是必收无疑，后来我还为这个有点“非理性”的举动找到了“辩护词”，就是闻一多先生那句著名的“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我是不是有些“名士气”姑且不论，而林庚先生的名字确是从此牢牢地印刻在了我脑海中的了。
　　1987年，即将从大三升入大四的那个暑假，我提前结束了在大连郊外的班队实习，一人坐海轮赴上海，忘记我买的是五等舱位还是散席了，总之那可算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次旅航。我真正地、“具象”地体会到了那种在“汪洋中的一条船”上目击“天地一沙鸥”的感觉。而颇为“吊诡”的是，我在船上“食”的却并非“海上花”，而是“武昌鱼”，有没有喝啤酒倒是记不得了，应该是没有吧。经过近五十个小时的航行，在某个雾霭初开的清晨，“XX轮”到达了上海十六铺码头。下船用过早餐，在“十里洋场”闲逛了一整天，好像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压仓书库中淘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单行本——1978年新一版，我又坐上从上海到定海的“南湖轮”，到舟山去看望我那时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在舟山期间，除了与女朋友“花前月下”，我照例还是不时要到那时那地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去转转，正是在那里，我“邂逅”了林庚先生其时刚刚结集出版的《唐诗综论》。想必是因为“囊中”确实已经“羞涩”了，我当时竟然没有买下这本书，而是在暑假结束回到长春后“委托”女朋友再到那家书店买了寄给我的。我读过的书委实不多，不过《唐诗综论》肯定属于最难忘的阅读记忆之一，但颇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倒并不是林先生诗学中最脍炙人口的那些概念，例如“盛唐气象”、“诗国高潮”等等，而恰恰是书中那些表面上似乎并不十分起眼的谈诗小稿，例如《说‘木叶’》、《青与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青青子衿》、《易水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青青河畔草》、《短歌行》、《及时地勉励岁月不待人》、《春晚绿野秀》、《秦时明月汉时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所谈的也无非常见的篇什和最常见的“警句”，然则林先生以诗人的情怀，却每每能谈出常人所不能谈，例如我可信手抄出以下谈诗的“警句”：
　　
　　我们现在来欣赏这首诗时，相会的人儿已是古人，相会的地方已不再可指出，却是昔日的风雨鸡鸣依然独在。于是“细雨梦回鸡塞远”也不免有了鸡鸣之嫌。然则我们对此能无所惊异吗！
　　
　　所以读书要不求甚解，解诗更要不求甚解，然后我们得到那真正的妙处。曹孟德随意改动古诗，他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所以他是古今第一解人。
　　　　
　　湘夫人是在水上，她说：“沅有芷兮澧有兰”，《越人歌》也在水上，却说：“山有木兮木有枝”。然则究竟说的是什么岂不没有多少关系，关系则在那语言的全新上。然而“山有木兮木有枝”，却使我们觉得更为清远明快，“沅有芷”与“澧有兰”，是近于平行的，它的重叠性使得语言带有些停留，“山有木”与“木有枝”是两层的意思，它是进一步的，语言乃在一种进行的愉快上展开。何况水之于山正如山之于水，《九辨》说：“草木摇落兮而变衰……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山水之情到了后来词里竟出现了“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名句。我们对于这语言上最初的启示乃觉得有更深厚的意思，它的无凭使我们领会到艺术起源所带来的喜悦，那仿佛是一个预言出现在美的世界上。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寂寞永远是深藏在热闹之中，才更成为无凭的寂寞。“秋声多，雨相和，外芭蕉三两棵”，芭蕉之于樱桃，冷色之于暖色，这之间若有一点的关联，那便是谐和中的寂寞，寂寞中的谐和，也便是在象征着那女性的青春的美德。
　　　　
　　山海之情，成为漫漫旅程的归宿，这不但是乌鹊南飞，且成为人生的思慕。山既尽其高，海既尽其深。人在其中乃有一颗赤子的心。孟子主尽性，因此养成他浩然正气。天下所以归心，我们乃不觉得是一个夸张。
　　　　
　　关的坚定不容分说，在月影之下关的突兀更可想见。然而“吹角当城片月孤”，那月又是何等单薄，“月黑雁飞高”的月更是黑得几乎要不存在了。而“秦时明月汉时关”之月却照得那么分明，那么壮观。仿佛是要从秦汉直照到唐代，这才有了“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一句一泄千里的气势，那长征之长，也简直是长到要飞跃汉唐之间。这是历史的画面，又是历史的感情，前者如雕塑般地屹立于千古，后者乃流水般地迸出旋律，那力量全在这开门见山的第一句。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所谓“更尽一杯”，自然就不止一杯，那所谓“尽”，其实便是无尽，韦庄词：“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那么，所谓“无故人”，其实又正是有故人了……《渭城曲》的可喜处不在于它的离情，而在于离情中所给我们的更深的生之感情。
　　　
　　一年后的暑假，其实我已经没有暑假了——由于外语不够线，我报考方立天先生佛教哲学方向的研究生“未遂”，于是“借”与女友“团聚”之“名”从白山黑水之间来到千岛之城舟山工作。之所以说是“借机”，是因为舟山工作的两年，在我而言实际上不过是又一个考研准备期。以一个在东北上大学而后来到海岛谋生的“愣头青”，在彼地工作期间，除了女友的社交圈，我几乎没有自己的朋友。倒是我的一位杭大中文系毕业的室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有一次我们闲聊中谈到了林庚先生。想不到“锋芒”已被机关里的文案和事务磨砺得差不多的、平时沉稳得有些颓唐的他却有些激动地翻出了自己大学时代的笔记本，原来那上面是对林先生1947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详尽摘录。由于对此书我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书，自然是充满了好奇甚至“艳羡”，并从此对我这位室友“刮目相看”了——而当年这位室友掏出笔记本时的神情以及那个小本本上的蝇头小楷至今都还仿佛在我的眼前晃动。
　　两年后的暑假终了时，我如愿以偿地终结了自己的考研梦，来到淮海中路622弄7号，跟随范明生先生和孙月才先生念哲学硕士。记得因为在舟山时除了做英语习题以备考，我考前整天读的一本书就是叶秀山先生的《思·史·诗》，于是在复试时以一口范师当场调侃我的“绍兴官话”大谈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还赢得了范、孙两位先生频频点头。平心而论，由于受规模建制等因素的限制，上海社科院的研究生教学体制并不十分完善，尤其是缺少“同学少年”相互砥砺的“条件”和“氛围”——以至于我有时会把自己后来缺乏讨论的习惯“归咎”于那三年的“独学无友”。但“有失必有得”，世界上的事情原就是“辩证”的，我至今感念在那里念书的两大好处：一是相对丰富的馆藏资料，之所以说是“相对丰富”，指的主要是个人可利用到的品种和数量，因为这里的学生数量少，特别是哲学研究生的数量更少，我们反而可利用到更大量的馆藏，而图书馆和资料室的服务质量又很好，好到有时我都会为自己的“难缠”而顿生歉意，因此大学时代由于相反的因素而想看不能看的书都能在这里“一饱眼福”；二也还是由于这里的学生数量少，“生亦以稀为贵”，先生们对于我们自然是相当地“宝爱”，除了范、孙两位先生，我受益颇多的先生至少还有：本所的俞宣孟先生、周昌忠先生、翁绍军先生，历史所的罗义俊先生和李华兴先生，以及当时在社会学所的陈克艰先生。
　　对于我这样一个在海岛上“流放”了两年的“好学不倦”而又“爱书如命”的青年来说，那时的上海简直就是“天堂”。稍带夸张地说，我的研究生“学业”有一大部分是在沪上的大小各类书店中完成的。记得当时最常去的两家书店是南京东路的“学术书苑”和福州路上的古籍书店，外文书店和河南中路上的中图公司去的次数倒是要少一些。“学术书苑”主要以新出的在那个年代“前卫”的哲学社科类书籍为主，每次去发现新到的心仪货色时那种激动（原因可想而知）而沮丧（原因同样可想而知）的心情至今都还是如此鲜活；回想起来，我在那里买到的最难忘的一本书应当是绛色封面的、李幼蒸先生翻译的胡塞尔《纯粹现象学观念通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到现在还没有读完这本书，更多时候只是拿出来欣赏一番而已。同样记得有一次在古籍书店的旧书部见到架上齐刷刷地摆放着“四部备要”本的《朱子大全》、《象山全集》、《阳明全书》、《明夷待访录》，因为《大全》是四册，这六册书的编号分别是162、163、164、165、166、167，总价大约是三十多元吧，我好像还是先回到宿舍筹款、第二天才把这六册书收归囊中的，而线装的《散原精舍诗》虽摩挲半晌却终因价昂无法承受而放弃。也记得一天傍晚在食堂与一位朋友一起吃饭时，他告诉我在淮海路上的一家新华书店见到了刚收入“汉译名著”的《论美国的民主》，我当即放下碗筷站起来飞奔到那家书店，可惜书店已经打烊了，但我隔着玻璃门，仿佛看到了橱窗中斜躺着的穿绿衣的托克维尔。第二天一早我又来到书店门口早早地候着，一俟开门我就立即冲了进去，指着那套书对睡眼惺忪的营业员说：“我要这个！”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家乡镇上的那家小书店漏夜排队购买《成语词典》的一幕。不过最激动人心的还是有一次在瑞金路上的上海古籍出版社门市部，我站在橱窗前的台阶上，艰难地往靠墙的那排书架张望，依稀发现书脊上有“柳如是别传”几个字，我强压住内心的激动，“和颜悦色”甚至“低声下气”地央求工作人员把那摞同样装帧的书取下给我看，这一取可不要紧，原来是除《寒柳堂集》外的全套《陈寅恪文集》！其实我那时甚至现在对陈寅恪的了解也就限于当时刚刚在院港台书库流着冷汗读完的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但那种无意中撞见宝物的狂喜心情至今都仿佛如在昨天。付款得书后，我迅速地跨上从严春松兄处借来的自行车，飞快地往淮海中路622弄7号踩，就好像在担心一会儿那个营业员就会后悔把这“套”书卖给我。这“套”书的“珍贵”我还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证明”：一是我来到杭州大学念书时，虽然那时我父母和一家人都早已搬到杭州，但我仍然是住校的。这套书就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宿舍的小书架上。我的隔壁住的是一名古籍所的研究生，有段时间他有事没事总爱在我的小书架前停留，终于有一天，他通过一位来自孙诒让先生故乡瑞安县的古籍所的同学，也是我十分相熟的朋友，婉转告诉我，希望我能够让出这套书，得到的回答就正如我们“赞美”一位女士“胖了”或者请一位德国朋友喝未冰镇过的啤酒——“那还不如把我杀了！”二是我去年认识的我们所的一位博士生，他是学书法出身的，买书相当“疯狂”，有一天我们偶然碰到就交流起淘书的心得，当我得意地流露我有上面这套书时，他虽未“恨恨不已”，但脸上确是显出一种奇怪的表情，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有这套书很拽啊！”
　　社科院后门长乐路上有一家新文化服务社，其实就是一家旧书店，由于近便，这里是我饭前饭后经常光顾的。我在这里淘的书不少，但已经记不太周全了，记得有一套上古1985年影印的《日知录集释》，当时的价钱还颇为棘手，但我还是下下狠心要了。记得有一段时间书店中一直摆放着一堆《陈寅恪文集》版的《元白诗笺证稿》，还是精装的，索价也就几块钱吧，但由于我已有了1978年上古的“单行本”，一种“不忍”以新代旧的心情使我在犹豫无数次之后最终还是放弃了它，现在想想都还有些后悔。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这里分别淘到了林庚先生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以及林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重写的《中国文学简史》上卷。不过老实说，这两部书我就没有前面提到的那两部书读得那么认真了。
　　我在上海“淘书”的最后一个“高潮”出现在社科院图书馆清仓处理图书时。我到现在不清楚这个举动的真正原因（当时口头的说法是图书馆的“容积”问题），只记得这个活动持续了好几天，而且分别在院部的分馆和当时位于华政的万航渡路总馆进行。虽然“处理”到的书都是昏黄蒙尘的旧书，但那几天可真是有着一种狂欢气息的缤纷日子。现在想来，我“处理”到的最有“价值”的书应当还是那些民国时代的旧书，例如北平朴学社出的范文澜《群经概论》、世界书局初版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唐钺《国故新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6年6月上海初版（此书1944年4月重庆初版），李季旧译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有意思的是我还同时“抢”到了此书解放后商务重出的精装本，如此等等；以及那些标有所谓“内部参考”字样的书，例如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还有沈宗灵先生翻译的马里坦的《人与国家》等等。另外还有两套“姊妹”书：“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和“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资料”，我在这两套书中分别淘得了傅统先先生所译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和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后来上海人民重出的《确定性的寻求》我是冲着哈贝马斯的序言和童世骏教授的译文才重收的，而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无论商务的精装本还是后来金先生的多卷本文集我都没有再要！这里还有个颇有些“离奇”的“故事”：在那次“活动”中，我“处理”到了庆泽彭译布拉德雷《逻辑原理》上册，是商务1959年初版，心想这辈子是没有机会配（MATCH）到下册了，当时甚至都不知道下册有没有出过。大约是1992、1993年的样子，一次我在王府井的商务门市部闲逛，竟赫然在架子上见到了《逻辑原理》下册，是1963年第二次印刷本！不过这次“疯狂”的“处理”中最“疯狂”的仍然莫过于我竟得到了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是1947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初版！当我发现并确认是这本书时，我分明从那堆已经发黄并早已卷边的故纸中瞥见了一束璀璨夺目的光芒！
　　时光流逝，前尘如梦，虽然我在到杭州念书后，甚至在工作后还在当时玉泉的系资料室借过林先生的《问路集》来看，而且到我在杭州“淘”到林先生的《漫话西游记》以及1995年作为“国学研究丛刊”之一由北大出版社出的《中国文学简史》时，我已经收罗了包括早年的《诗人李白》在内的林先生的所有著述，而且搜罗每本书的过程都几乎是一个故事，但坦率地说，我读林先生书的“高潮”仍然是在我的大学时代，我想，这除了我个人求学的经历和兴趣的变化，当然并主要地也和林先生的作品以及一切最好的文学作品及其阐释性文字的“体”和“用”有关——这里所谓“体”，仍然不外“兴”“寄”两字；而这里所谓“用”，用林先生自己的话就是“情操”的“砥砺”，按林先生谈谢《落日怅望》中的说法，“伟大的作品正是那最辽远的情操的表现，因为它是最无凭借的，而且是永恒的、普遍的”，而虽然“情操”的“砥砺”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但我们却都不能不承认，一个人的青年时代是“砥砺”“情操”最为关键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我尤其感激在那样一个“关键”的“时期”与林先生作品的“遭遇”！
　　　　
　　2010年10月，在林庚先生早已离我们远去的一个日子里，我偶然从林东海先生的《文坛廿八宿、师友风谊》增订本中读到林先生的这样一则“故事”，我把它转述如下，以此感谢他的作品对我年轻时的心灵的“润湿”，怀念并告别自己的“青葱岁月”：
　　　　
　　在回京的专列上，江青召集注释人员开会，讨论毛主席8月14日关于《枯树赋》注释的批示。到会的共十五人，林先生、谢静宜以及老友沙予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江青最后到，坐在主持人位置，手里拿着一枝花：
　　“你们说这是什么花？”问罢，把花枝晃了晃。
　　“兰花。”不知是谁应了一声。
　　“不对。”她摇了摇头，“再猜。”
　　“蕙。”沙予肯定地回答。
　　“为什么说是蕙？”她向左边的沙予侧过耳朵。
　　“春兰秋蕙。”
　　“对是对，不全对。一枝一朵的是兰，一枝几朵的是蕙。”
　　江青举着花，回头向右边的林庚先生：
　　“林先生，这枝花送给你爱人。”正要把花递过去，又把手缩回来，“对不起，先生的爱人……”
　　“健在，健在。”林先生反应很敏捷。
　　“那就托你把这枝花送给她。”
　　“谢谢。”
　　林先生伸手接过花枝，神情自若，并没喜出望外，更不会感激涕零，依然正襟危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