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姬阁官方福利:吴邦国：从国情出发不搞三权鼎立和私有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吴邦国：从国情出发不搞三权鼎立和私有化

[吴邦国]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围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先后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回顾形成历程，畅谈重大意义，总结基本经验，分析形势任务。各方面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律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给公务员放半年假”

“我支持恢复‘五一’长假，去年我就在两会上呼吁了。”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支持。他认为我国放假的时间太短，建议增加假日，除恢复“五一”七天长假外，春节至少要放假十天。

说到此，顾也力更是语出惊人地表示说，“公务员最好放半年的假。”对此，他解释道：“重点是在提高效率上，而不是休假时间是不是半年上，我真的是认真的，你们记者写出来没问题，不要让公务员上那么多班，特别是政府官员少管事，我看到他们多休息我很开心的，因为他们休息不休息，我们都是一样干的，不能因为他们休息，你以为自己干多了？你没有干多！而他们休息了，既可以减少开着公务车上路，减少公费开支，又要把一年的事情在半年内办完，可以大大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办公效率。我相信老百姓也是喜闻乐见的。”

提出这个建议目的是什么呢？顾也力进一步补充说，政府的审批权限太多，应该减少审批权限，“省得公务员上班没事老是琢磨你，比如一个审批环节，本来要四十个工作日，如果让他们上半年班，休半年假，他十天就办完了。所以我希望多给他们放假，只要效率上来了，工资照发。”

耿雁冰 北京报道陈锡文：不要在农民土地上打主意 拆村并居后患无穷

“不要在农民的土地上打主意。”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围绕农村改革方向第一个发言。

在很多场合，陈锡文都在呼吁增加农民收入，中国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希望在于解决“三农”问题，单纯为了增加城镇的建设用地指标而到农村去“拆村并居”，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后患无穷。

“当前，有一种倾向值得高度重视，由于一些地方片面以城市发展为中心考虑问题，因此出现了在统筹城乡发展名义下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甚至危及农村基本经济社会制度稳定的现象。”陈锡文在大会上表示。

“农业自身稳定发展，是全社会稳定的基础。”当天上午11时，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在驻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动机不纯，必然走偏方向”

陈锡文认为，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要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其核心是三个方面：一是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二是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三是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但有些地方推进此项改革的目的，却是为了从农村获取更多的城镇建设用地，动机不纯，必然走偏方向。”陈锡文在大会发言中指出。

陈锡文认为，有些地方热衷于“拆村并居”把农村节约的建设用地用于城镇建设，造成的严重后果一是干扰国家宏观调控，二是农民收入却没有增加。

在陈锡文看来，包括城乡统筹综改试验区成都在内，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对农民的拆迁补偿都偏低，造成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2010年11月召开的第132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认为，“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总体形势和方向是正确的，但少数地方在实施过程中擅自扩大试点范围，违背农民意愿，侵害农民利益，造成了不良影响。”

陈锡文在大会上强调，在农民转市民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农民的土地权益问题。

中国应保证粮食自给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为名，下发各地。去年底今年初多地遭受干旱，影响粮食产量的背景，被解读为中央将一号文件锁定水利的重要原因。

“水源短缺的地区生产粮食耗水量巨大，北方大部分地区只能靠汲取地下水，对生态环境有较大影响，加强水利建设，能解决一部分北方农业用水，但从根本上农业产业必须因地制宜。”陈锡文对记者表示。

陈锡文向记者解读中央一号文件时表示，兴修水利不仅仅是针对种粮地区缺水的问题，现在大家注重的是“18亿亩”耕地红线，但是保护水源的问题更突出。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1.38亩，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40%，但是人均水资源20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6%-27%，所以水资源更短缺。”陈锡文告诉记者。

据陈锡文介绍，目前国内水资源短缺有三种情况：资源性短缺，比如荒漠地区缺水，农业用水无从谈起；第二种是工程性短缺，比如去年西南五省大旱，因为水利设施不完善，有水用不上。第三种是污染性短缺，比如水源丰沛地区，但因为环境污染，有水不能用。

“(中央一号)文件不仅仅是针对农业水利设施，也是针对整个国家水资源管理以及分配。我们讲‘水利’，就是通过人的努力发挥水的有利的作用，发挥水的有利作用就是趋利避害，引水、节约用水、防治污染、有效利用，都在水利文件上体现了。”陈锡文说。

如果算经济账，按照目前的粮食价格，进口粮食比兴修水利更划算，但陈锡文认为这条路行不通。

“全世界出口的粮食一共两亿多吨，我国一年要消耗粮食5亿多吨。如果把这两亿吨全部买回来，资金不是问题，但是只够我们吃半年不到。而且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种粮面积小，不得不通过国际市场购粮。如果中国买多了，全球粮价上涨，别的国家买粮食也要出高价，中国将面临国际压力。”陈锡文说。

“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路子选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粮食如果基本能自给，对全球粮食安全作出的贡献就大了。”陈锡文告诉记者。

城市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现有资源的承载能力“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财新网】(记者 杜柯 张艳玲)给与农民工“市民化”待遇的户籍改革政策成为今年两会热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两会上对本刊记者说，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实行分类户籍改革。

陈锡文指出，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只要有稳定就业、住房，社保缴纳一定年限，城市政府应该在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给予市民化待遇；但不同的城市情况会有所不同，各个城市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现有资源的承载能力“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在他看来，城市大体分三级，小城市和小城镇正在发展过程中，人口容量很大，应该把落户的条件放低一点，尽可能放开；在除去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之外设区的中等城市，人口环境压力大一些，但也要适当地放开；人口容量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面临水资源等城市承载力的问题，要加强人口的管理，但对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也要尽可能提供相应的城市服务。

他指出，目前已经有13个省市宣布取消农业户口，但农民的待遇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有些城市推动的户籍改革，要求农民在一定时期内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规定；陈锡文认为，如果让农民进城，又不能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社保等待遇，政府瞄准的就是农民的土地。

他认为，推动城市化让农民落户本来是好事，不能借这个机会拿农民的房子和土地；依靠农业、农村、农民自己积累搞城镇化阶段已经过去了，现阶段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否则就谈不上“城乡统筹”。如果需要依靠农民的土地搞城市化，说明这个地方的发展阶段还没到，“就要老老实实走自己的路”。

2011年3月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有些农民工离开农村在城市里工作多年，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分子，中央正在讨论制定关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文件，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子女上学、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充分考虑农民工需要，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

秦淮川：公众早就“需要”公开央企高管薪酬了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对于央企高管薪酬的管理是半市场化的办法，明显比社会上同类岗位要低，而且低得比较多，该措施目前的效果比较好。央企领导人的收入对于国资委来说，对于监事会来说是非常透明的，需要的话，可以向社会公开。(2月22日《中新网》)

央企高管的薪酬到底有多高，公众并不知情，进而言之，更不要说确切知道所有高管的薪酬了。如今，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央企高管薪酬不高”，但高不高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的调查显示，国企管理者和职工年薪差距太大，大者高达数百倍。资料显示，2009年，上海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裁平均薪酬是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4.38倍，是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27.71倍。

我们还知道，早在2002年，国家相关部门就规定，国企高管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不能超过12倍。但是，这一数字很快被突破。到了2005年，相关部门又规定，国企管理层的年薪最高限额，不得超过员工平均工资的14倍。遗憾的是，该规定又被打破。到了2009年，六部门又联合出台被舆论称为央企高管“限薪令”的《指导意见》。“限薪令”三字足以说明央企高管薪酬之高。

然而，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偏说不高，并表示，高管薪酬对国资委、对监事会来说非常透明。对国资委、监事会透明有什么用呢？对公众透明，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好在邵宁还表示，“需要的话，可以向社会公开”。有网友说，当然需要，公众早就需要了。

一直以来，央企高管的薪酬对公众来说，就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杨蓉，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垄断行业企业高管薪酬调查，她明显感觉到，要了解这些高管的薪酬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央企高管薪酬向公众公开，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对于国企来说，全体国人都是企业出资人，国企领导应该对公众负责，难道连薪酬也要遮遮掩掩吗？如果是上市企业，也应该进行信息披露，否则股东何以监督？

当然，不止央企高管的薪酬应向公众公开，其职务消费也应该向公众公开。央企高管的职务消费每年有多少，老百姓真不知道。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个“极端”的例子，中石化前老总陈同海每月挥霍120万！尽管如此骇人，但他轻描淡写地说：“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二百多亿。”试想，如果职务消费能公之于众，陈同海还敢如此靡费公帑吗？其实早在2006年，国资委就下发《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严格控制央企领导的职务消费，还要求提高央企领导的职务消费透明度。但是，规定一直没有落实好。“我们并不蔑视财富，我们并不是嫉妒任何获得成功的人，我们当然坚信获得成功理应获得回报，但很容易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一些公司)高管们业绩糟糕，却获得(高额)报酬。尤其是在此时，这些报酬来源于美国纳税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本身的生活还很艰难。”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如此批评华尔街高管的不道德薪酬。为限制高管高薪，美国采取了诸如高管收入透明化、改善公司治理以及鼓励采用基于表现的薪酬结构等等方式，这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