薰衣草婚礼策划:吴国都城探寻记（组图）

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者减钟

图中红色虚线部分即为考古发现的苏州西南部春秋晚期大型城址的范围

新峰村南城墙发掘现场

在这张《苏州西部山丘分布图》上，灵岩山、七子山、清明山、穹窿山、五峰山等围出的盆地清晰可见。

1986年，严山吴国玉器窖藏出土的鹦鹉首拱形玉饰是稀世珍宝。

　　题记：文明从何而来，文化从何说起，这是喜爱历史的人最愿意探究的。但历史往往像一个破碎的容器，要把所有的残片找到、拼接起来，才能还原其曾经的面貌。——这种努力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却吸引着一代代的人们用各种方式去接近真相，回到现场。

　　本报记者 李婷

　　2009年秋季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苏州西部山区及周边地区的先秦时期遗存进行了综合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到目前为止，此次考古调查发掘已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系列成果，可初步认定在今天苏州西南部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曾经存在过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城址。——而且，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的一个城址。这正是人们苦苦追寻的吴国都城吗?

　　“泰伯奔吴”之吴到底居何方重要的一个答案正在苏博展出

　　随着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泰伯奔吴”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一个历史典故，然而身为西周王室姬姓后人的泰伯离开陕西故里后，抵达的吴地又在今日何处?这是个谜题。

　　1939年1月，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在“吴国移徙路线”笔记中有云：“江西九江之南，鄱阳湖之西，有吴城镇。此大可注意，得无太伯、仲雍曾都者乎?……”顾先生在此处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泰伯(即太伯)、仲雍南下时曾在江西吴城逗留。吴城，今江西省樟树市山前乡吴城村。

　　1953年5月，顾颉刚先生在“吴都江西”这则笔记中继续写道：“乾隆二十六年，江西临江府出土者减钟十一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云：‘……据本器出土地，知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域远在江西’，……按：春秋初年吴尚都江西，则其迁江苏殆在春秋中叶，太伯、仲雍墓不足信也。……临江府治今为清江县，在赣江西岸，又江西新建县北一百八十里有吴城镇，当赣江入湖之口，疑当时吴都即在此，其傍鄱阳湖犹之迁苏后傍太湖也。 ”

　　在这则笔记中，顾颉刚先生不仅援引了同为考古大家的郭沫若先生对“者减钟”铭文释义的内容及结论，而且，还写下了自己的按语，表明他认为泰伯奔吴之吴应在江西吴城，而且其依湖选址建城的习惯在后世子孙选城址时，得到了继承。

　　那么，相隔14年验证了顾颉刚先生对泰伯奔吴落脚地考据的“者减钟”到底为何物?

　　巧合的是，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者减钟，目前正在苏州博物馆的“吴国王室青铜器特展”中展出。

　　者减钟，高28.8厘米、重6.15千克，郭沫若先生从铭文上判断，这件吴国王室青铜器是第十五世吴王皮然(即柯转)的儿子者减，为自己制作的。——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吴国王室青铜器。

　　可是，“者减钟”出土的时间远在清乾隆二十六年，当时的出土情况也没有详细记录，那么11枚“者减钟”会不会是从别处出土，被后世的收藏者得到后，又重新陪葬入土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者减钟”只能成为一个孤证，难以佐证顾颉刚与郭沫若的考据。

　　然而，1973年秋天，当人们开始兴建吴城水库时，一座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横空出世，随后的系列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吴城遗址出土文物既有自身浓厚的地方特色，又受到中原殷商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将其命名为“吴城文化”。——在吴城这样一个堪与中原地区先进文化比美的区域，出土了有明确铭文记录的吴国王室青铜重器“者减钟”，并且从钟上铭文最后八个字为“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的内容来看，这套重器应为家传，不宜外赠。

　　在一篇序言中，李伯谦先生曾经指出：“吴国有从商代晚期立国至春秋末年被越所灭近700年的历史，领土范围曾涉及江苏、安徽、江西、上海、浙江、山东乃至湖北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其政治中心随政治军事形势变化也屡有迁移。 ”已经较前辈史学家拥有更多现代考古实证的这个说法客观、中肯。

　　如果进一步审视吴国的发展史，王国维先生的嫡传弟子、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在其名著《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指出，周人立国之初，力量薄弱，无法与强大的殷商正面冲突相抗衡，“彼必先择抵抗力最小而又与殷商无甚关系之地经略之，以培养其国力。……余疑太伯、仲雍之在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史记》谓太伯、仲雍逃之荆蛮者，或二人所至即江、汉流域，其后或因楚之兴盛，再由江、汉而东徙于吴。”徐中舒是站在部落发展、国家谋略的高度上，对泰伯奔吴的原因和目的，甚至其后的迁移去向作出了推论。

　　从目前公认的吴国世系图来看，泰伯与其弟仲雍来到荆蛮之地后，经仲雍之子季简，季简之子叔达，叔达之子周章五代后，故乡的周武王打败了殷商，追封泰伯于吴，此时，这支部落力量才有了“吴国”之称。也就是说，泰伯奔吴的战略目标达到了。

　　顾颉刚先生对徐中舒的这段推论非常赞赏，并进而指出“疑吴始立于江、汉，其后迁于鄱阳湖滨，最后乃迁至无锡、苏州也。 ”

　　随着国家的发展，在一个东迁渐进的过程中，真正使吴国强大的泰伯第十九世孙寿梦在公元前585年立为吴王，这时吴国历史开始了比较明确的纪年。吴国的势力从此渐渐越过宁镇地区、丹徒地区，在与沿途的小国、部族争斗、兼并中，一路东行。

　　与此同时，已经强大的楚国和逐渐壮大的越国，正与吴国相邻为伴。政治统治要建立在军事生存基础上的吴国，必须选择一个既可繁衍生息，又可攻防兼备的“洞天福地”来实现自己独立强盛的愿望。他们的目光，落到了东太湖之滨的今苏州西部山区一带，据此次苏州古城考古调查发现，在今穹窿山景区内发现有马家浜文化遗址，在今木渎彭家墩内发现大型良渚文化遗址，这说明，早就有土著先民看中了苏州西部山区这一块风水宝地。

　　东迁的吴人终于停下了脚步。

　　在苏州西部山区建城有险可据与千年后的一次西迁不谋而合寿梦之子诸樊迁都城于今苏州一带，已成定论。

　　那么，诸樊到苏州会选择何处建城呢?这要先看建都城的用意，西有强楚，南有越人，正处在力量上升和扩张阶段的国家，对都城安全与军事攻防的考虑应该是第一要素。西部山区有山可依，有险可据，特别是从山丘高处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太湖水面的敌情，在没有任何现代战争手段的年代，这些重要的便利因素是不会被忽视的。

　　从今天掌握的清晰的地形图上来看，我们不得不赞叹吴地先人为古都城的选址有多么合适。

　　让我们从灵岩山出发，按顺时针方向欣赏这座绝妙的古代城池：城址的正东方向有上方山、七子山、尧峰山三山一体作屏障;位于最南端的尧峰山西边即是清明山，此次在考古中发现的古都城南城墙新锋村段正位于尧峰山与清明山之中，城墙巧妙地因山借势之意非常明显;清明山西就是太湖之滨，稍偏北已达穹窿山东麓;顺穹窿山内侧向西、向北走，在今藏书的位置上，已与五峰山非常接近了;五峰山北即天池山，五峰山东即灵岩山，三山环抱的那份安全，直到今天我们站在北城墙五峰村段的考古现场上，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如果站在灵岩山顶东望，一片平畴坦荡荡，在一个战事频发的岁月中，那里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理想的建城之地。

　　关于这一点，约1000年后，又有一位军事统帅，出于几乎相同的考虑，把今天的苏州城迁至西部山区一带。隋开皇十一年(591)隋文帝派大将军、越国公杨素率军队来江南镇压豪强的叛乱，在迅速平定了今镇江、常州、无锡的叛乱后，杨素大军直扑苏州，一场大战后，江南悉平。考虑到苏州无险可守，又受到一定的破坏，便空其旧城，把州治迁到横山东边今天的新郭一带。大约33年后，府治又从新郭迁回旧城原址。

　　虽然间隔了差不多1000年，但是同属冷兵器时代的吴国国王与隋朝元帅，面对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现场，在观察地形、规划城建方面，不谋而合。

　　顾颉刚先生对于吴人建城的论述也非常清晰：“吴筑大城于苏州，所以备越也。”随后他列举了在《越绝书》、《吴郡国经续记》等史籍中记录下的吴国为防备越国所作的各种军事准备，比如，今之横山脚下有吴城，太湖之中有操练水兵的练渎，在太湖南岸的今嘉兴一带设辟塞，都城之北有武城(即位于昆山的武城遗址，目前已在苏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他在“从吴江水道可知阖庐奠都苏州之理由”中写道：“前年侯仁之君来沪，渠尚初次到江南，询予当年吴都何以不在无锡而在苏州，以无锡有险可守而苏州则无之也。予答之曰：‘阖闾徙都苏州，当为对越，越人北侵，道由太湖，徙都苏州，则洞庭东、西两山为门户，便于防守，所谓置国都于国防前线也。’继而思之，太湖固为一理由，然尚有三江在，太湖固为吴人控制，越人独不能由太湖东岸来耶?……”随后，顾颉刚大段引用了清乾隆年间人徐养浩在《震泽县志》卷一《形胜门》中对今吴江一带水、陆两路军事地位的论述后，认为，越之侵吴皆由嘉兴来，入太湖则至越来溪，故横山之下有吴城与越城相对峙。——所有的战争都围绕着湖水与山地展开。

　　如此看来，居于苏州西部山区盆地内的吴国都城及其周边区域应该是吴国的“京畿地区”，东望大海，北靠长江，西临太湖，南有吴淞江，都城四周群山环抱，为了防备从西向东经胥溪运河进攻的楚国，吴人在太湖西北滨湖之地修筑了很多小型的军事攻防要塞，以作屏障或警戒前哨;为了防备从南向北，或是从东向西进攻的越国，吴人则直接建筑了位于西部山区的吴国都城。

　　城址北方高等级贵族墓葬群及出土玉器证明苏州是吴文化中心

　　文献资料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论证，为人们探寻吴文化的流变，提供着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在木渎盆地内城址的正北方，存在着大量的东周时期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其中有许多是高等级墓葬，如真山、阳宝山、树山大墓等，以及严山玉器窖藏。出土的精美玉器，可以证明作为吴国晚期也是鼎盛期所在地的苏州地区，应该是吴文化的中心聚落区。

　　1986年4月，在距苏州城西20公里，海拔22.5米的严山东麓出土了一批吴国王室玉器窖藏。这是目前国内唯一较完整的一批吴国玉器，其精美程度，体现了吴国玉器的最高水准。

　　这批玉器是在一个长2.0米、宽1.5米的略呈长方形的土坑中发现的。坑底距山坡表土深0.5米。由于当地爆破采石，玉器出土处已破坏;其存放位置和组合情况已不明。除玉器外，没有其他遗物出土。出土遗物共402件，其中软玉器204件，余为各色玛瑙、绿松石、水晶器和玻璃器。鹦鹉首拱形玉饰和双系拱形起脊玉饰是两件国宝级文物。

　　严山玉器主要种类有：璧、環、璜、琮、镯、珌、珑、玦、管、珠及各类玉佩饰。主要文饰有卷云纹、绳纹、綯纹、弦纹、细鳞纹、羽状纹、几何纹以及形态不同的蟠虺纹、蟠螭纹、兽面纹、夔纹、鸟纹的纹饰，与同时代的青铜器纹饰相当接近。据考证，这批吴国王室玉器极有可能是在越灭吴的战争中，由吴国王室人员在匆忙中埋入严山的土内。

　　1992年11月，苏州博物馆在苏州浒墅关真山发掘了一座东周大墓，虽然该墓早年被盗，但出土了一批玉器，经整理复原为玉面饰、珠襦、玉甲饰和阳具饰组成的一套吴国王室贵族的玉敛葬。

　　比较有趣味的是其中的玉面饰，与其同时代的中原地区的王侯贵族墓葬中也有“瞑目覆面”的葬式，但不同的是，中原所见皆为平面模式，吴地的真山虽为首次发现，却独具特色，是立体的——用三个拱形玉饰分别指代双目与鼻子，同时还出土了珠襦与玉甲。研究者为此指出“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追寻其来龙去脉，那么寺墩三号墓的璧、琮敛尸经真山大墓的玉面饰、珠襦、玉甲到满城汉墓(即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金镂玉衣，正好反映了中国玉敛葬的三个发展阶段。”

　　虽然发现时间是严山早于真山，但真山之玉是葬玉，严山之玉是装饰玉，在祭祀或朝享、交聘等重要仪式上用礼玉，保护死者身体不朽用葬玉，直到造型丰富、琢刻精细、纹饰繁褥用装饰玉，从仪式感在递减，装饰性在提升这一点上，不难看出真山与严山的玉器在时间序列上的由早及晚。

　　等级如此之高、序列又很清晰，出土玉器似乎可以证明拥有这些宝贝的苏州，是当时太湖流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四散而去的王室青铜器是吴国盛极而亡的佐证

　　在周朝，青铜礼器、青铜乐器及玉器常被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实力象征。仅以玉器为例，似乎失之偏颇，那么，借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吴国王室青铜器特展”之机，来考量一下在苏州至今尚未发现“重量级”青铜器的原因。

　　被盗是主人带进墓葬中的青铜器较常见的去向。真山大墓是一个典型案例。 1995年元旦过后，真山考古工地上出现了令人沮丧的一幕：一条长18米、宽3米的盗沟由东向西出现在墓的东部顶部，如一个刺目的倒锥体直插墓室，在随后进行的仔细清理中，发现了上文提到的包括玉敛葬在内的不少玉器、玛瑙、水晶等器物，可是没有青铜器，甚至连因为锈蚀而掉落在土壤中的青铜屑都没有。这样一位享用到了玉敛葬规格的王侯级人物，却连一件青铜器都没有随葬，于理不通，那么答案就只能在那条触目惊心的盗沟上，青铜器被盗，而且是在还没有来得及锈蚀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下葬并不太久远之后，被盗了。考虑到吴楚、吴越之间几乎征战不断的历史，早期的盗墓应该是战争行为的衍生品，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报复与羞辱。

　　在苏博展出的吴太子姑发剑(即吴王诸樊)是吴越四大名剑之一。在目前出土的吴越王剑中，年代最早的就是吴太子姑发剑，于1959年安徽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二号墓(即蔡声侯产墓)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夫差戈。蔡声侯产即位(前471年)前两年(前473)十一月，吴已被越所灭。声侯十五年(前457)卒。也就是说，蔡声侯死于吴亡以后十七年。而其墓内仍埋有诸樊剑与夫差戈，这可能由于蔡、吴曾有联姻之好，过从密切，吴未亡前有此两件兵器由吴赠与蔡，或是吴亡后吴王室后人逃难投奔时携带入蔡。

　　除了作为赠礼远离故土之外，另一件名动中外的“吴王夫差自用矛”，它的发现就揭示了吴王室青铜器的第三个去向——战利品。1983年，在湖北江陵马山5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吴王夫差自用矛，此矛冶铸精良，保存完好，是现存吴王夫差矛中最好的一件。可是出土这件宝物的墓葬却是个中小型土坑墓，棺椁腐朽无存，从墓葬形制、葬俗特点分析，应属战国时期楚墓。

　　历史的吊诡实在弄人。就在出土了“吴王夫差自用矛” 2公里外的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夫差的老对手勾践的一件宝贝，同样名动中外的“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左侧，插在髹漆的木质剑鞘内。这座墓葬深埋在数米的地下，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塞。——看来，这个越王勾践剑的拥有者，要比吴王夫差自用矛的拥有者，地位高不少。但是，不管夫差和勾践曾经如何叱咤风云，争了个你死我活，到最后象征着各自王权与荣耀的兵器，都成为了强敌的战利品。

　　被盗掘或被缴获而成为战利品，吴国王室青铜器的命运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吴国晚期盛极而亡的悲剧。从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出土玉器与青铜器可知，吴国晚期的制作工艺水准之高，一定源于殷实丰厚的经济基础，不能想像一个贫弱之国在强敌环伺之下还能生产出那样精美的顶级工艺品。可是由于战略上的不当，及长期征战引发的国内民众不满，夫差断送了几代吴王辛苦打拼的基业，悲凉地自刎于埋葬了王室先人的山野之中。

　　从木渎盆地内吴都城考古的现状来看，从代表了吴地春秋时期最高水准的吴国王室玉器来看，从大量的文献历史、大量的传说历史，大量的与吴国历史息息相关的地名、山名、河名来看， 2500余年前的苏州，诞生了成熟、灿烂的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