薰衣草味道什么味道:中苏冲突:1969年6.10巴尔鲁克山之战和1969年8.13铁列克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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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冲突:69.6.10巴尔鲁克山之战和69.8.13铁列克提事件(图文)


1969年6月,李永强(前乘白马者)带中国边防人员巡逻在新疆裕民县距边防线上。

  咸阳军分区原司令员李永强1963年入伍,1969年在新疆军区塔城骑兵营任排长时,曾带一个排的兵力,增强巴尔鲁克山西部塔提斯河畔的塔斯提边防站的实力。

  半小时骑马路程的前哨班对岸,就是前苏联军队边防部队。1969年6月10日,李永强指挥9名战士,对预先就准备了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骑兵部队接应的40多名武装挑衅的苏军,进行了坚决反击,重创苏军,自己无一伤亡,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1969年6月11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提出强烈抗议。6月11日,被苏军绑架的牧民张成山,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送交我国。

  随后,8月13日,又在新疆边防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铁列克提事件”。预先早有报复之心的苏联军队,用坦克、装甲炮火猛轰我方巡逻分队阵地。巡逻分队除一名新兵生还以外,其余28人,包括随队采访的中央新闻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记者,全部阵亡,而且遗体大部被苏军抢走。苏联政府实现对中国的报复。

  李永强退休后,在其撰写的《西部奇丽》一书中,对巴尔鲁克山西部之战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对铁列克提事件也尽其所知作了介绍。引原文较长,特摘编如下。


  巴尔鲁克山西部之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事记》中,均载有一件事,就是1969年6月10日,原苏联政府指示其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969年6月10日,星期天。拂晓,接上级指示,要求去一小分队察看苏边防军正在设新观察哨所情况。我带三个班的正副班长、三个战斗骨干,全副武装,分乘十匹战马,经两个多小时奔驰,到目的地。

  苏军在紧靠争议区实际控制线一侧,竖起约十米高的瞭望哨楼,可观测我国塔斯堤边防站前沿哨所,我赞叹苏军选点准确。

  在边界线设明显标志必须通过外交途径,会谈或会晤协商才能动工。当时形势是两国经过珍宝岛三月份的枪战和炮战,加之苏共正在莫斯科筹备召开八十多国工人党、共产党代表会,企图掀起新一轮反华浪潮,由勃列日涅夫(边防群众称他“破裂烂尿壶”)在莫斯科指挥反华大合唱。

  苏联政府新设瞭望塔违规心虚:料准备好,晚上,趁我哨所视线不清之机,数十军人连夜架设瞭望哨楼,并在哨楼下构筑工事。

  苏军见我们到现场,立即放下工具,操枪,隐蔽于新修工事,将枪口对准我们,进入临战状态。见状,我吩咐部分战友控马,大多占领工事。让朱红艳班长测苏军哨楼高程、地理坐标,工事结构、长度、高度及性质等。

  完成任务,巡逻分队乘马原路返回。

  抵前哨阵地,已过下午九时。让战友们下马休息,我习惯地坐在工事顶,拿望远镜观察边境线上的蛛丝马迹,突然有人报告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交界处有不少人动。望远镜对准目标,发现大批戴大檐帽军人,是苏军无疑。

  塔斯堤边防站魏教导员指示我前往交涉。便带小分队徒步跑向事发地点,命令战友们做好战斗准备,子弹上膛,关上保险,准备战斗。

  我们十人,个个汗流浃背,我跑得快,战士们跟上是费劲的。

  事发点是开阔草地,草高三十公分左右,身后不到五十米有土包相连,地形对我有利。左前方灌木林,右前方数公里是刺棘开阔草地,正前方约一公里是坎,坎下为河流。

  苏军约四十人,绑架中国牧民张成山,抓住一个四岁小孩胳膊拖向苏方。我们赶到现场,苏军停步,三个苏军士兵将五花大绑的牧民头朝地压着,放掉小孩,小孩往我纵深跑。苏军机枪手卧倒,枪口对准我和我的战友。

  苏军越过实际控制线数百米,荷枪实弹的超级大国军人,在中国领土上肆无忌惮地抓我国手无寸铁的牧民,拖四岁小孩,理在中国。我胆大、气盛,上前解救牧民。

  苏联军人绝对不允许,三四个侵略者对付我们一个军人,短兵相接,挨上了。

  我指责他们的行径是“沙皇”,这词苏军官兵听得懂,怒发冲冠,暴跳如雷,手指向我胸前佩带的毛泽东像章,喊“毛!毛!毛!”他们在侮辱毛泽东,即侮辱中国,战友们不示弱,从你拉我推,到拳脚相加,进而动用枪托。一个苏军士兵用枪托打我们一位战友,战友举冲锋枪枪身自卫,弹夹将苏军士兵脖子划破,疼得直喊叫。

  这时,女牧民孙龙珍等赶来抢救被苏军绑架的牧民,苏军现场指挥官开枪,女牧民孙龙珍被当场打死,打死在我的面前!同时,连续发射信号弹。

  我是军人,带领武装的小分队,看着侵略者将我保卫的手无寸铁的女牧民打死在自己的国土上,打死在我的面前。

  战友们全看我,让我下决心。

  打!哪能有别的选择?!

  我发现,战友们同时提醒我敌情有变:右前方一队骑兵朝我全速袭来;正前方坦克、装甲车从布尔公河沟爬上岸,向我袭来;左前方敌人向我侧后迂回;两架直升飞机向我头顶上空飞来,情况非常紧急。

  这突如其来的新情况告诉我:敌人这一天的行动,经过充分策划、准备,而且胜券在握。

  河谷里的大批坦克、装甲车在我前哨阵地视野之内隐蔽着,何时埋伏,丝毫未察觉。情况不允许迟疑,必须立即果断处置,而且要依边防政策“不示弱,不吃亏”,“不斗则已,斗则必胜”,“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下令:打开保险,占领身后有利地形,准备打。

  敌人视我占领身后有利地形,以为后退,全站着,舞动枪,喊叫呀!笑呀!指手画脚,得意至极。

  我告诉战友们:听我枪声,打!

  在战友们占领有利地形,卧倒的同时,我拿过一位战友的半自动步枪。我利用有利地形,敌人无有利地形可利用,且全站立,距我不及五十米。我是部队出了名的“特等射手”,对目标百发百中,绝对有把握,两枪放倒两个。

  接着,战友们一齐开火。

  之前数十天苦心训练的汗水没白流,战友们打得开心,全身的狠劲、仇劲、火劲集中于弹头,出枪膛,射向侵略者的身躯。

  尤其右前方那一路苏军骑兵,差不多二十骑乘,他们的军马,没训练好,不会卧倒,全倒在战友们的枪口下。

  我听到苏军负伤士兵在喊,大概是“痛呀!”“救命呀!”

  敌人从各个方向集中向我射击。

  王军灿报告:左前方苏军步兵已迂回到左侧,正向侧后运动。

  苏军哨所的重机枪不停向我打长点射。

  阵地前后左右,全是枪声,子弹嗖嗖,擦耳而过,若大年三十午夜霹雳啪啦放鞭炮似的感觉。

  被我们打懵的侵略者醒悟过来,产生企图:欲从左右向我侧后包抄。

  直升机飞抵我头顶,战友们对直升机打点射,直升机立即拔高,偏离。

  我想的是不吃亏,吃亏即示弱!我“有理”,还要“有利、有节”,无伤亡,打胜仗。

  让几个战友向左侧灌木丛扔手榴弹,同时令两个班长各带自己的战斗小组交替后撤,占领身后更有利地形。

  我带一个战斗小组断后,掩护转移。

  待我们在敌人弹雨中占领更有利地形,电闪雷鸣,紧接着倾盆大雨朝我们头顶泼下来。

  夜幕降临,枪声暂稀……没了。

  有战友报告:“很多敌人”从身后向我们袭来。我回头仔细观察,不像。

  近点看:是兵团民兵闻讯赶上来了。

  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兵真好,勇敢、不怕死!战场枪林弹雨,他们手里拿着棍、锄头、铁锨上来了。

  到我面前,全上气不接下气,要求参战。

  好在工事里放置几十箱手榴弹,让战友们开箱,一人发两个,互相教着怎么甩。

  雨停。

  我安排一位精明的战友上哨所,向军区报告情况;安排几个民兵和两个战士,利用夜暗将孙龙珍遗体背回。

  其他战友挖工事,准备打恶仗。

  敌人折腾了一整夜,拉运他们的尸体、伤兵;我们挖了一整夜工事。

  有的战友挖防空洞,闻到臭味。拂晓,发现将人坟挖开。

  战友王军灿,分的工事地段是土石硬地,跪着挖一整夜,膝盖磨破。不小心,用十字镐砸在腿上,骨头露出,硬是不吭声,准备打大仗,打恶仗!

  那一夜,北京不停地问情况,核对自卫反击作战地点的经纬度,牺牲几人?伤亡人数?参加战斗多少人?谁指挥的……

  军区还问:“谁让打的?”“请示没有……”

  天亮,战场静悄悄,望远镜里:苏军好多军马,披鞍躺在草地,有匹负伤的苏军军马,时而跛动一下。

  雨后早晨空气,特别清新。

  看样子,没恶仗打,不打了。

  我有点睡意,迷迷糊糊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播放着“我边防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实在太累,想睡。没睡定,战友喊:分区首长来看望我们,北疆军区首长正驱车在来塔斯堤的路上。

  被苏军绑架的牧民张成山,6月11日,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送交我国。

  这一仗鼓舞了边防部队的士气,官兵觉得超级大国的苏联没什么了不起。

  北疆军区和塔城军分区的首长都认为:这次自卫还击作战,完全是按“边防政策”打的,“有理、有利、有节”,“李永强机断专行,独立指挥小分队,孤胆作战,机智果断处事,英勇地进行了自卫还击,应立功!”

  赞扬声中还未来得及趾高气扬即听到:“大区首长要撤李永强职。”我冷静地想:“为什么?”

  想通了,撤职有理:对外国军队作战的指挥权、决策权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手里,你一个排长,乃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却用了共和国最高统帅的权,大军区司令员也没权决定对外国军队开火,该撤!

  又想:参军即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死,何以撤职惧之?

  再想,撤职也不全坏,撤职可以离开边防,边防没什么好待的,争议地区,斗争激烈,环境艰苦,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冻得要死,出边防站,须乘坐雪橇,过老风口,没人烟,这边远荒凉之地留恋什么?

  自我安慰:撤职好,撤职,解脱。

  浮生若梦,为权几何?官,不是老祖宗所传,稀罕啥!

  此后两个月,我成热点人物,军营、民间焦点访谈对象。撤职?立功?立功!撤职!

  1969年9月中旬的一天,军区通知我去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大庆观礼。北京国庆观礼回部队,战功立了,官也升了,赴额敏河边防站任指导员;后又升任新疆军区边防第四营政治委员;又新疆军区骑兵第2团副团长、乌鲁木齐军区边防第4团首任团长。


  铁列克堤事件
 
  巴尔鲁克山西部之战不久,妻子周玉霞不打招呼,来塔城。她在陕西听说巴尔鲁克山西部边防在打仗,要来新疆巴尔鲁克山,看在一起只度过六天蜜月的丈夫是否还在人世。

  营首长安排,我离开巴尔鲁克山西部,在塔城与妻子团聚。在塔城团聚不几天,即发生震惊中外的“8.13铁列克堤事件”。事后我想,若周玉霞不来塔城,组织也可能调我去铁列克堤守防巡逻,我亦可能在这次事件牺牲的烈士之列。

  铁列克堤边防站位于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所辖边境的“争议区”是“新沙皇”在老沙皇侵略基础上进一步领土扩张的产物——我们承认老沙皇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时强加给中国的边界线,“新沙皇”依老沙皇边界线再往我国领土上推进出一条边界线,说这“线”是它的边界线,这两线之间的我国领土便被称作“争议地区”。

  争议区有的我控制,有的苏方控制,有的双方进入,他去我必进,我去他必到,争领土所有权。

  据说从沙俄到苏联时期,它的国家每年要有“领土收入”。“收入”方式五花八门,一是将沙俄强加给我们的以某山脊、某河流为界,推到我国领土上的某山脊、某河流,说那就是当年的××山脊,××河流;二是利用每年在平原地带疏松剪迹地带,向我国侵入一犁、多犁;三是在边界私设界标。设界标是两国政府的共同行为,经勘测,两国政府认可,并通过谈判签字为合法有效。“8.13铁列克堤事件”由苏联政府私设界标引发。

  勃列日涅夫当政的苏联,对外领土扩张,在边界上看得很明显。它交通发达,机械化程度高,部队机动快速,用其优势,趁我们巡逻间隙,在铁列克堤与禾角科两边防站之间实际控制线我侧,垒很多石头堆,粉刷成白色,非法私设界标,企图既成事实,后果非常严重。

  为此,我方通过巴克图边防站会晤,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并在会晤中将什么时间、沿什么路线、怎么巡逻的计划全盘托出。这事至今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传说时任战区主要领导让这么干的。

  1969年8月13日清晨,铁列克堤边防站巡逻分队按计划巡逻。为预防万一,在易遭敌袭击的巡逻地段我侧预设了掩护班。

  巡逻分队距离边防站不及一公里,苏军两架直升机即飞抵巡逻分队头顶。此情当即报告上级,战区主要领导答复“按原计划执行。”

  这次巡逻队阵容大,其中有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军官多。

  “按原计划执行”是不适宜的,明显觉察苏军有充分准备,极反常,苏军调动亦觉察到,有袭击我巡逻分队的明显迹象,苏军在珍宝岛和巴尔鲁克山西部失利,找机会报复的迹象明显。

  作为巡逻分队的队长,改变上级指示是困难的。加之珍宝岛作战后,全国全军片面宣传“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在“8.13”那天,这个口号是指导行动的主旋律,谁在这个牛角尖里充当“贪生怕死”角色?但国家民族利益不是主旋律,边防政策不是主旋律,无人考虑吃亏就是国家、军队被动,被动状态怎么“寸土必争”?怎么“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又怎么“有理、有利、有节”呢?

  假如我是巡逻队长,选择停止巡逻,因为边防政策要求这样,国家民族利益这样要求。但会给我自己带来大麻烦,落“怕死”罪名,可是国家民族利益不受损失。

  巡逻队长难以机断专行,直升机到头顶,敌情特别异常,向上级报告的意见是停止按原计划巡逻,命令是“按原计划巡逻”。那时的官兵,不,任何时候的军人也不愿落“怕死”名声,选择当时正热的口号:“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8.13巡逻”就是在预计敌人要伏击我们的地段遭袭击。

  巡逻分队仅一个新兵生还,全部阵亡。苏军用坦克、装甲炮火轰击我们的掩护阵地,我们手中的40火箭筒最远射程一百五十米。苏军在五百米之外向我阵地轰击。到故乡接我参军的新兵连长范进忠同志壮烈牺牲,亲密战友王明远、李国珍、郭玉锋、高春林……牺牲。

  二十八名指挥员、战斗员壮烈牺牲,含北京中央新闻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战友,他们永远长眠巴尔鲁克山。范进忠、王明远、郭玉锋等遗体是我亲手从车上抬下,亲自……

  我任新疆军区边防第4营政治委员期间,每年带官兵祭拜长眠巴尔鲁克山的战友。

  在我调离巴尔鲁克山的时候,先告别长眠的战友,永远不敢忘记他们,还有女牧民孙龙珍。

  并非事隔几十年后苛求那时的领导,而是几十年前就纳闷:按边防政策打仗,处理边防事务,政治上主动,外交上主动,军事上是胜仗,要撤职;而“8.13”失国威、军威,未见撤一个人;以给牺牲的战友立一等、二等战功划句号。

  1969年“8.13”挫伤了边防官兵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