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薛鹏刘孟子三军仪仗队:值得纪念的普安同知曹昌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1:07:34
六盘水历史上先后在今市境两厅（县）当过行政长官的人不多，清代光绪年间有一个曹昌祺。曹昌祺光绪十年（1884年）任水城厅通判，两年后到普安直隶厅（今盘县）署同知。当时水城厅属大定府，普安直隶厅直属省，从水城厅通判到普安直隶厅同知是从县级升为府级了。
《水城厅采访册》纂于光绪二年（1876年），还来不及记曹昌祺的事迹。成稿于民国10年的《水城县志稿》才在“宦迹”一目中补记，称他是“湖南长沙翰林。光绪十年（1884年）署。奉母随任，孝敬有恒。作育人材，每月课士二次。体恤寒畯，重奖笔资。及乡试在迩，又以五日为课期，修饰润色，不遗余力。”后来的《贵州通志·宦迹志十三》照录了原文。对照通判职责——“掌一厅之政，亲理民务，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历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曹昌祺是称职的，在“兴教化”、特别是“贡士读法”方面尤为突出，堪称循吏。
在普安直隶厅同知任上，曹昌祺最主要的贡献是完成《普安直隶厅志》（后文简称《光绪志》）的纂修。他署名的《序》说：“光绪丙戌（1886年）春仲，昌祺来承乏是邦。甫下车，索阅厅志刻本，已残缺不全，仅见钞本，盖已百余年失修矣。爰集众于庭，谋筹款重修。”所谓“厅志刻本”，指的是修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普安州志》（后文简称《乾隆志》），这部志“愈五阅月书成”。主修贵州安顺府永宁州知州、署南笼府普安州事王粤麟自知简陋，所以在《序》中说：“总其事者，窃得弁言简端。”最后又说“拾遗补阙，加厉增华，尚有待于后之君子。”根据后人对《乾隆志》的评价，王粤麟此话并非完全出于谦虚。没想到是，直至128年后，普安州已改直隶州并再改直隶厅，共历经44任同知，才出了曹昌祺这么一个“后之君子”。
《乾隆志》是在明嘉靖《普安州志》（后文简称《嘉靖志》）刊行207年，并早已亡佚后重新创修的，自有其功，篇幅翻了一番，在风俗、方言、灾祥（主要是农业气候）方面都比《嘉靖志》有所发展，留下许多实录资料。然而总的说来失之简陋，另有许多境外资料未详加考证而收入志中。相比而言，《光绪志》篇幅再翻一番，对地方农业气候的记载更加详实；对少数民族和土司以及咸同军事史的记载资料尤为珍贵；《食货》在前志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增加《税课》、《积储》两个类目，《税课》记盐税变化和工商各税，《积储》记备荒的常平仓，此外还增加了邮传、耆寿等内容。《光绪志》“越二年而书成”，纂修态度严谨，尤其能随时代变化扩展地域性资料的收录，因而成为续志中的珍品，资治教化存史功能明显，至今仍是盘县最主要的历史文献。
如果没有曹昌祺“筹款重修”，并“强延”“奉讳将归里”的名士覃梦榕为纂修，与其他名士历时二年“共襄厥事，搜新猎隐，左掇右劘”，《 光绪志》是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的。
曹昌祺在《光绪志·序》中说：“夫州厅异名，则设官养兵皆有张弛；疆域错置，则丁籍赋役自有等差；而况此百余年中，灾祥著乎天，物产茁乎地，文采焕乎人，不有以表扬而阐发之，乌乎可？”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形势，曹昌祺进一步阐述，“厅当云贵之襟喉，达川广之声援，自元以来，为凡用武者所必争之地。方今互市羁縻，时局一变，英人踞缅，法人踞越，恃其星纬舆地之学、舟车枪炮之艺，时有狡焉思逞之心。万一败盟，隐忧实大。是则道里之短长，关隘之险要，山洞之深邃，水道之纾折，亦控制疆索者所宜究心也。”可见他对修志的重视绝非出于个人爱好和图名，他是把修志与修齐治平、爱国守土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
基于这种文化自觉，曹昌祺说：“守土者以修志非专责，往往废兴听之，此志之所以多失修也。……惟愿后之来者，时加搜辑，勿以废兴听之。”
曹昌祺并没有借修志宣扬自己，除署名外，《光绪志》对他只在《卷之十一·秩官》中按常例记了10个字：“曹昌祺，湖南长沙人，进士。”
《光绪志》锓版于1889年，又是121年过去了。笔者重提这位几乎无人知晓的古人，是想让今人记住他修志存史的功德和忧国忧民的一片苦心。
当今确有一些为政者，对修志“往往废兴听之”，上级政府三令五申而后勉强应付，却不忘在志书中为自己留名留影。面对曹昌祺，他们应当感到汗颜。
《水城厅采访册》纂于光绪二年（1876年），还来不及记曹昌祺的事迹。成稿于民国10年的《水城县志稿》才在“宦迹”一目中补记，称他是“湖南长沙翰林。光绪十年（1884年）署。奉母随任，孝敬有恒。作育人材，每月课士二次。体恤寒畯，重奖笔资。及乡试在迩，又以五日为课期，修饰润色，不遗余力。”后来的《贵州通志·宦迹志十三》照录了原文。对照通判职责——“掌一厅之政，亲理民务，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历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曹昌祺是称职的，在“兴教化”、特别是“贡士读法”方面尤为突出，堪称循吏。
在普安直隶厅同知任上，曹昌祺最主要的贡献是完成《普安直隶厅志》（后文简称《光绪志》）的纂修。他署名的《序》说：“光绪丙戌（1886年）春仲，昌祺来承乏是邦。甫下车，索阅厅志刻本，已残缺不全，仅见钞本，盖已百余年失修矣。爰集众于庭，谋筹款重修。”所谓“厅志刻本”，指的是修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普安州志》（后文简称《乾隆志》），这部志“愈五阅月书成”。主修贵州安顺府永宁州知州、署南笼府普安州事王粤麟自知简陋，所以在《序》中说：“总其事者，窃得弁言简端。”最后又说“拾遗补阙，加厉增华，尚有待于后之君子。”根据后人对《乾隆志》的评价，王粤麟此话并非完全出于谦虚。没想到是，直至128年后，普安州已改直隶州并再改直隶厅，共历经44任同知，才出了曹昌祺这么一个“后之君子”。
《乾隆志》是在明嘉靖《普安州志》（后文简称《嘉靖志》）刊行207年，并早已亡佚后重新创修的，自有其功，篇幅翻了一番，在风俗、方言、灾祥（主要是农业气候）方面都比《嘉靖志》有所发展，留下许多实录资料。然而总的说来失之简陋，另有许多境外资料未详加考证而收入志中。相比而言，《光绪志》篇幅再翻一番，对地方农业气候的记载更加详实；对少数民族和土司以及咸同军事史的记载资料尤为珍贵；《食货》在前志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增加《税课》、《积储》两个类目，《税课》记盐税变化和工商各税，《积储》记备荒的常平仓，此外还增加了邮传、耆寿等内容。《光绪志》“越二年而书成”，纂修态度严谨，尤其能随时代变化扩展地域性资料的收录，因而成为续志中的珍品，资治教化存史功能明显，至今仍是盘县最主要的历史文献。
如果没有曹昌祺“筹款重修”，并“强延”“奉讳将归里”的名士覃梦榕为纂修，与其他名士历时二年“共襄厥事，搜新猎隐，左掇右劘”，《 光绪志》是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的。
曹昌祺在《光绪志·序》中说：“夫州厅异名，则设官养兵皆有张弛；疆域错置，则丁籍赋役自有等差；而况此百余年中，灾祥著乎天，物产茁乎地，文采焕乎人，不有以表扬而阐发之，乌乎可？”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形势，曹昌祺进一步阐述，“厅当云贵之襟喉，达川广之声援，自元以来，为凡用武者所必争之地。方今互市羁縻，时局一变，英人踞缅，法人踞越，恃其星纬舆地之学、舟车枪炮之艺，时有狡焉思逞之心。万一败盟，隐忧实大。是则道里之短长，关隘之险要，山洞之深邃，水道之纾折，亦控制疆索者所宜究心也。”可见他对修志的重视绝非出于个人爱好和图名，他是把修志与修齐治平、爱国守土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
基于这种文化自觉，曹昌祺说：“守土者以修志非专责，往往废兴听之，此志之所以多失修也。……惟愿后之来者，时加搜辑，勿以废兴听之。”
曹昌祺并没有借修志宣扬自己，除署名外，《光绪志》对他只在《卷之十一·秩官》中按常例记了10个字：“曹昌祺，湖南长沙人，进士。”
《光绪志》锓版于1889年，又是121年过去了。笔者重提这位几乎无人知晓的古人，是想让今人记住他修志存史的功德和忧国忧民的一片苦心。
当今确有一些为政者，对修志“往往废兴听之”，上级政府三令五申而后勉强应付，却不忘在志书中为自己留名留影。面对曹昌祺，他们应当感到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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