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荷糖放进可乐:《寒夜》中的人物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认为，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相互猜疑，相互折磨，因为它是无休无止，无法逃避的。而汪家的悲剧恰恰验证了这一点。

四十年代的一篇谈《寒夜》的文章所说，“假如我们的良心并未泯灭，理智还有点清醒，就不会用空洞渺茫的什么光明春天之类的东西来自欺欺人。现实生活里交织着太多的痛苦和血泪，每一瞬间我们都可以听到绝望的哀号，会看到无数的人在生活的煎熬中倒下去。难道这世界就没有欢笑吗？

有的，在高楼大厦里，在豪华的宴会上你可以找到欢笑——无耻的，荒唐的，淫荡的欢笑——，可是，隐匿在欢笑的后面，在欢笑者的脚底下又尽是绝望的哀号和倒下去的人类。悲剧吗？是的，我们这个国度就只有这些永远演不完的悲剧。”

巴金的《寒夜》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生活，抨击了当时统治者的腐败，揭示了下层人民的苦难，让人们看到“胜利”所掩盖不了的民族苦难史。

《寒夜》在主题上，有对抗战后期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的强烈批判，巴金本人后来也从这方面谈的较多。正如巴金所说：“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是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什么样子”，而对黑暗现实社会的批判主题是通过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表现的，“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 。

汪文宣一家的悲剧，是处于黑暗现实中而又追求人生的社会价值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遭受创伤、肉体上被残酷压迫的悲剧。虽然他们本身的弱点是一个因素，但归根结蒂还是社会黑暗导致的悲剧。一切不幸、贫穷、失业、疾病都与那样一个外敌入侵和内部黑暗统治的社会紧密相关。《寒夜》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它强烈的社会控诉力量。“但如果作更深入的体味，会发现巴金这部现实感很强的小说中又蕴含有对人性、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深层思索。如其中对婆媳之间无休止‘战争’的描写，就发觉到心理方面的深层原因，自然也牵涉到对特定伦理关系制约下的人性困境的探讨。”

婆媳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这就要在婆媳个人的原因之外，正视社会的现存家庭结构，所谓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的社会家庭结构里必含有与人性相冲突的东西。这也说明新世纪初，随着社会发展的转型，只有夫妻和孩子构成的核心家庭的增多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汪文宣所处的社会是抗战胜利前后的“陪都”重庆，这里到处弥漫着战争的气息，警报迭起，人心惶惶。小说中多次写到人们躲警报的情景，汪文宣甚至在梦中都有躲警报的情景。曾树生弃汪文宣而去其中一半是为了“逃难”；邻居张太太多次到汪家也是为了“逃难”之事。人们的生命财产似乎谈不上任何的保障，不能安居更谈不上乐业，公司随时有搬家的可能，而小人物时刻面临失业的危机。城市没有繁华的景象，有的只是一片狼藉。小商贩惨淡经营，大老板投机取巧。小说中两次提到社会上包月洗衣服的费用，开始800元/月，后来竟1400元/月。小宣每学期的学费三万，后来中途还要多交几千元的伙食费，仅仅是由于物价上涨的原因。正如他们所感受的：“东西天天贵，钱天天少。日子越来越难熬。”就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却可以得志的社会里，汪文宣安分守己，拼命工作，但他的薪水微薄，难以养家糊口，并且在单位长期忍受领导的轻视和同事的冷眼。长期的劳累和压抑的环境使他年纪轻轻便重病缠身，贫病交加的他无钱上医院看病，还要咬紧牙关带病上班。小说中谈到他内心的感受：“这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还没有丧尽的读书人。”尽管如此还是难逃失业的命运。他的妻子曾树生因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到大川银行当“花瓶”，他们年轻时献身教育的理想被现实生活击得粉碎。正如他所想的“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他也曾向社会做了妥协，违心的拿出一千元钱为周主任做寿礼；绞尽脑汁的为某些大人物的‘大作’美言一番。为了你们这些谎言，我的血快流尽了！”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抗议。但他无能为力。他始终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于是发自内心的呼喊：“我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不该活呢？为什么该痛苦的死去！”小说中几次描写的冷酒馆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它里面“无处不是苦恼”。“醉了比醒着好些！”在此成为真理。他的老同学唐柏青因领导不批假造成妻子难产而死，自己也遇车祸而亡。他唯一的朋友钟老与人为善，却因医疗条件太差而死于霍乱。他的妻子因无法忍受贫穷和寂寞弃他而去。所有这些在汪文宣内心打下深深的烙印，留下累累的伤痕！而恰恰相反，“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刻薄寡恩的周主任居然不断的升迁！同事们还自发的为其祝寿。真是“势利，势利，没有一个不势利！”更为残酷的是，畸形的社会扭曲了汪文宣的性格，正如他的妻子所言：“你从前不是这样软弱的人！”。尽管双方都想重温旧梦，不断地想着“你对我太好了”，但一丝钨灯的温情无法与寒夜般的现实抗衡，他们不得不走向破裂。

巴金写《寒夜》是为“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是为了“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 小说始终将这个家庭的悲剧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展开。战争的威胁，时局的混乱，官僚的腐败与自私，贫富的悬殊，失业与逃难的恐惧，成为这个家庭所无法承担的压力。作者以汪文宣的家庭为中心，适当地将笔墨延伸到这个家庭之外，写出了另外一些普通人的悲剧。如：汪文宣的同学唐柏青、同事老钟。这些悲剧进一步证明，汪家的悲剧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汪家的悲剧也不是简单的家庭或爱情悲剧，而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在一个家庭的集中表现。

除了社会黑暗造成汪文宣的悲剧外，家庭不和又使汪文宣的悲剧雪上加霜。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认为，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相互猜疑，相互折磨，因为它是无休无止，无法逃避的。而汪家的悲剧恰恰验证了这一点。表面看来，好象谁都没有错。几个善良的人共同上演着家庭的悲剧。不休的争吵是这个家庭的主旋律。家庭不和的根源是婆媳关系的不和。婆媳之间有着很深的隔阂。汪母的确非常爱儿子，她经常对儿子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的关心。即使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她也曾设法做儿子喜欢吃的红烧肉；为了减轻儿子的经济负担，她冬天坚持自己洗衣服，哪怕手冻破也要省了洗衣服的钱；儿子病后，为了给他看病，她卖掉了自己唯一的首饰——戒指；甚至自己想出去当老妈子挣钱贴补家用。她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正如曾树生所说,她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敌视媳妇，甚至对她恨之入骨。因为一则媳妇不是象她年轻时那样的女人，不是对婆母十分恭顺的孝顺媳妇；不是对丈夫百般体贴的贤惠媳妇。二则她看不惯媳妇那种做“花瓶”的生活方式，但又不得不间接使用她赚来的钱，而且整天还要做二等老妈子干的活，这使的她心中更加怨恨。三则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至于“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而已。汪文宣也的确非常爱她的妻子，即使在他们吵架后，妻子的离家出走使他牵肠挂肚，找不见妻子他就失魂落魄；看见妻子和陈经理在一起时他心如刀割；带病上班要工资为妻子买生日蛋糕；妻子弃他而去，他想念她以至于上咖啡馆想象同她一起喝咖啡；为了让妻子幸福，他隐瞒自己的病情；他的爱深沉而又执着。同时他对母亲是百般孝敬。他是一个温顺的儿子，母亲的劳累使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为此时常抱怨自己没有出息，没有给母亲带来幸福的生活。然而令他头痛的是他同时深爱的两个女人，虽然她们也都爱他，但她们却无法和睦的相处，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增添了不和谐的音符，并且成为家庭的主旋律。曾树生是个个人主义者，她健康、漂亮、追求幸福和自由，她曾经因爱与汪文宣大胆的结合，甚至直到最后她对汪文宣依然疼爱有加，但她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无法容忍婆母的恶语中伤，甚至也无法容忍早熟的儿子的沉默寡言，整个家庭都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她感到了压抑，她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她只会给汪母碰钉子，以牙还牙。她经常说气话来刺激她的婆婆，甚至嘲笑婆婆的缠脚行为。在汪文宣的百般哀求下，她连一封信也不愿给婆婆写，她永远也不会向她的婆婆低头。生活苦，环境差，谁也没有好心情。她们一触即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间的不和越来越深，谁也不肯让步。她们之间已经缺少最起码的信任，有的是无端的猜疑。当汪文宣自己说母亲不理解树生的时候，汪母马上认为是树生对儿子那样说的。汪母曾以哭来威胁儿子赶走妻子，当儿子勉强答应的时候，她竟然可以破涕为笑，继续洗衣服。更为可悲的是在汪文宣的梦中曾树生也要遗弃他的母亲，致老人生死于不顾！汪文宣曾多次调和婆媳关系，结果却使双方的积怨更深。他无能为力，他既不能将两个人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这样三个人相互折磨，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曾树生最终无法忍受而离家出走，家庭环境更加凄凉，给汪文宣以致命的打击。这个最普通的小人物，挣扎在战乱、贫穷和被压迫的黑暗社会之中，他无力看病，也无心看病，一步步向死亡迈进，最终心力交瘁而死。

另外汪文宣的悲剧与其性格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当前，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那便是‘性格决定命运’。虽然有点夸张，但也不无道理。汪文宣的悲剧与其性格就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长期压抑的社会环境使汪文宣由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青年转变成为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极为懦弱的人。他在单位经常面对领导的冷眼、同事的欺侮。小说中写到他带病刚一上班，同事又逼他加班，说材料当天就要，他敢怒而不敢言，甚至连怒都不敢表现出来。为了生活，只有忍受。自己亲眼看见树生同陈经理进了咖啡馆，他脸通红，心也跳的厉害。他想进去找树生，但怕把事情弄糟；他想回书店，但又放心不下她；他想在门口等她出来，又觉的这样她太没面子；他患得患失始终没有勇气去面对。他神经过敏，很在意别人的议论和看法，别人无意间的咳嗽他都认为别人对自己有意见。他有病上班时面对领导敌视的目光连痰都不敢吐，硬是咽到了肚里。令人多么的心酸！同时他又特别的爱面子，当妻子和他吵架离家出走后，他本来牵肠挂肚，但妻子给他写了一封短而冷的信，他就给她回了一封更短而冷的信，好象她根本不在乎她，好象他是一个拿的起放的下的人。汪文宣活的很累，他的心思很重，心理压力特别大。他的善良使他经常的自责，家里人生活的苦，他就怨自己没有出息，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他多愁善感，心理承受力差，具体表现在当妻子说他是‘老好人’时，他的心在隐隐作痛；当妻子无意中说跟了他是当初瞎了眼的时候，他感到每一个字都象针在刺他的心；当他看见妻子的掉离通知书时，他的心象木棒捣着似的痛的厉害；当妻子信中提出要离开他的时候，信上的每一个字都象铁爪在抓他的心。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汪文宣心理是相当脆弱的。加上肺病缠身使他未老先衰，缺少生命力。他只会哀求、叹气、哭，这些都是曾树生所厌恶的，他的身上已经没有一点男子汉的血气方刚。对于自己的病，他一拖再拖，病情不断加重他还要瞒着树生，为了让她少担心，为了让她幸福。但他们的爱情之花还是慢慢的枯萎，树生对他仅剩同情和怜悯。尽管他依然深深的爱着树生，纵然他带病上班要工资为树生买生日蛋糕，也无法挽回树生对他的爱情。曾树生随人他去，汪文宣在吐血中身亡。男主人汪文宣战前是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空怀一腔办教育的热忱，在战时却只能做一家书局的职员，整天在上司的冷眼中、在书稿的冷漠中消耗生命，而所得的薪水根本无法供养自己的家庭，日益加重的肺病又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在书局中，他是被人看不起的“老好人”，在家庭中，他又夹在母亲和妻子的矛盾中无法安宁，整个一个人完全是被生活摧残和压垮了的形象。

巴金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致命的弱点，就是懦弱。对于人性的弱点的揭示与批判可以看做是《寒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的确，导致汪家悲剧的重要原因正是包括汪文宣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在人性上的严重的缺陷。汪文宣同时被两个女人爱着，这应该是这个家庭和谐相处的最好的基础，但是在汪文宣那里这个和谐的基础却成了两个女人仇恨滋生的温床，她们用各自的方式爱着他，而性格懦弱的他却无法用爱去调和她们的分歧。他爱妻子，也爱母亲，但他把爱看作是无条件的让步，任两个女人的仇恨肆意蔓延。懦弱无能、谨小慎微是这个“老好人”的致命弱点。

“巴金的最大成就在于，他能详尽细腻地描写一个人的屈辱心理，深刻地表现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病态灵魂。巴金在塑造汪文宣这个人物形象时，紧紧抓住了他性格的两个方面：一是他原先性格中美好的东西，另一是他现在的性格的变异特征。” 惨淡的现实和曾有的美好的强烈反差是汪文宣的纵向背景，有才华的唐柏青和老实诚恳的钟又安的惨死与周主任的冷酷、陈经理的优越的反差则构成了这个形象的横向背景，这有历史和现实跨度的背景使人们不忍指责汪文宣的个人缺点和责任。汪文宣是小人物的典型，懦弱、犹豫、又善良、富有牺牲精神，委曲求全，让人怜爱与同情。

汪文宣的悲剧意义

《寒夜》是反映小人物的悲剧，巴金在这部作品中显示的强烈的平民意识使这部作品堪称为平民的史诗，是巴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一个新里程碑，较之以往创作，其艺术上显示了新的追求和突破，代表了后期创作的风格。

现实主义笔触更加深入细腻，虽仍采用家庭生活题材，但不再写轰轰烈烈的大家庭的重大变故，而反映“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如借酒浇愁、婆媳矛盾、贫病交加等），但透射出的却是一个矛盾重重、令人窒息的社会，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政府的腐朽败退，因此给小人物带来无尽灾难。这里没有伟大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出众的佳人，但是却有五亿平民的眼泪和呼声，这不是英雄的史诗，而是平民的史诗，是真正的史诗。”90年代以来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文学极尽媚俗之能事，参与着以形而下物质夸耀为本质特征的“成功人士”的社会明星神话的编造，却对弱势人群的苦难不顾、甚至厌恶。这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叛，巴金的意义在这里应针锋相对地得到鲜明的张扬。巴金身上最可贵的品德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民间性的自觉和强烈的平民关怀的人文精神。汪家的悲剧不是简单的家庭或爱情悲剧，而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在一个家庭的集中表现。汪家比高家更普遍更有代表性，其悲剧感染力也更大。从巴金创作的总体风格看，《寒夜》的笔触由巴金以往作品的那种充满激情的呼叫和直接控诉，转变为一种深沉的批判和冷静的剖析，现实主义风格更趋成熟。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巴金现实主义艺术功力的深入和发展。

总之，这是一部反映小人物生活和命运的苦难的悲剧，体现了普遍的人性意义。汪文宣是被那个时代和社会逼上悲惨境地的人物，他是中国式的“多余人”形象，他的悲剧是值得我们同情的，更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