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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网    01月27日 09:48
——邓大姐爱听《午间半小时》
黄传悌/文
邓颖超大姐的秘书赵炜的回忆录《西花厅岁月》，以质朴的文笔，真挚深沉的感情，记述了37年中在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身边“亲身经历和亲耳听到的一些往事”。书中有一节“邓大姐和《午间半小时》”记述了邓大姐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的情景。《午间半小时》开播后，“邓大姐就一直坚持收听。开始她只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感兴趣，但渐渐地老人家变成了这个节目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在邓颖超身边的日子，赵炜分享了这个只有半小时的节目给老人家带来的种种喜悦，她自己也成了《午间半小时》的忠实听众。”看了以后，记忆又把我带回到了20多年前在《午间半小时》节目的那段日子，回到收到邓大姐亲笔来信和秘书代她打来电话时，洋溢在办公室里那种欢欣的气氛中。
第一封来信
1987年5月，《午间半小时》介绍了郑州工学院原党委副书记王华冰的事迹。邓大姐听到后马上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午间半小时》节目的同志们：
今天你们传来我喜出望外的消息，感谢你们报道了王华冰同志的近况，令我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欣慰。王华冰同志是一个好样的女共产党员，我时常想起她，但解放以来，我们之间没有通过信息。只从过去同她小组另外两位女同志间接知其一二。今天听时，开头介绍她的几句，未听到，不知你们可否告诉我有关她的通讯处？如果太麻烦的话，那就不必去问了。
你们的节目,很吸引人收听，只要在我可能时，也是你们的听众呢。年老手力差，字写得潦草，请原谅。专此，敬礼！
邓颖超    1987年5月29日
邓大姐的来信给这个新成立的集体——中央电台综合节目部的成员以极大的鼓舞，增添了我们办好节目的信心和力量。《午间半小时》是中央电台1987年1月1日推出的一个融新闻性、知识性、服务性于一体的综合性新节目。采取板块结构，由专人主持；内容上注意把握时代脉搏、话题立意新颖，主持人以真情实感与听众平等交流，使听众耳目一新，一开播就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首都十几家报刊都发了消息。收到邓大姐的信后，我们把有关王华冰的报道送给邓大姐。当邓大姐知道王华冰和丈夫将全家几十年积蓄的6万元钱拿出来支持教育事业时，说：“王华冰不愧为党培养几十年的老党员，多年不见，真想念她。”
参加有关“安乐死”的讨论
《午间半小时》提倡听众参与，经常提出一些听众关心的问题，在节目中展开讨论。1988年1月21日，在节目里播出了首都医学界、哲学界部分专家就我国目前能不能推行安乐死问题召开的一个座谈会的录音，并请听众朋友对这个问题谈自己的看法。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邓大姐的来信，鲜明地表达了她对安乐死的态度。信是这样写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同志们：
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了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这是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邓颖超  1988年1月22日
邓大姐的信是我们这次讨论收到的第一封信，在这以后，听众来信来电话非常踊跃，我们总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来信1300多封，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记住了我们一些人的名字
《午间半小时》播出的时间是每天12：00~12：30，正好是邓大姐午饭前小休的时间，因此她成了《午间半小时》节目一位热心听众。
1988年春天，节目组的记者汪永晨和崔永元去大兴安岭采访，十几天中，踏遍了被烈火吞噬过的林地，所见到的灾后情景使他们震惊，从大火中站立起来的大兴安岭人，又给了他们巨大的激励。他们把一些普通人的事迹写进了报道《大兴安岭的小人物》。邓大姐听到节目后，她委托秘书打来电话说，大兴安岭人民的事迹很感人，很让人敬佩，她已经让《人民政协报》和《午间半小时》节目联系，请他们转载一下这篇稿子，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邓大姐经常收听《午间半小时》，不仅关注节目的内容，也记住了节目组中很多人的名字。一次，节目的主持人陈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活动，邓大姐也出席了。中间休息的时候，妇联一位老同志拉着陈希来到大姐身边，说：“这是中央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的主持人周赛英。”周赛英是陈希生活中的名字。邓大姐没有听清全名，于是说出了节目另一位记者的名字，“是周石丹吧？”当陈希回来把这情景告诉我们，大家都很受感动。邓大姐提到的周石丹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分到《午间半小时》才几个月。
给“星”俱乐部中学生捐款
1988年的9月15日，节目报道了北京“星”俱乐部的中学生自由组合开展科学研究的情况。邓大姐听了很高兴，她专门写了一封信并托人带来1000元钱。她在信中说：
《午间半小时》节目组的负责人：
昨天（15日）中午我收听了由傅成励、陈希同志主持的节目，其中提到在北京有几个青年中学生，他们自由组合研究科学，探讨世界人类的未来。我听了很高兴，希望他们坚持下去，做出更多、更好、更大的贡献。知道他们经济很困难，我把自己工资积存的人民币1000元，用无名氏捐助他们。此事请勿外泄，更不要宣传报道。
现在送上人民币1000元，请你们代为转交他们，千万不要告诉他们谁给的，但可以要收条，然后寄来为盼。为此奉托。
谢谢你们！
邓颖超   1988年9月16日
节目组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将钱转交给了“星”俱乐部的同学们。遵照邓大姐的嘱咐，没有说出捐款人的名字。“星”俱乐部的同学给这位“不知名的长辈”写了一封感谢信，并保证说，要将这笔钱用到最有利于他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地方去，用未来更大的成绩和对国家人民更大的热爱与贡献来回报捐助者的期望。
赵炜在回忆录中谈到：当她给邓大姐读节目组和学生们的回信时，邓大姐听得十分认真。她表示：“《午间半小时》节目组的全体同志想来看我，我很理解他们，因为我是他们的老听众，也应该同他们每个人认识一下。这得看我的身体情况，以后再说。”
期盼邓大姐的来信，希望接到她的秘书打来的电话，成了节目组同志的一件大事。有段时间没有收到她的信，就会想是不是节目办得不好，退步了？或是大姐实在太忙了？1992年7月，邓大姐病逝的噩耗传到节目组，节目组做了《邓大姐，我们为您送行》特别节目来寄托我们的哀思。邓大姐写给节目的信件也被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收藏了。
我们感到非常幸运是，国家领导人对一个普通广播节目如此关注，在中外广播史上都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