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甸中核广场黄金:粟裕谋无遗策战功赫赫 为何没能当上元帅？_(三)

　　1950年7月，军委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令其担负抗美援朝指挥之责。在东北边防军改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正式出国以前，第四野战军13兵团、42军以及50军、第三野战军9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等部即相继被划归东北边防军建制，军委计划东北边防军辖11个军36个师连特种兵总队及后勤部队，共约70万人。显然，粟裕被授予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同样是典型的野战军(方面军)正职。

　　1955年授衔以前，粟裕直接指挥过或计划受其直接指挥的大将、上将级别的高级将领人数，可以说也是十分突出的，是实实在在的方面军统帅级人物。统计如下：大将中有陈赓(1947年12月平汉路战役期间；1954年总参谋部期间)，张云逸(1949年6月，华东军区机关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粟裕为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华东军区暨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司令员、三野前委书记，张云逸为华东军区暨三野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27日，粟裕致电张云逸等人，指示山东军区攻夺长山列岛，于8月22日胜利结束)，萧劲光(1950年6月前后攻台战役准备时期；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计划组建时期)；上将中有王建安、韦国清、叶飞、许世友、宋时轮、张爱萍、陈士榘、钟期光、唐亮、傅秋涛、宋任穷(均为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将领)，苏振华、谢富治、杨勇、王宏坤(均为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一度归粟裕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将领)，萧华、李聚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均为1950年7月计划中的东北边防军所属的原第四野战军将领，或1954年总参谋部期间的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张宗逊、王震、杨成武、李克农(均为1954年总参谋部时期的副总参谋长)。以上授衔将领共为28人，占9名大将57名上将的42%。除此以外，中将级别及其以下将领更为众多。

　　在人民解放军各个方面军中，八位高级将领常常被部下或同事们尊称为“某老总”或“某总”，并一直沿用至建国之后，成为比他们的职务更令后人景仰的称号。朱德，被尊称为“朱老总”，为红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贺龙，被尊称为“贺老总”，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被尊称为“徐总”或“徐老总”，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被尊称为“彭总”或“彭老总”，为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被尊称为“林总”，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被尊称为“陈总”或“陈老总”，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被尊称为“聂老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粟裕，被尊称为“粟总”，为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在方面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是例外，未被称为“刘总”。原因是刘伯承本人出于谦逊，不允许部下称“刘总”，大家也就习惯于称他为“刘司令员”了。建国后的许多文献中，他与罗荣桓被称为“罗帅”、叶剑英被称为“叶帅”一样，常常被尊称为“刘帅”。粟裕与林彪因为统帅部队时属“少壮派”，很少有人称之为“粟老总”及“林老总”。譬如，粟裕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后，调到军事科学院当副院长。1958年9月，叶剑英在欢迎粟裕的常委会议上，既不叫粟裕同志，也不叫粟副院长，而是叫粟裕为粟总。1984年2月，原华东野战军六纵司令员王必成得悉粟裕逝世后，又叹又忿地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文革”中，江青处处飞扬跋扈，但对战功赫赫的粟裕不敢小视，常以“粟总”称呼粟裕。当然也有称呼“粟老总”的例外，原华东野战军13纵司令员周志坚在其《峥嵘岁月——周志坚回忆录》中回忆说：“我心头很沉重，回到纵队指挥所，参谋报告说，粟裕同志要和我说话。我接过话筒，里面传来粟裕同志的声音：‘攻击刚开始，你们部队伤亡就这么大，进展也很慢，下去整顿一下再打。’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首长的批评是对的，我从心里接受。”显然，“某老总”或“某总”是对战争年代方面军级以上的统帅人物的称呼，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在方面军中的地位，授予他们元帅军衔是在情理之中的。

　　从“立有卓越功勋”来看，粟裕先后指挥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队高达245万，居全军第一，占全军总歼敌人数807万的近1/3。毛泽东说：“因为蒋(介石)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江北地区，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他了。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因此，指挥所部歼灭蒋介石军队最多的粟裕，对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功勋是巨大的。因为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一直处在国共内战的主战场华东与中原，是蒋介石必争的心腹之地，所以遭到蒋介石的精锐嫡系部队的重点进攻，而粟裕却在中央将干部、人员重点配备东北野战军的情况下，在自己所处的险恶环境中，创造出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粟裕指挥华东部队建树了我军解放战争战史上的众多之最，他在解放战争短短的近四年间指挥战役之多，规模之大，难度之巨，质量之高在古今中外显然也是罕见的，尤其是在装备与兵员均劣于敌军，没有喘息时间的情况下，以少胜多，打赢如此众多的战役，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粟裕在战略上更为缩短解放战争进程立下了独特的功勋。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实际上主要有三个：一为抗战胜利后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二是内战初期的南线“三军进击津浦路”、北线“三路四城”的作战方针；三为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阶段的“南下跃进”战略方针。这三大战略方针，粟裕对后两个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共中央第二个大战略方针中的南线计划，也叫“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即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支野战军在津浦路两侧作战。当其他两大野战军指挥员遵令而行时，粟裕独陈异议，建议依托解放区先在内线作战，对军委将原定的战略方针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到外线”的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第三个重大战略方针有两步：第一步由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第二步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过长江南进。粟裕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留在中原打大规模歼灭战，并以豫东战役成功的作战实践迅速打开了中原战局。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通报——《关于情况的通报》。通报中预计：“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仅仅过了7个多月的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又指出：“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实际上解放战争进行了3年多一点时间就基本结束了。战争的进程从开始预计的5年变为后来的3年，粟裕的建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做出解放战争需要进行5年的判断，是建立在敌人江北主力尚未被歼，而人民解放军的部分主力即过江的设想上的。如此，我军要在短短几个月内歼灭盘踞在江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显然不太可能。既打不成豫东战役那样大规模的歼灭战，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济南战役的胜利和举行淮海战役的条件了。

　　因此，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第二章第9条的元帅军衔授予标准而言，粟裕显然有着过硬的条件。黄炎培“粟裕是可以当元帅的”之语可以说是很中肯、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