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坡盛世华庭怎么样:[转贴]谭伯牛：辛亥革命后第一份为民国发言的报纸 【猫眼看人】-凯迪社区

谭伯牛：辛亥革命后第一份为民国发言的报纸

2011-3-8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日(1911年10月10日)，有一个人，在自家晒台上，“遥瞩对江”，“彻夜未眠”。他看见了火光，听到了炮声，知道革命已经开始。然而，“不知孰胜孰负，中心乃大震，齿不期而相击，默中呼天不已。渐乃肺叶大动，遍身起栗，如入冰窖，始忆及早寒侵入。扪衣袖，已为凉露湿透”。诗人云：“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位仁兄对革命的关切态度，不让多情小儿女。他是谁？

　　他是胡石庵(1879-1926)。按，石庵名人杰，湖北天门人。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1904年谋刺铁良未遂被捕，1906年响应萍浏醴起义，此后在汉口从事新闻业，鼓吹革命。

　　石庵知道革命成功，已是10日中午。其时，正酣睡，被人推醒，睁眼一看，是工程营朱同志，不待问状，朱同志眉眼皆春，大声说：“武昌已得手矣”。石庵闻言，“心中之乐，至于不可形容”。可他突然意识到，革命进行如火如荼，小朱作为军人何能擅离职守？这一问，问得朱同志恻然泪下，说：我是独子，前几天家慈来汉口看我，今若听闻我参与“造反”，岂不“惊怖至死”？“我宁失国民之价值，决不忍令老母恐怖死客地也”。以此，决定送母回乡，回头再来革命。石庵长叹，说：移孝作忠，确是难事；随又掏出五元钱赠朱同志，说，速去速回“仍不失为汉家儿也”。

　　革命后的武昌城“别成一世界”。起义士兵“袖缠白巾，威风抖擞，四处搜杀满人，然遇汉人则欢呼同胞，绝不伤害”。据统计，是日宾阳门、蛇山一役，革命军死伤20余人，而旗兵被杀则在500人以上。双方减员比例如此，可想而知，革命军未能免乎滥杀。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多以暴力革命而成，当其时也，国人相杀，血海骨山，代价十分惨痛，闻者无不伤心。中华民国之肇造，相较而言，血腥味不那么浓，然若具体而微地检讨，革命暴力仍在一段时间内弥漫于神州。惟稍慰人意者，当日的革命党人，不乏即时省悟并呼吁国人勿为泰甚者。石庵即是一证。

　　直到17日，“四处搜杀满人”的行为仍在继续。不仅杀旗兵，杀满洲男子，即老妪少女也不放过。例如，清吏宝英之家被抄，一门被杀，其女哭道：“我等固无罪，但恨先人虐待诸君耳”；然革命军不为所动，照杀不误。石庵听了这个故事，“惨然良久，大不为然”，当即投书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参谋部，云：“吾辈当知革命宗旨在光复，不在报复。若黄童白叟，幼妇老妪，必尽举而膏斧钺，则是残忍酷惨不亚满人入关之行。匪独伤天地之和，令外人知之亦足生种界之恶感”；窃谓石庵“旨在光复，不在报复”八个字，与孟子所说“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精神一脉相承；与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所说“用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境界后来居上。至于担心因滥杀而引致在鄂外国人生发“恶感”，尤为有见。

　　或谓，弱国无外交，窃谓不确。其实，弱国不仅有外交，且仅有外交。当革命爆发，不论清廷与革命党，在内战胜负之外，最萦怀抱的就是外国人如何反应。革命军攻下武昌，不缺钱，统计所得藩库、铜币局、官钱局各款，约4000万元，应付战事绰有余裕。革命军缺的，是一个外交保证，即各国不对革命进行军事干涉。这正是石庵担心因革命军滥杀旗人而见恶于外国的根本原因。革命军对此并不隔膜，经与外交界协商，驻汉口各国领事于18日发表联合声明，谓，“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严守中立”。

　　但是，一纸确认“交战团”地位的声明并不能真正善后。善后之事，略分文武二端。武，须尽力抵挡清廷南下大军；文，则以安民(汉口为国际商会，中外人民俱须安抚)、传信为要。军政府向民众发布告示，辅以革命军维持治安，粗可安民。而向他省及首都传播革命成功的消息，则非媒体不办。显然，办一张报纸为当务之急。然而，军政府要办的事千头万绪，仓促何能及此？

　　12日午后，石庵在汉口碰到两个素识的英国人，问他：“武昌之变，究竟为何等性质？我国领署，皆接有贵督瑞澂(原湖广总督，时已逃亡)照会，谓武昌系土匪勾结营兵肇乱，意在劫夺钱财，与政治绝无关系，不日即可荡平云”。这一问，含意甚深。一则清方首先通知外国，在“话语权”上占了先机；一则革命若被误会为暴动，则根本得不到外国的同情。石庵立即正色回答：“此谰语也。武昌此次实系革命军起义，决无二义。余于内容皆深悉”。按，石庵批评清方言论为“谰语”没错，说革命军不是暴动而是起义也没错，但说“深悉”革命情状则略有托大。因为，前此他不知道革命何时爆发，不知军政府何以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现在他亦未与军政府取得直接联系，何谈“深悉”？外国友人或虑及此，乃向他追问：“既若此，胡三日来皆闭城自固，绝无文明之公布？我欧洲累次革命，皆不若此隐秘”。按，武昌既被占领，革命军即严密封锁，禁止民众随便出入，此虽出于军事考虑，然无“文明之公布”，终令人有“隐秘”之憾。筹备革命自当“隐秘”，革命发动即当昭告天下，此系常识，石庵自然理会得。可他确实不知道军政府为何“闭城自固，绝无文明之公布”。不愧为有急智的报人，石庵眉头都没皱一下，应声曰：“君误矣。武昌日来尚有满人抵抗，战争未熄，故无暇及他。今日全城已告光复，转瞬即将有正式之公告宣布中外。以余所闻，一二日内完全之机关报亦将出现。公等但拭目待之可也”。这一天晚些时候，都督黎元洪确实对外发布了革命成功的公告，但在对话时，石庵并不知道。这算歪打正着。至于说一两天内军政府会办一份“机关报”，则不仅他不知道，连军政府也不知道。外国朋友闻言十分激动，惊叹：“此言信乎？组织乃若斯完全乎？”事已至此，石庵不得不再次确认，说：“至确至确。不出三日，即有报纸出现。此事余必其不误”。

　　于是，辛亥革命爆发后站在中华民国立场发言的第一份报纸———《大汉报》，诞生了。当时石庵与外国朋友谈话时已是午后1点钟，而至5点钟，《大汉报》将于15日出版的预告已经贴到汉阳街头。14日晨，即有民众赴歆生路余庆里(石庵住所，亦报社办公室)询问明日是否真能出报，石庵曰然，民众当即付款预订。来询者络绎不绝，“迨晚愈众，几有破门之势”。当晚，石庵“遂从事编辑”。今语云采编一体化，石庵则采编一人化，自谓“自社文(今曰社论)起至于各种新闻，乃悉出余一人之手，亦可笑也”。依石庵之意，出报主要为了释外人之疑，能卖数千份已不得了，孰料一日之内，竟售出两万份。尤令人开怀的是，读报后专程来报社“称贺”的外国朋友有200人之多，“入门皆脱帽呼‘恭喜革命’”，乃如过年一般喜庆。盛情如是，石庵不敢辜负读者，思“一人之力万不济”，遂于三日内，邀得报界同仁襄助，计主笔一名、经理一名、采访(今曰记者)六名，组成稍称完备的编辑部，方令《大汉报》实现可持续发展。明日，军政府特将《大汉报》社设为“汉口秘密机关”，授权发布官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