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莲乳吧: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

 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

　　正文 第1节：我们一直眼红的时代人物

　　第一章

　　曾国藩：特色的创业之路

　　曾国藩的成功是典型的“厚道又精明”人的成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高明的骗子绝对不会光说假话，而是三分真话，七分假话。或者三天讲真话，七天讲假话。相对于讲假话，如何讲“真话”来得更加重要，更加关键。只有把“真话”讲得合情合理、真实感人，才能把对方唬住、蒙住、镇住、忽悠住，才能使对方乖乖地上钩中套。

　　作为一个时代风云人物，曾国藩可谓典范。生前荣获“中兴名臣”之首的美誉，身后崇拜者更不计其数，且崇拜者三教九流、包罗万象。今天重读曾国藩，不由得为曾氏的作为而感慨。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一)曾国藩，我们一直眼红的时代人物

　　嘉庆十六年的秋天比夏天多了一个曾国藩。

　　这个人物，五岁上了学，二十三岁成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举。

　　从这一段人生历程看，他虽然能对住自己那小地主阶级的出身，却也不算有什么大出息。

　　又过四年，他拿到了道光帝同进士出身的文凭。赐同进士出身，在上流社会是并不光彩的。据说，有一次曾国藩去看左宗棠，见左宗棠正在给如夫人洗脚，曾国藩便随口说出：“给如夫人洗脚。”左宗棠也立即反唇相讥：“赐同进士出身。”

　　但是，曾的科名虽然在进士中比较排后，但确确实实地是资格货，是考场之中拿笔杆子得来的，含金量与那些“恩封”“功封”“纳捐”之流不可同日而语。

　　这来自于他的勤奋刻苦。在家境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他借钱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好在父亲表示全力支持，只希望儿子能扎扎实实地把它研读完毕。曾国藩为了报答父亲的支持，特意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不仅把这部二十三史读完，把每日点十页史书的读书习惯保持了下来，而且也养成了对古文与历史的爱好。通读二十三史，是曾国藩金榜题名的基础，当然，也是他以后学术研究与治理国家的基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阅读历史书籍具有很大的学术和实用价值。

　　话说进士学位到手后，他做了个舒舒服服的小文官，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饮水思源，这机会可都是科举来的。曾国藩对老祖宗孔子的感情既朴素又刻骨铭心。

　　一直没什么沧海横流显身手的机会，他终日只是忙着提高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搞搞写作，甚至给皇上写主张反腐败的信，再就是交交朋友，致力于人脉建设。这期间，还收了个学生，叫李鸿章。所有这些事，全是儒家该干的。可是光这么干，也难有什么出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清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倒省了几石米。

　　这种日子过了大概十三年，他倒没有迫不及待，比他小三岁的洪秀全迫不及待了。

　　众所周知，咸丰元年，洪秀全造了反。我们都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却不知道还有一截“兵强马壮者为之”。这一截加上之后，说这话的人才不至于像个愤怒青年。

　　洪天王，农民子弟，村里念的书，从十四岁到三十岁，先后四次，考不上区区秀才。第三次没考上就已经身心交瘁，半真半假病了一场。第四次还考不上，后来搞到西方传教士的一本小册子，半懂不懂却装懂地看过后，掌握了理论武器和解释权，创立了拜上帝会。

　　这对我们有两个启示。一个是要夺取政权，必须先造舆论。老前辈陈胜好歹还用条鱼，宋江则玩得更节约了，说是做梦梦到了神仙给的理论武器。都精明到这份儿上了，满梁山按IQ排也是他当老大了。

　　另一个启示是对统治阶级说的，那就是一定要扩招，让知识分子都有出路，就算没出路，也不能闲着，要将他们的过剩精力以科举的无穷攀登消耗掉。

　　《曾国藩像》回到正题，这个洪天王，复读了那么多年，还是孙山以外。精神受不了不说，就是日子过得也苦，估计比发迹前的范进好不到哪去。大家说，有人会把原因归到自己笨吗?天王在反思教育体制的同时，对孔子那一套恨得刻骨铭心。

　　有能耐的人恨起来可不是发发牢骚就完事了。他要整整恨的对象。这就造成了太平军从起义伊始就仇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太平军每到一处，就尽毁孔庙，拼命地反儒家。

　　这就导致太平军打到哪里，哪里的读书人便做鸟兽散。逃不走的，宁愿自杀，也不为之效劳。因为，在他们看来，为太平军做事，就是儒奸，不但丧失了人生价值，而且成了罪人，死后无颜见祖先于地下，留下骂名，还贻害子孙后代。

　　现在看起来这有些迂，但在当时可几乎是一边倒的观念。所以，当太平军需要一些识字的人做统治工具，在南京初次招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纵然出了这种极为凶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赶进考场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几个，如郑之侨、夏宗铣等人，特意借试卷痛骂或发泄敌对情绪。他们明知这样做会被杀、被磔也在所不顾，比不应考更决绝、更勇烈。

　　曾国藩，洪秀全，一个考上了，走白道，一个考不上，就走黑道。真是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

　　白道也好，黑道也罢，他们都把道做成了极端，要么白得发亮，要么黑得发亮。笔者甚至假设，如果曾国藩发挥失常没考上，天下怎么办?如果洪秀全超常发挥考上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历史?

　　正文 第2节：与对手双赢的技巧

　　(二)与对手双赢的技巧

　　洪天王的生意，拉动了曾氏集团的增长。如果不是洪天王造反，曾也许会在理学的道路上终老。以他的性格和学识，到最后也许会被升为大学士，但是能不能名留青史，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会像清代的诸多大学士一样默默无闻。但是太平天国的兴起，给了曾国藩名留青史的机会。也许，是曾国藩抓住了这个机会。

　　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始，就是这么个道理。你要想办小事，你得有朋友捧场。当你要干番大事，那你就需要有敌人帮忙了。曾英雄的做大，洪天王功不可没。最起码，洪为曾的做大，从必要性方面解了围。

　　咸丰三年，曾英雄四十三岁。这一年一月，他奉旨去湖南帮办团练。三月，太平军攻占了江宁，定都为天京，洪天王俨然建国了，比曾英雄先富了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九月，曾英雄经皇上批准，到衡州练兵;十一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也富起来了。

　　曾英雄经过紧张筹备后，终于要牛刀小试了。次年二月，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

　　两强相斗的时刻到来了。

　　曾氏集团发布了《讨粤匪檄》。这种东西虽然没有直接杀伤力，但不可小视。我们在学习打小日本那段历史时，知道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同样，古人的世风较高，比今天的人更信这个。曾氏集团搞出这个文件，就是要妖魔化对手，从舆论上抢占制高点。

　　文件出台之后，紧接着，曾氏集团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近两万人，挥师北上。要正式地教训粤匪了。

　　可惜，这事儿，没成。五月，兵败靖港。

　　《克复岳州战图》曾氏集团的第一单买卖亏大了。曾英雄本人也极度郁闷。

　　从第一节中，我们得知，曾英雄平时好看励志类图书，且勤练内功。按理说，怎么着也应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抗挫能力。可是他，竟然跳水了。读者别误会，他不是因逃生跳水，是要自杀。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曾国藩的表现就不一样了，他要投水自杀!

　　这真是一个偶像崩坏的时刻。励志学的老祖宗竟然如此脆弱?是真的吗?不知大家怎么看，我倒是倾向于相信他还是作秀学的老祖宗。这样的解释比较彪悍。这也是证明曾国藩精于厚黑学的例子。他确实要投水自杀，可是他是真的自杀吗?他死得了吗?

　　据史书记载，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司令船上，在左右水军的眼皮底下，毅然投入水中。估计投水之前还要做一番秀，诸如急得跳脚(史书上说)，将众人引到自己身边，让众人知道自己的急切心情和投水目的之后，跳入水中。那么多会水的小弟就在身边，他作为主帅跳入水中死得了吗?他要真的想死，有一百种一千种办法，诸如半夜用匕首抹抹脖子，先弄根绳挂树上再把自己挂上去;最不济也可以在众人面前突然撞墙而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估计大家都拦不住。可是他偏偏总是选死不了的死法，呵呵，可见没诚意。难怪左宗棠总是骂曾国藩是伪君子。

　　就算是他一时想不开做了傻事也不要紧，人家毕竟很快振作起来了。七月，曾英雄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十月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四十四岁的曾省长春风得意。此时是曾盛洪衰。

　　可这省长只当了七天，皇上就改了主意，收回了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四十四岁的曾部长一定感到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

　　曾部长迅速调整情绪，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去。十二月，攻陷了田家镇。战果赫赫的曾部长还没来得及写完年度工作总结，事儿又变了，变成了洪盛曾衰。

　　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洪天王的手下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百余艘。曾部长的座船也被抢走，书信、电报、手稿、文件，等等，全赔进去了。曾部长又怒了，只是这次没了船，不能表演跳水秀。但，到处都是舞台，关键在于演技。当时，部长找来一匹马，要冲过去跟敌人拼命。最后，当然是去不成了，部下会拉住冲动的部长。以往看战争片，都是部下冲动得要去拼命，理智的首长往往充当刹车，到曾氏集团却反过来了。

　　我读史读到这里，就知道曾国藩必成大事!因为他表演冲动秀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一则可以开脱自己的罪责，老子都要自杀了必然是尽力了，谁还好意思对老子的失败说三道四?二则可以激励士气，做老大的都这么勇猛，当小弟的好意思软吗?当然，其他好处各位还可以补充。

　　虽说洪天王主观上是不让曾部长发迹的，并刀枪相见地制止，但是客观上，还是带动了曾氏集团的增长。的确，只要洪天王的生意还在，曾部长总能搞来财政拨款。

　　也正是在与洪氏集团的此消彼长中，曾氏集团慢慢地做大了。

　　终于，翻身的机会来了。半年后，洪天王和主持日常工作的杨副总闹崩了，天王发小弟去砍了杨副总全家。灭门惨案后，又在军内揪了一小撮。结果，太平军元气大伤，令亲者痛，仇者快。

　　曾部长当然高兴了，比学赶超的机会终于来了。两个月后，他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又是成绩斐然。

　　没隔多久，部长的老父逝世。依照惯例和政策要求，部长得回家待几年。此后几年，都是李续宾、胡林翼和曾国华主持工作，再后来，李鸿章、左宗棠也登上历史舞台了。

　　三年后，守孝完毕的曾部长重出江湖，在洋人的配合下，最终结束了和洪天王的“共同富裕”局面，一军独大了。但与此同时，洪天王灭亡后，没有了强劲的对手，曾的生命也黯淡无光了。

　　正文 第3节：玄机重重更显棋高一招

　　(三)玄机重重更显棋高一招

　　从南方战场上凯旋的曾偶像，的确是战功彪炳，声势赫赫，手下良将如云，谋士成群，帐中雄兵数十万，且占据七省地盘，整个南方也由“洪”改姓“曾”了。曾偶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这个顶峰的海拔，很多人认为几近皇位。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曾偶像只要扫除了道德障碍，完全可以问鼎紫禁城。

　　那么，是不是此时的曾偶像已具备与满人叫板的底牌，改由自己来坐庄了?是不是此时的曾偶像已是万事俱备，只需一阵东风，便可翻云覆雨，城头变换大王旗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善良的人们解释道，儒家讲究“忠恕”。

　　从忠的角度，他是一个坚定的封建卫道者，对儒家经典、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有深入研究，并且著书立说。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实践者。他的日常言行及对子女的教育和对军队的训练，无不体现出他作为实践者的坚强一面。

　　从恕的角度，太平天国大乱甫定，有点社会威望的人，谁也不好意思令天下兵镝之余又被战火。拿出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十四年的残酷战乱，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而且国力严重虚耗。如再起烽火，不给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又将有多少苍生惨遭不幸。这个大局，作为偶像级人物的曾国藩，不能不顾及。且他做人一贯讲究“以盈满为戒”，让朝廷忌讳的事他是不干的，所以洪杨一平，曾国藩就自请裁撤湘军。

　　这种解释，令长相并不耐看的曾偶像变得含情脉脉、可亲可敬了。

　　遗憾的是，这种解释仍只是推测，谁也没办法去了解一个官场老手内心的真实想法。

　　可是，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有的人是相信王侯将相“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比如陈胜、黄巢、李自成，等等，《水浒》里的李逵也是敢于拿着板斧去东京夺鸟位的。那么，果真是曾偶像心软不忍吗?非也。曾剃头的外号可不是白送的。

　　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推测，那就是由于曾偶像对成功毫无把握。

　　曾偶像虽然一军独大，但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左宗棠与曾国藩二人关系已经恶化，湘军失去一张巨擘;然后郭嵩焘、左宗棠又相互交恶，决策层之间出现严重问题;更严重的是清廷排挤曾国荃，敲山震虎;军事力量上又受损。李鸿章等势力集团未必会起来响应。他们虽不如曾氏集团强大，可毕竟是一个个已自成体系的集团了，必然会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最不可能为别人火中取栗。何况，李鸿章决非省油的灯。

　　李鸿章虽然是门生，却也是一个颇有野心和政治抱负的人。战争期间，他溜回老家安徽为自己做打算，仿效曾国藩创立湘军的治军模式，组建了一支新式军队——淮军。随着战争的深入，尤其是淮军在上海等地连战连捷，势力猛增，且军事配备强于湘军，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偶像若是起兵反水，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他可以道貌岸然，可以声色俱厉，不顾师生之情，领兵剿灭“湘寇”，既可以向清王朝邀功请赏，又消除了自己的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何乐而不为呢?

　　带着这样比较现实的考虑，偶像如果把矛头指向紫禁城，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既有实力又有信仰的家伙不会沉默。按照传统的忠奸观，全国上下的老少爷们也会边骂边打，阻止偶像的反水行动。届时，推翻满清未成，汉族势力内部先自相残杀了。不要忘记洪天王在金陵屁股未坐热，多少老兄弟就已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了。因此，匆忙起兵，只恐人心不服，导致四分五裂，难以收场。

　　另一方面，紫禁城中的那批爱新觉罗们不会答应。虽说鸦片闹了二十年，洪杨又拆台，清政府衰落得是很快，但是，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支撑天朝大厦的石柱上的裂缝还未发展到坍塌的程度。在北方，清廷还有几支军队可以顶一阵儿，比如僧格林沁就不是吃素的。

　　以上的推测无论有多少花样，终归结局是已定的——曾国藩毕竟不是“曾反国”，他是国之藩篱，而不是二五仔。况且，曾在晚清政局中是个决定性人物，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人物。于是，当左宗棠一纸书信试探曾曰“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时，曾国藩显得是那么木讷，这其实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最终，曾氏识时务，中央给面子。曾国藩还是选择被封了个侯爵完事，而不是学习平西王吴三桂反水。

　　正文 第4节：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四)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时的政府军队，臃懒、涣散，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从体制上来了个创新，堪称大手笔。他把世兵制改为募兵制。从兵源上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又壮实又憨厚的山野农民，不收小混混，也不要系统内的子弟，更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一手，很是凝聚了队伍的向心力，增强了战斗力。

　　其次，搞物质刺激，给大家发钱，涨工资。湘军的每月薪水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大家的积极性马上就上来了。看来，老曾不仅是口头教育，也很懂用金钱说话。

　　《曾文正公书札》再次，注意抓军队的教育工作。曾国藩很清楚地看到清军在百姓中口碑很坏，大家都不支持。为了得到民心所向的优势，他搞起了队伍的作风建设。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曾国藩是知识分子出身，有自己独到的带兵艺术。在他看来，军队不仅要能拼命，更要有信仰。有了信仰，才能产生强大的动力和自觉性，这也是他选兵要选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人的原因所在。

　　从政治策略上来看，在与太平军的争斗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舆论的高地。

　　首先，他妖魔化对手，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很善于搞宣传教育工作，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其实，他也算搞了一辈子“教育”和“宣传”工作。

　　正文 第5节：官场生存原理

　　(五)“黑”“伪”“滑”的官场生存原理

　　曾公出生入死戎马半生，终成沧海枭雄。一个读书人，能有这样的成就，不可不说是个异数。

　　最牛的是，他得以善终。不似韩信、年羹尧、隆科多等“飞鸟尽，良弓藏”。

　　前面说了，曾公虽然念书刻苦，但仅仅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如果只要勤奋学习就能成材，那天底下都是人才了。曾公赢在情商。正如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决定格局。”有人要说了，情商难道也是可以学的?那么，天底下的励志类图书的作者个个都应该先富起来了。

　　其实不然。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虽然密切相连，但也各事各码。正如经济学家未必能当企业家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妨先走进曾国藩的心理世界，当然，只是能合理推测的那一部分。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一种感觉是“黑”。“黑”，就是“理智冷酷”。

　　他表面上还是很温和的。但恰恰是这种温和更让人心生敬畏，更说明其城府之深。香港电影在塑造黑帮老大形象的摸索中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成奎安为代表，那种凶悍全写在脸上，肌肉鼓鼓的，嗓门大大的，现在看起来简直是搞笑。九十年代初则是出现了吴镇宇那种神经质的老大，杀起人随意得很，像吃饭喝水一样，很明显地比成奎安狠了一层。但是，比起好莱坞的“教父”那种温和优雅的老大形象，还是缺了一层。

　　《曾国藩像》国藩先生就是教父型的。虚伪毒辣是他，有情有意也是他。国藩还要求自己“多用理智，少用感情”，追求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惊雷响于后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可当攻克金陵的捷报传来时，他还是晕了过去。他为气度压抑了个性。这种对自己的压抑，说白了，就是能超越自己，战胜自己。对自己冷酷才是真的冷酷。

　　所以，后人常用“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来形容他。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二种感觉是“伪”。“伪”，就是“城府的高深莫测”。

　　民间传说：清朝有西山八戾，包括多尔衮、老佛爷、袁世凯等人，他们不是皇帝实际上却是曾经控制中国的实权人物。比如慈禧是狐，袁是青蛙，而曾是蛇。蛇是狠毒阴柔而善于伪装的。

　　他这个一生靠读书来不断改变自己的演员，已经完全融入了政坛角色，高超的演技、激情的演出使他自己都难辨真伪。伪装得久了，假面具变成了真面目，真真假假实在不易分清了。当一个人自己都忘了自己原本是什么样子，谁还能把握他、控制他呢?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三种感觉是“滑”。“滑”，就是“圆滑善变”。

　　这种善变的习性使他的适应能力超强。既能钻研学问又精于江湖气，既能玩玩笔杆子还能指挥军队平天下，莞尔一摇身，还能把封疆大吏做得功德圆满。这境界，不是善于变通的人，哪能做得来?

　　何况，晚清官场是何等地波澜起伏，深不可测。内忧外患、派系相争之外，还有个“满汉之争”，皇帝太后也很是出了名的难伺候，为一个红顶子，门生可以出卖，朋友可以反目，甚至父子相害，手足相残。宦海风高浪急，非圆滑善变者根本就不能生存，何谈发展?

　　在这种环境下求发展，你就必须看透官场上的潜规则，必须既有能耐又有技巧，无能耐不可立功业，无技巧不可稳根基。否则，就早点踅摸个山洞隐居，别玩了。

　　曾公不怕，曾公能适应，还能玩好。你满人不是不信任汉人吗，那我就提拔一个满族将领让你放心;你地方官不是不支持军队吗?那我就识时务了，坚决不压地头蛇，当妥协处就妥协。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杨元庆总裁评价柳传志：“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妥协。”笔者认为，妥协绝对是做人做事的大艺术，军事上称为“以退求进”。可惜，人们往往对这一艺术持不屑的态度。

　　关于曾公的性格，以如椽巨笔在天地间挥洒，也难画得周全。笔者只能略道一二个人观点。

　　我对曾公性格的白描肯定片面，但不是丑化。理智冷酷，城府高深莫测，圆滑善变，这些词汇，对于政治家是褒义的。你若说他善良单纯，他会认为你是在骂他。政治家是不能用俗人的道德观来衡量的，否则，要么是小看了他，要么是戏弄了这份独特的职业。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因病在书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正文 第6节：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总督

　　第二章

　　李鸿章：在死棋局里博弈

　　李鸿章是个非常地道的现实主义者，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痞子思想是他的外交哲学，龟缩大法是他的保官秘籍，自然，从曾国藩老先生那学来的“挺”经也不无用处，所以他的一生非常成功，“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他也不缺乏勇气和智慧，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使他顺利地进入官员们的游戏圈。“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李鸿章是看得很开的，他没有心理障碍，甚至还开口向朝廷要官，至少在政治上，他是很专业的。

　　(一)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总督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前两句还算有理，李鸿章的才识是公认的，举世公认的强悍。出道头几年，诗写得相当“言志”，后来，拼了命地做官，官越做越大，学术这一块儿就耽误了。

　　后一句呢，颇有矫情之感。人家李鸿章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你梁启超呢，变法让老太婆搅和黄了，跑外国后又跟康老师闹翻了，孙文革命党坐天下了也不统战你，又跟袁大头恩怨起来，最后到底也没搞成政治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你还悲什么李鸿章之遇?

　　很明显，是梁启超自作多情了。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

　　梁启超是才子，思维细腻，内心敏感，相对玩政治的人，还是相当地脆弱。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的的确确有不少挫折，对此，梁启超产生了悲情，而李鸿章是漠然的。这也恰恰是梁启超搞不了政治而李鸿章搞得了的原因之一。

　　透过厚厚的史料，我始终看到的是李鸿章的政治家面目，他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里，我用了“合格”一词，因为这种表述更多地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而不是“好坏”这个简单而粗暴的词汇。

　　国人做事，总喜欢在道德上进行PK，评出个是非对错，仿佛一旦占据了“道德”的高位，便可为所欲为，做什么都是对了，都有道理了。与此对应，如果要反对什么，一定要将对方“妖魔化”，因此起义军们一定要将皇帝称为“昏君”，而统治者一定也会将造反者斥为“贼寇”。对李鸿章之评价亦是如此，仿佛捧上他，自己就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改革派;而反对他，自己就成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爱国者了。无非就是想从一个死人那得到心理安慰，其见识远远不如几十年前之梁任公(注：即梁启超)。

　　《李鸿章像》李鸿章，他不仅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以现代政治理论武装头脑去搞政治，以市场经济学武装头脑去搞洋务，也不可能超越职务权限，对一切决策负责，他要听皇太后的领导，要向皇太后汇报工作，要受一大群守旧派的钳制。够不容易的了!换一智商情商平平的当这份差，说不定没几天就推午门外边了。

　　或许，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习气，民族习气——从来不指责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

　　对李鸿章的另一个骂点，在于发迹历程过于血腥。

　　嘿嘿，谁也别说谁了，电影《无间道》里，琛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声长叹，尽显黑老大的饱含沧桑的厚重。哪个大人物的原始积累不是血腥的呢?专制政府的事情，向来是成就了个人，苦了百姓。李鸿章也不例外。最诚实直白的，还是董卓。他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首先，李鸿章的原始积累，跟师傅曾国藩一样，靠的是清洪天王的场子，也就是杀人起家。中国人写历史，比较会黑色幽默，往往喜欢把“杀人无算”作为被描写者的功绩，毫无悲痛之心，而老百姓居然也津津乐道，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和恐怖。

　　对此有深刻反思和精辟见解的，在鲁迅之前，便只有梁启超先生了。在他的《李鸿章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祟，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侥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能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说得何等好啊!我干脆把话说得更绝一些——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嘿嘿，谁也别骂谁了，天下英雄一般黑，都是拿人头当球踢的主儿。”

　　当然，追究李鸿章之“原罪”从而在所谓的道德上否定李鸿章决非笔者的本意，笔者只是要提醒一下李鸿章的粉丝们，喜欢一个人，崇拜一个人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这个人是靠杀你的头来成就他的事业时，可能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不过，敢于杀别人的头并非成就事业的充要条件，不然几千年来那么多暴徒岂不都成器了?

　　正文 第7节：通权达变才能因事制宜

　　(二)通权达变才能因事制宜

　　“机遇”与“能力”是公认的成功路上的两个必备条件。你再能，也离不了别人的提拔，如果有能力就能成功，那天下到处都是成功人士了。机遇，才是稀缺性资源。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机遇来了，就先抓住，能力再逐步培养也成，否则就算上了位，也干不了多久。有首诗可以引在这里：“如果花儿要等春天来了它才开/如果春天要等花儿开了它才来/那么/春天永远也不会来/花儿永远也不会开。”

　　恰好，这些李鸿章都具备。

　　他非常幸运地投身到了曾国藩门下。曾国藩这个人，打仗不怎么样，治学也算不上“国学大师”，偏偏在培养人才方面相当地有耐心。政治这东西，跟对人很关键。

　　他知道李鸿章犯才子病，即锋芒毕露，但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多开会，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地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率淮军增援上海时，曾国藩更是像嫁女儿一样，事必躬亲，竭心尽力为其操办。曾老头锦上添花的爱好此时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首批援沪的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亲自接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补充淮军，其中有一份“嫁妆”颇为值钱，那就是程学启的“开”字营。此人原是太平军的将领，后来“反正”投靠清军，作战勇敢，颇为得力。李鸿章能够率领新组建的淮军乌合之众在上海站稳脚跟，全靠程学启在那忙活。曾老师要是在今日，一定能当个非常合格的首相，其能力可能平庸，但其所用所培养之人却个个都非常了不起，李鸿章、左宗棠，“中兴四大名臣”，他一个人就培养了俩。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达到这个境界，“蓝”的素质非常重要。您要是运气好碰上了，那就等于是中彩了，不想发达都不行。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按：注意“老翁”二字，李鸿章顽皮对世之心态可见一斑)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这应该是真心话。可以说，李二先生的军功章上，至少有咱们曾老师的一半。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有这么一位老师是非常幸运的。曾老师育人可谓非常合格，不像后来“国统区”的某些教授，学生搞点运动，无处容身躲在他家，他帮不上忙，想往外推又不敢，战战兢兢，吓得要死。其人格魅力与曾老师相比，差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当然，这只是所谓的外部条件，如果李鸿章自己没有两把斧子，估计下场也不会比当年的何桂清强，但是李鸿章不愧是从曾国藩那生死未卜的大营里磨炼出来的，对于当老大争地盘，他是很有一套的。李鸿章在上海受任之初，危机重重。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洪老大自然也想得到这块肥肉，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总之是若即若离，虎视眈眈，摆明要拿下这场子。清廷当时是自身难保，自然无法分兵去保护上海。可上海毕竟是大都市，清廷开放的前沿，洋人在当地的利益甚多，因此并不想被洪老大给夺了去，于是组建了个什么“中外会防局”，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总算是保住了地盘。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对淮军不以为然，一看穿着乞丐服的淮军，以为是安徽的小瘪三组团来揩油，非常瞧不起。面对这种“武器制胜论”，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果然淮军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深刻领会其师“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亲临前线指挥。有这样不怕死的领导，那士兵的战斗力还会差?自然成功打退了太平军，证明了自己不是小瘪三来揩油，而是要到上海当老大来了。上海那帮人一看李二先生杀太平军不眨眼，心底就惧怕了三分，以前只听说过“曾剃头”，谁知这位是个“李剃头”，知道惹不起，于是个个都老实了。老大的位子坐稳后，李鸿章开始从“吏治”入手，来个“大换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那些当年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统统请回老家吃老米，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的，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李鸿章反对“武器制胜论”，但是他并不排斥先进武器，这是他的精明所在。他看到“中外会防局”就那么几个“洋鬼子”和“假洋鬼子”，但是凭借西洋军械，竟然多次打退太平军的“人海战术”，从心底里认识到了西洋军械的威力。李二先生是个非常实际的人，不会相信仅凭人心就能打赢战争，只要对他有利的，他都会接受，因此要“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鸟枪鸟炮”转变成了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进行训练，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到半年，淮军就迅速扩军至2万人，此后队伍不断壮大，至攻打天京前夕，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为确保粮饷充足，减少纠纷，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专款专用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会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当然这个对普通百姓不利，但是却是阔人成功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说苦了百姓，成就个人。而且我们的李二先生此时正雄心勃勃地“为天下计”，小民“岂足惜哉”。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常胜军闹事，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可以说，正是在上海，李二先生初步将自己的“实用哲学”发扬光大，为此后的节节胜利奠定了基础。

　　淮军旧照李鸿章在访问德国的时候，俾斯麦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嘲笑李鸿章“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以屠杀本国子民起家，不足道也。俾斯麦一世英雄，踌躇满志，说话虽然尖锐，却道出了李鸿章的痛处。不过这也怪不得李鸿章，因为专制之政府天生的性格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因为内战是统治权之争，是根本利益，外战并非统治权之争，是局部利益。几千年来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李鸿章前半生镇压太平天国节节胜利，后半生惨败于日本之手，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然而“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梁启超这段话说的是李鸿章任人唯亲，以致成此恶果。

　　不过这也不能怪李鸿章，大清帝国这个大流氓政府不也是给了曾国藩、李鸿章很高的地位官职吗?流氓头子要维持自己的流氓统治就得给效忠的小弟们好处，不然以后谁还跟你?如果像英国人那样，丘吉尔一打胜二战就叫其回家，那不仅是失德行为，而且很危险，会寒了众兄弟的心，因此李鸿章重用其淮军旧部，是很正常的行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大清帝国又没有正常的退休制度，不让这些人去当官捞一笔，岂不生怨恨之心?这帮刀口上吃肉的厮杀汉子可不是良善百姓，惹火了他们扯旗放炮再出个洪天王，大清帝国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只不过这些个淮军将领功成名就之后暮气沉沉，视自己的生命非常宝贵。这也可以理解，当初刚出来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当然舍生忘死;现在什么都有了，如果把小命丢了，那拿什么来享受?因此，甲午之战必败无疑。

　　正文 第8节：不一样的思维(1)

　　(三)不一样的思维

　　李鸿章恐怕是中国最早面对记者的官员了，这也真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至于李鸿章的见识，笔者在此摘录一下李鸿章访美时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些对话。也许只有面对“一根筋”的外国人，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才能稍稍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为什么呢?外国人可不是这么好哄的，讲究真凭实据，在“国朝”吃得开的那一套瞒天过海的“空包弹”在这可打不响。不过好在当时媒体不发达，再加上政府有“新闻检查纪律”，因此只要不拆太后的台这个大方向把握住，其他的说漏了点什么也不打紧，反正广大的清国百姓也不会知道。要是像现在的外事活动一样都来个现场直播，很难想象李鸿章能“谈笑风生”地说出下面这些精彩的话来。

　　李鸿章访美，美国政府也配合着作秀，再加上普通大众对东方古国的好奇心，因此场面那是相当地大。1896年8月28日上午9时，乘载中国外交使团的“圣?路易斯”号邮轮到达纽约港码头。码头四面人山人海，汽船、拖船、汽艇都载满了欢迎人群。《纽约时报》说：“人们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

　　当局在港口排列了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而舰队司令邦斯将军在旗舰“纽约号”上指挥。当“圣?路易斯”号从舰队前驶过时，舰队发出19响礼炮，一旁还有不少迎宾彩船，连大银行家摩根的私人汽艇也来凑热闹了，主桅挂满色彩缤纷的飘带。

　　在美方检疫官作了例行检查之后，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率着部下登舰迎接中国贵宾。

　　已然有些老态的李鸿章那天穿着黄马褂，还有深蓝色的织锦软绸外套，脚穿白色软底鞋。他上来一见卢将军，立即摆脱随从搀扶，老远就伸出手去握，并且鞠躬对卢杰的欢迎表示感谢，显得温文尔雅，颇有气质。平时老外们看到的清国人个个灰头土脸，面有菜色，谁知落后野蛮的中国还有这么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因此都非常吃惊。难怪一位英国人要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相对于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我们的李大人平时在国内虽然是高官厚位，但是名声不佳，“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使得他骂名远播，任何人都可以意Y地骂他几句，踩他几脚。虽说我们李大人有“养成心中一段春”的修养，但是始终是感觉怪怪的，少了几分惬意。没想到如今一出国，竟然有这么多“粉丝”，心情自然格外舒畅，因此我们的李总督还专门秀了一下他的长烟斗吸美国雪茄的“绝技”，自然，这又成了记者们眼中绝好的花絮。

　　9月3日，大清帝国总理大臣李鸿章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

　　美国人对李鸿章还是比较客气，没有一上来就问对康梁孙等反对派的看法，而是相当客气和谦虚地问李鸿章先生阁下“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面对老实厚道的美国人，我们的李先生却玩起了他的“痞子哲学”，打起太极拳来，他先简单地说自己不想批评美国，对美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表示满意云云，然后马上巧妙地将皮球踢了回去，问既然贵国有这么多政党，那么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联合各政党?这等于是将报纸的地位提升，天衣无缝地恭维了记者和报社一下。因为实际上不管是真是假，各政党当然都自称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合作的，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然后给美国人打打预防针，说自己对美国有形形色色的政党感到吃惊或失望，意思就是说我大清国坚决不能采取多党轮流执政，这个不符合我们的国情，防止记者们提出清廷独裁的问题，可见其老谋深算。

　　美国人对李鸿章的印象特别好，不忍问令其难堪的话题，可能觉得问李中堂有没有喝可口可乐这种问题太弱智，怕扫了双方老大的面子，于是就问了另外一个比较上台面的也比较轻松愉快的话题：“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最使您感兴趣呢?”

　　厚黑学的高高手李鸿章岂能不明白记者们的意思，于是他顺水推舟，将美国大大恭维了一番。他说对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他高兴。然后特别提到最让他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这种楼他在中国和欧洲都从没见过。当时的世界和现在一样，楼房的高度象征着技术和实力，攀高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说自己在中国和欧洲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一方面是说自己见多识广，欧洲也是常去的，另一方面也暗示欧洲各国力量不如美国。马屁拍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留痕迹。高!实在是高!为了表示自己的洋务没白干，他还特意提了一下台风对楼房的威胁和高层建筑需要很好的电梯配套来表明自己对现代科技的了解。

　　正文 第9节：不一样的思维(2)

　　19～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时候美国没有这么多问题，问题都集中到亚洲和欧洲了，为了表示美国人民的人文关怀精神，记者们又问了一个POPULAR的问题，那就是“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大众化的话题要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回答，虽然中国的学校和美国的学校不是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就不必和美国朋友提了，反正我们大清国也有很好的学校，当然一定程度的实话也是必要的，所以回答说“穷人的孩子没机会上学”，“而且我们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好学校和学堂”。将学校学堂并列是为了进一步混淆中美两国学校的本质差别，防止记者深究。虽然情况不太好，但是亲爱的美国朋友请别失望，我们有计划，我们计划在国内建更多的学校。

　　记者接着追问：“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中堂也许对这个记者提出的问题不满，觉得这个问题真是废话，谁也没有反对妇女接受教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己支持或反对，而是对整个社会思想的改造。但是这不能表达出来以免影响中美两国的深厚友谊，于是就点到为止地告诉他我们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只是没有像你们这样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这是风俗习惯造成的。放心吧，我们很快就会从你们这引进最合适我们的教育制度了。

　　终于扯到政治话题了，有记者问：“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觉得记者真是太幼稚，于是告诉他你们美国马上就要进行选举了，此时自己不便谈论这个话题以免有干涉美国内政的嫌疑。然后再一次打太极拳，说什么希望报界能够帮助清国移民云云。

　　观察细致的美国人发现李鸿章选择了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的回国路线，于是问李鸿章这样做是否是因为他的清国同胞在美国西部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其实美国人不知道在细节上体现自己的爱国主义是李中堂的一贯作风，回国路过日本的时候，为了实现自己永不再踏上日本国土的誓言，坚决不肯上岸换回国的船而是在两船之间搭一跳板，颤颤悠悠地通过跳板换船，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和智慧。

　　李鸿章晚年旧照问到这份儿上，该说的就得说了，于是回答说，第一条原因是我接到许多侨民的来信，说他们在自由民主的美国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希望能够得到我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美国西部各州不能善待我们的同胞，此事很伤感情，我是大清帝国的子民，我深爱我的祖国和人民，因此我不愿意从那些地方通过。另外我此次访问并非正式访问，为避免两国之间的误会，我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的请愿信。第二条原因是技术上的因素，我年轻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何况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因此我选择了较短的路线，而且我们清国的“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部分性能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将非常骄傲和自豪地乘坐。请各位美国朋友好好想想，廉价的中国商品和华工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福利，能够增加美国商品的竞争力，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而排华法案违反了自由竞争的原则，也违背自由民主的原则，希望美国有关方面能从大局和长远出发，废除不合理的排华法案，也希望美国报界的朋友们能鼎力相助。云云。

　　有人问了一个关于投资的话题：“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回答是热烈欢迎这个欧美企业来中国投资，我们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引商、稳商、亲商、富商”的发展氛围，促进招商引资，使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因为“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而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都是非常富余的。这也是你们美国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总之，我们清国是非常欢迎外来投资的，当然，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产业我们是要自己控制的。

　　有人问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心想，我们又不是没有报纸，还要引进你们的做什么?我知道你们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批评我们的报纸成了政府的传声筒，失去了报纸的意义，但是先生们，这都怪中国的编辑们，“他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讲真话时非常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事实”，“因此他们办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对此，我作为政府管理者也是非常遗憾的。好一个障眼法，一下子就将自己进行新闻管制的责任给掩盖了!

　　由此可见，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可能不尽准确。梁说：“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颜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看看李鸿章面对记者谈笑风生，还有什么他不明白的，虽说人家李鸿章可能不如你梁启超会几句外语，但是千万别以为你搞的那套他不懂，要不他怎么会对你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呢。我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可以了，你该干嘛就干嘛去吧。

　　正文 第10节：痞子手段能用多久

　　(四)痞子手段能用多久

　　当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李鸿章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

　　李鸿章一生外交败笔无数，可能跟他这个指导思想有关，殊不知弱国无外交，什么“原则上”“基本上”骗骗中国的老百姓还可以，洋人可不吃这一套，所以痞子手段纵能起一时之效，却最终会害了自己。

　　第二次鸦片战争，庚子事件，都跟清政府耍痞子手段有关。所以，对清政府来说，痞子手段是不灵的，最好还是使“孙子手段”，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样。不过，中国人好面子，恐怕永远都当不得“孙子”，可是现实世界强者如林，个个都是大爷，于是只好变通，产生无数的阿Q。传说当年洋人大摇大摆进入总理衙门，要这要那，清政府官员无不唯唯诺诺，点头称是，等送洋人走的时候却不让其走正门而让其走偏门，认为这样洋人就没了面子(当然不敢让洋人知道实情)，洋人既然没了面子那么我们就有了面子。于是心理平衡，该做官的继续做官。

　　李鸿章为什么会有“痞子手段”的感悟呢?他这种“领导艺术”的体会是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可能和其在上海与“洋枪队”打交道的经历有关。

　　清政府对外国老大们的态度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是不自量力，想灭了这些个来抢地盘的“蕞尔小邦”，打仗前还鼓励手下放开手干，“不怕卿等孟浪，就怕卿等畏葸”，一副要把外国人往死里整的架势。这时候谁要是不识时务，提出什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多半会被砍了祭旗。可惜是眼高手低不切实际，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联军，连京城也被人给占了去，咸丰老头儿逃到热河;而太平天国洪天王此时仍然人气很旺，占了清政府的半个场子，双方实力基本均衡，互有胜负。面对这种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局面，清政府只好低下身子与外国人谈判。没想到绝处逢生，原来外国老大们与当年自己“入关”时完全不同，并非要取而代之，而主要是为了通商谋利，挣几个钱花花，所以自我安慰“夷人不足虑”。阿Q思想之严重可见一斑，明明是人家不想弄死你，捡了条小命，却偏偏要说什么不足虑，你有本事倒虑给我们看看。后来清政府进一步确定了“中外和好”、借兵消灭太平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不过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太平天国一灭，清政府马上就解散洋枪队，虽然外国人并无夺取政权的意思，但是清政府这个习惯于带领队伍打家劫舍的流氓实在不放心还有另一股打家劫舍的强盗存在。

　　方针路线一出，下面积极拥护，其中最为积极踊跃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为图自保，组建了什么“中外会防局”，开始借用洋兵“协防”。雇佣美国人华尔组织了著名的“洋枪队”，以西洋人为各级军官，以中国人为士兵组建了这支奇特的部队。为了能让华尔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也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这支部队，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还采用“和亲政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华尔为妻。这对中外结合的夫妻感情怎么样，历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不过这个女人的命运可以说是不幸的，因为不久她的外国老公就在战场上战死了，取得了一名职业军人的最好归宿。为了给颓废的局势增加一点亮彩，也为了给自己来点心理安慰，江苏巡抚薛焕给这支洋枪队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常胜军”果然厉害，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作战多次，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打了不少胜仗，守住了上海。1862年9月，华尔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又任命美国人白齐文为管带。此人和很有职业道德的华尔相比纯粹就是一美国流氓，后来还投靠了洪天王，是个典型的二五仔。李二先生率领他的“瘪三团”到上海后，从来没有与洋人打过交道的他必须直接面对洋人，尤其是“常胜军”，因为他现在还需要他们的帮助共同对抗太平军。

　　但是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李二先生实在难以理解外国军人在个人生活上的放荡。在给曾老师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认为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流氓归流氓，“常胜军”的战斗力可不是吃素的，人少枪多，火力密集，多次打退洪天王的“人海战术”，让我们的李二先生大为吃惊。他的脑袋瓜子快速转动，知道现在这种人绝对得罪不起，不仅如此，还要“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是世上稍微有点斤两的人都很高傲，“常胜军”也一样。《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自从多次打退太平军进攻，守住上海后，这帮人就比麦克阿瑟还牛，自以为老子天下无敌，没有老子，你们早就完了。专恣跋扈、狂傲不驯，对清廷官员，一百个看不起，清廷官员们只能大把撒银子，对于“常胜军”的内部事务，根本不能过问，更不用说领导了。因此，李二先生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抑制，并想一石二鸟，借此也让吴煦、杨坊回家吃老米。我们的李二先生比吴煦、杨坊高明也就在高明在这。此两人为利用“常胜军”保卫上海可谓尽心尽力，费尽心思，其中杨坊后来还因为粮饷问题被白齐文暴打一顿，可以说是受尽委屈。没有他们，上海早完了。但是他们没能看穿朝廷的心思，洋兵的力量是要借用的，但是也不可不防，太祖以前可就是以借兵的名义入关夺得天下的。而我们的李二先生却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一方面对“常胜军”“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另一方面却处处设防，加以抑制。痞子手段正好派上用场。

　　1863年2月，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军，攻克太仓、昆山。而后，淮军又向北攻占江阴、无锡等地，转进向西包围了苏州。苏州是太平军的战略重地，李秀成一心想将其建成第二个“南京”，因此准备非常充分，城中粮食弹药很充足。守城的太平军士气也很高，大有浴血奋战到底的态势，所以苏州城久攻不下。尽管如此，此时对于清军来说，形势应该还算是一片大好，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洪大天王的场子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胜利的前夕，人们往往会产生很多想法。我们的李二先生也一样，他既想快点攻下苏州又生怕“常胜军”实力太强，抢了他攻下苏州这份大功。与他一同围攻苏州的戈登认为苏州城太大，“常胜军”人数太少，要求再招洋兵，以便迅速攻下苏州。而李二先生则唯恐“常胜军”因人员充足可以单独攻下苏州，所以拒绝了戈登的要求。

　　不过在戈登的再三要求下，李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一百人，但是却附加了以下几条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一百名新招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常胜军”须与淮军程学启部(淮军战力最强的一部)一同进驻。不仅如此，五天之后“常胜军”就要撤离苏州，回到昆山。对戈登来讲，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嘛，于是就搬出一尊大神——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出面与李鸿章交涉。没想到伯郎更为疯狂，甚至提出要亲率英军攻城。李鸿章是又急又怒却又不敢对洋人明言，于是使出了自己屡试不爽的缩头乌龟大法，借故推脱，不与伯郎见面。洋人再厉害，也斗不过这么耍无赖的，只好由着我们的李二先生得到这份“头功”。不过李二先生不是什么时候都会这么鲜明地“抢功”。后来进攻南京的时候怕与其恩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抢功惹来祸端，他就故意停滞不前。功劳嘛，他是会抢的，但是抢到什么程度，他是有考虑的。

　　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我们的李二先生非常着急。但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洪大天王乱封王，瞎发文凭，最终导致权力斗争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于是便主张诱降纳王。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的程学启本来也是太平军降将。其实当时两边都是这样，来了就是客，只要是肯起义，那一切都好说嘛，以后写历史的时候也可以写成是八旗子弟的秘密卧底，保证名垂青史。经过一番秘密联络，11月29日，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可见古时候做官确实是难，刀口上舔血的买卖，一不小心就可能送了性命，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然而，由于程学启对城内清军与原太平军兵力悬殊太大颇为担忧，建议来个斩草除根。而八大降将幻想投降后还能保存实力作为要官要位子的资本，因此没有主动提出将部队开出城外接受和平整编，这更加导致了清军的猜疑。于是李鸿章接受程学启的建议摆下鸿门宴杀害了这八个降将，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名无辜太平军士兵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

　　李鸿章背信杀降的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了他的那些外国朋友的强烈愤怒。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特别是戈登，他是为降将们做过担保的，认为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极大侮辱，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可见外国人还是头脑简单，既然李鸿章这么不讲信义，你戈登也可以乱来嘛，你找不到李鸿章，你可以把程学启他们给绑了嘛，看到时候李鸿章怎么办。由于斗不过李鸿章的龟缩大法，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戈登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想想英国职业军人戈登先生也真是可笑，你“常胜军”是拿中国朝廷的粮饷的，再大的矛盾，也是可以调和的，你现在带走队伍，到底是何居心?所以，戈登不走还好，这一走，官司就输定了，他还不如假装心平气和留下来，然后找个机会给李鸿章一粒花生米，送其归西，自己顶多受个撤职回国的处分。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列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李鸿章没有想到，在中国人看来小事一桩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中外邦交。于是一方面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和马格里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可见清廷并非所有的时候在列强面前都是软弱的，如果有人想挑战他在中国的老大的地位，那他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府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台阶”下，一场大风波立即消于无形。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他不仅将自己的这些个领导艺术的体会写信告诉其老师曾国藩，而且在以后的外交生涯中一以贯之，竟然幻想“以夷制夷”，结果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也给自己留下了骂名。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里有如此评价：“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

　　正文 第11节：不干则已，干就干出力度

　　(五)不干则已，干就干出力度

　　有诗句曰：“春江水暖鸭先知。”知是知了，但是有什么反应，就很难说，有的鸭子乐得自在轻闲，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而有的鸭子偏偏很好奇，想干点什么，这种不合群的鸭子注定是要受到众多非议的。大清帝国的官僚们就是这么一群鸭子。他们能最先接受到新鲜事物，因为他们手中有最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资源，区别在于其中有的人要做清闲的鸭子，而有的人却想跳出来做点什么。李鸿章就是只不安分的鸭子，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其他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利用英国火轮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就此奏折来看，李鸿章在京师大学堂当个名誉教授也应该是够资格的。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委托盛宣怀创立了著名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创办仅3年，就拿到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后来“官督商办”得到买办富商们的响应，在1883年形成了一个高峰。轮船招商局仅在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万两。《字林西报》还在这年的1月22日报道：“现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兴办，千百人争相购之，以得股为幸。”可谓是罕见的大牛市。当然由于“官督的性质”，这些个红顶子企业都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不过这是后话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需要巨额投资的现代企业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子，连张謇最开始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官府的投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李鸿章不可能超越这个事实去组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任何人在当时也不能。

　　作为一个想做出一番事业的政治家，面对如此落后的局面无疑是相当沮丧的，面对它尚且并不容易，何况还要设法去改变，而这种转变的结果会怎样，只有天知道。但是尽管“成事在天”，“谋事”毕竟还是“在人”，李鸿章毕竟是个实际的人，他一旦决定什么，是会付诸行动的。而他的行动，必定给中国现代社会进程造成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是那些只会“口活”的言官们所远不及的。

　　和所有致力于现代化运动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深感现代人才的极度缺乏，(一个专门以培养奴才为己任的制度当然不会教给人民“科学”和“理性”)于是提出，应当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用传统的形式选拔新型人才。(这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此他还专门设立洋务学堂，并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开始有组织地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人文著作。江南机器制造局先后聘请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事翻译和一定的教学工作;中国长于数理的科学家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和徐寿、徐建寅父子，协助西人翻译，起了很大的作用。1870年前后即出版了有名的《汽机发韧》《汽机新制》等工程书，《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数学书，《化学鉴原》等化学书，共达数十种，译作和印刷都称高速度。据统计，从1868年至1907年的40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的西书有159种，1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30余种关于文科的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天、地等科学技术的书籍，这对中国新科技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又在天津陆续创办电报、水师、武备、医学等洋务学堂。

　　李鸿章所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不仅是当时设备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军用工厂，也是如容闳所说的“机器母厂”。从所有那些机械结构情况看，专用于军用生产的车间设备占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车间设备是既可以为军用生产服务，也可以为广泛地制造机械设备、工业、农业等各种民用器具服务，造了大量的机器。据《江南制造局记》1867年至1904年粗略统计，计有：制造车床138台，刨床、钻床、开齿机、卷铁板机、汽锤、大锤机、砂轮机、绞螺丝机、锯床、翻砂机等母机性的机器117台，起重机84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抽水机77台，轧钢机5台，其他各种机器135台，另外机器零件及工具110余万件。可见制造机器的数目不能算少。它们既有自用者，亦有卖给或调给其他如天津、金陵等机器局者，售给一般民用工业厂家者亦不在少数。

　　1880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海军有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军港停泊战舰，旅顺军港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李鸿章聘用英国人琅威理、德国人式百龄担任训练海军的主要职务。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利用海军衙门整顿海防的名义，4年间用巨款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船14艘，扩充北洋海军。其中“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吨位均达7300多吨，威力居亚洲第一。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编成北洋舰队，12月17日成军，共有船舰25艘，官兵4000多人。除定远、镇远(主力舰)外，还有经远、致远、靖远、来远、洛远、超勇、扬威七艘巡洋舰，其余为蚊子炮船(炮舰)、鱼雷艇、教练船、运输船等，舰船总吨位五万多吨，排名当时世界第四。

　　可见，李鸿章办洋务，规模不谓不大，气势不谓不盛，然而这一切在甲午中日战争后竟然变成了过眼云烟，这当然是李鸿章的失败，但是却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失败。李鸿章搞企业，有人弹劾;倡导商务，有人弹劾;修铁路、建电报，还是有人弹劾。政坛上，就是有那么一帮人，整天什么事不干，专盯着干事的人找茬，还自命为“清流”。费正清先生称他们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真是形象而绝妙的讽刺。

　　看看这帮战略家心中的小九九吧。王伯恭(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甲午战前，翁同龢(著名的清流领袖)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同龢，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同龢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同龢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同龢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同龢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革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再看看历史上最奇特的用马来拉的铁路吧。早在1876年开平矿务局成立之时，其总办唐枢就提出“开煤必须修筑铁路”的主张，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立即奏请清廷予以批准。但当时守旧势力相当强大，反对修筑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当李鸿章的奏章呈上之后，朝中顽固派大臣群起反对，甚至对李鸿章进行人身攻击，无论如何也不让清廷批准。但随着采煤业的发展，煤炭外运越来越成为最大的难题。面对这种局面，李鸿章巧妙地运用他的地位和声望，抓住有利时机，采取了“先斩后奏”的策略，授意开平矿务局，暂不要惊动清廷，由矿务局出钱，先修建从唐山至胥各庄一段铁路。一年之后，李鸿章才又具专折向清廷婉转奏请此事，并得到了允准。至1881年，这条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然而，由于清廷在谕旨中明文规定，不准在铁路上使用蒸汽机，以免大声呼叫。于是便出现了运输工人用驴、马拉着煤车在铁道上滑行的可笑之举。

　　在多年以后，李鸿章与晚辈聊天谈到他的无奈：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即使是修葺，作为一个改革者，李鸿章发现改变这个帝国庞大的惯性，是多么力不从心。

　　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对利益分配的调整，面临的巨大难题就是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大大小小的掌权者，非常不好对付。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来没有“赎买”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往往就是对改革的对象进行“妖魔化”处理，从而剥夺他们的利益，这样做虽然减少了改革的成本和时间，却掩盖了真正的矛盾。因此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往往势不两立，而改革的结果也往往不彻底。清政府当时面对的正是这种情况，对官制和政体进行改革可能符合皇家的利益，也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改革，但是不符合大大小小官僚的利益。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他们的权利无异断了他们的命根子。改革，符合皇家的长远利益，但是不符合官员们的现在利益。而皇家是靠官员们进行统治，因此，注定不能实行彻底改革，只能是改良。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根本不敢涉及官制和政体就是这个原因，李鸿章的悲哀在于明知这些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但是现在还只能如此，这也是中国的悲哀，这是道路选择错误的代价，中国选择了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开车的人尽管尽心尽力，呕心沥血，但是最终不免让坐车的饱受颠簸之苦，最终还是要翻车。可怕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翻车之后，人们还是沿着这条路走，重蹈覆辙。当然，这就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问题了。

　　正文 第12节：“术”只能应急，“道”才是根本

　　(六)“术”只能应急，“道”才是根本

　　李鸿章爱不爱大清国?当然爱，那是他拼了老命从洪老大的手中夺回来的。不过他也很爱银子，为国立功的时候也顺了点银子回家，所以他更爱自己的大清国，希望能够永世万年。为此，这个从战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厮杀汉子突然性情大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和平主义者，谁要打仗他就跟谁急。不过他要和平的对象都是外国人，这就引起了国人的猜疑，背上了卖国的骂名。

　　李鸿章担任清朝首辅重臣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他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方针，这就是“以夷制夷”和“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自以为能够玩好这利益平衡，谁知到最后惹火上身，赔了夫人又折兵。托他这种和平外交政策的福，日本这个小流氓被鼓励成了大强盗，最终，狠狠咬了中国一口。

　　李鸿章执掌中国大政的时候，日本还处于内战后期，国力还不强大。但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天皇军国主义制度的形成，日本开始“脱亚入欧”，也就是日本开始追随西方列强后尘妄图霸占大陆地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制定的带有侵略扩张性质的“大陆政策”，是打算先强行将藩属于中国的琉球群岛王国纳入自己版图;同时，日本试图分解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权力，准备伺机侵入朝鲜，以达到对中国的东三省、蒙古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形成侵略之态势。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70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琅桥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日本的眼光又盯上了朝鲜，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清军消极避战以致在朝鲜战场一败再败，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然而直到此时李鸿章还执迷不悟地坚持他的“以夷制夷”，英、俄、德、法、美，能求的主他都求遍了，岂不知列强正等着从中日战争中分一杯羹，自然是敷衍了事。连陆奥宗光也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也不缺乏智慧，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然而他终究要为自己的投机生涯付出代价，替老大背上卖国的骂名离开他那无比眷恋的世界。

　　附有关语录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临终诗

　　“当今天下三大老”——李鸿章、俾斯麦、格兰斯顿。

　　李鸿章死时，北京的市井小民把他和差不多同时死去的戏子杨三并列，拟了一副挽联：“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在一封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大师，在可能的采取坚定立场的少数情况下，他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在不可能的时候，便作出了最小的让步。

　　李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在同外国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

　　他一生都显示出个人勇气。他的干劲和执著，在缺乏敢于作为和甘于奉献精神的官场中有如鹤立鸡群。在资金靠不住、批评攻击不断会使一个平庸之人沮丧的时候，李鸿章实现绝大部分自强计划的成就令人瞩目。……尽管他有个人的弱点和众所周知的失败，他的全面纪录却是一个在他个人和他的国家都十分困难的时刻取得重大成就的纪录。

　　——《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梁启超《李鸿章》

　　尽管聪明过人，李鸿章手上掌握的资源却极其有限。外交是实力的推展，外交家一般是“多财”方能“善贾”、“长袖”方能“善舞”。但是，由于没有国家实力在背后支撑，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落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后人对他的苛刻评价证实了这一点。

　　——余杰《李鸿章：鹤立鸡群的“爱国者”和被丑化的先驱》

　　正文 第13节：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1)

　　第三章

　　左宗棠：激情无限的狂人

　　左宗棠是晚清政坛的一支奇军，他本来是一个点背的人，四五十岁了都还没考上进士，这样就进不了官场核心，让他很郁闷。但是牛人自然都是有办法的，他的发迹来源于一句著名的广告词：“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词儿太牛了，让左宗棠名声鹊起，成为大家都期待的神奇人物。所以，广告宣传包装是多么重要。好的产品再加上经典的广告创意，销售神话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左宗棠的辉煌来源于对新疆的收复，这一点也体现了左宗棠的精明，因为当时占据新疆的是阿古柏为首的土匪，虽然后面有俄国的支持，但毕竟是土匪出身，乌合之众。击败他们是理所当然。

　　(一)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话相当有名气也相当夸张。我们的先人总喜欢用夸张的语言来表达对人才的尊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一个没有正常的合理的用人制度的国家，想要说服领导起用某人，不把他夸得像朵花儿似的怎么能行，况且，这个人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快要掉脑袋啦!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樊燮构陷事件”，差点使左宗棠成了反腐斗争中的牺牲品。

　　樊燮，这个名字简短而繁琐的家伙是湖北人，咸丰时代的湖南总兵。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涉贪涉黄涉黑，造成了极坏的群众影响。

　　咸丰八年，巡抚骆秉章恨死这颗老鼠屎了，在北京开会时就检举了他，说他贪污公款、超标用车，等等。朝廷一听，马上派纪检人员到湖南调查樊燮，最后查明搂了公款银960余两、钱3360余串，此外还动用不少谷米。按说这本属于五万元以内的小case，警告一下就完事了，但是此人太蠢，钱没搂多少，动静却搞得大大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影响极坏。办案的决定修理他，就地开除公职了。但他不服，向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将矛头指向了左宗棠!

　　按理说樊燮的敌人是骆秉章，他怎么会把矛头对准左宗棠呢?难道他真有这么聪明，知道骆秉章全靠左宗棠支持危局，要断其肱骨?他当然没这IQ。原来几个月前，永州知府黄文琛因公去岳州，适逢巡抚骆秉章正在岳州巡视，黄文琛便前往汇报工作，将永州地方的各种弊端一一禀报。随后这事被樊燮知道了，他做贼心虚，认为黄文琛必在巡抚面前告了他的状，就与其幕僚魏龙怀商量对策。魏为他出主意说，巡抚衙门的幕僚左宗棠，只是个举人，骆巡抚对之却宠信有加，委之以大事，何不先去见他，请他帮助疏通一下。樊一听，觉得有理，便依计而行，前往长沙。

　　《左宗棠像》左宗棠听到总兵来了，自得接见。但他心性耿直，恃才傲物，非常狂放，对这位总兵大人的那档子破事儿早有所闻。而樊燮出身枪杆子，对笔杆子并不放在心上，故见面时只是拱了手，没有按礼请安。左宗棠就骂骂咧咧地说：“到我这里的武官，大大小小，都得请安，你怎么搞的?”樊燮一听，也怒了：“朝廷体制，没有武官见师爷请安的规矩，我是二品大员，更没这个习惯!”于是，两人就对骂起来。左宗棠一怒之下，让樊燮滚出去。樊燮怀恨在心，一直寻找机会图谋报复。左宗棠也算祸从口出。别人来求他办事，他打打太极拳就行了。很多时候，办不办事不重要，关键面子要给足了。(这一点，他和他的同乡好友胡林翼大不一样，如果左宗棠能向胡林翼那样，说不定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的配合会好些，有些事情的结局可能就会不一样了。这是后话。)

　　正文 第14节：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2)

　　左宗棠为人处世的弱点，是与性格有直接关系的。他是个典型的湖南人，多血质。可左宗棠不仅心里血性，嘴巴也很血性，什么话都敢讲，这搁近代民主社会，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很有个性的表现，就像那位意大利总统一样。可是在当时，这是个非常要命的缺点，使他树敌颇多，也使他办起事来处处为难。

　　樊燮只好去找湖南布政使文格求助。文格是满人，这几年，骆秉章、左宗棠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洗了他的牌，他早就一肚子火了。果然，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文格就唆使樊燮向湖广总督官文诬谄骆、左。

　　樊燮便以幕僚越权干政为由控告左宗棠，并指控左为“劣幕”。同时，他又在中央都察院状告黄文琛与左宗棠，说黄、左通同勾结陷害他。

　　湖广总督官文，出自满族贵族。他向来看不起汉族官僚，专横武断，曾因骆秉章对他不太顺从而暗中忌恨，并迁怒于骆所器重的左宗棠。因此，在接到樊燮的禀帖之后，立即上奏朝廷。咸丰皇帝览奏后，下旨查办此事，将本案交官文审办，并批示：“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骆秉章一看情况不好，马上上折子，陈述冤情，而官文是铁了心地要整左宗棠了，在奉旨之后马上要召左宗棠前往武昌，当场讯问。

　　由于此案事关重大，两湖官员，除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胡为左宗棠之世交好友)为之极力周旋外，都不敢出面调解。两年后，左宗棠在家信中回忆：“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可知当时情态如何紧急。

　　这时，肃顺听说了这件事。肃顺这个人，比较开明，虽是满人，但对汉人并不歧视，是最早主张起用汉人的满族大臣。湘军的兴起，胡林翼、曾国藩的被重用，都得力于他的极力支持。他的幕府中，也有许多汉人智囊团。肃顺看到朝廷密旨后，告诉了参谋郭嵩焘。郭嵩焘听后非常着急，因自己与左宗棠是老乡啊，但又不便出面讲话，乃请人向肃顺求救。肃顺表示：“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当时，郭嵩焘与侍读学士潘祖荫同值南书房，便请潘出面讲话。于是潘祖荫连上三疏，力陈其冤，他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潘祖荫的三次上疏，使案情迅速扭转。其时，胡林翼也上奏《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称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左辩驳。咸丰帝见到这些奏折，果然问肃顺：“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乘机答道：“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官文等人见风转舵，上奏结案。一场争斗终于化险为夷。

　　祸事变成了好事，可见一个人要成功，不仅要讲究朋友的数量，更要重视质量。有一个肯两肋插刀的朋友，强过一个连的酒肉朋友啊。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就是这么来的。若无这句广告，左宗棠的出道，恐怕还得晚上几年，甚至能不能保命，都很悬乎。

　　正文 第15节：再点儿背，也是有机会的!

　　(二)再点儿背，也是有机会的!——学会营销自己

　　左宗棠不是一个经历很顺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点儿背，是真正地经历了一场精彩的营销战，才见了彩虹的。

　　小时候，父母都没了，家里又穷，他是被亲戚接济着长大的。他特别地用功，似乎知道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二十岁就中了举人，摆脱了拿锄把的命运。

　　接下来，又点儿背了。连续三次参加考试都没能中进士，其中有一次竟然是因为湖南的名额多了一个，而湖北的名额少了一个，所以硬把左宗棠的试卷撤了下来换了一个湖北人。可见这招生的地域歧视害死人。在当时，人们对中进士是非常看重的，连几乎为圣人的曾国藩一生也为只得了个“同进士”而耿耿于怀，所谓“同进士”者，“如夫人”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同等学历”或“在职研究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可左宗棠却连个“同进士”都没有得到，心情郁闷可见一斑。

　　但左宗棠不愧是左宗棠，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他18岁就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而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一肚子才华是攒出来了，关键是能卖成吗?”我们不禁追问道。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幸亏当时清政府没有扩招，不然的话我们的左宗棠不会有后来的练兵才能，中国收复新疆也就成了一个未知数了。左宗棠在出任骆秉章的幕僚之时，已是不惑之年了，等他自己出任浙江巡抚，建功一方时已经50多岁了，比其同乡同岁好友胡林翼晚多了，比李鸿章也晚好几年，属于大器晚成。就平常人来说，谁也不愿意大器晚成，但是左宗棠一没能中进士，二家里又没钱，因此无官职可任，也就无法发挥自己的才干。所以，经常发发牢骚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说他的坏脾气就是从此养成的，却缺乏证据。性格乃天生，但是这样的经历无疑对其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攒出来的一肚子才华还是卖成了，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当时两江总督陶澍，是非常有影响的封疆大吏，干了十余年总督，政绩好，声誉好，眼光更好。胡林翼年轻的时候，比较色，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但是陶澍认定其为非凡之材，一心培养，还招了他当女婿;左宗棠区区一准处级干部，陶澍认定其将来才能要超过自己，因此执意要将其子与左宗棠之女结亲。后来，晚清“中兴四大名臣”，陶澍一家子占了两个，古今中外，有如此眼光的人能有几个?

　　事情得从头细说。1837年，陶澍回老家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即将咸丰皇帝为其亲笔题写“印心石”巧妙地包含在对联中)。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说全县气派的山和清澈的河，都是因陶公的浩然正气而生。这马屁拍得真绝了。

　　果然，老陶很爽，当即提出要见见作者，并与左宗棠彻夜长谈。搞了一个晚上的才华show后，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陶公借着高兴劲儿，也就答应了。

　　于是，一个准处级干部，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厅级助理。

　　这事儿吧，看起来很偶然，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实际上并非偶然。你想，全县识字的人至少上几万吧，诗作得好的怎么着也上百吧。为什么中彩头的偏偏是左宗棠呢?还不是因为人家写了，画了，往墙上挂了。人家就坚信老陶会回来的。就像老话说的，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所准备的人。生活中的事例就更多了。您办公室里有吗?

　　《左宗棠克复杭州战图》OK，所以，升官难，也不难，关键看你怎么运作。运作得恰到好处，一天等于二十年。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唯一的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野心也开始膨胀了，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当然仅仅夸夸其谈并不能证明什么，真正的才干是要在实际中锻炼出来、显现出来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名声，谁又给你机会去历练呢?

　　正文 第16节：活既要干得漂亮，还要干净

　　(三)活既要干得漂亮，还要干净。

　　左宗棠终于找到了雇主，一肚子才华可以卖给帝王家了。拿了俸禄，自然要干活。那时的大清已经是内外交困了，当官的活儿也格外地多。

　　咸丰年间，闹起了长毛，老左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下，筹划抵抗太平军。他一方面要调拨军队，另一方面还要搞后勤，为此是费尽心思。当时，很多人为了搞军费，采取了种种手段，加税、滥印钞票，想尽了辙儿。而左宗棠没这么损，主要采取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的科学方法，支撑了军费的大量支出。

　　他还改革了税法。以前湖南征税体制很乱，浮收滥取、居中盘剥，百姓苦得很。老左就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规定：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外，加纳一倍作军费，再加纳四钱充县政费用，以前的其他加派一律废除。这样每石纳银不过三两，全省岁赋增加，但百姓负担减少。

　　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算部委司局级干部了。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

　　可见他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活干得漂亮又干净。给大清这样的政府办事，这点格外重要。梁家辉在电影《黑金》中演了黑帮大哥，有句台词很彪悍：“政府拿我们这些黑社会当尿盆，想用的时候就好话好说，用完就嫌你脏，必要时就扔了你。”左宗棠永远不会吃这种亏。

　　正文 第17节：心照不宣的驭主术

　　(四)心照不宣的驭主术

　　很久以来，曾左交恶就成了晚清的一段谁也说不清的“公案”。

　　按理说他们就算成不了好朋友，也不至于弄到形同水火的地步。曾左二人是湖南同乡，当年曾国藩在湖南办湘军时，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曾国藩后来在太平天国的场子中发达起来，督两江，领四省，旗下幕僚更是人才济济，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人气那是相当地旺。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在骆秉章那儿几年“代省长”的出色工作，此时已名满天下。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于咸丰九年遭人陷害后虽然大难不死，但是深感官场险恶，忧心忡忡便决定暂且引退。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2日)离开湖南巡抚衙门，结束了他长达八年的幕府生涯。第二年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由英山抵达宿松。

　　这时，胡林翼进驻英山，曾国藩扎营宿松，正准备全面进攻太平军在安徽太湖、潜山的据点。接下来的事情就很自然了。左宗棠拜见了曾国藩，便留其幕中。不久，曾国藩奉到咸丰帝的寄谕，特询：“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与左宗棠虽然性情、脾气并不相投，但交情颇重，对左宗棠身被诬陷十分同情，只因他贯于明哲保身，为人小心谨慎，一直未出面说情。这时，见“天心大转”，便立即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大佬就是大佬，面子那是相当地大。很快，朝廷即发下谕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衔，帮助曾国藩办理军务。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开始他的事业，虽然发达较晚，但是左宗棠总算是跟对了人。曾国藩这个人，过于小心谨慎，因此雪中送炭不敢，但是他却非常乐意于锦上添花，帮助其幕僚成功。如果说当左宗棠被人陷害时曾国藩不敢援救有私心，那么当左宗棠投靠曾国藩后，曾国藩却是竭尽全力为其创造机会助其成功，可见此时对左宗棠已是毫无私心。当时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独当一面的帅才，如果去四川，只能是寄人篱下，和他当时在湖南没什么区别，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而攻克安庆以后，湘军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终于腾出手来解决浙江问题了。而派谁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曾国藩再一次想到了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终于自立门户，拥有了进一步发挥自己才干的天地，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曾国藩真是伪君子，真有私心，他大可以把左宗棠留在幕府中“雪藏”起来，让其有苦难言。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人表面和善私下充满了矛盾的暗礁。曾国藩讲究个人修养，是个理学家，平时不用说，处处显得很“面”。而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左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左宗棠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因此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甚至狠毒。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曾国藩曾作一语调侃左宗棠：“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将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进去，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左宗棠却受不了这一“恶补”，甚至有点恼羞成怒，便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因而打出一记刚猛的重拳：“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也将曾国藩的姓(曾)和名(国藩)嵌入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虽然对得工整，但是言语却显恶毒。天长日久，嫌隙渐生。

　　如果说这些都是日常的小矛盾的话，那么天京城被攻克后，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就是二人从此产生了天大矛盾的根源。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江南匪焰将熄，于是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

　　不想左宗棠也密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有邀功请赏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于是两人一时之间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

　　但同为一代名臣，始终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处处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

　　然而慈禧太后大耍手腕，说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而左在新疆建立功业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于是只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此举不异于在两人脆弱的关系上再砍上一刀。所以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然而名臣毕竟是名臣，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然而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个关系由衷的评价。左宗棠的挽联使我们重新看到了其自身人格的完满，或者，他和曾国藩交恶是两个人共同演出的一段双簧，目的就是让清政府放心，如果真是这样，那真不知道该谁悲哀了。

　　正文 第18节：永不言败的战争之王

　　(五)永不言败的战争之王

　　当然，镇压太平天国算不上什么功绩，如果算，那也比不上曾国藩。左宗棠一生对中华民族，甚至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收复新疆。在晚清名臣皆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情况下，他率军抵抗外敌，收复新疆，为晚清腐败政治中唯一的亮点，也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因此，梁启超先生说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这也是左宗棠至今仍享有的崇高威望，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谁能保我疆土，惟有左大将军!

　　同治年间，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清政府无暇外顾之机，侵占新疆。沙俄趁火打劫，于1871年(同治十年)侵占伊犁，并向准噶尔盆地渗透。但是当时东南沿海防务也十分紧张，清政府不像现在的美帝，拥有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必须在“海防”与“塞防”之间作出优先抉择，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极端的和平主义者李鸿章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而左宗棠则不同意李鸿章的“新疆贫瘠论”，他认为：“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而且从战略意义上考虑：“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面对举棋不定的清廷，左宗棠慷慨陈词，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坚决主张打击沙俄气焰：“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终于，害怕失去国土、背上历史骂名的清政府决定与俄国人赌上一把，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胜算还是大点。1875年，朝廷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一次，清政府是豁出去了，面对经费不足，皇帝甚至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可见什么时候都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清廷这一次不要命了，北极熊还不是乖乖服软，可见事在人为。

　　左宗棠是幸运的，如果说这是一场事关国运的赌博，他代表中国把宝押在了自己最拿手的事物上面，不像翁同龢，两次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关口把宝押在自己一点也不擅长的赌法上，结果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灾难和羞辱。左宗棠不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事家，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左宗棠决定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战策。其实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所谓“缓进”就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调集军队，操练将士，作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新疆偏远辽阔，作战物资补给十分困难，因此必须有充足的时间作好后勤保障准备，而且面对艰苦的条件，必须对部队进行整编，不愿去的可以发路费回家，以确保出塞之师的斗志和士气。

　　《左宗棠平西战图之一》所谓“速决”，实在是因为空虚的帝国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战争，否则将为战争所累。当然，并非你想速决就能速决的，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和正确的指挥是关键。在这些细节上，左宗棠是相当有经验的，他甚至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细节决定成败。从这点来看，左宗棠必定成功。

　　《左宗棠平西战图之二》任何一位有实战经验的将军都不会忽视武器的力量，毕竟将军们的专职就是打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手腕还是留给政客们去发挥。为了对付阿古柏匪徒的洋枪洋炮，左宗棠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先进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经过一段时间扩充军备，已有了一批威力较强的轻重武器。可以说这时左宗棠的部队已经是接近近代军队了，火器占的比重相当大。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域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军粮运输非常困难，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将是“拼经济”“拼后勤”的战争，左宗棠才要求精简部队，速战速决，而且对军粮运输非常关注。他开辟了三条运输军粮的线路：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此外，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驻军哈密并兴修水利、屯田积谷。但是哈密水渠年久失修，渗水严重，而且是砂土地，需用毡毯铺底。左宗棠得知消息后说：“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毡条万具，既所必需，文到之日，即交宁夏、河湟各郡并力购造。”经过努力，屯田积粮成绩巨大，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万事俱备，只等开战。1876年4月，左宗棠从甘肃省城兰州移驻肃州。时已入新疆的张曜部屯哈密，金顺部屯巴里坤、古城一带。根据既定方针，左宗棠令刘锦棠率所部湘军分批出嘉峪关，经哈密前往巴里坤，会合金顺所部先取北路;命张曜部固守哈密，防敌由吐鲁番东犯。阿古柏得悉清军西进，即由阿克苏赶至托克逊部署防御：以白彦虎等率部分兵力防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阻击清军;以一部兵力防守胜金台、辟展一线;主力2万余人分守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成犄角之势。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金顺二部清军从阜康出发，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虽然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出敌意外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扫清敌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一举歼敌5000余人，并乘胜于18日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马人得等仓皇南逃。尔后，左宗棠命刘锦部驻守乌鲁木齐，防止阿古柏军北犯，并继续清剿山中残敌;命金顺挥军西进。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之敌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攻玛纳斯南城，月余不克。后刘锦棠、伊犁将军荣全先后增援会攻，于11月6日占领该城。至此，天山北路为阿古柏军占领之地全部收复。时临冬季，大雪封山，刘锦棠等就地筹粮整军，以待来年进军南疆。

　　第二年他们乘胜追击!4月，左宗棠指挥清军三路并进：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张曜部自哈密西进;刘锦棠部奇袭包围达坂，19日破城，毙俘敌3000余人。随即分兵一部助攻吐鲁番，主力直捣托克逊，迫守敌海古拉于4月下旬弃城西逃。与此同时，张、徐二部清军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吐鲁番守敌白彦虎望风西窜，马人得率部投降。至此，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见大势已去，5月下旬于库尔勒气急暴病而死。海古拉携其父尸西遁，由白彦虎防守库尔勒等地。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在库车杀其弟海古拉，后于喀什噶尔称王，企图在英俄庇护下负隅顽抗。是年秋，左宗棠决心尽复南疆，遂以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以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相继长驱西进。南疆各族人民久受阿古柏的荼毒，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作战。10月，刘锦棠部以破竹之势，驰骋2000余里，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什噶尔之敌益形孤立，内部分崩离析，已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亦乘机反正。刘锦棠闻讯，立即挥军分路前进，于12月中下旬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白彦虎等率残部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和阗。至此，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

　　然而，左宗棠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的心思转到了如何保证新疆的长治久安上面。在收复失地过程中，左宗棠就设立善后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收留清军中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务农人员的增加和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给新疆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带来了活力。大规模发展生产，必须全面整治水利。左宗棠始终把“兴修水利以除民患”，列入“最为切要之务”。新疆各地全面整修旧有渠道灌溉系统，清理淤毁河道，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荒地开垦为良田，戈壁变成了绿洲，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这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正因为此，左宗棠才一再提出要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正文 第19节：缺点改不掉，就让大家认同

　　(六)缺点改不掉，就让大家认同

　　按照清代相沿而成的惯例，汉员须具备进士出身，才能入阁为相，左宗棠只是举人资格，却被超擢为军机大臣，可谓奇数和异数，因此李鸿章称他为“破天荒相公”。

　　没有那金刚钻，也不敢揽那瓷器活儿，这“破天荒相公”可不是随便就说说的。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入湘，长沙危急，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力邀，来到巡抚衙门参赞军事。因他守城有方，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不下，只好撤围下岳州而去。张亮基因此升任湖广总督，左宗棠一直相随。不久，张亮基又调至山东，遭满人胜保所妒被罢官，左宗棠返回湘阴继续过着他半耕半读的悠闲日子。

　　遭遇了这次挫折后，左宗棠深感宦路艰难，良木难择，一头埋进了书籍与田园之中，决意不再贸然出山了。继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早闻左宗棠大名，多次派人送信请出入幕府，他执意不从。骆秉章于心不甘，便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一天，陶桄(左宗棠的女婿)的公馆里来了个官差打扮的人，手持一张大红请柬，陶桄接过请柬一看，原来是骆中丞请他去做客，陶桄不知是计，即同来人前往。一进巡抚衙门，骆秉章命人好茶好饭细心伺侯，每日里陪他到后花园看看景，聊聊天，就是不放他回家，暗地里故意派人在外面散布消息，长沙城里一时沸沸扬扬，都说骆巡抚将左宗棠的姑爷扣为人质，逼他赞助巨额军饷，如果不如数交出银子，还要皮肉受苦，左宗棠闻讯大怒，岂有此理，堂堂的陶家公子、左家姑爷居然成为勒索的对象!

　　左宗棠气冲冲地闯到巡抚衙门，骆秉章一见左宗棠果然前来，哈哈大笑，急忙“倒履相迎”。左宗棠知道原委后，哭笑不得，感于骆秉章的诚意，遂答应全力辅佐，从此在骆的幕府里一待就是六年。六年里，骆秉章待左宗棠如心腹，倚左宗棠如股肱，话无所不允，计无所不纳。对于这个“代理省长”的职位，左宗棠是当仁不让，既然你骆巡抚敢放权，我就敢放开手干，各色人事，该撤的撤，该裁的裁，该清盘的清盘，该登账的登账，无不敢作敢为。他代巡抚大人草拟奏章，写好了，也不管夜深四更，风冷霜重，硬是去把饱享齐人之福的骆巡抚从小老婆暖暖和和的床上“揪”起来，让他奇文共欣赏。妙就妙在后者不但不生气，还拍案叫绝，跟着起哄，又搬出半坛美酒，与左宗棠一醉方休。骆秉章乐得当个甩手掌柜，事无巨细，均委托给这位铁笔师爷，任由他全权定夺。左宗棠弄权过瘾之余，还要嘲弄自己的老板，说什么“公犹傀儡，无线以牵之，何能动耳”?够损的了，骆老板却一笑置之。左骆这对绝妙组合真是法力无边，不久湖南就内清四境，将石达开逼出湖南;外援五省，为在鄂、赣、皖等省前线作战的军队调拨粮饷、军械、船只，仅在咸丰六年至八年的时间里，就替当时正在江西作战的湘军解送饷银达290多万两，也正因如此，左宗棠政绩日隆，声名鹊起。特别在曾国藩靖港兵败欲投水自尽时，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连劝带骂，使曾国藩幡然自悟，于逆境中再度奋起，俨然成了曾国藩和湘军的救命恩人。

　　左宗棠经常以诸葛亮自居，与人写信，不署自家姓名，只署“老亮”，有着很严重的“老亮”情节。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克复岳阳，因左宗棠参赞军事有功，打算为他请赏弄个知府当当。老左听到后，立马谢绝。他原来是干“代省长”的，你曾国藩给他谋知府当，那不是存心恶心他吗?他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惟督抚握一省之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而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意思就是说怕当这个知府辱没了武侯的名声，开始公然已武侯自居了。有一回，他与人聊天，说起料敌如神，便自吹自擂说自己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又开始自比“老亮”了。与他聊天的那个人非常聪明，连忙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这一下可挠到了痒处，老左顿时眉飞色舞，开心异常。谁知老左不知见好就收，又谈及近代自比为孔明的人很多，意思就是说别人都是冒牌的，就数他最名副其实了。与他聊天的人看不下去了，又当即给了他一个苦头：“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老左听着话中有刺，顿时气得涨红了脸，却也无可奈何。

　　曾国藩、李鸿章走的是传统的科举之路，这是自隋唐以来读书人所走的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却是世人眼中的“正途”，而左宗棠三次会试，不第，干脆放弃这条“学而优则仕”之路，不再读那些繁琐无用、空谈心性的四书五经，不效仿那些下笔虽有千言而X中实无一策的儒生，改读《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史地理兵书，这倒为他以后带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会试不第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如果有人来见他，递的名片上写着什么“进士”头衔，他很可能要晾你半天，如果名片上写的是“秀才”或“举人”，他不但会优先考虑接见，还有可能乐呵呵地冲过来与你握手。传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移任陕甘总督，途中路过江西九江，府县官员照例前来谒见。这些人均为进士科班出身，老左难以找到共同语言，惟有九江同知王某“学历”不高。因此对他另眼相看，留下单独叙话。聊得兴起，老左问王某：“你说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王某知道左总督也只是个举人出身，于是朗声回答道：“当然是举人好哇!”果然老左一听乐了，便问对方何以见得。王某说：“中进士后，要是作翰林，须致力于诗赋小楷;作部曹知县，也各有公务缠人，无暇专心修治实学。举人却可以用志不纷，最宜于讲求经济。而且，屡次入京赴考，饱览名山大川，足以恢弘志气;遍历郡邑形胜，也足以增长见闻，所以说举人强于进士。”这家伙真是口出莲花，死的也能讲成活的。老左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王某走后，依然赞不绝口，称九江官员中王某品学最优。大家以为王某有什么特别的操行受到他的激赏，随后才知道是“同病相怜”的缘故，立刻口传为趣谈。

　　左宗棠在家里排名老三，浑名叫“左三矮子”，年长后，家乡人就喊他“左三爹爹”。有一年，与他一起在东山白水洞居住过的几个老乡写信给左宗棠，说要到兰州去看看他，当时正在兰州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非常高兴，给他们寄去了路费。几个老乡来到兰州后，左宗棠只要有空就陪他们喝老酒扯闲天，畅谈在东山耕作的往事。一日晚饭后，左宗棠摇着把大蒲扇，挺着个大肚子，笑眯眯地问老乡们：“你们说现在的左三爹爹和原来的左三爹爹有没有两样?”老乡们摇摇头说：“没两样，没两样，还像过去一样和和气气、壮壮实实。”有个老乡盯着左宗棠的肚皮看了半天，抓了抓耳朵说：“就是肚子比原来大多了。”左宗棠用蒲扇拍着大肚皮哈哈大笑：“你们知道这里都装了些什么?”老乡们羡慕地说：“装的都是鸡鸭鱼肉海参燕窝吧?”左宗棠摇摇头：“不对不对，装的是绝大经纶。”老乡一听惊奇得全都瞪直了眼睛：“啊?这个金轮得值多少银子啊?你把它吞到肚里多可惜啊。”还有一次，老左摸着自己大大的肚子又问周围的人：“你们可知道我肚子里装的是什么?”有说满腹文章的，有说满腹经纶的，有说腹藏十万甲兵的，有说腹中包罗万象的，总之，都是马屁使劲地拍。可不知怎的，一个都没拍响。这时有位原来在家乡放牛出身的小营官大声说：“将军的肚子里，装的都是马绊筋。”左宗棠一拍案桌，跳起来，夸赞他讲得太对了。这小鬼就凭一句正点的话，连升三级，可说是鸿运当头。原来湖南土话称牛吃的青草为“马绊筋”。左宗棠喜欢牛，喜欢牛能任重道远，便诡称自己是牵牛星降世。他在自家后花园里，专门凿了口大池子，左右各列石人一个，样子酷似牛郎和织女。此外，还雕了一头栩栩如生的石牛，置于一旁。

　　正文 第20节：从进青楼，被拘留开始

　　第四章

　　胡林翼：几乎被忽略的强人

　　胡林翼，一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问题”青年，忽然间变成了大清帝国的顶梁柱。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可以偶尔放松一下自己，但是千万不要把放松变成放纵，更不能以此为寄托，聪明的人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找准自己的方向。在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之前，这种“荒唐”的游戏只不过是一种调剂，一些有趣的经历而已。但是这也往往需要一些天分，如果你没有，那还是稳当一点好。

　　(一)从进青楼，被拘留开始

　　一个穷小子，铆足了劲儿念书，终于摆脱了锄把子，这是中国古代成功人士的典型道路，不足为奇。往浪漫里说，最多是赶考前与富家千金在后花园订个终身。总之都是勤奋而纯洁的。

　　但是，一个曾在青楼找过两位名妓“大姑”和“小如”相陪，临别留下两句“‘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地销魂。‘小’住为佳，能小住且小住，‘如’何是好，要如何便如何”的纨绔子弟，突然之间“性情大变”最终成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这就不能不令人称奇了。此人就是胡林翼。

　　当胡林翼还是小胡的时候，就以风流著称。他出身有钱人家，又是独子，自小就零用钱无上限。这一点，同为四大名臣的其他三个是没法比的。胡衙内吃喝嫖赌是样样精通，并且他这些嗜好直到结了婚，仍是持之以恒的。《凌霄一士随笔》记载了一则轶事：当时，两江总督陶澍要把千金女嫁给胡林翼，家人们都反对说，那么流氓的一混混，不配我们这样的家庭。陶不听，一定要招这个女婿。好，封建大家庭嘛，大家长说了算，就嫁了。结果，新婚之夜就闹了丑闻。当时要入洞房了，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后来还是胡衙内的马仔熟路，从酒店找到了正左拥右抱的衙内。那时，胡衙内已烂醉如泥，只得抬进洞房，凑合着结了个婚。陶夫人气得七窍生烟，大怨父亲误了女儿一生。陶澍却说：“这小子有潜力，以后能干大事，年轻时色点，算不得啥毛病。”

　　《胡林翼像》有这样的岳父撑腰，胡衙内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倒是他的父亲胡达源看不过去，在一次花酒夜归时，胡达源将儿子一顿暴打，并甩下狠话：“你小子明年乡试要考不上，有你受的!”

　　暴力和以即将实施暴力为内容的恐吓，果然奏效了。胡林翼就开始铆足了劲儿念书，第二年乡试高中，第三年又连捷中进士点翰林，时年仅25岁。可见其智商绝非寻常人能比。诸位经历过高考的都知道，有极个别同学，高一高二喝酒抽烟玩游戏机，最后一年突击一下，结果，一摇身，上了名牌大学!小胡就是这种人。

　　考上了之后，小胡觉得可以伸腿休息了，就重操起吃喝嫖赌的旧业了。这时，他当上了翰林，比恶少时代有身份了，去的妓院更高级了。《花随人圣庵摭忆》里讲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一天，胡林翼与善化籍同事周荇农一起逛妓院，正玩得高兴，外边警车响了，条子来查房了。周怕被劳教，急忙躲进厨房，冒充厨子，逃过了检查。胡则被抓了现行，弄进去了。他不敢暴露自己的公务员身份，怕通报单位，就编了假名，那时也没身份证，条子也重在创收，懒得深究，就罚款了事。小胡出来后，恨这个周同事不讲义气，就发誓再也不交善化县的朋友了。结果，胡林翼发达之后，也绝不重用善化人。

　　正文 第21节：扬长避短，始能进退自如

　　(二)扬长避短，始能进退自如

　　上一节讲的小胡，除了智商高之外，其他方面基本都不符合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这样的人，怎么就成事了呢?

　　关键是，他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真正使胡林翼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是四年后的江南乡试案。那一年，文庆任主考，他任副主考，一同主持江南乡试。不料，他们违规携带别人入闱阅试卷之事被告发。结果，文庆谪戍新疆，胡降一级左迁内阁中书。此事对胡的父亲打击很大，第二年便因郁病去世。胡林翼为此深自悔恨。父亲的去世，也使他顿觉家族的重任将压在他一人的身上。丁忧期间，他痛定思痛，反躬自省，下决心再不像过去那样荒废年月了。

　　要有所作为的道理人人都明白，但知道如何做却需要眼光，不然还是一事无成。胡林翼一出手就显示了其不同凡响的见识。他深知如果靠一步一步升迁那是希望渺茫，于是他就从亲友那借了一万五千两银子捐了个知府衔，很快就被分到贵州安顺县。当时安顺土匪猖獗，一般人都视之为畏途，不愿前往，而胡林翼因为捐的钱较多，本可以自行选择其他地方任职的，但是他毅然前往，因为胡林翼根本就不想做个太平官，他要当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而安顺正是可以展现其才干的地方。果然，胡林翼在贵州和土匪打了六七年的交道。正是这段时间，他很好地锻炼了自己，他带兵打仗的才干，先被湖广总督看重，后又被正在湖南主办团练的曾国藩所青睐。

　　综观胡林翼用兵，和曾国藩一样都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咸丰四年(1854年)春，胡林翼擢贵东道，率勇数百人赴湖北、湖南抗击太平军。同年五月，占领桃源，寻趋常德。迁四川按察使，调防岳州。六月，补湖北按察使。八月，奉令率勇2000人援九江。年底与罗泽南合攻湖口、梅家洲受挫。五年二月，为湖北布政使，率军回援武昌。不久败退金口。三月，署湖北巡抚，负责南岸军事。再图反扑，攻武昌月余，太平军出城夜袭金口，军溃。七月，再溃。为扭转局势，于是去南康晤曾国藩，建议对武汉采取包围形势，奏调罗泽南由江西来援。在武昌城外交战数月，互有胜负。六年正月，罗泽南中炮死。

　　可以说，胡林翼的用兵并不见得比李秀成和陈玉成高明，一度还差点被陈玉成抄了老家，死无葬身之地。

　　胡林翼的岳父——两江总督陶澍

　　1861年2月，陈玉成攻克霍山，打开了西进的大门。然后，他率军翻越大别山，以横扫千军之势向湖北挺进，数天之内连克英山、蕲水等地。3月22日，袭破黄州府，离武昌只有200余里，骑兵转瞬即到。其时武昌城内只有清兵2000余人，胡林翼又急又气，吐血不止，哀叹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此时陈玉成如挥军直进，武汉当可一鼓而下。那么湘军后路已失，军心必乱。如回军救武汉，安庆之围可解;如不回军，陈玉成挥军夹击，湘军军械粮草来源已断，处境便很危险了。可惜的是，关键时刻，陈玉成误信了英国参赞巴夏礼的威胁，中止了向武汉的进军，使得胡林翼侥幸逃过一劫。但是胡林翼的高明在于其战略眼光非常高超。鉴于江北江南大营的师劳无功，以及历史上攻打金陵城的成功经验，他和曾国藩制定了扼控长江、锁定上游、沿江推进、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

　　于是，胡林翼治下的湖北省，便成了湘军锁定长江上游的稳固根据地和前方给养的可靠供应处。当时朝廷财政窘迫，百姓生计艰难，筹饷一直是非正规部队的湘军的头等大事，也是带勇将领们最为头痛的大事。胡林翼重用从京师下放湖北的户部小官阎敬铭，协助他整顿湖北财务。阎敬铭这个人，号称“晚清第一理财能手”。此人后来得到慈禧太后的特别赏识，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执掌大清帝国的最高财权。当时，阎敬铭竭尽全力辅佐胡林翼整顿吏治，严杜贪污中饱，查禁走私，广开厘捐，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在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状况下，为湖北藩库积攒了一笔银钱。这笔银钱的大部分，用在苦战安徽的湘军身上去了。直到打下安庆，湘军大大地捞了一把，经济形势顿时好转时，好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似的，胡氏也闭上眼睛归天了。后来曾国藩回忆说要不是胡林翼每月40万元的粮饷供应，湘军不会有后来的局面。这应该是肺腑之言。可以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功，胡林翼至少可以占一半，可惜死得太早，未能参与后来的分功。

　　正文 第22节：“二奶路线”和“夫人外交”

　　(三)“二奶路线”和“夫人外交”

　　为了巩固湖北作为湘军的根据地，老胡费劲心思，甚至不惜走“二奶路线”。枕头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风。老胡当湖北巡抚时，手握重兵，权倾一时。心X狭隘又多疑的小朝廷睡不着觉，怕他造反，就“掺沙子”，派一个叫官文的大臣去监视他。来者不善，有头脑的人都替老胡担忧。

　　没想到，官文去了没几天，就成了老胡的哥们。老胡说啥就是啥，巨配合。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老胡通过“二奶路线”实现了“统一战线”。经过是这样的，官文有个可爱的小情人，快过生日啦。按照当时的规矩，小情人属于贱人，要是开party，大家够戗会来。于是，官文情急之下，就对同事们撒谎说是自己老婆过生日。结果，大家屁颠屁颠地来了。这种馅当然会漏了，大家纷纷要离席，个别脾气大的还骂骂咧咧的。可想而知，官文是多么地无地自容了。

　　这时，老胡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嚷嚷：“表示祝贺啊，生日快乐啊。”大家都以为他还不知道真相，就想通过他的秘书提醒他。他秘书却说：“俺家领导早就知道了。”大家一看全省最高行政长官都不在乎，自然也得纷纷表示一致。于是，晚会开得圆满成功。可想而知，官文是多么地感激老胡啊!混官场的，就好个面子，老胡这么照顾自己的面子，官文还好意思监督他吗?

　　此后，老胡又跟进投资，展开“夫人外交”。让自己老婆时不时地找官文的小情人玩，搓几圈麻将，逛逛商场什么的。渐渐地还请到家里做客。官文的小情人念过几天书，搁旧社会算有文化的女人，老胡的妈是名门出身，也比较“知性”，两人很谈得来，就干脆认当义女。

　　这下，老胡夫妇就成了小情人的兄嫂了，关系是相当地近乎了。中国人做事，就讲个关系。关系好，原则算个俅;关系不好，俅也是原则。

　　既然成一家人了，老胡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妹妹”向官文展开“枕头风”攻势了。小情人就天天勾着官文的脖子发嗲，说：“胡大哥啥都懂，你就别瞎操心了。”官文就好好好地应承着，早把小朝廷眼巴巴的期望抛床底下了。从此，湖北的一切事，大大小小全归老胡“一言堂”了。

　　老胡有个大美德，也是大聪明，就是有好处大家分，不吃独食。平时有了好处，总少不了官文的，请功时则把官文的名字写在第一位。还有啥说的，躺在家里好处都会往下掉，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官文当了甩手掌柜，老胡就放开手脚大干起来，积极整顿吏治，增加厘金税收，革除田赋积弊，剿灭盗贼，募勇练兵，湖北大治。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深深地为行为能力超强的老胡感叹一句：“这家伙，太会办事了。”

　　一本正经的《清史稿》，当然是不好记胡林翼“拜寿释兵权”这种“轶事”的，但也算记录得比较客观：“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于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因此曾国藩赞扬他“舍己从人，大贤之量;推心置腹，群彦所归”。

　　正文 第23节：胡林翼的绝学精要

　　(四)胡林翼的绝学精要

　　胡林翼也是个地道的经世致用之人，但是他比李鸿章高明，李鸿章过于狡猾，因此经世致用也就成了“痞子腔”，而胡林翼怀的是“血性之心”，他是个高智商大手腕的实在人。一些人，是从一亩二分地里找银子的;另一些人，是从大脑里找财富的。胡林翼，无疑是后者。

　　《胡文忠公遗集》

　　这个人很牛。他的牛，不是体现在一时一事，而是全方位的牛，系统化的牛。如今的部分领导和所谓的管理者，一讲话必定要将以下四点：一是属下或员工素质低，难以管理;二是自己责任重，压力太大，三是薪水低，积极性不高;四是事务杂，难以集中精力思考“战略”问题。至于自身的素质高不高，能不能当个合格的领导，那就不说了。也难怪，谁会怀疑自己的智商低呢?对于“将材”，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管理者”或“经理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们的胡先生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曾胡治兵语录》第一章《将材》里面，他说：“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这很在理，为什么呢?你作为一个领导，如果不能“才堪治民”，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属下都这么听话，都这么一致，那还要你干吗?换个傻子来也可以嘛。“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常理上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但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有时候却偏偏要趋害避利，为什么?因为你要领导别人，你要别人为你卖命，那你就必须有所付出，如果遇到点好处就去争，遇到责任就闪人，久而久之公信力全无，人心涣散，那还怎么领导?“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这说得就很实在，作为一个管理者，面临的事情本来就比较杂，承受的压力本来就比常人要大，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能“为祖国工作五十年”?

　　胡林翼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对于历史上那些个“高、大、全”的形象，他是不信的。在《曾胡治兵语录》第二章《用人》里面，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无所不能的“人才”现象的怀疑。他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他认为“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明确提出了一个人要成才，必须给他机会锻炼，只有不断经受磨炼，才能最终成材。曾胡带兵打仗，屡败屡战，越战越勇，最终打败洪氏集团，取得巨大成功，应该是这个指导思想的最好注释。

　　有意思的是《曾胡治兵语录》还对当时的“人才”现状进行了解释：“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

　　“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大清国的人才们官气太重，因此我们的曾先生、胡先生只好启用“乡气”中的淳朴之人，果然“土人”们威力无穷，立下汗马功劳。然而打败洪氏集团后，这些“土人”变成了“官人”，也变得“官气”十足，暮气沉沉，在与列强的战争中一触即溃，可能是胡所始料不及的。“官气”与“乡气”并非天生，未做官时“乡气”重，那是因为一无所有，因此敢打敢拼;做官之后，身家性命、荣华富贵是第一考虑，自然“乡气”全无，“官气”十足了。所以说这个“气”那个“气”，这个“风”那个“风”，纯是制度使然，跟心性没多大关系。蔡锷先生说：“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今日吾国社会风气败坏极矣，因而感染至于军队。以故人才消乏，不能举练兵之实绩。颓波浩浩，不知所届。惟在多数同心同德之君子，相与提挚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倒，俾善者日趋于善，不善者亦潜移默化，则人皆可用矣。”可能也只能算是个良好的愿望罢了。回望历史，“正气”之领导倒是出了一拨又一拨，可是这风气却是一天不如一天。所以说靠“居上位”者自身正来正风气，想想可以，却当不得真。对于要把这些个弄得跟真的似的政客们的表演，除非我们能够自由地把他们拉下来，否则应该赶紧闪人，该干嘛干嘛，以免上当受骗。

　　“诚实”是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事情。一件事情要如此强调，那一定是还有问题，否则为什么没有人天天讲他是个人呢?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惜讲这么多，“诚实”还是个稀有物种，以致于媒体碰到后还要大肆宣传一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蔡锷先生说得好，“人性本善，何乐于伪?惟以非伪不足以自存，不得不趋于伪之一途。”对此我们的胡先生痛心地说：“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教坏天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看来我们的胡先生还是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高手，看出了《水浒》有“逞暴民”，《红楼梦》有“养奸人”的巨大“负面”影响。不知道当年湖北有没有将此两本书列为禁书，如此大清国的文字冤案又要加一个了。不过胡先生本身就是个厚道人，因此他对“诚实”的追求让人无话可说。他认为“挟智术以用世，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意思就是说不要耍小聪明，别人又不是傻子，还是老老实实地以诚待人吧。“欺一事不能欺诸事，欺一时不能欺之后时”，活脱脱是“你可以在一定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定的人，但是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的中文版本，可见中外聪明之人心性都是相通的。“众无大小，推诚相与。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而观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这是胡先生的人力资源哲学，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胡先生强调，将领们得有血性，要有“亮剑”的精神和勇气。要敢于打硬仗，打大仗，打没有把握又一定要打赢的仗。他的深谋远虑的特点也非常人能及。《世载堂杂忆》有如下记载：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面，返回武昌，路过长江，正好见湘军水师浩浩荡荡逆流上行，鼓着风帆，乘风破浪。胡林翼很高兴，他感觉耀武扬威，非常气壮。这时突然开来一艘英国的火轮船，也是逆流。火轮船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把湘军水师的一条船给掀翻了，还有人落水，旁边船上的士兵纷纷跳下来救人。胡林翼当时一个跟头摔下来，周围人把他弄醒，问胡大人怎么了?胡林翼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

　　人和人的区别有时比人和动物的区别还大。跟胡林翼同时看见火轮船的人很多，但他们觉得只是个稀罕物，没有人觉得天要变了，但胡林翼不同，他第一次看见人类获得了如此巨大、如此神秘的力量。这条船不靠帆，不靠桨，它是个怪物，吐着黑烟，嘟嘟嘟嘟，就上来了，速度还非常快。胡林翼感觉到天要变了。这是当时先进者对危机的认识，这种认识需要高度的政治敏感，我们今天同样需要胡林翼这样的敏感。

　　而最能见胡林翼过人之处的，即他的“工作方法”。在当时，胡林翼是与曾国藩齐名的，并称“曾胡”。二人相比，论学术造诣，胡不及曾，但天分强一些;论埋头苦干，胡不及曾，但比曾会变通;论坚忍不拔的能力，胡不及曾，但比曾圆滑;论工作态度，胡不及曾，但胡更重工作技巧。从事实来看，曾国藩经常累得头晕气得吐血，还几次要跳河自杀;胡林翼却每每事半功倍，举重若轻。我想，要不是胡林翼死得太早，他们俩谁能拿头等奖，还真是不好说。

　　正文 第24节：化清谈为行动(1)

　　第五章

　　张之洞：圆润的不倒翁

　　张之洞一生真是充满传奇色彩，他本是清流党出身，最后却变成洋务运动的殿军人物，戊戌变法时他和维新派打得火热，但是最终不仅未受丝毫牵连，反而升官发财，顺便还出了一本书《劝学篇》，大出其名。光这一点，就够人激动的了。清流以言官居多，主要是“口活”，这个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干的，而张之洞却自有一套，他平时发言，不像别的言官一样动不动就以大帽子压人，而是讲道理摆事实。对事不对人，而且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他也打老虎，不过是打琦善这只死老虎，而且文采飞扬、琅琅上口，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一时间粉丝众多，声名远播。

　　每个时代的当政者，都有这么个分工：一拨儿负责干事，一拨儿负责挑刺。挑刺者说说风凉话，发表发表评论，自诩为清流。

　　还有另外一拨儿的境界比较理想，既会干，更会说。张之洞就是这样的人物。

　　张之洞，河北南皮人，13岁获秀才考试第一名，15岁中举，26岁中进士。是晚清三重臣里学历最高、出道最早的。

　　他经科举入仕，文才天下第一，初始入党清流而为健将，中间从事洋务而为殿军，最后参与新政而为主角;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亲涉鸦片战争、庚子之变、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晚清所有重大事件，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三重臣。在清末的“洋务运动”大潮中，张之洞与李鸿章无疑都是领潮头的人物。他还是位大学者，创立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举世闻名。

　　他真是说什么话，就流行什么话，干什么事，就流行什么事。他做清流，就做最会说话的清流;搞实业，就搞最尖端的实业。

　　辜鸿铭对于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是：张之洞为儒臣，曾国藩为大臣，李鸿章则为功臣。三公论道，则儒臣之事。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则大臣之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而李鸿章则为功臣，弊在纯为利己，无所变更。

　　他身经宦海风波、惊涛骇浪，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步步高升，享受殊荣，可谓极擅官场之术。其术是会同中西、权衡新旧的绝学，应时代之变化，集官场之大成，可圈可点，可学可用。

　　(一)化清谈为行动

　　顽固派、洋务派、清流党是晚清官场的三大门派。

　　张之洞旧照洋务派与顽固派都是实力派，手里有兵又有钱，在当时可都是说一不二的主儿。清流党就不一样了，主要干两件事，一是骂贪官，二是骂洋人，都是口活。

　　虽然，清流党们干活主要靠嘴，不那么实用，但对善于搞平衡的慈禧来说，也是三派分立中的有效抗衡力量，因此，也都能在大殿里端上一个饭碗。

　　张之洞，开始也是一个清流党人。但他与别的同志不大一样，一是不那么顽固保守，比较圆滑;二是不那么喜欢说空话，比较实际。张之洞出身官员世家，深知官场奥妙，他虽是有名的清流派，有清正之名，可一生坚持“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原则。巨室是什么?就是那些王爷贵族。

　　他的转变，是从有了实权开始的。人嘛，都这样，不得志的时候，格外爱发牢骚，没机会干事时，就看着干事的不顺眼。张之洞也是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从中了进士到当山西巡抚，整整间隔了十八个年头!其间除了放过两回学政和乡试副主考外，一直在北京的清水衙门里耗着。这对于心怀经世致用之学，想做出一番事业的张之洞来说，无疑是相当郁闷的。

　　但是，此时太平天国早灭了，洋人也折腾累了，因此满朝上下，一片天下太平的样子，即所谓的“中兴盛世”。所以，希望像老师胡林翼那样“乱世出枭雄”已经不现实了。怎么办呢?张之洞有才啊，他干脆加入了“清流党”，这为他获取声名打下了基础。

　　这之后，他扶摇直上，稳步青云，表面上固然是由于他的文章声誉，实际上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尽力栽培提携所致。李鸿藻与张之万(张之洞的堂兄)在汉大臣中，是当时慈禧最为宠信的人。李、张同官至好，祸福宠辱息息相关。鸿藻因之万的关系，对于之洞的提拔自然是尽心竭力，遇事照顾，无微不至。因此张之洞感激知遇，入朝后便成为李鸿藻的喉舌。李鸿藻在同治光绪间有“清流党魁”之名。张之洞为其中坚人物。张之洞后来放为山西巡抚，就是李鸿藻保荐的。所以，张之洞投身清流，其中利害关系不难看出。

　　不过只有将“清流”的“门面”做得好，才能有利于以后的发展。

　　张之洞在朝中言事，敢于弹劾抨击，确有名声，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参奏崇厚一案。

　　正文 第25节：化清谈为行动(2)

　　当时李鸿藻丁忧回籍，尚未返京。军机大臣沈桂芬等主持枢政，派遣左都御史崇厚赴俄京订议和约，授以全权。张之洞在崇厚尚未出国之前，曾代张佩纶拟稿上奏，请崇厚先赴新疆观察形势，再行赴俄。奏上发交军机处，沈桂芬抑置不理，径命崇厚赴俄。崇厚为人糊涂颟顸，受了俄国人的威胁愚弄，订立了18项辱国丧权的条款。鸿藻起后，授意之洞奏参崇厚。张之洞上奏说：“崇厚对俄所订条约，万不可行。但如改议，俄必生事。议如不改，辱国丧权，应急修武备而缓立约，并治崇厚以应得之罪。”慈禧见奏甚为嘉许，召见张之洞面询应付方策，并饬张之洞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咨询外交事宜。光绪六年清廷宣布崇厚辱国丧权、擅订条约的罪状，定以“斩监候”的罪刑，又派曾纪泽赴俄京订约。曾将崇厚所订之约修改了7项，挽回了部分权益。而张之洞也因此更加得到慈禧的赏识。后来李鸿藻恐怕之洞久任京职，受人倾陷，乃在慈禧前密保其老成练达，堪任疆寄，也很快得到应允。1882年1月，张之洞外放为山西巡抚，在职3年。

　　张之洞的“清流”应该是当得很成功了，但是张之洞甚至等不及在京城过完春节就赶到山西上任，可见其志不在做“清流”闲人，而是要像他的老师胡林翼那样有一番作为。张之洞之高明在于他成功地利用“清流”铺平了自己的道路。

　　所以张之洞从到山西任后，态度180度大转变，开始大办洋务，也并不令人吃惊了。所谓的左派右派，都是做给人看的，他自己要做什么，心里清楚得很，不搞洋务，他能成为一代名臣吗?他能比得过李鸿章吗?他能留名千古吗?

　　因此，他抵达太原走马上任后，渐渐认识到，在中国，要想做个好官，要么就当个两袖清风的清流党，永远不要参与实务;要不就为百姓办实事，但就永远不要得罪权贵。要想二者得兼，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清流党，得罪了权贵，那么你办任何事情都寸步难行，甚至自身难保。而对于清流与实务，张之洞认为后者更有意义。他在得到慈禧的赏识、受到重用后，发誓要用实际行动将自己的奋斗目标付诸实践，为天下老百姓办实事，即打算干一番大事业。他从革除陋规、整顿吏治入手，兴利除弊，设清源局清理山西30余年悬案、积案;劾革、褒奖部分州县官，又为清政府荐举了数十名人才。他在山西设立洋务局，创办令德书院，兴学育才，筹办山西练军和山西铁矿等，开始向洋务派转化。

　　张之洞得到已故老师胡林翼的遗训，认识到中国的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必须操办洋务，清流党的保守与盲目排外是不可取的。于是，张之洞又渐渐成为洋务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而另一位老兄则没有转变。这人叫张佩纶，当时的著名清流，在当代的知名度就远不如孙女张爱玲了。他一辈子崇尚空谈，因没有实际办事能力，在马尾之战中一败涂地，毁了半世英名。

　　当时中法战争打得激烈，张佩纶犯了“清流症”，站出来放言高论，说仗应该怎么怎么打，等等，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觉得他好像很懂的样子，就干脆任命他去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抵鼓山麓，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这番战败逃跑，挨了不少骂，就是清流同党们也以他为耻。

　　但对于老太后，清流党也不是一无是处。玩平衡嘛，总得什么干部都来一点。一方面可以让他们起到御史的作用，整顿官场风气;另一面，可以当制约一些权臣的棋子，让他们去抓权臣们的小辫子，整材料，必要时抛出来震撼一下，提醒一下。李鸿章就被这样提醒过。当时，可能因为手里兵强马壮，鸿章的尾巴就有些翘了。于是，老太后就把他叫到跟前，给他看看清流党人最新给罗列的罪状，李便如捣蒜般地磕头表示忠心，请求恕罪，于是慈禧就很“大度”地一次次地宽恕他，他的尾巴再也不敢翘起来了。这样，由于慈禧的有意利用，清流党才能在众大臣的怨恨中继续存在。

　　张之洞从清流党脱离，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人物，是有积极历史意义的。不是历史改变了他，而是他改变了历史。毛泽东对他有个公道的评价，说：“讲工业，不能忘记了张之洞。”并说他当兵时使的枪就是“汉阳造”。张之洞创建的汉阳兵工厂在中国为第一家。

　　正文 第26节：圆滑着，并且老练(1)

　　(二)圆滑着，并且老练

　　张之洞非常非常会做官。

　　在中国历史上，会不会做官与会不会做事是两码事。做事做得好，不一定能得到职场效益。比如商鞅，多有成就的改革家啊，最后却丢了官，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张之洞就非常会做官，不仅会做，简直是有天分。晚清有人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其实，张之洞有学也有术，而且其术道还挺深。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称“青牛”，经常激浊扬清，讥讽时政，抨击权要，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但是清流往往因此四面树敌，最后下场多为不佳：北清流领袖李鸿藻，罢官下岗;南清流领袖翁同龢，罢官下岗。而张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时候，向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可是，这个“牛角”却并没有因好顶人而丢了乌纱。原来他这头“青牛”可不像别的“青牛”只会些口活，他是既能说又会做，典型的能给众官锦上添花的人物。这种人，能不官运亨通吗?

　　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激起众怒，乡民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400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由于事牵西太后特别宠信的吴棠(就是那个误打误撞，在慈禧当年进宫选秀女时送了银子的吴棠，当时任四川总督，此人属于那种命好挡都挡不住的类型)，任凭言官怎样弹章交加，朝野上下闹翻了天，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张之洞出面，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人孙定扬定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

　　1880年，宫里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老佛爷的脸面。说是一日西太后让太监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送几盒食物，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规矩携带腰牌，宫里也没有事先跟守门的护军打招呼，结果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跟护军吵了起来，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报告老佛爷说是护军无礼，不仅不让他出去，还砸了东西。西太后闻言大怒，立即下令罢免护军都统，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审问。最后还是张之洞出面，他不像众多谏官，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宠信宦官，人家从老佛爷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必要性。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爷不动心，最后护军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监也受到了惩罚。

　　当时清流党人好发议论，好与人为难，结果往往连自身都保不住，轻则下岗，重则坐牢杀头。张之洞不同，他深知要想别人以后按自己的规则办事，现在就必须先按别人的规则办事。因此他不仅努力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进谏时以德服人，以理动人，富有建设性，而不是用大帽子压人。他如果有座右铭的话，应该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种孤注一掷，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进去的事，他是永远都不会干的。

　　他是一个明白人，不会感情用事，他永远都非常理智。慈禧太后被假照会所激怒，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因而她支持义和团，公然对所有列强宣战。在这个兴亡存续的关键时刻，他却和荣禄一样洞察秋毫，知道中国绝非列强对手，慈禧最终还是得向洋人求和，与其奉命参战，冒着生命危险去趟这混水，不如与外国人和好保住东南半壁江山，到时候议和，自己这样也算是给了老佛爷转圜的余地，又是大功一件。但是他不会单干，他拉上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跟各国的领事搞起了东南互保。其中又有两个细节更是显现了张之洞的手段，一是他派到上海参加谈判的代表是辜鸿鸣。此人是个典型的皇权主义者，极力拥护慈禧太后的领导。他让辜鸿鸣在上海参与谈判时高谈阔论，大讲特讲帝国主义者的不是和慈禧太后的伟大。我们可爱的辜先生还作了一首诗：“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有比陕西更远的内地，有比四川更高的山丘，假如在湖北有‘张们’，湖南有‘刘们’，有勇敢无畏的四万万人，人们将高喊：干得好啊!伟大的太后，义和团青年们……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

　　正文 第27节：圆滑着，并且老练(2)

　　这一切都是做给朝廷看的，实际上，辜鸿鸣丝毫不能影响盛宣怀他们和外国领事的谈判，谈判正在按计划进行着。

　　另外，英国领事准备派一些兵进入长江流域，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可以应允，但张之洞坚决反对，最后《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督抚切实保护，各口岸的外国兵船照常停泊;上海制造局火药库的军火，只限于剿匪和保护中外商民之用;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这是张之洞精明之所在，让外国人派少量部队进入长江流域保护侨民，是没什么大不了，自己也省事，但是政治上影响太大，张之洞可不想自己背上这个黑锅。

　　张之洞，他永远都是那么聪明，永远不会身陷绝境。这个人做官有个诀窍：“为政以不得罪于巨室为要。”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干事要以王侯们高不高兴为底线。

　　平时得洞悉风波，懂得望风远避。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天。车拉得好好的，但轧了王爷的麦子，那就赶紧改道，再提点水果去道歉。王爷要是说，嗨，大清没你小张还不转了。那就赶紧回家琢磨深刻含义吧。千万要弄懂这点意见是暗藏杀机还是闲扯淡。因为，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

　　这点政治洞察力，是权衡政治家能不能干下去的重要标准。张之洞在这方面的能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就拿庚子之变说事吧，当时，老张能化险为夷，终于有惊无险，而且变不利为有利，就靠这个看家宝了。下文细细说来——

　　一个大院子，黑压压地坐满了举人，阳光在头顶明媚着，为了让康有为的话传遍院子的每个角落，梁启超等弟子维持着秩序。

　　康有为清了清喉咙，登台开讲道：“要变法啊，再不抓紧搞，大清就玩完啦!”演讲的是慷慨激扬，听众们也是慷慨激扬。总之，都特别愤怒。

　　很快，公车上书的事儿传开了，全国都知道康有为要变法了，被皇帝召见了。一时间声名雀起，恐不在当今的超女之下。康党们，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兴起了。

　　张之洞作为职业政治家，当然关心这一切。搞政治的人，必须在历史重要时刻，衡量各种得失利益，做出关键的抉择。多少政客，在变局之时，没有站准队伍，而成为刀下之鬼。张之洞的政治头脑和官场生存能力，他的圆滑，他的老练，在戊戌变法中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摆在张之洞面前的局势尚不明朗，一方面，他深深地明白大清必须变法，的确需要引入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且这次变法还得到年轻皇帝的大力支持;但一方面则不那么乐观了，端坐在颐和园的老太后，阴沉着脸，也在注视着这一切，她才是最高决策者。她的暧昧态度使这场政治赌博更加悬乎了。

　　在这两派力量的比较中，张之洞一时还真难判断哪种力量最终可以胜出，他此时的态度必须是一万个小心。

　　而两派势力都看好他。变法期间，张之洞被推崇为能挽回天下大局之“朝廷柱石”，康有为对他自然含情脉脉。而老太后对他是有知遇之恩，是可以抱着膝盖老泪纵横的交情。

　　《劝学篇》张之洞干脆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干着一边看，两边都先处着再说。于是，他加入“强学会”，还大把大把地给钱。梁启超来湖广拜望他，他开着大门，放着礼炮，超标准地接待。另一方面，却暗中安排自己的亲信包括自己的门人杨旭，保持与康有为的接触，明为帮忙，暗为监督，注意他们的动向，以便于获取信息，作出决策。

　　等到了秋天，张之洞已经掌握了不少信息了。他渐渐觉察出康有为的幼稚了，判断他成不了气候，同时也感觉到了颐和园的杀气。于是，他当机立断，做出了最终的抉择——抛开康党，彻底划清界限。首先，他撤回了对强学会的财政支持，而且停办了报纸。紧接着，又把早写好的《强学篇》一文，改名为《劝学篇》，着重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

　　最终，在老太后的反攻倒算中，他化险为夷了，赢得了政治上的可持续地位，还捎带着成了个理论家。张之洞号称晚清政坛的变色龙，的确名不虚传。

　　单就此事而言，张之洞显得比袁世凯要高明一点。袁世凯没有像张之洞那样留足后路，结果被维新派强拉入伙，只好临阵倒戈，虽然最终也安然脱身，但不免落得个骂名，不若张之洞脱得潇洒。看来，官场真是一个布满明枪暗箭、危机四伏的险地，讲究实力，注重实战，只会学术、纸上谈兵是绝对不行的。张之洞虽系一介儒生，却成为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和炙手可热的军机重臣，被晚清政府视为同军阀出身的袁世凯一样的左膀右臂，足以证明其官场治术确有独到之处。

　　正文 第28节：不仅要做得好，更要唱得好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07-12-4 17:20:50 本章字数:1850

　　(三)不仅要做得好，更要唱得好

　　前两节，我所八卦的老张，已经很牛啦，但如果仅仅如此，那他最多是个刘坤一。

　　呵呵，幸亏他还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会说。

　　诸位可曾知道，说话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具备的能力。但说得怎么样，那就学问大了。

　　老张在这方面是绝对的专家。可以说，晚清的面子，相当一部分是从他嘴里赚出来的。他是什么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的官宦家庭，父亲是知府，对其管教很严。张之洞还有个堂兄，叫张之万，兄弟俩都是很有料的人。这显然就是家学了。小时侯是名师当家教，想要什么教辅书，再贵也买得起，蜡烛放开了点。这样的出身，见识自然不凡。

　　老张很喜欢说话，并且说话很啰唆，以至于厉行节约的光绪告诫他，发电报要简短，一个字要二两银子。这几乎是羞辱了。难道，名满天下的老张探花的字字珠玑，还抵不上二两银子?但是，他发明的那八个字完全称得上“价值连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

　　对待西学，就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非常动听，但是就连一条狗，也知道只吃骨头(取其精华)，不吃垃圾(弃其糟粕)，难道我们连条狗都不如吗?

　　事情很明显，张之洞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能算是一种理想，一种态度，决不能成为行为的方法，以张之洞之聪明，难道不知道吗?简直是笑话。张之洞的“体”是体制，包括纲常伦理和政治体制。所以，张之洞的主张，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比如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讽喻“中体西用”说，一时附和之声四起。

　　张之洞为什么抛出这么一套理论呢?这证明了他对当时政局的清醒认识和他的高智商，当时维新运动正如火如荼地搞着，但是朝中态度很微妙：光绪皇帝和翁同龢是坚定的支持者，但是奕?和李鸿章表示反对，慈禧态度暧昧。此时走错一步，后果将不可预料，而他张之洞一向是标榜改革的，他是强学会上海分会的名誉会长，还答应每月支持强学会三千两银子的经费，变法中坚杨锐和杨深秀是他的学生，和梁启超也多有来往。

　　他这么做主要是做两手准备。如果变法成功，自己也算个功臣，但是当他看到强学会的第一期报纸竟以孔子为纪年而没有用光绪纪年时，便知苗头不好，于是登报自去会长头衔，并借口经费紧张，不予兑现每月三千两的援助。更绝的是他还闭门修炼，弄了个《劝学篇》。文人毕竟是文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你康梁不是要尊“孔圣”吗?那不就是“中学为体”了，至于“西学为用”嘛，老佛爷也不反对啊，洋务运动不是搞了二三十年了吗?这一招果然是八面玲珑，新旧两派看了都喜欢。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全盘主张是在维新变法期间，以辅助变法内容不偏离传统体制和名教的目的而推出的。那么，他到底是新人还是旧人呢?《时报》在张之洞去世后发表时评说：“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

　　张之洞搞出的这个超美观的理论，不仅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大清王朝的面子。大清的改革啊，变法啊，说白了，都是逼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大家都是稀里糊涂地干着，一人一个心眼，谁也说不清到底要干什么，很有点无厘头的色彩。

　　诸位也都知道，咱中国人干啥事都要有个理论做指导，否则就干不好。面对着理论缺位的现状，最高统治者的郁闷可想而知。这时，《劝学篇》的出现，给老太后解了围。

　　“中学为体”，说白了，就是把老祖宗的东西当基础看待，不管怎么变都不能离了这个宗。于是，老太后吃了定心丸，顽固派们也高兴。把保守集团这边哄爽了之后，老张又用“西学为用”把改革派也哄爽了。两边都哄爽了，事儿自然就好办了。老张还真不愧是大清的第一支笔啊。

　　老太后将《劝学篇》下发各省省长、教育厅长各一部，令其大量印刷发行，广为传达这一重要学说。《劝学篇》还打入了国际市场，一个叫渥内基的美国传教士竟将《劝学篇》译成英文，题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华的耶稣会教士，还将此书弄到法国去了。它的影响广播于海内外，由此成为一代名著。

　　今天，每个上过高中历史课的人，都知道了张之洞和他的“中体西用”，但往往没有去深究其背后的玄机。

　　正文 第29节：包尽天下事，方圆一瞬间

　　(四)包尽天下事，方圆一瞬间

　　对于一些大人物，如果总是仰视，恐怕永远都是一个模样，对于他们，也许只有在哈哈镜中，才能还原真实的面目。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张都督的奇闻轶事——哈哈镜中的模样!

　　张之洞是个典型的夜猫子，每日下午2时始入睡，到晚上10时始起床视事。(如果那时有互联网，张公肯定能成为一个著名的网虫。)下属们要找他，有时要等到半夜。当年的斯大林也是如此，全国官员的生物钟都为之改变，结果，当斯大林去世后，时差很难改变了。例如，李文石每日入署办公，皆在晚10时以后。藩臬两司于上午谒见，老头子有时还没睡醒，只好在门厅坐候，往往一等就是好几小时。道府以下属官，好几天都见不着张大帅的面那是常事。所以当时湖北的官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就是能“拼体力”。但是张帅毕竟不是铁打的，为大清国日理万机，操老心了，加上年纪也大了，体力难免不支，有时与客人谈话没几句，就呼呼入睡，将客人搁置一旁。

　　1902年，袁世凯从河南彰德返天津，绕道经汉口到南京，拜访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设宴款待，又屏退左右密谈二小时。当谈得起劲时，张之洞却睡着了。

　　《张之洞像》袁悄悄告退，嘱仆从不要惊动张大帅。清制，凡总督出和辕门须鸣炮致礼，袁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当鸣炮礼送。炮声一响，将张之洞惊醒，自知失礼，急忙追至下关，向袁表歉意，相约后会有期。

　　次年，张之洞从武昌入京觐见，途经保定，袁世凯率北洋将领和属官司设盛宴款待。当袁亲自率领属官举杯为张祝酒时，张之洞又一次伏案呼呼入睡，使袁颇为难堪。

　　对大名鼎鼎的袁世凯都是如此，可见其他官员的遭遇了。对于张督的这种睡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书中有精彩的描述。后来，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其中一条即为“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清廷谕令粤督李瀚章查明具奏。瀚章因之洞督粤时理财有方，自己继任时应用裕如，心存感激，遂奏复：“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可见朝中无人莫做官真是至理名言。

　　清朝惯例，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也说了出来，一时传为口实。“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梁启超，时年二十出头，举人的功名，无品无级的身份。他要来见总督了。按理说来了就来了，总督见你一面就是给你面子，可是张之洞呢，将总督府的中门大开迎接梁启超，还问巡捕官要不要放炮，吓得巡捕官大惊失色，忙说钦差大臣来了才放炮，直闹得热气腾腾、喜气洋洋。这还不算奇，奇的是远远一声竟喊出了“卓老”两个字，举座愕然。“卓老，我早就盼望你来了。”又是一声“卓老”，分分明明，再不敢怀疑是听错了。张之洞说：“你学问老到，文章老到，叫你一声卓老亦不为过。”可见张之洞很喜欢与文人名士交往，甚至不惜放下身段，但是也正是自诩才华盖世，因此对僚属多不放在眼里。有一位布政使对此十分不满。有一次，他又去总督府拜见张之洞，谈完公事之后告辞。按清朝官场礼仪，张之洞应将布政使送至仪门，但张之洞送到门厅就止步了。布政使回过头来，故作神秘地说：“请大人多走几步，下官有几句话要告诉你。”张之洞就又陪着他走了一段路。两人已经走到仪门，张之洞不耐烦地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布政使有点得意地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人，按照礼仪制度，总督应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现在大人既已按规定把我送到仪门，就请你留步吧。”说完鞠了个躬就没影了。张之洞听罢，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又不好发作。

　　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科举及第又早，很难理解一般读书人的贫穷，一贯拿钱当王八蛋。他常说：“一个人，身上总得有个二三十两的银子吧?”加上他为人豪放，讲究排场，喜欢搞点文物鉴赏，还经常请人吃饭，送礼更是大方。如此，一年到头结算下来，往往入不敷出，陷于窘境。到年关时手头拮据，之洞便让手下去当铺典质。所以当时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行情：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当铺则赚一笔可观的利息。总督典质，这在清末官场也是奇闻一桩吧。张之洞的一位弟子傅岳曾追忆说：“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介云云。”张之洞爱名不爱财在晚清那是出了名的，不过还是我们心直口快的辜先生说得实在，他说：“他挥霍了一辈子，欠那么多债，自己是潇洒了，后人怎么还?”

　　1905年，张之洞还与袁世凯等联衔上奏，请求废除科举制度，得到清政府批准。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逝，走完了他那无比正确的一生。享年73岁，谥号文襄。

　　正文 第30节：政坛上的野狼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07-12-4 17:20:50 本章字数:1149

　　第六章

　　荣禄：政坛上的野狼

　　在政治上，荣禄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是一匹野狼。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个被他踢出局，他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就连袁世凯这个大枭雄，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痛哭流涕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表决心，恐怕也早是人头落地了。

　　在斗争中，荣禄只认一个字-“狠”，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弄掉，维新派自然就不用说了，就连李鸿章，最后也被他逼得靠边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连慈禧也敢忽悠，慈禧想废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被他忽悠得只立为“大阿哥”(太子)，然后他纵容载漪父子上窜下跳与八国联军对抗，而他却在战争中做小动作，最终载漪父子灰飞烟灭，他荣禄却是护驾有功，更加重用。

　　荣禄是一个名气小于实力的人。他的面孔模糊，他的形象含糊，他的一切，都似乎是个谜，但没人能绕开他。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是这样，对读者是这样，对当时的巨头们更是这样。

　　“诛荣禄如诛一狗耳”，这句抑扬顿挫的话，是袁世凯拿来晃点愤怒青年谭嗣同的，本当不得真，不过老袁却说对了一点，那就是：荣禄确实是条狗，一条很厉害的狗。

　　在维新派眼里，奕?死后，荣禄这个“后党”是他们最头疼、最痛恨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荣禄狡猾而有能力(用清政府的“正面语言”来评价，是“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总之，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人物——他要是像载沣那样无能或者奕匡那样既贪财又无能，那事情还好办。因此，维新派认定，荣禄不除，变法势必难成。而且，荣禄还当着康有为的面对光绪皇帝说姓康的不可用，更加招致了维新派们的忌恨。

　　康有为所谓的“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变法即成矣”，恐怕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然而，造化捉弄人，变法的事儿弄崩了之后，极力平息老佛爷愤怒，保护光绪和维新派人士的也是荣禄。有证据云：“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领之力。”

　　而且，荣禄还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复辩论。(《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与顽固派相比，我们的荣中堂，俨然一维新党人!因此时人评价“荣禄是一善恶中间人，其一生黾勉诚恳，以事太后，赞成太后所持之主义，即斟酌与执中主义也”。不过，评价荣禄一生的功过是非、忠奸善恶并非本文的目的，因为荣禄是好是坏跟笔者和读者都没有关系，笔者只想通过叙述荣禄这个晚清特殊人物的一些经历使读者有所感受，有所收获。目的达到那是最好，否则诸位大可一笑了之。

　　正文 第31节：算算荣禄的人脉指数

　　(一)算算荣禄的人脉指数

　　荣禄的官场经历就很有代表性。

　　古人常号召“任人唯贤”，可荣禄是“中人之资”，他是怎么位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慈禧倚之如左右手呢?

　　原来在大清这样的“宗法氏族”专制体制下，“任人唯贤”有猫腻。什么叫“贤”?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是当权者说了算。所以你得有机会向说了算的人证明自己的“贤”，你得进入当权者视野，让他给你机会办办差，历练历练。否则，大清国好几亿人，凭什么就让你当这个官?到最后，“任人唯贤”只能是“任人唯亲”，即任用亲者中的“贤”人。

　　因此，你如果自认为是个“贤”人，想干一番事业，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和当权者“亲”起来，找到机会，否则只能被讥笑为“眼高手低，不切实际”。康有为，搞搞西方那一套还成，搁大清，就差得不是一点点了。他就不明白这一点，不亲近当权者不说，竟然一开始就要改革官制，摆明要将荣禄他们扫地出门，其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要接近当权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是旗人，也有好几百万，也不是个个都能接近当权者。方法之一是你得有个“好”爹，而荣禄不仅有个“好”爹，还有个“好”爷爷。他的祖父在镇压叛乱中捐了躯，父亲在围剿洪秀全的马仔时捐了躯。这个躯可不是白捐的，是有血酬的——皇帝赐修“双忠祠”作为纪念，荣禄也以此弄了个好出身，属于朝廷信得过的自家人一类。

　　咸丰曾亲自召见“忠烈之后”荣禄，询问其父辈殉难情况。询问就是关怀。皇帝是一脸的慈祥，一脸的亲切;荣禄是一脸的感激，一脸的自豪。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仕进之路。凭这个，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打60分。

　　荣禄旧照但“忠烈之后”也多了去了，弄个处级干部一般没问题，要想往宫殿里爬，还得想点儿辙。于是，荣禄又有了另外一招：“结亲”，说白了，就是走枕头风路线。诸位看家，一定要切记啊，枕头风永远是世界上最彪悍的风。

　　荣禄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旗人中唯一的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是前大学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积累的关系却对荣禄不无益处。昆冈到光绪末年成为大学士，对荣禄大有助力。就凭这俩妹妹，就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加10分。(这招虽然很俗，但是屡试不爽，实在不行，没有妹妹可嫁的话，给人做媒也行。)

　　荣禄不仅有妹子，还有两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即晚清最后一位摄政王，光绪皇帝之父)的福晋。好，给老荣再加10分。

　　荣禄不仅有妹子，有女儿，还有老婆。他找了个老婆也牛得很，是大学士灵桂的长女。再加10分。

　　这一下子，荣禄靠着老婆、妹妹以及两个女儿，都拴在宗室亲要王公贵族的门楣上。人脉指数一路飚升，90分!剩那10分在哪里呢?呵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0分，没这10分，你这壶水，就开不了。

　　剩那10分，就在于“经常走动”。

　　没有前面那90分，你连权贵的面都见不着，一切想法都只能是“意Y”。而有了这些关系，还得走动走动，只有多结交掌握权贵，有好事好差才能轮到自己，有坏事才能逢凶化吉，不至于一辈子不得翻身。荣禄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在官场结交甚多。他与两朝帝师李鸿藻换帖，结金兰之好。李鸿藻之同派中人、满门桃李，荣禄借此拉上了关系。牛人办事，总是找最直接最省力的办法。

　　荣禄下基层锻炼期间，就是请帝师写信给陕西巡抚鹿传霖，两人才得以和睦相处。庚子那年，鹿以江苏巡抚勤王而入军机，荣禄是出了力的。鹿传霖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姐夫。张与荣禄的关系，既有鹿的帮衬，又有李鸿藻这层关系做过渡，交情就不同泛泛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与荣禄交好，刘对荣禄的堂叔奎俊的江苏巡抚工作评价就格外看好。对礼亲王世铎的外甥等，荣禄就是通过刘坤一在两江予以安插的。看到这里，我们应该为荣禄编织人际关系网的能力惊叹了。

　　清朝官场讲究的是官官相护，大家都是在皇帝家做官，虽说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风光得很，但也不无风险，说不定哪天就下来了，因此得“互相帮助”“相互照应”，而“交情”也就在这样你来我往中形成了。当然，这种交情也得你自己有本钱才能建立，你手中要是没有资源，不能为别人办事的话，那么也不会有人愿意和你玩。只有手中有资源，能够使众官锦上添花，大家才会认为你有能力。

　　当然，这层关系网中自然少不了我们的大内总管李莲英李公公了。李公公作为慈禧最宠信的太监，天天陪伴在慈禧的周围，因此对老佛爷的脾气和她对某人某事的态度非常了解。对于大臣们来说，这种态度非常重要。因为，大清朝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老佛爷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老佛爷也是情绪化的动物，如果没有像李莲英这样的局内人的指点，偏偏在她心情不爽的时候说了她不爱听的话，那就不是官有没有得做的问题了，搞不好脑袋就要和身体说拜拜了。所以荣禄对李莲英非常巴结，送了不少银子。如此一来，荣禄便是朝中有同党，宫中有耳目，皇帝家里有亲戚，如果这样还做不好官，那真是无能弱智了。李鸿章认为天底下就数做官最容易了，如果连官都做不好，那就是无能的表现了。笔者猜想是李鸿章多年为官，已颇有心得，自认为已颇有“领导艺术”了，故有此说。不过像荣禄有这么好的外部条件，要是还做不好官，那可真是不可思议了。

　　正文 第32节：荣禄的B面

　　(二)荣禄的B面

　　荣禄的维新态度也很有意思，说实话，在晚清做领导干部，面对内忧外患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点“领导艺术”是不行的。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既能保住官位又能使大清帝国强大起来。平心而论，谁不愿意有一个强大国家做后盾，在洋人面前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这时候，衡量晚清官员优劣的尺度就出来了。那就是，有的官员，像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认为能够处理好既得利益和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倾向于循序渐进进行改革，以图有所作为;而有的官员，像刚毅等，害怕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因此拼命反对改革。有时候要想改变既得利益比要某些人的脑袋还难。

　　有学者认为，满清的守旧大臣们反对改革是因为思想转变不过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于草率。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慈禧当政直接违背了“三纲五常”中的“母以子为纲”，但是大臣们谁不是乖乖地承认这一现实，拼命巴结慈禧。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保住荣华富贵。因此，就算是慈禧想进行变革，也得考虑这个问题，利益格局根深蒂固，想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不然，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早就成功了。

　　荣禄为什么要改革呢?

　　这跟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众所周知，虽然荣禄最后把李鸿章排挤掉了，但是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大清帝国的大事几乎都是他一手操办，哪一点都比荣禄强。荣禄是因为“只知有后，不知有帝”才当上首席军机大臣的，太平天国是曾国藩、李鸿章打的，外交是李鸿章办的，实业是李鸿章搞的，他荣禄干过什么?作为一个首席军机大臣，官至宰相，却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政绩，危机感可想而知，而且，作为“忠烈之后”，荣禄还得考虑下自己的“历史地位”问题，因此他必须做点什么。

　　荣禄的变法思想，核心部分在军事，这是一扬长避短之举，因为荣禄先后担任过神机营翼长、总兵、步军统领、将军、兵部尚书，并参加过指挥作战，有多年军事实践的基础。因而，荣禄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请设立武备特科，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为什么要设武备特科呢?荣禄认为当时武科考试出现了如时文试帖一般的弊端，要选拔折冲御侮之才，并做到“稍裁各国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试非改不可。

　　荣禄拿出了周详的计划书，认为按每县每年二百名应试武童统计，那么全国有三四十万，如果教练得法，其利有五：年富力强，无老弱滥竽之数;弓马娴习，教练易成;有志上进，与谋衣食者不同;姓名乡里，有籍可稽，无逃亡之弊;有室有家，散则归农，不至流为盗匪。武备特科的开设办法是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于操练的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年后能够随军充役，二年后挑选才武聪颖武生入各省所设武备学堂学习重学、化学、格致、舆地等，分炮队、马队、工程队诸科，三年后由各省督抚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举人。武举人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三年后由兵部奏请派大臣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进士。然后由高中的武举人、武进士充补各路军营哨长以上将官，以改变军营积习。在设立武备特科的同时，荣禄考虑到旧制在短期内难以骤然全变，因而主张原有武试仍照旧举行，但裁减一半名额。如果试办有效再停罢旧制。(由此可见荣禄与康有为之区别，康要一下子废除科举和六部)早在任西安将军时，荣禄就上奏请添练洋枪部队，酌筹饷项。

　　荣禄看到昔日劲旅因日久废弛，种种积弱习气已不堪言状，为破除积习，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再次上折，指出拯救危局必须要练成劲旅，而要练成劲旅，就必须从改练洋操下手。即“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著”。而练兵首先要统筹全局，全计饷需，先由朝廷定议，然后责成于各省督抚。荣禄认为改练洋操是为了达到步伐整齐、号令统一、枪炮精良、施放有准的目的，不能够徒袭皮毛。因而各省要慎选教习，酌核饷力，先从营勇开始教练，半年后再次第推及绿营和民团。要改练洋操，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如延聘外国教习，荣禄认为应宽以时日，如各省一律延聘，不仅开支浩大，而且容易出现意气不投、语言不通，终有隔阂之感。好的解决办法是从天津新建陆军和江南自强军中选拔学成者，分别派送北方、南方各省充当教习。改练洋操，军械枪炮的选择尤关紧要。荣禄指出，中国许多省份虽有制造新式枪炮的机器制造局，但既不精纯，规格又不统一。从外国直接购进的枪炮也新旧夹杂，名目繁多。

　　荣禄是很有一套的，也很务实，能把握大局。他指出对裁军应做好善后事宜，办法是择地开垦，作为屯兵之用。荣禄改练洋操的主张是就陆军而言的，同时他也对中国海军力量的落后十分忧虑。因为陆军练成后，需铁路通其脉络，海军做其羽翼。中国经中法、中日两次战争，海军力量丧失殆尽。荣禄看到中国海军力量的缺乏，易启他族觊觎，而以前各地制造厂局大多在江海要冲，亟须移设堂奥之区。荣禄主张在山西、河南、四川、湖南等煤铁矿产较富的地区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

　　荣禄的种种谋划，既有目标，又有具体实行步骤和善后方法，可见其担得起改革派三个字，但是，算不上著名的。晚清的维新变法事业如同当今的网络论坛，七嘴八舌，一人一套。奏折跟灌水帖子似的，要想追求高点击率，首先得做惊人之语，多谈主义，少研究问题，内容得通俗又刺激。所以，荣禄是个非著名的改革派。

　　正文 第33节：小处可让，原则问题绝不放手

　　(三)小处可让，原则问题绝不放手

　　荣禄的那一套，较之康梁的口号型维新应更务实，由此可见，荣禄在“法是否该变”的问题上，与康有为本无分歧，只是具体步骤上分歧严重，康有为认为中国已无可救药，必须实行最彻底的变革，一切推倒重来，尤其是官制，必须首先改革。他们也想到了这样会遭到巨大阻力，但是还是天真地认为只要一变就会成功。

　　康有为作为清朝权力机构的局外人，只考虑方向问题，考虑不到具体执行问题，而荣禄作为政府机构的具体执行者，深知其中的错综复杂，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

　　所以在总理衙门和康有为见面时，荣禄首先就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了，他问康有为：“祖宗之法不能变，这一点你同意吗?”这显然是试探康有为的，他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斤两”，值不值得合作。按理说康有为平时不去结交荣禄他们也就罢了(可能想结交没有机会，所以故作不屑，这是精神胜利法)，可这时候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交荣禄和李鸿章的机会。此时如果能从李鸿章办的洋务说起，徐徐论述变法的必要(其实这个道理几位大臣早就明白)，既吹捧了李鸿章，又不显得突兀和无礼，还能给各位实权人物留下好印象，但是康有为如果这样说了他就不是康有为了。康之变法，全凭一腔热情和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他认为荣禄是个“后党”，李鸿章是个卖国贼，本来就不屑于和他们合作(这就是文人，只凭感情从事，看不清实际情况)。因此他教训人似的回答说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这使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反感。荣禄是什么人?他在官场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世面没见过，而你康有为把变法说得跟儿戏似的，这不是开玩笑嘛，因此荣禄断定此人不可交，也成不了气候，因此他甚至没等会见完毕就中途退场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康有为身上浪费时间，他希望的变法不是康这样的。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既要铲除康有为又要坚持变法。

　　当荣禄遇上著名的改革派康有为，荣禄想改革，但不是想像康有为那样运作。康有为也想改革，但跟荣禄不是一个路子。结果是，理念不对路，一拍两散。这是必然的，康有为吸收不了荣禄，荣禄也改造不了康有为。

　　正文 第34节：狼社会，以狠为贵

　　(四)狼社会，以狠为贵

　　都说政治害人，毁灭人性，荣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蒙父祖余荫，恩赏六品主事，后来政治上不断进步，年纪轻轻便升迁为户部侍郎兼内务府大臣，掌管了皇室仓库的钥匙，这个位子一般只有最亲信的皇族子弟才能担任，当年的雍正也曾经担任过内务府大臣，可见其重要性。到光绪嗣立之时，荣禄已官至工部尚书兼步兵统领，就是说，启闭紫禁城门的钥匙也握在他手中。可以说此时的他正是如日中天，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只懂得冲锋陷阵的烈士之后还没有充分领悟官场险恶，就为自己的纯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恭王奏请贵州巡抚空缺是否应当找人补缺，慈禧脱口而出，说让军机大臣沈桂芬赴任，原来慈禧因为最近军机大臣们自专独断，眼里没有她这个最高领导，早就不爽，想找个人开刀，杀鸡儆猴。没想到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军机大臣宝鋆首先表示反对：“巡抚是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贬到边地。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都大有关系。”恭王也表态说：“而且总署也少不得沈桂芬这个人。”慈禧没辙，只好收回成命。

　　退朝之后，沈桂芬和翁同龢左思右想，认定是荣禄在背后说了坏话，于是沈桂芬就以刑部尚书为条件，请翁同龢上他那拜把子兄弟荣禄那儿探探消息。

　　于是翁同龢就来到了荣禄家，一开始，他就大骂沈桂芬，说沈不是东西，太坏了，自己要和他绝交。那神态，那眼神，简直是绝了，绝对是演技派。自古以来，当官的大多是演戏的好手，要升官，就更要勤练演技，因为他们没有NG，不能重来，演好了直接上天堂，演砸了直接“住套房”。所以不妨多和演艺界沟通，下台后当个演员也不错。荣禄涉世不深，虽然抱有警惕，还是被他的这位拜把子兄弟，两朝帝师的精彩表演给骗了，不知不觉就透漏了自己内心对沈桂芬的厌恶，而这么一点点倾向，对翁同龢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们的翁师傅一出门就拐进了沈府，两人挑灯夜战，想出了一个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毒计，要将荣禄扫地出门，赶出京城。

　　腊月二十七，有个叫宝廷的“清流”党人，年底无事伤感，于是上了一道奏折，谏劝六事：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朝廷一看是老调重谈，于是按惯例发交军机处议奏。没想到宝廷却顿有妙悟，悄悄对沈桂芬说：“机会来了!”原来“专责任”一条中，宝廷指满大臣兼职太多，影响本职工作。若论兼差多，那就要数他和荣禄了，但是宝廷兼的都是国史馆总裁跟阅兵这样的无足轻重的小职，于是决定舍孩子套狼，由宝廷出面奏请落实“专责任”，于是宝廷进见慈禧，主动要求去掉国史馆总裁跟阅兵的职务;慈禧一看，小事情嘛，就答应了;然后宝廷乘机提出也要给荣禄“减负”，去掉工部尚书与内务府大臣的差使，专心干好步军统领，确保京师安全。慈禧最怕的就是京师安稳受到影响，因此觉得宝廷的话有些道理，但是一下子去掉荣禄这么两个大差使，她还下不了决心。这时候沈桂芬在旁边加了把火，他说：“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年纪还轻，将来必蒙两位太后重用。”这一下真是挠到了慈禧的痒处，原来慈禧最近也认为荣禄过于年轻，还需要多历练历练，于是在保护年轻干部的名义下，沈桂芬堂而皇之地罢了荣禄的官。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过了些日子，西安将军的位子空了出来。沈桂芬联络朝中大老，向太后力保荣禄，说他可以担当此任，且离京下放锻炼一下，正是培养高级干部的正途。慈禧一时受惑，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命下，荣禄一下子从中央被赶到了边远地区。这一去，就是二十年，一颗政坛新星，在他将要最耀眼、最明亮的时候却被朝廷遗忘，仿佛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仗剑立马，为朝廷守护着大门。而这一忘，就是二十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青春随着岁月流逝，心情渐渐苍老。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荣禄的痛苦确是他不能心死，他还年轻，他坚信自己还有机会，然而这种雄心壮志每天早晨都要被惨白的现实打碎。无法想象，一个人的心，在连续破碎了二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也无法想象，荣禄是怎样说服自己，度过这荒岛般的二十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甲午战争这年，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再次出山时，当年的骏马已经变成野狼，一匹来自北方荒漠的野狼!

　　野狼的生存法则只有一条，那就是生存，我们这位荣大人也一样，只要能保住他的政治生命，他可以使出任何手段。

　　慈禧当年想废了光绪，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荣禄可不想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被端王夺走，但是又不好公开表示反对，于是一方面默不表态，另一方面给张之洞和刘坤一他们发电报，只有六个字“太后将谒太庙”，希望他们赶紧动起来。果然，他们表示反对了，还出了句名言“君臣名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时候，载漪坐不住了，他到荣府探听荣禄的态度。荣禄投其所好，忽悠他说要建什么“虎神营”，说是用老虎来吃羊(洋)，用神来镇鬼，而且还要奏请朝廷请载漪亲自带领这个什么虎神营。载漪因为外国人公然表示只认光绪，反对废立，因此非常痛恨洋鬼子们。荣禄这一手正好挠到了他的痒处，使他非常爽，而且产生了错觉，认为这是荣禄对于以后他们之间君臣名分的一种认定。可见撒谎真是一门非常高深的艺术。后来，那桐和崇绮拿着《恭请废立》折，借着慈禧太后的名义又来探风的时候，荣禄干脆耍起了无赖，先是借口肚子疼，进去和幕僚商量半天，然后突然将折子扔到火里，连说“不敢看呐不敢看”，直弄得我们这理学大师(那桐)和满人唯一的状元崇绮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荣禄一看火候差不多了，于是赶紧提出他的方案。

　　《崇陵传信录》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完早朝之后，慈禧单独召见荣禄。慈禧与荣禄有一段对话：

　　荣禄问：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

　　慈禧答：无有也。事故可行乎?

　　荣禄答：太后行之，谁敢谋其不可者!顾上(光绪)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

　　慈禧问：事且露，奈何?

　　荣禄答：无妨也，上(光绪)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近宗近支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

　　慈禧曰：汝言是也。

　　这样一来，慈禧的目的也基本上达到了;而荣禄呢，不用说，他的目的也达到了，仅仅立个大阿哥，端王还成不了气候，而且为自己弄倒他们争取了时间。

　　果然，义和团闹起来以后，载漪上蹿下跳，极力怂恿慈禧借义和团之力灭洋鬼子，荣禄虽然看出这是一条死路，但是他并没有阻止，而是让他们疯狂地走向灭亡。所以，慈禧问他义和团究竟可不可靠时，他说什么老佛爷一贯英明，这次也不会看错，就不要怀疑，放心大胆地干吧。甚至连那份假照会，他也给递了上去，果然最后结果如他所料，载漪父子的帝王之梦随着这次战争的惨败，也灰飞烟灭。而他荣禄，因为在战争中给慈禧留足了后路，更加受到信任。

　　对于荣禄来说，这是个完美的结局，为了这个结局，老百姓要付出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这就是恶狼政治，老百姓是羊，他们没资格参与，只能献身被吃掉。

　　1903年，荣禄走完了他那算不上幸福的政治人生，留给世人的，是一个模糊的身影，一个近于神秘的形象。

　　此时，离清朝灭亡只有8年。

　　正文 第35节：读书，不是发迹的唯一温床(1)

　　第七章

　　袁世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袁世凯是个典型的为政治而生的人，所以能够风云际会，翻云覆雨。这种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甚至于没有个性。当权者的原则就是他的原则，“老佛爷”的立场就是他的立场，至于个性，那更得像变色龙的颜色一样随时改变。对于这种人来说，试图了解他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情感就像川剧“变脸”一样，随心所欲，收放自如。有如此手段和道道，再加上深谙“厚黑学”真谛，袁世凯在晚清这汪政治浑水里是游得自由自在，最终跳上龙门，登上大位。

　　如果白痴能飞，那晚清最后二十年的政坛就是个飞机场。

　　在那风雨如晦的机场上空，无数的一品二品直至九品的白痴飞来飞去，像无头的苍蝇。有一个矮胖的北方汉子，端坐在一边，目光坚毅而冷静。他的心里是最明白的。

　　是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

　　(一)读书，不是发迹的唯一温床

　　袁世凯，河南人。中国近代自曾国藩以下，大人物多出生江南，袁世凯则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

　　世人通常评价袁世凯是“不学有术”。

　　他不止在晚清政局中一柱擎天，还一手开创了民国的政治版图。历史曾经以他为分界线。他却因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而成为罪人。

　　他以孔武有力、深谋远虑的民族英雄的刚健姿态登上了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但到谢幕的时候，他已经是“不惜以一己之私害及天下”的无耻政客的活标本了。但谁也不能替老袁的晚年遗憾和叹气，因为人生不能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我曾仔细观察过他的许多照片，试图从相貌上了解这个轰轰烈烈而又神秘的人物。他身材不高，壮实，头大，但据史载并没有读多少书。

　　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居然有如此惊人的作为?

　　袁世凯于清咸丰九年生于一个大家族。清末北方有捻军起义，袁家遂于项城县东北张营筑寨号为“袁寨”，练乡勇自保。袁世凯就出生于袁寨之中，似乎这是他将戎马一生的征兆。

　　据说，出生当天，恰好叔祖袁甲三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其父袁保中大喜，遂取名为“凯”，并按照“保世克家”的排行，命名“世凯”。这似乎也在预示着这孩子天生就是一个能搞军事的坯子。

　　他的家乡项城常常闹灾，当地民风彪悍，能打能抢的人备受尊重。

　　那时的小袁，不爱念书爱骑马，自小便彪悍。打架打累了才回家看几页书，而且他对八股文章实在不感兴趣。要是搁现代社会，这种孩子是极令父母老师头痛的，撒到社会上也极危险。别说以后当皇帝，就是村长也轮不上。

　　幸好袁家有背景。同治八年，世凯的养父袁保庆，调任到南京当江南盐巡道，有权又有钱。生父袁保中就带着袁世凯到南京“利益均沾”了。

　　那时，世凯不过十一二岁，由于自小迁徙四方，他比同龄人早熟。也就是说，别的孩子在读万卷书的时候，他在行万里路。

　　在南京，世凯可没闲着，一手抓武术，一手抓交际。我们都知道要做老大就得“仗义疏财”，仗义是虚的，疏财才是真的。别人凭什么都听你的，首先你要能领着大伙弄来钱，然后还得会分钱。据说，世凯从小就拿钱当王八蛋，挥霍得很，你借一百，我给你一千，听戏喝酒什么的更是抢着结账。所以，很快就拉拢起一批死党。

　　如果仅仅根据以上事例分析，世凯其人不过尔尔。

　　但是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特点——既有远大抱负又善于有目的地学习。世凯自小虽然轻视读书，却喜爱兵法，立志要学“万人敌”。常常对朋友说：“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他酷爱兵书，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有空儿就翻兵书。可见，世凯不是不喜欢读书，而是不喜欢读那些枯燥无味的书，征战杀伐的专业书，他还是爱读的。

　　正文 第36节：读书，不是发迹的唯一温床(2)

　　袁世凯旧照专业知识不断提高的同时，他又从袁保庆那里学到了为人处世之道。袁保庆身为朝廷命官，数十年官场风习的磨炼，使得他对人生的感悟很深。袁保庆常常把感悟教给这个义子。这些感悟颇为有趣，今日读来，也非常有意思，如：“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窃笑乎?”袁世凯后来于官场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早期教育。

　　读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通常评价袁世凯的“不学而有术”其实是误解。袁的不学，是有所学有所不学，根据自己的爱好去学习。这何尝不是一种明智?

　　所以，他虽然读书并不用功，但是，才气却是有的。十三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比楚霸王的“彼可取而代之”和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豪气无二，而文采尤过之，从中不难看出少年袁世凯的才华和抱负。

　　他为学不喜欢文章，仅仅为应试科举勉强学习了一点八股的技法。袁世凯的文章写得极度另类。也是在他十三四岁时，塾师命其作八股，恰巧其师与客人下围棋，袁世凯忽然来了灵感，挥笔疾书：

　　“道千乘之国，若著此局焉。夫著棋不厌诈也，治国亦不厌诈也。治国非为著棋乎?”

　　其师看毕，大惊失色。据说袁保庆在看过这篇八股后说：“这个孩子志向不小，苟不慎之，覆家灭门，也是可能的。”

　　稍大些，老师王雁臣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的八股文章从整体上看，糟糕得一塌糊涂，不过其中两段却的确让人惊叹：

　　“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能将僵化枯燥的八股文写得如此豪放，虽然不合体制，倒的确是很难得。

　　袁世凯既然X有大志，想成就一番功业，当然也希望自己有“传世之文”，所以也搞过一点文学。他的诗不计平仄，不讲对仗，一味以气势取胜。十五岁在南京时，袁世凯曾登雨花台，作七律一首，题为《怀古》：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他业余时间还组织过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屋”，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文艺生活。但终究不是这块料，“高考”失败后，一怒之下，烧毁了所有的复习资料，说大丈夫要效命疆场不应窝囊在教室里。终于，他带着几十个人跑到登州府，找到父亲的好友、一位叫吴长庆的“庆军”首领当了大兵。

　　当时天下越来越乱，他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使他终究还是以做事的才干取胜。这个人最厉害的就是乱局中取胜，越乱越成功。按老官场的标准，他也确实能力强，做地方官，搞外交，练兵，办洋务，没一样不成的，没一样不体面的，而且全是真功夫，不像北洋水师成了“银样蜡枪头”。后来，他甚至庆幸自己没有科举成功，否则，人间只是多了一个腐儒。

　　正文 第37节：紧盯紫禁城，做大事要有大靠山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07-12-4 17:20:50 本章字数:2130

　　(二)紧盯紫禁城，做大事要有大靠山

　　老袁还是小袁的时候，就很会交朋友。任何人，都不会拒绝一个讲义气，豪爽而又有钱，简直天生就是朋友坯子的人。李寻欢也是这样的人。

　　最关键的是小袁不傻，而且精明过人。他不是什么人都交，只去拉拢那些潜力股，如徐世昌，这一点和胡雪岩很相像。也就是说，小袁的便宜很好占，但不是谁都能占。

　　但小李探花就不行了，他交朋友，只凭爱好，不重实利。搞政治的人，如同商人一般，得“重利轻别离”。所以，李寻欢辞官是对的，他干不了政治。

　　这对我们的启示也很明显，就是当你给人好处时，只给少数人，这叫激励，如果一人一份，那就是福利了。

　　从所知史料来看，袁世凯堪称政治强人。如果不把天下作为满足自己一己私利的工具，又有几人肯孜孜追求这无上的权力呢?

　　每个人的发迹，归根结底都是靠“关系”，靠人生路途上不同的“贵人”关照、提拔，这是很难否认的。甚至有人深有感触地说：“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关键人物的一念之差，可以成全你，令你花上几千块请客庆祝，也可以让你万念俱灰，深夜里默默流泪。

　　我们年少时往往张狂，认为自己今后一定无所不能，给自己开出巨额的期票。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理想越来越小，目标从大官大科学家大作家缩小成处长科长副研究员。这时就会认为自己当年可笑。其实没什么可笑的!年少时，涉世未深，坐井观天，纸上谈兵，自然就会认为自己可以一手擎天，能够一往无前，当人生历程渐行渐高，渐行渐远时，就明白了世界并非为你一人存在。要想成功，就要像在北京西单商场门口挤公交车一样，要站准位置，摆好姿势，要耐心等，用力挤，还要“稳准狠”，同时要正确认识插队现象。当你奋力挤上车后，往往发现有些人根本就不必和你竞争，他们有自己的小车，人家一溜烟似的把你甩得没影了。这时，你要摆正心态，不能像个愤怒青年一样地抱怨。

　　在挤车时，人们前后左右推拉拥搡，这时，要是有人拉你一把，你将何等地爽啊!同理可证，成功的诀窍就在于你怎么去寻找、去开发这些“关系”，让这些“关系”成为升迁的“助推器”。其实，成功者和庸碌无为者的关键区别也就在这里：成功者知道哪些人是真正值得他关注的“关键人物”，知道如何赢得这些关键人物的支持，使他们在自己身上“下注”——投资于自己的前程!

　　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人!他具有灵敏的政治嗅觉，他能迅速地捕捉各种权力关系中的潜在脉络，将这些脉络一丝一丝地往自己身上牵连，最后他自己可以安然躺在这千丝万缕的权力经纬中指点江山。且看他是如何编织这张网的。

　　女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专业一直是做饭洗衣，连个知县都当不成。可是大清就比较另类，女人当了实际掌权者。那时，紫禁城里的西太后，一边逗着八哥，一边说话。她说：“要教训教训洋人。”义和团就蜂拥至东交民巷。她说：“皇上该歇息了。”光绪就被炒了鱿鱼。这是顶级危险的政治人物的典型。她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身居高位，无治国之才，却极精于权术。在这样的官场生态环境下，我不禁为袁世凯捏了一把汗。谁都知道，伴君如伴虎，何况还是一只母老虎。但介于牛A与牛C之间的老袁，他就能玩得转。他与荣禄、奕劻先后两个军机领袖保持了亲密关系。

　　其实，慈禧对袁是一直有顾虑的，荣禄曾经说过一句话：用袁，大清未必亡国;不用袁，大清肯定亡!袁世凯凭借他的势力与手腕，已经是尾大不掉的威胁了，大清既怀疑他，也离不开他，说白了，已经没辙了。而且，袁世凯向上爬的欲望是如此强烈，甚至敢于出格地扩大自己的人脉。按道德判断，袁世凯是吴长庆带出来的，他就应该忠于吴长庆，可是老吴在淮军系统里虽资历老，但慢慢落后于另一个老大——李鸿章，这时袁就渐渐冷落吴长庆，而热心追随李鸿章。以袁世凯的头脑，他当然看得出吴长庆是没办法和李鸿章抗衡的，靠老吴这棵枯树，是乘不到多少凉的。所以，袁早在朝鲜的时候就想尽办法结交李鸿章，一回国，就去汇报工作。

　　以后，在很多重要关头，袁世凯都毫不犹豫地在各种权力靠山之间转移活动，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这般举动是由他对政治权力的欲望所决定的，换句话说，这是他的活动原则。但这样的原则在张謇这样看重“一仆不事二主”的人来说就是背叛吴长庆，是反水，是二五仔。于是，书生意气的状元张謇纠集老吴的几名部下，写了一封致袁的绝交信。而袁世凯没有作答。可见，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不同的，没必要争论辩白了。不久，张謇就去专心地搞公司了，没有继续玩政治。

　　十年后，两人重聚了，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不是当年的袁世凯，张謇也不再是当年的张謇了。中国的政治改变了他们性情中很多本来最率真的东西，使他们抛弃纯洁，融入职场。这是他们的幸，抑或不幸?很难说清了。

　　袁世凯告诉我们：在造假的时候，千万不要假设上司是蠢驴。也许他真的很愚蠢，但万一他忽然聪明起来，那么你一辈子的机会说不定就一把输光了，至少在他手里不可能翻身了。

　　正文 第38节：生活中的枭雄本色

　　(三)生活中的枭雄本色

　　清末官场有“三屠”之说：“士屠”张之洞，因他奏废科举，断了士子做官之路;“官屠”岑春煊，因他在广东大整吏制，导致无数人丢官弃爵;袁世凯则是“民屠”，这主要指的是他任山东巡抚时，在境内大肆杀剿义和团拳民，以致民间流传歌谣曰“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可见其杀戮之烈。

　　袁世凯戎装像袁世凯第一次杀人是在外国动的手。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他随军进驻朝鲜平乱。当时袁世凯年仅二十三岁，军中职务是营务帮办，属于不入品的下级军官，因在兵船达到朝鲜抢滩登陆时表现英勇，被授权负责督察军纪。清军到了附属国难免骄横，一伙士兵公然抢劫朝鲜百姓财物，被当地族长告到统领吴长庆处，吴长庆又羞又怒，当即传令召袁世凯责问，不料袁世凯直接提了七颗人头进帐面见，称此七人抢劫民财，已按军纪当众斩首。于是族长拜服天朝军威，清兵也被此强悍手段震慑，一时军纪肃然。

　　强悍是强悍，可这样展现他的形象，未免单薄了。让我们来看看生活中的袁枭雄吧，这也算文中插播的一点愉快的小片花。

　　根据后代的回忆，袁世凯是从不用手绢的。但对于穿着却比较讲究，不用说在公共场合，就是在家里吃饭，也要穿得整整齐齐，可见他的军人做派。可他并不讲究个人卫生。他的饭量很大，每天早上六时半要吃一大碗鸡丝汤面，而且吃面的速度很快，一大碗汤面，只需几分钟就风扫残云地吃个精光。这般狼吞虎咽的劲儿，常常使得他那嘴唇、胡子和整齐的衣服沾满了汤汁，而对这不甚雅观的污迹，袁世凯从不动手，总是由他的姨太太们用沾湿的手巾帮他擦拭干净。冬天，他的每顿饭必备一个火锅。他舀汤时常常把鼻涕掉进锅里，为此他女儿总是在他喝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倘若是遇着鼻涕流出的时候左右无人，袁世凯就用衣袖一擦而过，从不用手绢。粗旷的枭雄本色立显纸上，这是张之洞等书生出身的大臣们断然不会的。

　　他有轻微风寒症，到了冬天穿得很多。上身是绒小褂、厚驼绒坎肩、厚毛线衣、皮小袄，外套一件黑色皮呢制服。下穿绒裤、厚毛裤，脚蹬一双黑色短筒皮靴。居仁堂内烧有暖气，他全身裹得严严实实，一遇上吃东西就满头大汗。夏天炎热，袁世凯更是大汗淋漓。居仁堂虽有高级澡堂，但他却从不“光临”，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通体擦擦了事。袁世凯的习惯是一年只洗一次澡，即每年除夕洗一次。

　　袁世凯的好色也为人们非议，大抵权力欲强烈的人，性欲也往往强烈，老袁一生娶了一妻九妾。元配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主妇看待。到袁世凯接任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场面大了，这位元配夫人就更加不能胜任“第一夫人”这一角色了。有一次新年袁世凯接见各国公使，第一夫人自然要陪同接见。忽有某国公使走到这位夫人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嗯的一声，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弄得那位公使十分尴尬。从此，袁世凯嫌她上不得台盘，只把她作为一个牌位看待。

　　大姨太太沈氏，是苏州名妓。袁世凯在21岁的时候，由于科举无望，不得不辗转北京、南京、上海求出路，一无所获，不料却在烟花柳巷中寻到了一位红颜知己。原来袁世凯流落上海，孤独无着，便来到一间青楼妓馆排遣烦闷，恰遇一名江苏籍的沈姓女子，两人言语投机，相见恨晚。沈姑娘良言劝导，一面称赞袁世凯气度不凡，应振作精神求取功名，不能自甘沉沦埋没七尺之躯;一面解囊资助路费激励袁世凯继续寻求前程。袁世凯大为感动，遂一洗萎靡之态，与沈姑娘洒泪而别再度启程，终于在奔波广东、天津、山东一番钻营后，于1881年投入淮军统领吴长庆麾下，开始踏上其建功立业之路。等到在朝鲜刚刚立稳根基，不忘旧恩的袁世凯便立即将这位风尘奇女子接到朝鲜纳为姨太太(袁世凯已于1876年娶于氏为妻并生子克定)，善加宠护，成就了滚滚红尘里的一段佳话。

　　二姨太太李氏则是朝鲜人。这是晚清大臣中，袁世凯很另类的一个表现，也算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体现吧。当时，袁世凯任驻朝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妾。金氏嫁袁时，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袁世凯娶妾是多多益善，就把这三个姑娘(即金氏、李氏、吴氏)一并收纳作为姨太太，并且按三人年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李氏由陪嫁丫头升为姨太太后，给袁世凯生了六个儿女，即长女伯祯(成年后嫁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五子克权(娶清两江总督端方的女儿为妻)、七子克齐(娶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为妻)、十子克坚(娶民国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章之女为妻)、六女祯(嫁与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三姨太太金氏。她本是朝鲜王族，原以为嫁给袁世凯做“正室”，没想到过门以后，她和自己陪嫁的两个丫头都做了袁的姨太太，所以整天郁郁寡欢。她为袁世凯生了五个儿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最小的姨太太叶氏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原来20世纪初袁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袁克文。克文回去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一不小心叶小姐的照片从口袋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袁世凯指着连声问：“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情急智生，他说：“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接过照片一看，果然很美，连声说：“好!好!”接着，就令人去找叶氏，这姑娘还以为是袁克文派人来接她，喜出望外，欣然就到。可是，万没想到洞房花烛之夜，那意想中的翩翩美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头儿，其哀怨之情不言而喻。

　　在野史逸闻中，某些帝王将相也被史官描写成某种珍禽猛兽的转世，如刘邦是龙，曾国藩是蟒蛇，而袁世凯是被描写成蛤蟆之类的。这只能代表人民对复辟帝制的不满，不是历史了。

　　袁世凯的复辟是铁案，翻不得。不少人以其受了长子袁克定的欺骗来开脱。这里，笔者不想去讨论历史的真假，只想讲讲那一桩趣事——“只有一个人看的报纸”。当时，袁克定想当太子，十分支持称帝。他认为，一旦帝制建立，他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了促使其父早下决心改制称帝，袁克定和袁世凯的几个心腹亲信策划印制了一份专供袁世凯一人阅读的《顺天时报》，报纸上刊登的是清一色的拥护帝制和赞扬袁世凯的文章。袁世凯对这份报纸十分满意，每天必看。袁世凯称帝之后，这份特殊的报纸还在印着，袁世凯一直被蒙在鼓里。

　　有一天，袁世凯的一位大臣赵尔巽前来谒见，当时袁世凯不在，赵看到袁桌上有一份《顺天时报》，顺手拿起翻看，大为惊奇。正在此时，袁世凯来了，问赵怎么回事。赵结结巴巴地回答：“这份《顺天时报》怎么和我家的那份不一样?”袁世凯立即派人去赵尔巽家拿来他的一份《顺天时报》，两张报纸一对照，方知自己上当受骗。

　　这些趣闻究竟史上是否实有其事自然很难考证，毕竟或卿卿我我、或密室同谋、或深宫内院，又是无关宏旨的一时失态之状，即便是真有，怕也不会有正史去记载这种小事。我倒是愿意去猜这些细节印证我心目中的袁枭雄的形象。

　　正文 第39节：恩威并重的驭人术

　　(四)恩威并重的驭人术

　　在社交方面，袁世凯是极善于“两手抓”的。其实诀窍也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恩威并重”。

　　袁世凯无疑有着很强的识人之能。他年轻的时候，就盯上了徐世昌这只蓝筹股。当时的徐大总统不过一民办教师，但袁世凯能看出他不是池中之物。在小徐因手头紧没路费去北京考公务员的时候，小袁就果断地塞钱给他做长线投资，结果，徐真的考上了，还在翰林院端上了饭碗。

　　当袁在小站搞武装的时候，徐便投桃报李，以翰林身份“下嫁”到连秀才都不是的袁世凯军中当参谋，一时间造成了轰动，也等于给老袁做了宣传。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给免了，前来给他送行的官员，只有徐世昌和杨度——杨度是老袁发掘出来的另一支蓝筹股。袁世凯和徐世昌之关系，与晚清最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和王有龄的关系差不多。胡雪岩年轻时遇见穷困潦倒的王有龄，他正为缺少进京的路费和做官的“本钱”发愁。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挪用公款而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很感激他，视其为生死之交，并鼎立相助。胡雪岩和王有龄官商结合，一手遮天，迅速发了家。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成了浙江国库的总代理，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天下有这样无本万利的资源，发财，再容易不过了!

　　看来，在别人处在落难境地时稍一援手，将令人铭感终生，在别人万事顺意的时候，哪怕送上厚礼，别人也会转眼就忘。所以，一个人是否“重感情”，并不在于他出手是否阔绰，只在于他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阔绰”。

　　袁世凯识得唐绍仪是在1884年的汉城。当时汉城政变，到处一片骚乱，袁率军赶到中国驻朝税务处，看到唐绍仪一人持枪立于大门口，英姿勃发，气定神闲，并且因为不认识他而不许他入内。袁说明自己身份，和他聊起天来。当得知这人还是“海龟”，耶鲁大学毕业，当下就大为赏识，一心要将唐绍仪收为己用。后来唐绍仪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就得益于袁的大力提拔，而唐则一直是袁的倚重股肱，为袁领导的“清末新政”立下汗马功劳。

　　袁世凯手下著名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被称为袁世凯门下的“龙、虎、狗”，都不是等闲之辈，但对他也是唯命是从。一个处在顺境中的人，会很自然地将自己所得到的帮助归之为自己的本事或者运气;一个处在困境中的人，则自然地将自己得到的帮助看做是别人的恩典和赐予。掌握这个人性的普遍规律，感情投资的投入产出比也就一目了然。

　　袁世凯之所以几十年来能够成为政坛不倒翁，在晚清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中权势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和他做人的圆滑、灵活有关。前面说到袁世凯处心积虑地结交五湖四海的各路神仙，但他的发达，也并非交友广阔这样简单。他能结交人，更能笼络人，关键还能留住人。当时的人们认为袁宫保讲“义气”，有江湖气，一贯拿钱当王八蛋，“手面毫阔”，“念旧”。这也是很多人对袁世凯的一般观感。在官场上，他虽也不得已做出过“丢卒保车”的事，但他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同样也很少做赶尽杀绝的事。观其一生，在政坛纵横驰骋，真正和别人决裂到誓不两立的情况少之又少。

　　他总想留着和别人见面的余地。即使对孙中山一派，他最初还是极力想笼络以为己用的。他私下对自己的心腹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指革命党人)来了，我们当然是欢迎之不暇的，但是要在我这个圈儿里。”意思是只要革命党尊他为老大，他完全可以以和为贵，利益均沾的。面子上，他总能做到对谁都一片情谊。就以向上找靠山来说，袁世凯并非单独恭维、孝敬那拉氏一人而已，凡是能向那拉氏接近说话的人，无不十足敷衍结纳，据说京中满汉各大员，无论婚丧嫁娶、喜庆寿筵、逢年过节，举凡讲究排场的事，袁世凯都有“份子钱”奉上来——只要值得巴结，巴结得上，他对谁都巴结。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在风雨飘荡、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局中脱颖而出，走向历史的前台，固然是凭借着他自己的“实力”和“举世公认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才干”，但是，倘没有奴颜婢膝似的买官、贿官之行为，是没法在极为腐败的晚清官场中混下去的。

　　而袁世凯搭上庆王这条线，是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起点。“朝中无人莫做官”。可以说，袁世凯任外朝封疆大吏而能遥执中央权枢，主要就是因为他有庆王这样硕大无朋的“靠山”，甚至，在那些稍为清高一点的官员眼中，“庆袁”简直就是“狼狈”的代名词。袁世凯在41岁的壮年就登上直隶总督的高位，清廷对他的这番“恩遇”比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有过之而无不及，袁得此提拔主要就是他靠在荣禄这棵大树下。但庚子之后，荣禄体气大衰，袁就想着得找新的靠山了。

　　这时候庆王开始得到慈禧的信任，他对袁世凯一心巴结荣禄不免有些酸溜溜的“怨妇”心态。他对人发牢骚：“袁慰庭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袁世凯的耳目遍布京城，京中的风吹草动都能明察秋毫。他提前得到庆王将取代荣禄的军机处领班地位的消息，立马从北洋经费中拨出十万两银票，令杨士琦密赠庆王，话说得非常漂亮：“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贺，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庆王那个感激啊，简直可用“受宠若惊”来形容，你看，袁宫保比自己还体贴自己!的确，袁世凯没有食言，后来庆王府的用度，几乎完全由北洋经费包下来了。袁世凯的投资都是有回报的，此后庆王在军机处的任何大政方针、用人用事几乎都先听袁世凯的意见。

　　本来，在载沣当政之初，在一帮满族青年亲贵的撺掇下，他是打算一不做二不休除掉袁世凯的，但庆王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除掉袁世凯很容易，可是你能保证他手下的北洋军队不兵变?”这句话吓住了没有胆略和不决断的载沣，加上张之洞说皇上刚登基就诛戮大臣不祥，这样才保住袁世凯的命。

　　其实，段祺瑞如果不是投到袁世凯手下，则此后际遇能否如此腾达真在未料之数。段祺瑞因为袁称帝而和袁闹翻，袁克定一度有不利于段的举动，袁知道以后将袁克定训斥一顿，说段是家里人，不要什么事情没做就先家里人内讧了，段这才保住一命。不料袁死后，反而是段祺瑞对袁的威望和名声竭力维护。有人不解，段于是说起一段小站往事。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重要军官提拔都要经过考试，袁已经先后经过考试将王士珍、冯国璋提拔上来，段祺瑞虽然才干过人，但不是个考试型人才。高级军官名额有限，再不考上，眼看就要收拾行李回老家了，段祺瑞愁得睡不着觉。正痛苦着，又一次机会来了，老袁看上了他的价值增长，于考前偷偷将段祺瑞叫到自己房中，嘱咐他好好复习，还“漏了题”。结果，第二天的考试题目，果然就是预先准备的。经此一番“考试”，段祺瑞感激得五体投地，从此对袁忠心耿耿。

　　老袁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比如吃饭这样的小事，他在家吃饭吃到一个红烧大蹄髈，会吩咐侍从端一碗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大总统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甚至他早上吃个奶酪，也会吩咐送一份到冯国璋家里。有这样的上司，这部下只要有点血性，谁还不心怀感激?

　　袁世凯对他的许多心腹，高一级的如有“北洋三杰”之称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次一级的如曹锟、张作霖等都使用过类似手段。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有一次时任师长的张作霖由东北来京谒见，当时袁的办公室内陈列着四块金表。每块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袁在和张谈话时发现张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当场就送给了他。北洋军之所以除了袁之外，谁都无法驾驭，这套驭人之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正文 第40节：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哪个都不能少

　　(五)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哪个都不能少

　　当我读余华的《兄弟》时，是当成励志的东西读的，李光头，绝对是个有精英意识和枭雄作风的男人，他不成功才怪呢。顾维钧笔下的袁世凯，无疑也是这样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我对袁世凯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没有掌控命运和事物发展的精英意识，是不会成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家的。正如拿破仑说的，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往上“爬”的政治家也不是好政治家。不过，同样往上攀登，意图却可能大相径庭。有些人是为了实践自己的信仰，有些人则纯粹是为了享受那种掌握权力所带来的快感。很难说袁世凯属于哪一类，也许将他归入后者比较恰当。

　　老袁在洹上村隐居时有几首故作闲散的诗。有一首题名《登楼》的五绝：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一首小诗，时人的评价是“有曹阿瞒横槊赋诗的气度”。登小楼而觉太行为低，则他眼界之高，志向之远，不是常人可窥测的了。那么他到底要爬到什么地方，才不觉得自己所处地位之低呢?这诗在那些喜欢兴“文字狱”的人看来，似乎透露出袁世凯的“不臣之心”。有些人说袁世凯生来就是个奸臣，他很早就有当皇帝的想法，所以清末民初抓权弄权的种种作为，都是为他的登基做准备。这个说法有点像算命术，好像能算准来世今生一样，恐怕武断太过。但袁世凯对权势和功名的炽热追求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为此可以不惜使出任何手段。也许这就是他被当时和后世的人斥为权臣、奸臣的一个原因吧。

　　看袁世凯对权位热衷到什么程度，只要比较他和翁同龢、瞿鸿玑三人被清廷罢斥时的不同情状就行了。这三人都是汉人，又都是在军机大臣任上被清廷斥退回原籍的。

　　翁同龢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因为得罪慈禧而被罢官，这一天有旨，先让他待在宫外。翁同龢私下想，自己的处分最重也不过是如甲申年恭王那样被赶出中央，甚至开去各项差使而已。结果诏书一下，他当场就捧着诏书哭了起来，因为他的处分不止是开去本兼各职，而且是被赶回老家，由地方官严加看管，以帝师之尊，等于斥逐，没有任何掩饰的礼貌言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袁世凯和瞿鸿玑斗法，结果瞿鸿玑落败，被放归原籍。当时正是炎炎夏日，枢廷各大臣来到宫中稍微早了点，都解下冠带，在室内休息。等到诏书从宫中下来，大家都拥上来围观。瞿鸿玑本来学问很高，年富力强，稍微扫了一眼就将内容看得明明白白，看完就束带整冠，入宫内谢恩，谢完恩从容出来，没说一句话。宣统元年，轮到袁世凯也被放归原籍。当天军机处已经散直了，摄政王又召世续和张之洞两人入内，将诏书给他们看，这上面的言词和处分比后来实际发布的要严厉得多。世续力争，才为袁世凯争得“开缺回籍”的处分。

　　袁世凯看到诏书的时候，满面皆赤，强作笑容地说：“天恩的确浩荡!”当时正在办慈禧和光绪的丧事，袁世凯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要轮日值班，这时候他忽然记起这件事来，说：“今天我当值，怎么办?”世续说：“我替你吧。”袁世凯半跪一下表示谢意，然后匆匆回家作自己的打算。听到这一消息，袁世凯家里人慌作一团，劝他马上到国外去，袁开始犹做镇定状，后来子女妻妾都跪求，他也慌了，急忙叫张镇芳来计议出逃一事。第二天清早就换装秘密出奔到天津，戴着墨镜，火车坐的还是三等车厢。后来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赵秉钧向他报信，说张之洞说的，“袁宫保还没有向皇上和太后谢恩呢”。他这才惊醒，看来张之洞认为他不至于丢命，自己出逃得太慌张，连基本的君臣礼仪都置诸脑后了，忙又偷偷溜回北京去宫中“谢恩”。要是这一次袁世凯按照原来想的出逃国外，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倾覆大清王朝的袁宫保了。

　　翁同龢当场老泪纵横，那是觉得自己被斥退得太没面子。他这样的名士儒生，感时伤世，入世出世，图的只是一个名声，缺乏草莽精神。瞿鸿玑磊落大方，从容沉静，他志在匡时济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毫不恋栈，有古君子之风。而袁世凯这时候忽然想起守丧轮值这样的小事来，其心慌意乱、悻悻不甘之情溢于言表。心理学家也许会说，袁世凯这时候是近乎本能地想找个借口留下来。他之所以狼狈潜逃，是存着“留得青山在”的打算的。

　　政治斗争就和贴身肉搏差不多，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气来自何方?没点草莽精神是不行的。

　　袁世凯既然对权位的欲望如此强烈，那么指望他成为忠臣烈士是有点勉为其难了，因为凡是将权力看做第一原则的人，是不会为信仰牺牲权力的。后人评定汪精卫一生的多变，谓其“有野心，无宗旨”。这一评语恐怕世凯也是“庶几近之”。袁世凯不是大清朝的忠臣，他也没有打算做大清朝的忠臣。

　　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前很久，袁世凯就暗地里支持革命党，他实际上是排满倒清的主动人物，而且是真正的实行家。这一袁氏幕僚于“洹上之墓草青矣”之后道出的密闻，乍一闻颇有石破天惊之感。然而了解袁氏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和为此习得的腾挪手段后，则这样的事对袁世凯来说也无足为奇。

　　原来，自庚子之变后，革命风起云涌，大清被迫以新政作秀。袁世凯是个对新事物兴趣极浓的人，表现得很积极，锐意改革，但他做起来才发觉自己的孤立无援。他也看出，清廷的气数已尽，不可救药。他对大清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志向抱负，都改变了，用其亲信的话来说，就是“始有予智自雄之意”。在这之前，他还想着在满清王朝这个台子上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自此之后，则有另起炉灶的打算了。因为，满人朝廷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而凭他的习性，他决不会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从此，他大力招揽“海龟”，抓人才。

　　开始的时候，他的手下还不明白个中奥妙，很久之后，谜底才揭开。袁世凯是在“养士”。江浙一带的村中老太婆，在家中蓄养非亲非故的幼女，养大了，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卖了，俗语说这样的女子为“瘦马”，用意跟养士差不多。袁的“养士”，是现在收买这些革命党人，图着以后可以加倍生“利”。后来，他真的做成了这笔大生意。

　　袁世凯曾发感慨：“皇上驾崩后，一定会有摄政王，而且，这摄政王恐怕要跟我计较以前的事，不顾大局，我的事恐怕要遇挫折。我这话要说不中，大清朝尚可支拄残局，要是不幸言中了，则一定有那些愿意同归于尽的。檀道济说‘坏汝万里长城’，他跟我为仇，他能得到什么好处!”这话微言大义，让后人听了，真不寒而栗，不得不感叹袁世凯心计之深，计虑之远，真正是雄才大略，寥廓恢弘。他是不会做那与大清朝“同归于尽”的人的。如果后来的摄政王果然有谋国之才，则恐怕不会贸然罢斥袁世凯：他要么干净利落除掉袁以绝后患，要么效法当年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故智，反而更加倚袁为干橹。袁氏固然不是什么忠臣，但要他自己举兵造反则还有点难为他。他的确像曹操，曹操权位过于皇帝，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终其一生，他大概惧于言论，没有做出废立自代的事来，曹操之得魏武帝这一帝号，还是拜他取汉而代之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所赐。

　　结果摄政王见识短浅，优柔寡断，对袁的处置两不搭界，反而激起他的不臣之心。最后，大清完了。

　　袁世凯，这个具有着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的枭雄，到底不是大清的救命稻草。

　　正文 第41节：气度决定了格局

　　(六)气度决定了格局

　　袁世凯在今后的日子里，牛气烘烘的根本在于拥有最精锐的六镇北洋军，并且，全部都是他的心腹掌管的，朝廷根本就调动不了。所以，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选择实际上就成了大清的选择。是跟革命党死磕，还是另谋企图?这时的袁世凯，显现了枭雄的气度和眼界。他想的是最高政权。袁世凯玩起了“两头敲(敲诈清室和革命党)”来夺取权力。

　　他先是暗示清朝政府和革命军队谈判，然后他私下和革命军队谈判，就是现在教科书上说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袁世凯要让革命军承认他当总统。其实在那个靠实力说话的年代，除了袁世凯，中国有哪个人能坐上这个位置呢?

　　当一切都谈拢了之后，袁世凯再次展示了他的战略眼光，他回绝了手下的馊主意，决定了“婊子要当，牌坊也要立”，他给了清朝王室优厚的经济待遇，进行了赎买，有效地安抚了清朝满族上层的情绪，毕竟人家已经统治过中国二百多年，影响还是有的。而钱，对于老袁是算不得什么的。说他沽名钓誉也好，虚伪也好，说他为人大度也好，不可否认的是，袁的这一“气度”，让中国的近代史减少了许多血腥杀伐的暴戾气息。

　　袁世凯的气度，不管是真有这份涵养，还是一种投机，反正是发挥了极其有效的作用。在上台后，他也屡屡表现了这一点，以至于当时不少人对未称帝时的老袁印象很好。

　　有个故事流传得很广，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素以狂狷著称，曾拿袁世凯所颁的勋章当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把袁世凯骂得狗血淋头。这要换成别人，早就派手下收拾他了，但袁世凯竟没有这样做，而是忍了，而且也没有秋后算账。这件趣闻，大家是当章太炎的名士派头来津津乐道的，却忽视了老袁的不俗表现。

　　无独有偶，史学大师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要邀他跑龙套时，开出三十万元的价码，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先付十五万的定金。结果，当皇帝的事没成，王闿运自然也没帮上忙，但他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就派自己的老仆周妈来北京找老袁要账。袁世凯此时心情很糟，当然不愿意给钱了，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拒绝了。周妈却不肯，很有韧性地纠缠起来，天天到袁府闹事，话讲得难听。事情闹得很僵，影响也很恶劣。袁忍无可忍了，就派手下吓唬这位讨债的，老太太见此，更怒了，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大骂。袁枭雄居然又忍了，把周妈请进家里，管吃管喝管玩，本想以此来收买周妈，但周妈吃也吃，喝也喝，却照样要债不误。在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大家也都是当笑话看，取笑老袁的尴尬与郁闷。其实也不然，要是换成别的军阀，哪有这样精彩的戏——十个周妈也脑袋搬家了。

　　至于宋教仁一案，与袁的关系也很扑朔迷离。“不是手底下的故意自为，就是会错了袁意。宋教仁曾被认做袁党，袁也一度想把总理一印交掌宋氏。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态度，不过是蒋介石对林彪或者周恩来的态度，最多是恨不为己所用罢了，下杀心恐怕还差点直接证据，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可孙中山一怒就兴兵讨伐，且不说不符合民国制度，开了后来混战之乱局，实在让人郁闷。”(燕三飞《袁世凯宋教仁们的一点是是非非》)

　　“宋教仁到死也没怀疑到袁世凯头上，死前写下信札一封，寄给了袁世凯，信中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原载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民立报》，转载自唐德刚《袁氏当国》)

　　袁世凯是与曾国藩截然不同的一种典型。他出身比左宗棠还寒碜，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也谈不上有什么学问，但最终却能成就曾国藩未能成就的事业，并且在晚清的汉臣中，以他的文凭、背景，能做到这一地步的，是绝无仅有了。

　　看来，老袁能做大做强，形成天下之优势格局，在于能忍常人之不能忍，这也是一种强势的策略。袁世凯的才能是值得肯定的，否则也就不能在那个历史风云变幻的时代崛起。他的权谋机变、他的包容气度是可以看出来的，尤其从他识人用人之术可以看出来。他的手下真正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人才济济有容乃大。

　　引袁世凯自己写的一首诗为本章作结：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X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正文 第42节：成大事者，一半在天

　　第八章

　　翁同龢：搅局之王

　　帝师翁同龢是个职业的“搅局者”，如果碰到这样的对手，你得加倍小心，因为这种人难对付。这难就难在他就像一个刺猬一样，你找不到地方下嘴，但是他却能随时刺你一下，让你不得安生。翁同龢出身名门望族，是两朝帝师，身世显赫，家道殷实，不贪钱财，所以无欲则刚，不怕“纪委”来查，而且是南派清流领袖，占据了道德高位，随时都能放你一炮。所以这时他的中心工作就是拆对手的牌，只要你李鸿章、荣禄和不了，那就等于是我翁同龢和了。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有人讽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话，合肥是代指李鸿章，常熟则代指翁同龢。以前只有当了大官，才能以他家乡的名字称呼，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所以常被称为“李合肥”。翁同龢是常熟的，所以称为“翁常熟”，而“司农”是对户部尚书的称呼，翁同龢曾经是户部尚书。

　　李和翁斗了一辈子，死后挨骂还被相提并论，也真是缘分啊。李宰相“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地“一路扶摇”了几十年，而大清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当宰相的自然难逃干系，说他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还算够意思了。

　　至于常熟的翁部长，“司农常熟世间荒”的骂名，却可能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忠臣，就像台湾现在的“打马捍将”王仕坚一样，是可以自比古时候的比干的。然而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在其任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他也许是个好人、好学者、好书法家，但绝对不是个好的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也不是个好的“帝师”，更不是个合格的改革家，他甚至连个真正的“维新派”都算不上。唯一值得后人称道的，也许就是他的学问和书法了。

　　(一)成大事者，一半在天

　　翁同龢，光绪年间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又是两朝帝师，权势可谓炙手可热。他是江苏常熟人。常熟这个地方，虽然只是个县级市，却被誉为“人文昌盛之邦，文物著于江南”，可以说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翁同龢有个好家乡。

　　他出身于干部家庭，父亲是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又是两任皇帝的“帝师”。大哥当过安徽巡抚，三哥当过湖北巡抚。一家子不是帝师就是省长，翁同龢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成长于这样的环境，又会念书，自然文才出众。他在咸丰六年中了状元。更了不起的是，没几年，他侄子也中了状元。翁家的辉煌，世间少有。

　　翁同龢的状元，来得很有趣，跟一根人参分不开。

　　殿试前一天，翁同龢的父亲考虑自己家离殿廷太远，怕早上翁同龢起床太早，加上路途颠簸，影响了实力发挥，于是，为了方便，就和户部尚书孙瑞珍商量，让翁同龢住他家。

　　这本来是被打搅的事儿，可正中了孙瑞珍的下怀。原来，孙瑞珍的儿子正好也要参加殿试，孙瑞珍暗忖道：我儿子虽有希望夺取状元，可小翁水平更高，把握也更大，得借这个机会治治他。于是，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晚上，孙尚书弄了一大桌子菜招待小翁。吃的时候，孙尚书甩开膀子地灌酒。小翁念书行，喝酒却不行，没整几杯就歇菜了。孙尚书见此十分高兴，就让自己儿子赶紧睡觉去，而与小翁谈天说地，忽悠了两个钟头。

　　实在没啥好扯的了，孙尚书又把小翁弄进书房，开始絮叨殿试的注意事项，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说。其实这些常识，小翁早就烂熟于心了，根本不必要再听，但又不好意思说想睡觉，只好强撑着精神听孙尚书忽悠。如此反复指点，直讲到深夜。孙尚书“熬鹰”熬得自己都困了，才放小翁去睡觉。

　　第二天，小翁耷拉着脑袋，黑着眼圈去考试。拿到卷子，没看几行，就觉得双眼发涩，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眼看就完蛋了。突然，小翁瞄见“参与朝政”的句子，“参”字使他猛然想起，父亲曾给他准备了两支长白山老参，藏在他的口袋里。小翁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掐了一截，塞嘴里，慢慢嚼。说来也怪，没几分钟，就感觉精气流贯，神志清晰，思维敏捷，文如泉涌。小翁就跟打了兴奋剂似的，抖起精神地干，一气呵成，按时交卷!真是比现在的补药、吸氧什么的强得多。

　　翁同龢像考完回家，把吃人参醒脑提神的事一说，家人也大为惊奇。小翁中状元后，家人便把另一支人参供奉起来，视为神物。

　　据说，过了数年后，小翁的侄子翁曾源吃了供奉的那一支人参，也高中状元。

　　当然，人参只是推动力量和辅助作用，小翁的真才实学自然是根本原因。但在中了孙尚书那阴险的圈套后，这根人参还真发挥了扭转局势的作用。

　　不过这只能算是逸事了。翁同龢二十六岁便中了状元，确是聪明过人，至少在学识上比他那四十多岁才靠他的关系中状元的学生张謇要强得多。但张謇因为坎坷的经历厌倦了官场的黑暗，转而从事实业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历史地位，所以毛主席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而我们的大书法家翁同龢呢，顺利的仕途使他在官场流连忘返，从事“道德政治”所带来的虚荣使他难以自拔，终于使得他一生无甚建树，郁郁而终。

　　正文 第43节：无处不在的制衡潜流

　　(二)无处不在的制衡潜流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书法外，有两件事最引人注目。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这两件事可算近代史上头等大事件了。而他在这两件事上的表现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同时这两件事也是对他的政治家能力的两次考试，结果如何呢?状元还是那个状元吗?

　　先说甲午战争。没开打之前，光绪皇帝就摩拳擦掌地想跟小日本干。因为“儿皇帝”经常让阴沉着脸的老太婆压着，很想通过打赢这场战争树立自己的威信，好挺起腰板做皇帝。

　　老太婆则一向小瞧日本，再者平时受够了洋人的鸟气，也想杀鸡给猴看，通过打败日本警告列强。李鸿章则头脑更清醒，认为中日实力相差悬殊，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量避免战争。

　　翁同龢呢?以主战派面孔出现了，极力要求打。他表态：朝廷既然花这么多的银子搞军事现代化，总得观观效果吧。就力主添兵，速赴朝鲜。

　　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打了两个星期，李鸿章开始琢磨变通了，他建议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翁同龢却反对。他以军机处的名义答复李鸿章：“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帮忙，单挑没问题。”这话说得够牛?的了。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了。第二天一大早，翁同龢知道了消息，当场就怒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被动防御，耽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并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十七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二十一日，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力主继续战斗。这种想法并没有错，战略判断也是对的，但是翁同龢并非行伍出身，对中日两国的战斗力差距缺乏清醒认识，所做部署无异于纸上谈兵。二十四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由于淮军暮气沉沉，抵抗不利，次日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等地。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可见战争是对翁同龢有利的，事情危机，他倒凭着一腔热血升官了。

　　翁同龢是拿这场战争来赌光绪和自己的前途的，因此狂热地渴望胜利，但是这种要钱不要命的赌法注定将以惨败告终。他太没有章法了，焉能不败?当翁同龢知道金州也失守了，旅顺快保不住了，就慌忙派唐仁廉去增援。二十二日旅顺也失陷了，翁同龢“愤虑难当”。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日军也是拿国运来赌这场战争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上下一心，准备充分。这一次，他们抓住了，也抓对了机会。一月十日盖平失陷。十四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清流这帮文人毕竟都是科举中磨炼出来的，玩文字功夫一流，说自己向来不敢“阿附议和”，巧妙地将问题转移到“该不该议和”这个永远也扯不清的道德争论上，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主张战争，为一己之私克扣军饷的责任都被撇清，顺带还强调一下自己一贯的爱国立场，多么精彩的表白啊。可惜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只认刺刀，而这恰恰是我们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最不擅长的。面对接连的惨败，翁同龢就像一个明天就要考试而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的小学生一样临时抱佛脚，提出“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当然没有任何用处。他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谈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十三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二十二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坚决反对，而且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好一副爱国主义的面孔，可惜记性太坏，忘了是谁造成“必欲以割地为了局”这种万劫不复的局面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翁同龢只好发挥自己的特长，高调宣扬爱国主义以掩盖自己的责任，当他得知光绪帝希望议和速成时，再次“力陈台不可失”，而且指出，如割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我们的翁师父真是为国为民，可惜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结果条约还不是签了。翁同龢又“极言批准之不可速”，竟然想学李鸿章玩“痞子手段”，可见方寸大乱。翁同龢收到台湾士绅丘逢甲等自台湾来电后发出“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可惜只是感慨，没有付诸行动，不过他要是真的以身殉国的话可能下场还要好些，失误不仅可以一笔勾销，还将作为伟大先烈载入史册，我们翁师父显然没有做先烈的打算，所以他还是有面目活在世上，看来曾国藩老先生的“挺”经真是深入人心，不分清流浊流，大家都运用自如。

　　由此可见，整个中日甲午战争，慈禧和光绪要负领导责任，李鸿章要负执行不力的责任，而翁同龢呢，只需要高喊口号，发发感慨，提些没什么作用的建议，最后竟然似乎什么责任都不用负，还博得个爱国的好名声，真正算得上个“聪明人”了。只可惜，老百姓虽然看不出来他的如意算盘，他的主子慈禧太后却通过此事将这一对师生(翁同龢与光绪)看透了。也为几年后一拍子将他们打下去埋下了伏笔。

　　通过王伯恭(曾任袁世凯的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我们来看看翁师傅心中的小九九吧。

　　“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爱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是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正文 第44节：一扯后腿，二拆后台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07-12-4 17:20:50 本章字数:1365

　　(三)一扯后腿，二拆后台

　　翁同龢，是豪门子弟，应该是见过挥金洒银的场面的，但他对手里的公款有时却很抠门。

　　这不是好事，而是完完全全的坏事，甚至还是有罪的。因为他抠门的原因是整治政敌，场合是国防大事，后果是甲午战败。

　　1894年5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与此同时，对侵略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达朝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而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龢有密切关系。

　　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李的苦心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赶上了中国。十年前那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晃悠，甚至停在日本海岸秀一秀。当时，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东看西看，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而十年后呢?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当时正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因资金问题而被迫中辍，结果此船被日本人购去，这就是日本战舰“吉野”号。战备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败?

　　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五百万军费哪儿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以银子解部充饷。”

　　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斗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实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那是没用的浪费。可笑的是，后来翁同龢竟然还是主战派。

　　翁同龢在此处处刁难北洋水师，说到底就是整李鸿章。而到了甲午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整个时代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翁同龢和其手下文廷武、张謇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翁同龢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翁同龢此后在政治舞台上也并没有待很久。1898年6月15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永不叙用。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应得的下场。

　　正文 第45节：得罪一个人，堵死一条路

　　(四)得罪一个人，堵死一条路

　　《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翁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这已不是是否主战的问题了。

　　在主战的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于中日交战之际，不顾国家安危，挟嫌报复，以私害公。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为其立传时论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龢所着急的问题了。”可翁同龢为什么要整治李鸿章?

　　在《走向共和》中，光绪皇帝也对翁同龢说：“朕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劾令兄翁同书一事，你们结下宿怨。但你们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总要和衷共济才好，千万不可因私而废公。“大臣之间有私人恩怨非常平常，但是要皇帝亲自开口点明劝和，可见矛盾之深。那么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矛盾呢?

　　他们二人，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一桩恩怨，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

　　当年剿长毛贼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于定远之役临阵脱逃，弃城溜走。李鸿章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寿州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所攻，幸亏当地团练的竭力抵御，太平军才得以离去。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彪悍，真是反叛了，危害比太平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想辙摆平这件事。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并把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龢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不过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而已，他并无投降的心思，首级交付以后，叛逆如初。

　　于是，曾国藩本来就因翁同书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现在又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忍无可忍，上书弹劾。曾国藩文采一般，想写却难于措辞。何况，翁同书又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师，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严惩，实在很费踌躇。

　　曾国藩便让李鸿章帮着写，结果拿来一看，连呼精彩。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无奈，朝廷只好判了翁同书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翁父听到后，一口气没缓过来，蹬腿西去。朝廷借着翁父翘了辫子的机会，顺水推舟以眷念师傅的名义，将翁同书的斩刑改判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一纸弹劾而弄得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果然，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倾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麦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刚开始，李还有太后的保护伞，而此时，翁同龢却带领一伙人不断进攻。此时的李鸿章官无翁大，面对翁同龢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由此可见翁同龢的心X狭隘，睚眦必报。

　　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鸿章因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试图说服他撂挑子不干，从而空下大学士的位子给自己，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李并表示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从而使得翁成不了真正的宰相。这算是李给翁的一个小小的报复吧。由此可见翁李仇隙之深与李鸿章对翁同龢的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