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快递单号查询跟踪:谢岳：畸形“维稳”暗藏秩序危机

谢岳：畸形“维稳”暗藏秩序危机

(2011-03-07)

　　                                                                                    ● 谢岳

　　过去几年，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冲突与政治不满，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加大秩序建设的力度，希望通过努力来减轻来自底层社会的政治压力。这种回应社会无序的做法，官方称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顾名思义，“综合治理”就是动员和运用各种办法，打击与防范对安全与秩序造成危害的种种因素。但是，政府积极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报。在全国各地，犯罪和群体性事件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相反，不计其数的恶性犯罪和大规模社会抗议与日俱增，给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为什么会出现“越维越不稳”的难题呢？笔者认为，这与国家推行的畸形“维稳”政策有关，这种政策不仅无法提高政府的“维稳”能力；相反，它本身还会制造矛盾和冲突。

　　畸形“维稳”策略的第一个弊端表现在，国家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不是诉诸于司法，而是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行政和政治力量。尽管30多年的经济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但是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全能主义政治的窠臼，司法系统长期以来依附于政治机构和政府机构，难以独立出来。对于公共秩序这样的社会问题，共产党仍然习惯于沿用“毛时代”形成的传统，每项政策都亲力亲为，特别当公共秩序受到挑战的时候，它会毫不犹豫地将公共安全问题与政权问题联系在一起，重申“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意义。这种公共秩序维护的政治化倾向，表现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每个环节。该项政策从倡议、决策、执行到监督，都是由中共中央的有关机构说了算，司法机关只能遵照旨意被动地执行。

　　国家对政治和行政力量的青睐，必然将司法系统边缘化，而司法边缘化的后果则是，中国社会缺少一套有效的、被社会所公认的矛盾化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势必越积累越多，社会冲突也会越积越深，对抗的程度也会随之越来越强。在多数情况下，运用政治和行政手段回应社会冲突，只能解决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利益诉求，国家只能以拖延、拒绝或打压的方式，让它们暂时地消失。运用政治和行政手段应对冲突，还会带来抗议的目标转移。那些日常无政治目的的抗议行动，由于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它们会将不满的对象不断升级，从对政府官员转向对整个政府的不满，最后升级为对政治制度的不满。抗议处理的政治化是国家制造政治对手的罪魁祸首。

缺乏有效的责任机制

　　畸形“维稳”的另一个表现是，“维稳”策略的执行缺乏有效的责任机制。尽管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建立起对官员实施秩序维护的责任追究机制，逐步将它的权重提高到与GDP增长几乎同等的水平，并且在过去十年中，这种责任制被进一步强化了，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票否决”的压力。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这种责任制在约束地方政府官员方面效果甚微，他们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规避责任制的制约，使得地方社会的秩序维护处于事实上的无人负责状态。

　　“一票否决制”在执行过程中通常因人而异：官位越大，其逃避责任的机会越大；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政治地位越高，其逃避被处罚的机会也随之增加；责任人受到政治保护的级别越高，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承担责任的政府官员级别很低，而更高级别的政府或官员则能以种种借口，成功地“幸免于难”。既然责任制对多数干部和政府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约束，“维稳”的责任制就被架空了。因此，即使中央反复强调“维稳”的重要性，地方政府仍然可以忽视这些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对秩序维护的三令五申，在很多地方特别是落后地区只是一纸空文。

　　畸形“维稳”还表现在“花钱买稳定”上。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维护稳定的另一个基本经验是，运用更多的资金投入来支撑“维稳”系统的运行。这些资金十分庞大，估计在2010年超过了军费的开支。“维稳”的经费开支大部分用于“维稳”系统的行政开销，其中，公安系统的开销最大。但是，庞大的支出并没有根本地扭转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警力缺乏的问题。由于上级政府下拨的“维稳”经费大多被地方政府挪作它用，很多地方的基层派出所仍然装备落后，人员老化，素质低下，人手缺乏。“维稳”的经费投入还有相当大的部分用于安抚“闹事者”，在那些抗议比较集中的领域，例如，土地纠纷、违法拆迁、环境污染，各级政府的相应部门都自设了一定的“维稳”资金，诱使那些难缠的“钉子户”与政府达成暂时的妥协，或者放弃集体维权，或者放弃进京上访，或者放弃其他激进的行动。

　　庞大的“维稳”并没有带来积极的后果，相反，这种“维稳”策略却产生了其他问题。一方面，这些投入无形中减少政府在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它会加剧那些贫困者的不满；另一方面，大量的投入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大了它们的财政压力。政府直接地运用“花钱买稳定”的办法更是一个权宜之计，它们不是着眼于解决冲突，而是说服那些不满者暂时放弃抗议升级，以免当地官员被上级政府处罚。这种办法的一个附带结果是，它鼓励更多的抗议者将他们的行动升级，因为他们深知政府的“软肋”在哪里，所以经常采取“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策略，并且十分有效。事实证明，“花钱买稳定”的政策并不得法，钱没有被用在刀刃上，政府维护秩序的能力并没有因为花钱多而有所提高，反而是下降了。换句话说，花钱越多，政府“维稳”能力越小，社会冲突越难以解决。

　　国家之所以迷信当前的畸形“维稳”策略，是因为政党统合政府的能力还很强、政党在社会的动员依然有效，并且长期的经济增长为“花钱买稳定”提供了前提，然而，一旦这些条件恶化，国家维持秩序的能力就会一泻千里，公共秩序也会因此陷入一种无序状态。因此，中国应当反省不当的“维稳”策略，避免社会秩序陷入危机之中。

作者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