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重庆的文化实验

现在唱红，和当时唱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有一个通过克服危机，走向一个新的阶段的过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红缨 李强）

3月1日，重庆卫视宣布不再播出商业广告，以建设“主流媒体，公益频道”为目标。在1月，它已将黄金时段全部用于播出红色文化，以打造全国第一“红色频道”。

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近日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卫视将由财政支持运营，并坚持“我爱中国红”。“中国红”是重庆卫视2009年的新定位，以播出红色精神为主题节目为主要标志。

当地分析人士认为，卫视的改版和定位，将使重庆的“唱红”走向机制的常态化。

重庆自2008年开始的唱红歌，及政府主导下的强势红色文化宣传，一开始就伴随着外界的质疑之声。何事忠反驳说，谈到“红”，少数人反对，以为是搞“左”的一套，甚至与走“文革”老路联系起来，这完全是错误的。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因为对重庆现象有浓厚的兴趣，已在重庆国资委挂职一年。他认为，重庆的唱红，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各种矛盾和危机，执政党对塑造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寻找。

唱红

唱红歌是继“打黑除恶”之后，重庆成为各界焦点又一“重庆事件”。它与“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一起构成了重庆式的“红色文化”。

研究重庆模式的重庆党校教授苏伟说，“这个活动是由薄熙来书记倡导发起，从而在全市上下掀起了热潮。”苏伟于近日与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等人，合作出版了《重庆模式》一书，书中对重庆的“唱红”给予了充分肯定。

重庆全面启动唱红活动始于2008年7月，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要求传唱活动在重要纪念日，通过群众性文化活动加以开展，坚持以“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为主题。

2009年6月18日，重庆市委三届委员会再次做出《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其中要求“深入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使之成为弘扬主旋律、提振精气神的有效载体，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品牌，成为全体市民的文化风尚。”

这个决定提出的具体的实施内容为，每年举办一次全市红歌比赛，重庆电视台推出每日一歌，每个区县至少提供一个大型红歌坝坝舞广场，建立“红歌网络中心”，深入推进红歌进社区、进农村、进机关、进学校、进军营、进企业等等。

这个决定的内容，后来也进入了重庆“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

薄熙来作为倡导者，也多次亲历到唱红歌海洋之中。2011年元旦，他与部分留守儿童，来到市中心的解放碑广场，与现场数万市民一起迎接新年钟声。薄站在市民之中，领着他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苏伟的学生都是在职的官员。“现在利用开会前几分钟，大家会唱唱歌，反正过去也是闲聊时间，有时上课前，班上也组织唱红歌，我也跟着唱，上起课觉得特别有劲。”

市民中间，也有不少倾力的参与者。张树森是重庆红歌研究会会长。这是他和爱唱歌、且“经济不错”的朋友，自发建立的组织。他说，这个研究会，这几年已投入近100万了。

张树森的另一个身份是树森律师事务所主任，他本人在BT投融资建设模式颇有建树。他还是市政协委员，2010年的地方两会，他提交的提案是将《红梅赞》作为市歌。

市委宣传部后来答复说，为时过早。张树森说，我觉得它能代表重庆，时间正好。

据统计，2008年6月以来，仅参与唱红歌的市民就超过9405万人次。

争论

重庆轰轰烈烈的唱红引起很多关注及争议。

最严厉的质疑，是怀疑重庆是否要恢复文革的做法？还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不能凭政府的喜好，去强制性推广一种文化。

重庆某大学一位教授说，我们这一代人，听到红歌的确热血沸腾，涌起特别的记忆，但那些年轻人呢，他们会相信吗，组织他们唱红歌，就是一场形式。

张树森的重庆红歌研究会去年举行了全市首届少儿红歌会，最小参赛儿童才4岁。他也听到很多批评之声。张说，这些孩子都是自愿来报名的，我们还为他们出服装费，孩子们热情很高，早上4点多就起床了，家长反应强烈觉得还应该搞。

苏伟认为，重庆的唱红，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了。

首先红歌的内容很广泛，除了革命时代的老歌，也有《北国之春》、《长江之歌》这样的经典曲目。普及读物《读点经典》，“红”的内容也只有一两篇，其余是古文，古诗词，以及国外的经典作品。

对于重庆卫视，苏伟说，它的《信念》等栏目，也有苏格拉底、蒙田、林肯这些内容，观众不爱看，换台就是了，不会强迫，“这是一种选择，除了娱乐，你也要允许这种文化存在”。

崔之元也认可这个观点。他观看过一次“重庆国资大舞台”的唱红演出。两个年轻人唱《太阳最最红》，“最开始是迪斯科音乐，两个人用说唱形式，讨论说，要不要参加，参加有什么意思，后来决定，参加。最后才开始唱。”

“所以，重庆唱红有一种和时代结合的东西，不能理解单纯的复旧。”崔之元称。

寻找

崔之元认为，重庆的唱红，其实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现象。

“薄熙来实际是从一个执政党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考虑它应该做什么事情，为实践执政党的执政价值和执政合理性在进行实践。”崔之元说。

首先，薄熙来要带领重庆这个西部直辖市跨越发展，实现中央的部署，重庆也在推进一系列的开先河的改革，那么，文化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

薄熙来在三届五次全委会上曾发言说，古往今来，变革与发展都要有先进的、符合实际的思想做先导。思想文化的优势是更内在、更持久、也更难替代和模仿的竞争优势，精神文化生活还关系到发展方向和发展目的。文化对社会的推动和导向，在于它核心的内涵是一种价值观念，是理想、信念和信仰。我们抓文化就是抓方向。

其次中国社会面临价值严重缺失。

苏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理论上讲主要是向西方学习，但是有一个缺陷，我们借鉴了西方市场体系的一套，但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却没建立起来，长期处于价值空置和制度空转，这使发展难以为继。

“所以未来30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让人民幸福、尊严的社会，在理论上必须要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上下功夫。”苏伟说。

薄熙来在今年1月召开的宣传文化工作会表达过类似观点，当今世界的较量，不仅是经济的较量，还有精神文化领域的较量。我们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但国家建设起来以后向何处去？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我们的国民相信谁，他们的思想到底受谁影响？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需要冷静地想一想。

在精神文化的塑造中，薄熙来选择了红色。

薄熙来曾表示，共产党把中国建设成这样的经济实力，那它的文化也应该是站得住脚的，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历史上的文化，一个是共产党的文化，这两个文化我们弘扬一下，这就叫唱红。

薄熙来同时说，“红”讲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老百姓服务，这就是共产党当时建党的本意，为天下老百姓服务，能够解放老百姓。

崔之元认为，重庆这种现象，用弗洛伊德理论解释，人面临一些危机，心理分析的重要方法，就是回到童年，去寻找解决原因。“现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现，执政党也面临各种挑战和困惑，这个时候，它无意识地就会回到传统，回到最初的过去，去寻找原因。”

而“现在唱红，和当时唱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有一个通过克服危机，走向一个新的阶段的过程。”崔之元说。

崔之元认为，薄熙来的做法，更深层次上，也体现了执政党对领导权的一种新思考。

“某种意义上，重庆正在进行这样一场实验。”崔之元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