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衫先生李里的世界

老人与我 之六

回忆刘知渐先生

    远房祖公教育家李仲耕先生生前给我引荐了两位让我终身受益的老师。一位是今天还健在的四川师范学堂九十八岁的经学家杜道生先生，一位是十二年前就已去世的重庆师范学堂八十四岁的文史学家刘知渐先生。

    认识杜道生先生的时候我已是在异乡教书的大学教员，而认识刘知渐先生时我还是个在故乡求学的少年。由于对偏重知识技能而轻慢德行的新式教育的不满，再加上自己对文艺的偏好，初中毕业后我就没有再进洋学堂深造，而开始了自己的自学之路。那几年我独自住在父亲任教的重庆师范学堂的一间宿舍里，尽情学习大学文学系的课程。远在成都的祖公仲耕先生知道我辍学自修，便介绍我去拜见他的多年好友刘知渐先生，说刘先生是前清的进士举人教出的学生，很有学问，在重庆师范学堂文学系教古典文学，叫我去向他请教。于是自修之余我最幸福的事就是到同住学堂的刘知渐先生那里请教，听他滔滔不绝地对历史文化的精彩分析。

    刘先生当时八十岁，因骨质疏松脚软无力，承受不起身体的重量，已经几年不大出门。即使走路，也是拄着拐杖，半步半步地移动。就这样老先生也还时不时移动到学堂后门的书摊去买书。刘先生个子颇高，脸方方的，戴一副有很多圆圈的高度近视眼镜，有很多圆圈的高度近视眼镜下的目光却炯炯有神。我最初拜见刘先生时，他的老伴刚去世，两室一厅的教授屋显得空荡荡的，三间屋中除了先生和他睡的床,坐的书桌藤椅，就是一个挨一个的简易竹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王国维全书》、《陈寅恪文集》之类的大书。或许因为老伴不在，没人打扫，书上全有厚厚一层灰。不过刘先生高度近视倒也看不见。一次刘先生出门忘记带钥匙，半天进不了家，索性请人来将门锁下了，所以刘先生的家是随时可以推门而入的。我几回推门进去，刘先生都不知道。他说他的耳朵越来越背，听不见敲门。而刘先生在炉子上烧的饭菜更是经常因为看书而忘记，不是煮糊就是烧干，有时竟将锅也烧穿了。于是刘先生又只好半步半步地移到学校后门外去买锅。

    刘先生在生活上虽然很吃力，但谈起学问来却非常自信，思维敏捷，滔滔不绝。刚见我时，刘先生就告诉我他还准备写《新人性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国通史》三部大书。《新人性论》要总结古今中外对于人性的议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文化》是要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商品经济的道路，《中国通史》更是要纠正建国以来对历史研究的偏见。刘先生讲学问上一定要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特别不要迷信权威。他年轻时写了一本《桃花扇》研究的书，就是针对郭沫若、欧阳予倩等大名家对于《桃花扇》的错误见解而作的。四十年代他曾和梁漱溟先生就中国未来道路的问题争论了三个多小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对于很多人都崇拜的弘一大师李叔同，刘先生也有批评，说他不要第一个妻子是因包办婚姻，情有可原。第二个日本妻子却是志同道合，他竟也绝情决意抛弃出家，说是普渡众生。一个妻子都不爱的人，又怎么爱众生呢，这不是虚伪吗？刘先生经常讲就是对于毛主席也要正确评价，敢于批评。毛主席最大的错误是鼓励生育。乾隆年间到建国初几百年中国都保持四万万人，毛主席当政二十多年就增长到七八亿，这将是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另外毛主席肯定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不能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只能出新皇帝，这是与马克思学说相悖的。毛主席是个大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就是夸张，说大话不脸红。不过刘先生也讲正是因为他敢于批评，敢于说自己的意见，在生活中也得罪了不少人，他解放后几十年被整就是因为得罪了毛主席的秘书康生，但刘先生接着又说为了追求真理得罪人也不怕。

    对于权威名家，刘知渐先生每是大胆批评，但对我这个老朋友介绍来的求学青年，刘先生却非常热情。每次去刘先生总要诲人不倦地给我讲许多东西。讲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必须走商品经济的道路才能富强，农业经济积累的财富太有限。汉初七十年的储备，汉武帝打两次匈奴便用光了。而中国历史上最早讲商品经济的就是《商君书》。刘先生特别强调《商君书》短短二十篇应好好研究，对未来中国还有用。每每谈到这些，我都能感到一位风烛残年、行动不便的老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关切。谈国家前途命运之余，刘先生还教我古文诗对、治学方法。刘先生讲他幼时从前清举人老师读书，老师教一篇《古文观止》上的文章，就叫他仿着那文章的笔调做一篇文章。后来又读《古文词类纂》，受到了严格的桐城派古文训练。十四岁前已将《资治通鉴》读完。刘先生教我做古文一定要简洁，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能要。读了我用古文做的《小三苏传》，称赞文章写得不错，就是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用得过多，让我在古文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又教我用作对联的方法来写文章就是骈文。做对联以构思奇巧、内容丰富而简短为贵，太长的对联就像文章，丧失了对联的妙趣。曾文正公是对联大家，值得学习。诗歌因其抒情性，在众多文体中最有长久的生命力。新文学作家中做旧诗的只有鲁迅先生功底最深厚，像郭沫若、郁达夫、苏曼殊辈都是以才气取胜。还教我读书要不求胜解，若求胜解则容易被困难挡住。往往书读到后面，前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读到那本书，这本书的问题就解决了。刘先生还告诉我写毛笔字主要靠功力而不是才气，要舍得下功夫。刘先生的这些教导，对于一个热爱传统、立志自学的青年来说，简直如获至宝，心中真是感激不已。刘先生教我的许多东西，现在也成了我教学生的东西。在刘先生客厅的两把竹椅上，八十余岁的刘先生每次都毫无保留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而十七八岁的我也每次都如饥似渴地静静地听，空荡荡的房间里我们一老一少经常从黄昏谈到黑夜。

    祖公仲耕先生做了一首《临江仙》词赠我，说刘知渐先生的小楷写得最漂亮，让我请刘先生写来送我。刘先生虽因骨质疏松引起手抖，不便写字，还是花了很大力气给我写了出来。临末刘先生还题了一段话：“老友仲耕先生以《临江仙》一阕赠青年学子李里君，嘱余代书。余年八十有二，久不执毛笔，徒贻笑耳。乙亥暮春刘知渐”。得到这幅两位耄耋老学者合作的书法词作，我自然是格外珍爱，一直带在身边，漂泊到哪里就挂到哪里。另外刘先生还送了我一部《现代千家诗》，上面就收有两首刘先生漂亮工整的七言律诗。

    我头两年去请教刘先生时，刘先生总是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里，两年后屋里不知不觉间多了一位约莫四十上下的女子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女子看上去是颇有文化而能干的，男孩管那女子叫母亲。女子在刘先生家似乎非常熟悉，且颇有些主人的样子。但刘先生每次见我还是滔滔不绝地讲学问，并未介绍这女子与男孩。自此以后刘先生的家门便上锁了，不能再推门而入，这让我心中疑惑了很久。又过了一年，我才从学堂旁的先生那里听说，那位女子是刘先生新娶的妻子，比刘先生小四十多岁。这使我异常惊奇，更希望了解刘先生。原来女子的祖父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鲜英。抗战时期，鲜英先生在陪都重庆上清寺的公馆特园就是周总理、张澜、黄炎培诸先生时常聚会的地方，被称为民主之家。而鲜英先生与刘知渐先生正是多年知交。解放后的动乱年代，鲜英先生家受到冲击，子孙都被连累。鲜英先生的孙女在压抑中长大，性格非常内向，这期间刘先生一直暗中帮助。恢复高考后，鲜英先生的孙女考到重庆师范学堂，做了刘先生的学生。据与鲜英先生同学后又留校重庆师范学堂的先生讲，读书期间刘先生就将鲜英先生孙女的名字附在他的名字后共同发表过文章，还引来旁人许多非议，但刘先生从不在意。毕业以后，鲜英先生的孙女也结婚生子，但家庭生活不幸福，最终还是离了婚。刘知渐先生的夫人去世后，八十岁的刘先生就提出要和鲜英先生的孙女结婚，遭到文学系许多先生的反对，但刘先生毅然决然终于娶了鲜英先生的孙女。刘先生从未对我提起这些，我也没有和鲜英先生的孙女说过话。在刘先生的葬礼上，鲜英先生的孙女哭得非常悲伤。她在发言时泣不成声地说：她虽和刘知渐先生结婚只有两年，但感情却是很深的，刘知渐先生既是一位好老师，又是一位好丈夫，嫁给刘先生很幸福。

    知道刘先生和鲜英先生孙女的故事后，我更敬佩刘先生不随流俗的浪漫人格，对刘先生的生世经历也了解了更多。刘先生出生于民国三年，成都温江人。祖父是名医，父亲是清末秀才，教私塾于乡间，既耕且读。刘先生少小随成都五老七贤读书，年轻时做过四川省督学，后往新疆学院任教多年，解放后才到重庆师范学堂任教。刘先生原来主要研究历史，到重庆师范学堂后因文学系乏人，请他教授古典文学。刘先生却因此将历史与文学结合，创造性地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文学史：《建安文学编年史》，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才不断出现效法此书的各阶段文学编年史。由于刘知渐先生学识渊博，在许多方面皆有造诣，所以刘先生又任过《三国演义》研究会会长、元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诗词学会会长等。文革期间受迫害，子女受牵连被送到乡下，都没读过书。我只在刘先生的追悼会上见到过一次先生的儿女，都是地地道道的淳朴农民。

    刘知渐先生去世是颇突然的。鲜英先生的孙女虽是和他结了婚，但因工作在城里，并不每天到刘先生这里来。刘先生拉了几天肚子，可能无人知道，没及时治疗，结果因严重脱水而辞世。刘先生就这样走了，是鲜英先生的孙女没想到的，更是我没想到的。那时我已离开学堂，在城里的一个寺庙一边做整理经书的工作一边自学，去向刘先生请教的时间已不像先前那么多。得知刘先生逝世，我十分悲痛地赶到学堂，在刘先生的灵堂前给刘先生磕了九个头，把自己给刘先生做的挽联烧给了刘先生。挽联都是少年之作，不太工稳，但是颇能代表我当时的心情，也就抄录在这里：“有幸三生得饱学良师，岂料曩昔赐书成遗墨；堪悲一瞬失仁慈尊长，深惜昨日聆教化绝音”。

    十多年过去了，很多人事都已模糊，但刘知渐先生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给我滔滔不绝讲学的情景却依旧清晰。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那时真是太年少，向刘先生请教的时间实在不多，而且每次去也只是谈学问，对刘先生缺乏深入的了解，以至今天写起刘先生来，感到不少地方还是空白。最遗憾的是那时只知求教，对刘先生的关心照顾根本谈不上，而这些只能成为永久的遗憾埋藏心底了。

    是刘知渐先生让我这个自学的少年打开了眼界，窥到了学问的广大，懂得了许多治学的方法，认识到做学问必须融会贯通，更要将所学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不能只读死书，而且要勤于思考。还让我学到了做老师的诲人不倦。刘先生虽在时间的流逝中远去，但刘先生的教导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底，永不泯灭。

                                             共和国六十一年秋菊月渝州芳园子李里于成都传薪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