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学士学位:中国体育不能泡在运动会里

中国是世界上全国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开得最多的国家，除去已经中断的全军运动会、全国工人运动会、全国青少年运动会，还保留有全国运动会、全国体育大会、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全国农民运动会、全国城市运动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近年又发展出全国老年人运动会、全国智力运动会、全国冰雪运动会、全国水上运动会、全国大漠运动会，按每种运动会四年一个周期算，每年至少要举行3个全国性大型运动会，加上组团参加奥运会、亚运会、青奥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及应付世界性的杯赛、锦标赛，政府体育部门几乎就是泡在运动会里，一个运动会刚结束，下一个运动会的动员、誓师大会又紧锣密鼓地运作起来。
    体育泡在运动会里的后果    
    首先，造成体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每一个运动会都伴随着一批高标准的体育设施的建造。中国现在具备可以开展国际水平竞赛活动的场馆有6000余个，堪称世界第一。广州开过两届全运会、一届亚运会，每次都要新造一批场馆。沈阳正在准备举行第12届全运会，才修好不久的运动场要推倒重来。随着各地争办运动会的热情不断升温，上述数字还会继续增加。当这些设施的建设与地方官员的“形象工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相互攀比成风，而运动会后大都成为地方政府难以卸载的包袱，不少场馆体育部门难以经营自养，只好交还给国资部门管理，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浪费。
    我国的大型运动会大多开得十分华贵。兴师动众的开闭幕式文艺表演，张灯结彩的街景布置，规模盛大的烟火晚会，动辄万人的志愿者队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官员多要住高档宾馆，开出的都是一张张令人咋舌的账单。运动会期间还要举行各种文化活动、科学报告会，更增加了主办方的负担。至于因运动会而停工停产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以及学生停课练操、中断交通等等都干扰了城市的正常生活。
    其次，造成体育价值观的扭曲。“淡化金牌意识”的话题，已经讨论了多年，但“金牌大战”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的大型运动会都是以省、市、自治区政府名义组团参赛，为了一枚全运会的金牌，少则投资几百万，多则耗费几千万，因此“金牌意识”的形成和日炽，实际上是因政府对获取金牌所做高投入追求成本回收的心理使然。也因此，在运动会上，参加者为获得金牌不择手段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由于金牌和金牌背后高额奖励的催动，这些运动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高，对体育发展和社会促进的作用也有限。各种事件经常发生，常常被社会舆论诟病。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现在这种运动会体制已经造就了一大批非职业的“职业”运动员，在各种运动会上他们不断改变身份混迹其中。于是就出现了农运会上不是农民，牧民运动会没有牧民，少数民族运动会变成了少数民族运动项目的汉族运动会的种种奇怪现象，而大学生运动会则成了一批非大学生的专业运动员鹤立鸡群的场所。
    再次，造成体育改革的严重滞后。周而复始、花样繁多的运动会，使体育部门无暇思考体育的改革、体育的发展战略、体育的法制化建设，于是短期行为长期化，急功近利常态化成为体育工作的特点。保金牌，甚至成为拒绝改革的借口，当运动会上的金牌数量上升为体育系统的GDP时，全民健身只能沦为运动会的陪衬品；发展体育产业只能成为开运动会的集资方式；国民体质下降问题，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体质健康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传统的主要用运动会办体育，给了人们这样一个命题：竞赛是杠杆。今天，国家已经强大富庶起来，不再需要运动会和金牌来证明经济的实力和展示国家的崛起。特别是要从金牌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体育的增长方式必须发生重大的变革，仍然靠竞赛这种单一的方式来推动，显然难以实现体育的全面、协调、高效的发展。
    竞赛体制的改革应该成为下一轮体育改革的切入点和杠杆       第一，全运会体制必须做相应的改革。在奥运会后一年举办的全运会，除了重复奖励奥运选手的意义外，对体育工作的实际推动价值不大。世界各国体育发展的模式不同，但完全按照奥运会照猫画虎的国家极少，即使是体育高度发达的美国，对奥运项目的选择也是考虑本国国情的。全运会的设项要大大精简，要以竞技体育的核心项目为主，如田径、游泳、三大球和其它国内公认的有普及基础并开展较好的项目。其它项目转入单项竞赛或职业体育，项目的去留，前者由公众做选择，后者由市场做决定。
    要增加单项的和区域性的体育比赛以取代大型运动会。单项体育比赛动员人力物力较少，可避免繁文缛节的仪式活动，社会成本较低，对城市社会生活干扰也较少，选拔运动员的功能可以充分得到体现。这些单项体育竞赛活动可以让单项运动社团来组织管理，以推动体育社团的实体化进程。一些在全国不能也不必普及的运动项目，如马术、冰雪、沙漠、水上项目等多举行区域性比赛，防止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为了谋取金牌盲目开展，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第二，国家要立法，对全国性运动会开闭幕式的规模、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对新建体育场馆、体育中心的规模、规格进行严格控制，防止相互攀比，不断升级。要制定新的评估系统（如全民健身评估），全面考核、评价各省市自治区的体育工作，防止以金牌决定体育政绩。
    第三，“全民健身”活动要摆脱举行大型运动会的“路径依赖”。要将一些群众性的运动会，推向“体育节”的方向发展，以全民健身为目的，如全国体育大会、农民运动会。这些“体育节”可以由全国统一管理，分散在各地、拉长时间举行，以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为推动老年人体育的开展，适度的体育比赛是必需的，但让老年人长途跋涉，长时间改变生活习惯，并参加激烈的金牌竞争，并不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一旦出现伤病事故，影响极坏。因此老年人运动会重在本地社会参与度而应基本不出省。
    第四，要允许大学生组团进入全运会。在世界各国大学生都是竞技体育的参与主体，唯有我国将大学生排斥在选拔竞技体育人才的门外。我国高校具有优良的体育设施，又有高科技的支撑。由大学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可以有效解决我国运动员来源、出路、文化教育等一系列长期棘手的问题，也可以冲破竞技体育高度封闭的现状。将大学生隔离于全运会之外，实际上是对部门利益的自我保护。但是中学生的体育比赛最好限于省内。过早参加全国比赛，容易忽视文化课学习和基础训练，人为拔高成绩，造成“早衰”，且年龄、学籍作弊也不易控制。
    城市运动会是当年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的变种，是人们心目中的“第二全运会”，由于金牌意识越来越浓，选拔人才的功能越来越差，现在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成分十分混杂，水平参差不齐，身份造假问题突出，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运动会，应予取消。
    第五，运动竞赛最终必须走进市场。一些人之所以那么热衷搞大型运动会，就是因为这些运动会都是由国家掏钱买单，自己不必担心亏空。如果运动会真正像影视、戏剧、出版等文化行业一样进入市场，由市场来汰劣留良，恐怕他们就要对运动会的数量和规模合计合计了。这大概是解决我国运动会泛滥成灾的根本出路。当我们不再“端着金饭碗要饭”的时候，中国的体育竞赛就彻底摆脱了“虚胖”，真正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