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莲花t5是不是流产了: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转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4:46:00
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转载)点击：1618 回复：52 作者：乌鸦与白云 发表日期：2003-7-3 23:38:00 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大雪
不久前坐火车，一个平常的周末，从长沙去汉口。进站排队，本来不长的队
伍，等到列车员开始检票，局面立刻大乱。后边的人一拥而上，队伍立刻粗壮几
倍。一位扛着行李、领着小孩的妇女，被人流冲得东倒西歪。很多衣着时尚的年
轻人，堂而皇之地从后边直插进来，显然对这种场面已经驾轻就熟。我一边耐着
性子往前磨，一边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治一治不排队的毛病？当场想到两个，
一是用几个彪形大汉充任纠察，手执皮鞭，照着不排队的就抽；再一个就是用粗
钢管焊成通道，让排队的人像屠宰车间的牲口那样，只能按规定的路线行进。但
再一想，两条都缺乏可行性：鞭子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与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
会制度格格不入；钢制栏杆也不能治本，中国需要排队的地方那么多，哪里去搞
那么多钢管嘛。只有听之任之，反正乱挤一阵之后，大家都各就各位，火车能按
时发出，不影响大局也就行了。这就便宜了那些不守秩序的家伙，守秩序的人永
远吃亏。
发达国家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人家的队确实比我们排得好。电视上有时
宣传某国经济出了问题，银行遇到挤提，但画面上却比我们存款的排队秩序还好。
由此我认为：不愿意排队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本性，文革动乱时不排队，形势大
好时也不排队。不仅卖浆引车者不排队，身份体面的人也没有排队的习惯。不信
你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做个试验：散会时不要安排专车，让这些冠冕堂皇的人民
代表去乘公交车，照样夹塞儿硬挤，比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强不到哪儿去。
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国人的不守秩序是因为资源不足造成的？我认为主要
不是这个原因。资源充足与否，从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今天的资源比２０年前
要丰富多了，但乱挤依旧。
有一个社会模型很能说明问题：乘飞机。飞机对号入座，资源是充足的。但
登机时，照样争先恐后，照样后来居上。当然，挤的人有一个理由：上去慢了，
行李就没有地方放，看来还是资源不足。那么下飞机的时候不用着急了吧？不行！
我因工作原因经常乘飞机，每次都看到机舱门还没开，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
开行李箱、拎下行李，挤在过道上，时时准备喷射而出的架式。这时他们并没有
现实的利益。他们迫不及待地挤在过道上，已经是一种下意识，大概是觉得别人
已经站起来，自己还坐在那里是，肯定会吃亏。
另一个社会模型是塞车。我曾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其情形是，所
有的车辆都放慢速度，前后保持一二十米的距离，缓缓前行。没有人往别人前边
乱插。因为他们知道，前边有障碍，往前乱钻只会把事情搞坏。但中国人不然。
只要有一条缝，他就要钻进去，本来别人还可以走，他一钻，大家都走不了。但
对他来说，钻进来，就算都走不了，心里也安然；如果不钻进来，看着别人走，
心里就难受。
这两个社会模型反映出，中国同胞争先恐后的心态，已经深入到潜意识，即
使没有利益，这种心态也足以令他向前猛冲。
这让我想到了基因这个词。人与人的不同，是由基因决定的。民族与民族的
差异，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正如我们无论怎样吃西餐、穿西装，仍不能改变我们
是黑眼睛、黄皮肤一样，我们无论盖多少“欧陆风”的房子、引进多少外国机器，
我们的观念还是国产的。２１世纪了，我们的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９寸到背
投、等离子，比起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但荧屏上还是“谢主隆恩”、“吾皇万岁
万万岁”的那一套，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最近读了一本谈健康的小书，一位保健专家针对中国人迅速发胖、糖尿病急
速上升的现象提出一个论点，认为与中国人的“贫困基因”有关。什么是贫困基
因？他解释说，在一个食物缺乏保障的环境里，能够最大限度地存储能量的人，
容易捱过饥荒；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就会被淘汰。久而久之，生存下来的人就都
具备了存储能量的能力，由于这是贫困的生活环境所造成，所以称之为“贫困基
因”。所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具有贫困基因。这在食不果腹时，是
生存的优势，而到了生活条件富裕之后，这种基因会使人过度存储热量，转化为
脂肪，进而破坏代谢机制，引发糖尿病。统计表明，由不发达到温饱的阶段，糖
尿病的发病率最高，欧洲、亚洲、美洲都不例外。
既然长期贫困的生活能给人培育出“贫困基因”，那么，数千年的封建专制
统治不可能不给中华民族留下特殊的文化基因。我想，恐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
的基因。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历
史，从大的局面来讲，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即令汉、唐、宋、明、
清，这几个中国人可以引以为光荣的辉煌王朝，也都是诞生于血海之中。一统江
山之后，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时间恢复元气，然后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
文景、贞观、康乾之治，接着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秦末、汉末、魏晋南北朝、
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
命贱如草芥的年代。就算侥幸生在盛世，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冤狱，命运也一样
悲惨。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大案，都发生在圣明的康、雍、乾三朝。再考虑到自然
灾害、官吏盘剥、异族入侵等情形，中国人民的历史可以说尽是血泪。如果把中
华民族看作一个生命，那这位老人真是历尽劫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元代词人
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的就是这个惨痛。
在这个苦难的生存环境里，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可言。“君叫臣死，臣
不得不死”，生命贱如土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什么财产是属于自
己的。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种种无法预测的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俗语说
“人有旦夕之祸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阴雨”，就是这
种境遇的写照。所以鲁迅说中国人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一种
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这种状态下的中国人，只能是听天由命、朝不虑夕、提心
吊胆，如惊弓之鸟一般捱日子。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
这样的人群，哪有秩序可言？逃得快的，还有可能苟活；犹豫一点的，顾及一点
礼义尊严的，早就成了乱军囊中的人肉干。几经淘汰，恐惧就进入了先民的基因。
我们今天看广东、福建各地的客家民居，坚固如堡垒，这正是客家人恐惧基因的
物化形态，反映出当时生存环境之残酷。
建国之后，和平与发展是基本面，但对老百姓而言，恐惧仍旧。从五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不从政的老百姓反倒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三反五反、
反右、四清、文革、批自由化，受到损害的人应以亿计。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
将老百姓剥夺之彻底，历朝历代都不能比拟。５９年至６１年，所谓的三年自然
灾害，现在看来，不过是毛泽东要和彭德怀赌口气，本来要“纠左”的，彭一提
意见，毛干脆“反右”，这一口气赌下来，不但彭德怀和一大批稍微有一点良心
的官员走了背运，还连累至少２０００万中国人从共和国的户籍册上被销掉。
即使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恐惧也没有消除，只是恐惧的内容发生变化。没发
财的，怕一辈子受穷；发了财的，怕政策变。更普遍的心态，是怕别人得了便宜，
自己吃亏。我们坐飞机，广播说延误两小时，没人着急，因为大家都同样晚；但
正点登机的时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乱挤，因为怕别人走在自己前边。落后就要
吃亏，不争就要受损，这就是恐惧基因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
恐惧基因与现代文明很难相容。那么它能否改造呢？我认为可以。西方国家，
在１５世纪之前，可以说是在黑暗中与我们平行前进，甚至落后于我们。长达１
０００年的黑暗中世纪，给欧洲人民留下了同样的烙印。可是，当我们以加速度
向着封建统治的深谷堕下时，人家一个急转弯，迎着光明而去，东西方文明从此
分野。这一道光明就是伟大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它照亮了欧洲，也改造
了西方文明的基因。我们今天去欧洲走马观花转一下，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人家
的生活很悠闲，心态很平和，秩序井然。没有防盗门，没有防盗网，上街不用把
背包挂在胸前。开车不抢道，过马路不闯红灯。借钱消费而不是把钱存进银行；
晚年有养老金保障而不是养儿防老。人家是如何做到的？简而言之：民主与法治。
这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也是根除恐惧基因的良方。
我们再看一下东邻日本。它与我们同文同种，文化基因基本相同，还一直以
中国为学习的榜样。但明治维新以后，它公然宣称“脱亚入欧”，恨不得将黄皮
肤一起漂白。二战以后，日本真正引入西方价值体系，短短几十年，变成了一个
远东的西方国家。这不仅体现在它的产值和科技上，更体现在它的国民素质上。
１９９５年１月坂神大地震，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亲身经历后写了文章，其中有一
段描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记述说，地震发生后，市民很快从混乱中恢复镇
静，除了自发组织救援外，其它人都在户外冒着严寒等待政府救助。沿街的店铺
橱窗被震碎，商品撒落一地，包括珠宝等贵重物品。灾民无一人去捡；大家都饿
着肚子，但撒落满街的食物饮料没有人去动。他们的观念是：这些东西是别人的，
我们不能动。我们的困难，政府会来解决。我想，假如地震发生在我国任何一个
城市，我们任何一个人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还能如此君子吗？我表示怀疑，因
为首先我就做不到。我自认是一个公德水平比较高的人，但要我做到“饿死不食
他人的东西”，比坐怀不乱还要难百倍。
在中国，抢食物是有道理的，你不抢就真有可能饿死。日本人不抢，是因为
他内心确信，政府不会看着国民饿死，他一定会得到救援。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
就是说由于人家实行民主与法治，老百姓心里踏实；而我们这边，不确定的东西
太多，老百姓内心的恐慌、焦虑、担忧当然就非常合理，甚至成了一种生存智慧。
思考至此，我觉得逻辑比较清晰了：秩序的混乱是由于人们内心的恐慌——
内心的恐慌是因为深入骨髓的基因——基因的形成取决于我们祖先的生存方式—
—要改变基因就要改变生存方式（２０年来的改革就是巨大的改变）——在一定
物质条件基础上，以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思想启蒙人民，是改造旧基因，
迎接民族新生的光明之路，是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只强调经济翻番，或者表面上抓一抓“精神文明建设”，不修补中国传统基
因中的缺陷，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强国，人民永远不可能无忧无虑地生活。广州、
深圳的生活水平够高了，市民文化程度不低了，城市经济实力够强了，然而一场
“非典型肺炎”引发的恐慌，就让人们看到了这个社会是如此脆弱不堪。
摘自: 万科周刊
大雪
不久前坐火车，一个平常的周末，从长沙去汉口。进站排队，本来不长的队
伍，等到列车员开始检票，局面立刻大乱。后边的人一拥而上，队伍立刻粗壮几
倍。一位扛着行李、领着小孩的妇女，被人流冲得东倒西歪。很多衣着时尚的年
轻人，堂而皇之地从后边直插进来，显然对这种场面已经驾轻就熟。我一边耐着
性子往前磨，一边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治一治不排队的毛病？当场想到两个，
一是用几个彪形大汉充任纠察，手执皮鞭，照着不排队的就抽；再一个就是用粗
钢管焊成通道，让排队的人像屠宰车间的牲口那样，只能按规定的路线行进。但
再一想，两条都缺乏可行性：鞭子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与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
会制度格格不入；钢制栏杆也不能治本，中国需要排队的地方那么多，哪里去搞
那么多钢管嘛。只有听之任之，反正乱挤一阵之后，大家都各就各位，火车能按
时发出，不影响大局也就行了。这就便宜了那些不守秩序的家伙，守秩序的人永
远吃亏。
发达国家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人家的队确实比我们排得好。电视上有时
宣传某国经济出了问题，银行遇到挤提，但画面上却比我们存款的排队秩序还好。
由此我认为：不愿意排队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本性，文革动乱时不排队，形势大
好时也不排队。不仅卖浆引车者不排队，身份体面的人也没有排队的习惯。不信
你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做个试验：散会时不要安排专车，让这些冠冕堂皇的人民
代表去乘公交车，照样夹塞儿硬挤，比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强不到哪儿去。
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国人的不守秩序是因为资源不足造成的？我认为主要
不是这个原因。资源充足与否，从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今天的资源比２０年前
要丰富多了，但乱挤依旧。
有一个社会模型很能说明问题：乘飞机。飞机对号入座，资源是充足的。但
登机时，照样争先恐后，照样后来居上。当然，挤的人有一个理由：上去慢了，
行李就没有地方放，看来还是资源不足。那么下飞机的时候不用着急了吧？不行！
我因工作原因经常乘飞机，每次都看到机舱门还没开，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
开行李箱、拎下行李，挤在过道上，时时准备喷射而出的架式。这时他们并没有
现实的利益。他们迫不及待地挤在过道上，已经是一种下意识，大概是觉得别人
已经站起来，自己还坐在那里是，肯定会吃亏。
另一个社会模型是塞车。我曾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其情形是，所
有的车辆都放慢速度，前后保持一二十米的距离，缓缓前行。没有人往别人前边
乱插。因为他们知道，前边有障碍，往前乱钻只会把事情搞坏。但中国人不然。
只要有一条缝，他就要钻进去，本来别人还可以走，他一钻，大家都走不了。但
对他来说，钻进来，就算都走不了，心里也安然；如果不钻进来，看着别人走，
心里就难受。
这两个社会模型反映出，中国同胞争先恐后的心态，已经深入到潜意识，即
使没有利益，这种心态也足以令他向前猛冲。
这让我想到了基因这个词。人与人的不同，是由基因决定的。民族与民族的
差异，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正如我们无论怎样吃西餐、穿西装，仍不能改变我们
是黑眼睛、黄皮肤一样，我们无论盖多少“欧陆风”的房子、引进多少外国机器，
我们的观念还是国产的。２１世纪了，我们的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９寸到背
投、等离子，比起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但荧屏上还是“谢主隆恩”、“吾皇万岁
万万岁”的那一套，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最近读了一本谈健康的小书，一位保健专家针对中国人迅速发胖、糖尿病急
速上升的现象提出一个论点，认为与中国人的“贫困基因”有关。什么是贫困基
因？他解释说，在一个食物缺乏保障的环境里，能够最大限度地存储能量的人，
容易捱过饥荒；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就会被淘汰。久而久之，生存下来的人就都
具备了存储能量的能力，由于这是贫困的生活环境所造成，所以称之为“贫困基
因”。所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具有贫困基因。这在食不果腹时，是
生存的优势，而到了生活条件富裕之后，这种基因会使人过度存储热量，转化为
脂肪，进而破坏代谢机制，引发糖尿病。统计表明，由不发达到温饱的阶段，糖
尿病的发病率最高，欧洲、亚洲、美洲都不例外。
既然长期贫困的生活能给人培育出“贫困基因”，那么，数千年的封建专制
统治不可能不给中华民族留下特殊的文化基因。我想，恐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
的基因。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历
史，从大的局面来讲，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即令汉、唐、宋、明、
清，这几个中国人可以引以为光荣的辉煌王朝，也都是诞生于血海之中。一统江
山之后，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时间恢复元气，然后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
文景、贞观、康乾之治，接着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秦末、汉末、魏晋南北朝、
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
命贱如草芥的年代。就算侥幸生在盛世，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冤狱，命运也一样
悲惨。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大案，都发生在圣明的康、雍、乾三朝。再考虑到自然
灾害、官吏盘剥、异族入侵等情形，中国人民的历史可以说尽是血泪。如果把中
华民族看作一个生命，那这位老人真是历尽劫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元代词人
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的就是这个惨痛。
在这个苦难的生存环境里，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可言。“君叫臣死，臣
不得不死”，生命贱如土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什么财产是属于自
己的。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种种无法预测的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俗语说
“人有旦夕之祸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阴雨”，就是这
种境遇的写照。所以鲁迅说中国人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一种
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这种状态下的中国人，只能是听天由命、朝不虑夕、提心
吊胆，如惊弓之鸟一般捱日子。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
这样的人群，哪有秩序可言？逃得快的，还有可能苟活；犹豫一点的，顾及一点
礼义尊严的，早就成了乱军囊中的人肉干。几经淘汰，恐惧就进入了先民的基因。
我们今天看广东、福建各地的客家民居，坚固如堡垒，这正是客家人恐惧基因的
物化形态，反映出当时生存环境之残酷。
建国之后，和平与发展是基本面，但对老百姓而言，恐惧仍旧。从五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不从政的老百姓反倒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三反五反、
反右、四清、文革、批自由化，受到损害的人应以亿计。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
将老百姓剥夺之彻底，历朝历代都不能比拟。５９年至６１年，所谓的三年自然
灾害，现在看来，不过是毛泽东要和彭德怀赌口气，本来要“纠左”的，彭一提
意见，毛干脆“反右”，这一口气赌下来，不但彭德怀和一大批稍微有一点良心
的官员走了背运，还连累至少２０００万中国人从共和国的户籍册上被销掉。
即使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恐惧也没有消除，只是恐惧的内容发生变化。没发
财的，怕一辈子受穷；发了财的，怕政策变。更普遍的心态，是怕别人得了便宜，
自己吃亏。我们坐飞机，广播说延误两小时，没人着急，因为大家都同样晚；但
正点登机的时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乱挤，因为怕别人走在自己前边。落后就要
吃亏，不争就要受损，这就是恐惧基因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
恐惧基因与现代文明很难相容。那么它能否改造呢？我认为可以。西方国家，
在１５世纪之前，可以说是在黑暗中与我们平行前进，甚至落后于我们。长达１
０００年的黑暗中世纪，给欧洲人民留下了同样的烙印。可是，当我们以加速度
向着封建统治的深谷堕下时，人家一个急转弯，迎着光明而去，东西方文明从此
分野。这一道光明就是伟大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它照亮了欧洲，也改造
了西方文明的基因。我们今天去欧洲走马观花转一下，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人家
的生活很悠闲，心态很平和，秩序井然。没有防盗门，没有防盗网，上街不用把
背包挂在胸前。开车不抢道，过马路不闯红灯。借钱消费而不是把钱存进银行；
晚年有养老金保障而不是养儿防老。人家是如何做到的？简而言之：民主与法治。
这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也是根除恐惧基因的良方。
我们再看一下东邻日本。它与我们同文同种，文化基因基本相同，还一直以
中国为学习的榜样。但明治维新以后，它公然宣称“脱亚入欧”，恨不得将黄皮
肤一起漂白。二战以后，日本真正引入西方价值体系，短短几十年，变成了一个
远东的西方国家。这不仅体现在它的产值和科技上，更体现在它的国民素质上。
１９９５年１月坂神大地震，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亲身经历后写了文章，其中有一
段描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记述说，地震发生后，市民很快从混乱中恢复镇
静，除了自发组织救援外，其它人都在户外冒着严寒等待政府救助。沿街的店铺
橱窗被震碎，商品撒落一地，包括珠宝等贵重物品。灾民无一人去捡；大家都饿
着肚子，但撒落满街的食物饮料没有人去动。他们的观念是：这些东西是别人的，
我们不能动。我们的困难，政府会来解决。我想，假如地震发生在我国任何一个
城市，我们任何一个人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还能如此君子吗？我表示怀疑，因
为首先我就做不到。我自认是一个公德水平比较高的人，但要我做到“饿死不食
他人的东西”，比坐怀不乱还要难百倍。
在中国，抢食物是有道理的，你不抢就真有可能饿死。日本人不抢，是因为
他内心确信，政府不会看着国民饿死，他一定会得到救援。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
就是说由于人家实行民主与法治，老百姓心里踏实；而我们这边，不确定的东西
太多，老百姓内心的恐慌、焦虑、担忧当然就非常合理，甚至成了一种生存智慧。
思考至此，我觉得逻辑比较清晰了：秩序的混乱是由于人们内心的恐慌——
内心的恐慌是因为深入骨髓的基因——基因的形成取决于我们祖先的生存方式—
—要改变基因就要改变生存方式（２０年来的改革就是巨大的改变）——在一定
物质条件基础上，以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思想启蒙人民，是改造旧基因，
迎接民族新生的光明之路，是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只强调经济翻番，或者表面上抓一抓“精神文明建设”，不修补中国传统基
因中的缺陷，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强国，人民永远不可能无忧无虑地生活。广州、
深圳的生活水平够高了，市民文化程度不低了，城市经济实力够强了，然而一场
“非典型肺炎”引发的恐慌，就让人们看到了这个社会是如此脆弱不堪。
摘自: 万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