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奖走西口舞蹈:江青被捕前那一刻在做什么？<2>

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便很少回钓鱼台，而住到中南海201号住所，显然是感到在此更容易进行政治活动。
对江青所住的201号，张耀祠由于工作关系也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走了进去。当时江青刚从景山采摘苹果回来，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过去张耀祠因江青的特殊身份，见她不得不客气些。今日却非比往常，他在江青面前站定后以庄重、严肃的口气说：
“江青”
往日，张耀祠总称之“江青同志”，这一回忽然没有了“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显然知道大事不好。只听张耀祠接着说：
“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出于平时对江青的积愤，在传达完上面的交代后，张耀祠自己还加上两句话怒斥说：“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
接着，张耀祠命令江青：“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据张耀祠回忆，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对采访者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据张耀祠分析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江青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当时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又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这时，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监视，轿车仍由江青原来的司机驾驶。至于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纯属“想像”。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张耀祠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时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这一夜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将“四人帮”“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至于10月6日这一天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抓捕，当时的现场指挥者、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近些年在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载：
大约到了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了。”我实话实说。
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大约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
“布置好了。”
“都没有问题了吗？”
“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松开的时候，叶帅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这就是我们军人的习惯，紧要的关头，就是那么简捷的只言片语，没有那么多罗里罗嗦的。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他的随卫，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一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
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进了怀仁堂后，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被抓起来，一个一个地被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车里。我后来看了在里面负责警卫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更具权威的。
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撰写的长篇回忆，说明了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入怀仁堂前不久，“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小组，此间正在怀仁堂大礼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准备。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以及放在车上应急使用的速射武器。有的在作类似运动员入场前的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着擒拿解脱的动作。”
武健华还讲述了当时怀仁堂内的情形是这样的：
汪东兴在检查了警戒部署、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今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
晚7时20分，叶剑英元帅到了。
晚7时40分，华国锋款款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都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回答：“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华、叶、汪三人站成一个品字形，时而挪动几步，时而停立相视，倾心攀谈。
粉碎“四人帮”这一壮举，从思想酝酿，到定下决心，直至策划行动方案，运筹的全过程，都在高度警惕，绝对保密，铁的纪律等一系列的措施下进行的。就是最高决策者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也是遵纪行事，独来独往，当面约见，个别交谈。在此期间，他们三个人，从未同时会面共同商讨过。
从晚7时55分，迅雷不及掩耳“突击”王洪文，到我向华、叶、汪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在中南海解决了“四人帮”，9时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离开中南海怀仁堂，前往玉泉山。
在10月6日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晚间10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准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到会同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接着华国锋说：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和国家所要解决的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问题。
华国锋接着提议：“先请叶帅讲话。”叶剑英便向大家报告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并震惊世界的“106”行动，兵不血刃，未发一弹，便把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网打尽。这一切，进行得极为顺利，关键是大得人心。负责抓捕江青的张耀祠说，“四人帮”不得人心，所以一听说要拘捕他们，大家心里非常高兴就连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支持我们。正因为这样，他执行拘捕江青的任务，非常顺利，没有太多的“戏剧性”，以致使种种传闻大为失色。
虽然这次行动没有“戏剧性”，然而粉碎“四人帮”的这一幕却永远留在中南海的历史记载之中，随之并使全国变成欢乐的海洋。老作家茅盾写文章说：“历史的证据，就是全国各地广大群众连日举行庆祝游行。这样遍及全国各地的心情愉快、欣喜鼓舞的游行，将永远载入史册连南斯拉夫的报纸都称赞逮捕四人帮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巧妙最漂亮的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