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包投资怎么投:当一天委员说一天实话：崔永元发飙录

    关于房价
    提醒各位委员，很多地方政府应对商品房价格过高的措施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总理的工作报告中说保障性住房要从去年的200万套，增加到300万套，但很多地方政府提供的数字不是这样的绝对值，大量都是增加100%、200%，我觉得这个不要蒙人，如果去年建了一套，今年建了三套，那也叫200%。我认为地方政府必须学习总理的工作报告，人口有多少，需要解决住房的家庭有多少，能完成的任务有多少，实话实说！不要用数字玩捉迷藏的游戏，现在大家都不傻，网民尤其聪明。”
    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为解决商品房价格过高，要盘活二手房租赁市场，崔永元表示反对：“我觉得这个信号非常可怕，保障性住房中的廉租房、公租房，与二手房租赁市场完全是两个概念，二手房租赁市场是个人对个人的行为，将这个信号传达出去，很有可能商品房的价格没有下来，二手房租赁的价格又涨上去了，大家更没法活了！”
    崔永元表示，加快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建设是当务之急。而过高的房价与地方政府依赖卖地收入不无关系。“不少地方政府规定，土地出让金收益的30％至50％要用于改善民生，但执行起来缺少监督。”

  
    关于服务性政府
    对于总理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崔永元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核心是为老百姓服务，而不是糊弄人，不是玩文字游戏。”他联系自己的新闻工作说，现在很多突发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非常被动，一是反应迟钝，手足无措，很多事情可以在第一时间回应，但是有新闻发言人也不回应，第二就是即便回答了也是答非所问。
    “我在东京看到，警察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给老百姓帮忙，我觉得这就是服务型政府；警车呼啸而过，车内的警察不住地向路边的市民点头致歉，这就是服务型政府。可是我们的现实是，老百姓碰到的冷脸太多。”崔永元说，像自己这样的央视“熟脸”都天天碰到冷脸，普通百姓的情况可想而知。
    “我觉得各级政府不要将建设服务型政府当成口号，别的还好装门面，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不好装门面，打电话找不到你，公开电话没人接，写了信不回复，敷衍。你究竟在服务谁呢？”崔永元质问道。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
    崔永元说：“我厌恶所有的不公平。因为我记得从我记事开始，就在说消除三大矛盾，城乡矛盾，到现在我都快进敬老院了，还在说这个事。而且我记得我在做一些采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我们今年农民的收入有很大的提高，他们现在每年有一万两千元家庭收入，我听得挺心酸的。可能从农民的平均收入来看，一万两千元不算低，但是我觉得太低了，凭什么农民一家子干一年一万两千元就算挺高，而我们在城市里工作，一个月挣一万两千元都不算高的？”
    “我觉得如果城乡差距过大是一个矛盾的话，政府其实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哪怕这个政策会让GDP增长没有这么快，让城市里的高楼建得没有这么快，立交桥没有这么多，它都是值得的。”

    关于政协提案
    “我看委员们提案关心的这些问题，除了我不懂的、非常专业的，我觉得我都是特别期待的。我真的希望每年两会委员们提出的这些提案，提出的这些问题，到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我们能听到利好的消息，解决了多少，正在解决多少，正在下力气解决多少，是这样，不是说普遍得到了重视。”
    为了准备提案，崔永元自费跑了全国好几个地方调研。他说，准备提案，还是缜密一点好。他还表示要多咨询专家，看看提案的可行性怎么样。
    谈到作为政协委员的感受，崔永元说，提案工作一要谨慎，二要胆大。“谨慎指的是提建议前要充分调研，不能乱发言。胆大是指提案只要是为公众利益服务，就不怕提出来。

    谈起印象最深的提案，崔永元说是2009年两会上自己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提案。提案的缘起是他曾经做过的一期节目，请3个应届毕业大学生来到《小崔说事》，介绍自己的才能与求职经历。“反响非常好，其中一个女生在节目后收到100多家单位的录取函。”崔永元不无得意地说。此后他一直在想，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毕业生缺少展示自己的平台。“一份简历两页纸，太干瘪了，很难生动地传递一个人的形象。”崔永元曾设想做一档节目，让毕业生在电视上展示自己，也可以有亲友团到场支持，用人单位作为评委，现场打分。“很可惜，这个设想没能实现。”
    崔永元说：“会议给北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提交与回复提案的态度要对得起这几天的交通管制。”虽然有些提案在改变现实方面进展不大，但崔永元并不气馁，“我关注的问题会一直提下去。这是政协委员的权利，我会一直行使下去，直到任满为止”。

    关于教育公平
    在回答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时，崔永元说：“我在节目里请他们（农民工子女）去过三次，这些孩子看到满场灯光会流眼泪，听到观众为他们鼓掌会流眼泪，看到我们送的礼物也会流眼泪，但我觉得不是每一次流泪都是因为感动。他们一定是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摧残。”崔永元表示，大众应该关怀、体恤这些孩子的心理需求，“这牵扯到人跟人之间和谐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政策不到位，让这些孩子在心里埋下一颗颗仇恨的种子”。
    至于如何在制度上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崔永元说：“在制度上非常简单，我觉得打消门槛就可以了。现在学校不光分农民工，还分城市—别的城市的孩子就不能在另一个城市上学；不光分城市，还分街道。我觉得我们打消这个门槛就行了，适龄儿童在哪儿都可以上学。”

    关于历史传承
    在关注民生的视野之外，崔永元一直钟情于用电视手段传承民族的历史记忆。2008年，他在当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加强口述历史的收集研究的提案。事后，中央档案馆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都对提案予以热情回复。
    “看到回复我挺感动的。”崔永元的口述历史之旅不再孤身一人。目前，他的团队已经有约200万分钟的视频资料，采访对象涵盖民国到改革开放各个时期。
    崔永元说，做电视不应该只是追求收视率，更多时候，电视应该为民族留下历史记忆，“让百年之后我们的后代了解这段历史”。

    关于春晚广告
    虽然参加了两次春晚的演出，但崔永元仍直言2010年的春晚广告植入“非常失败”。崔永元称他并不反对广告植入，但认为：“搞艺术的人，打出的广告让大家都看出来了，就是非常失败的。”
    崔永元举了国外成功的例子：“《007》几乎每一集都会出现新款概念车，观众完全被其神奇的功能吸引，自然会去寻找那个牌子的车。《阿凡达》里面的电脑都是虚拟的电子墙，虽然这种电脑还没有上市，但我听说技术上已经完全可能。”“所有让观众感觉太明显的广告植入，都说明了艺术家的弱势。”崔永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