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翅盗猎蝽:印度军事现代化之殇：对中巴的战略武器毁于腐败

        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其军事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冷战结束后，随着印度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从国外获得先进军事技术的渠道也大大拓宽，特别是印度近期与美国的接近，更激发了印度军方对获取最先进技术的渴望。然而，在一片乐观表象的背后，仍是不容回避的冷酷现实：虽然苦心经营三十年后，印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先进常规武器系统进口国之一，但印度的军事和战略地位却并未得到显著提升。国际战略学者普遍认为，印度军方和文官政府的关系还未理顺，政府过于关注如何确保对武装力量的控制，而忽略了如何建立并部署一支高效的军事力量。军队和文官政府间关系的不畅，导致了印度军队的现代化和改革进程长期缺乏有效的政策指导，目标和措施也不统一，而且武器采购和研发过程中腐败现象丛生。

战略上自我克制的后果

自二战结束、印巴分治以来，六十余年过去了，印度在与这个面积只及其1/5的邻国的对抗中，始终未能改善所处的战略态势；印度国内的许多反叛乱行动平均持续时间也长达二十年，这两倍于世界平均水平。自1998年核试验以来，与巴基斯坦的导弹差距不断拉大的各种报道，也使得印度核威慑的质量遭到了质疑。印度军队历史上唯一值得夸耀的行动是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印度军方在此次战争中成功肢解了东巴基斯坦，成立了今天的孟加拉国，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在提升军事能力上的低效与无能。

由于印度凭借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立国，关键的政治人物大都奉行战略上自我克制的信条，反对将武力作为政治工具，极力贬低军队的作用。这使得国家领导层对国防事务始终缺乏一贯的政治指引，导致印度的军事现代化杂乱无章，充满了随意性，而这恐怕更是印度军事现代化一直步履蹒跚的主要原因。

尽管印度自独立以来，经常处于冲突和战争之中，但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却一直坚持着反军方的传统。这导致在印度国内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印度各军种领导人并不太受国家政治领导人的重视，反而是军事科技及研究部门更受关注，这也许是因为开发更先进的技术对于印度更具有长期意义。尼赫鲁曾邀请英国物理学家布莱科特对国家科学与防务的关系进行评估，布莱科特在最后递交的报告中建议，印度的国防开支最好不要超过GDP的2%，推行有限的军事现代化；他还建议由国家出资并控制军事技术研发机构。

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度的国防开支不断削减。在三大军种中，印度海军受到政府更多的关注，并通过谈判获得了印度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印度空军则获得了二战末期剩余的“堪培拉”式运输机；而规模最大的印度陆军当时正在刚果执行维持和平任务，需要补充的装备最多，却几乎被边缘化了。当时在采购一批老式军用吉普的过程中便暴出了印度的第一次国防采购丑闻，进而引发了军方和文官政府之间的首次信任危机，陆军领导人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抗议文官政府对军方事务的政治干涉。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地区推行“前进政策”，最终导致准备不足的印度军队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丢尽了脸面。

此后印度文官政府与军方的关系略有改善，在八十年代拉吉夫·甘地执政期间甚至还一度达到了比较融洽的程度。当时针对巴基斯坦的重整军备及大力发展核能力，印度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时任陆军司令桑搭吉还在1985年牵头成立了一个研究核问题的军种间秘密委员会，并在1986年组织了一次名为“布拉斯塔克斯行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尽管此次演习的目的至今秘而不宣，但军事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其目的是对巴基斯坦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以防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然而，印度政府很快又退缩了，军方建立统一核武库的努力再次白费了。

这样的行事方式对印度政府而言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印度不仅没有把在东巴取胜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到西巴，反而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个模棱两可、没有任何强制措施的协议。印度早在1974年就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却要等到二十四年后的1998年才进行第二次核试验，这样的决策同样令人迷惑不解。

其实，这些谜一般的决策，都是根植于战略上自我克制的一贯传统。印度领导人并不是简单地将使用武力作为有用的政治工具。因此，印度的国防政策也充斥着这样的矛盾心理，进而也影响了印度的军事现代化及改革努力。诚然，在局势复杂多变的南亚地区，印度在军事上的自我克制无疑是明智之举，有助于说服其他大国接受印度的崛起，但这对军队的发展规划却相当不利。由于军队与政府存在隔阂，各军种间、各军种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之间，也都存在分歧，加之军方又难以求得至关重要的政策上的支持，这些因素使得印度在战略上的自我克制无异于从政治上放弃了对军队现代化的指引。此外，不管印度的战略克制多么明智，其夙敌巴基斯坦根本不会信以为真，仍会将印度当成一个咄咄逼人的庞然大物严加防范，而这又会对印度的安全产生现实影响。

军队和文官政府各行其是，互不协调

表面上看，印度的军事现代化计划雄心勃勃，三军的装备采购清单动辄上千亿美元；印度最主要的国防研发机构——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也不断宣称取得了所谓突破性进展（实际上大都名不副实）。然而，只要细究其落实的过程，就能发现问题所在。简单地说，每当军方提议获得某些武器系统时，印度政治领导层及文官政府，特别是财政部，往往是只批准部分项目，而否决军方的其他要求，这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系列机制失调的问题。

首先，印度各军种本身就是各取所需，所提出的计划基本上缺乏协调。比如，一段时间以法制武器为主，一段时间又倒向俄制武器，再过一段时间又以英、美制武器为蓝本。2002年初，印度因印度议会大厦遭袭击而发动了“帕拉克拉姆作战行动”，但由于动员机制落后，印度陆军花了两周时间才完成集结，不仅延误了最佳攻击时间，而且使巴基斯坦有了充分的时间进行战争准备。结果导致两军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大战一触即发，由于担心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争，印度最后被迫取消了作战计划，印度陆军为此在国内遭受了严厉的批评。“帕拉克拉姆作战行动”使印度陆军深切地感受到了落后过时的作战理论，以及杂乱无章的军事现代化所带来的切肤之痛，这也成为触动印度陆军乃至全军思想观念的一个转折点。战后，帕德马纳班上将责成陆军训练司令部在吸收和借鉴美军作战理论的基础上，拟制具有印度特色的陆军新作战理论。这样，印度军方的“冷启动”作战理论得以诞生，并成为军方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

印度三军对其在印度国家安全中应当发挥的作用也是看法各异，而且迄今也未见政府在政治上采取措施协调各军种的立场。这样一来所导致的后果是，“冷启动”理论未来能否像陆军想象的那样发挥作用还很难说；印度的核威慑仍维系于单一的投掷手段——作战飞机。而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左翼反政府武装的叛乱行动日渐活跃，印度陆军很大一部分精力也会被国内的反叛乱行动所牵扯。2009年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后，印度政府似乎更想将军事重心放在对付恐怖威胁上，而军方则始终把矛头对准西边的巴基斯坦和北方的中国。这种对“谁才是真正敌人”的认识上的混乱，也从整体上妨碍了印度军队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尽管近年来改革高层国防体制、国防生产与采购机制的呼声和要求不断，但印度国家安全机构中存在的各行其是，互不协调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观。政府和军方只是在通过追加国防预算就能解决问题的改革领域取得了进展，但涉及调整机构和发展重心的改革却仍未见起色。例如，相关的评估报告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只要是与新设立指挥机构、职能部门或部队有关，往往最容易得到落实；而一旦涉及领导层级的调整，则得到落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典型的莫过于一直以来要求设立类似三军总司令职位的呼声，这样就能解决印度三军发展重心互不协调的问题，但是印度政治领导层却因担心军方权力过大而一直拒绝这样做，他们试图建立一个联合参谋部性质的协调性机构，但又不赋予其实权，因而收效甚微。

最后，印度国防部还设有一个代表印度财政部行使权力的财务部门，负责监督所有国防开支，哪怕是已经得到批准的也不放过。既然内阁会议都批准了开支项目，这样的部门又有何权力压缩，甚至拒绝军方的需求？这样的机构设置当然会引发是否正当、合理以及政策上的一系列问题，而在正常情况下，这应当属于国防部长的职责范畴。

不合理的装备采购体制导致腐败丛生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印度武器采购过程中存在的腐败行为，一直是印度国内的一个政治问题。1989年，因在“博福斯”火炮、HDW潜艇以及其他武器采购项目中存在大量吃回扣的行为，导致拉吉夫·甘地政府在一片指责声中被迫下台。自此以后，印度高层领导人为防止军事采购中的弊案引火烧身，只得尽量放慢新装备的采购步伐。然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仅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反而更不利于军队的发展。对此，一些印度防务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么多年过去了，军队拼命想要实现现代化，却又将花不完的资金流回了国库。

根深蒂固的腐败也蔓延到了军事研发机构。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启动了不少规模庞大且资金充裕的防务项目，用以向印度军队提供先进的战斗机、坦克和导弹。但几十年过去了，这些项目钱花了不少，却没有一样东西令军方感到满意，最后又得回到对外采购的老路上去。在这些项目中，LCA战斗机和“阿琼”式坦克的开发基本上算是失败了，而被视为颇有成效的导弹项目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截至2010年，印度军方手中还没有一种导弹能够改变与中国，甚至是巴基斯坦对抗时的战略态势。“大地”短程导弹由于射程过近且使用液体推进剂，根本就难以发挥作用；而射程较远的“烈火”导弹还处于修修补补的试验阶段，离装备部队仍遥遥无期；至于其他改型导弹，如“阿什卡”等，其战略作用也较有限。

国营机构实际上垄断了印度的军事科技研发，致使许多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仍难以进入印度国防工业领域。而在美国，大量中、小规模的防务承包商构成了研发与创新的主体，但印度显然仍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尽管最近印度也通过各种计划试图引入一些私营部门参与军事采购，但印度国防机构对这些私营企业仍充满了不信任，来自国外的供货商仍比印度国内的私营小公司更容易赢得印度国防部的合同。

几十年来，由于秉承自力更生的思想，印度政府一直轻信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种种不实之承诺，为其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而事实上，印度在军事科技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却并非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功劳，而应归功于印度原子能委员会，正是该机构建成了印度的核装置。然而，印度政府不仅不愿公开追究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责任，反而又让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负责人兼任了印度国防部长的首席科学顾问，这两个职务（既是供货方又是订购方的顾问）本质上显然存在着利害冲突，可这在印度却根本就不算什么问题。

造成体制性腐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的国防体系一直无法摆脱对苏/俄武器装备的依赖。印度最初寻求苏联武器装备的原因有目共睹，既然美国选择了支持巴基斯坦，印度自然会倒向苏联。但是，印度做出这种政治决策还另有玄机：印度认为，属于国营性质的苏联国防工业不会存在腐败现象，而西方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往往唯利是图，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然而，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实际上苏/俄供货商和西方公司一样也大搞腐败，只是由于苏联实行封闭的体制，腐败现象在苏联国内从未得到真实的报道。尽管俄罗斯自由媒体已对俄罗斯军火贸易中的问题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印度仍在沿袭以往的传统观念。不仅如此，为苏/俄供货方服务的印度“经纪商”更是把俄罗斯人做生意的各种伎俩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度近来会在引进俄罗斯“戈尔什科夫”号翻新航母的交易中遭受种种磨难，其实深思起来，出现这样荒唐可笑的事一点也不荒唐。

这样的思想烙印在印度与西方做军火生意时也屡见不鲜。印度政界和文官政府机构普遍认为，西方公司都是唯利是图，因此，新德里宁愿以政府对政府的形式做军火生意，也不愿意和西方公司直接打交道，但这样做往往又会招致军方用户的不满，他们需要和供货商签订较长期限的维护保养协议。也正是由于观念作祟，印度与美国的政治关系虽然日趋密切，但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仍未有很大的起色。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印度与以色列日益密切的军火供应关系。在印度市场运作最成功的以色列航宇工业公司就是一家国营公司，而且该公司迅速采用了俄罗斯的运作模式：以向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提供合作研发机会为诱饵，赢得采购合同。而美国公司则不太愿意和一家国营公司打交道，更谈不上转让高端技术了，他们宁愿在印度成立一家子公司，以便继续控制技术。

总之，近三十年来，印度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先进常规武器输入国之一，但持续不断的军备采购却未能显著提高印度的战略地位；印度军队迫切希望实现现代化，但军方在关系到改善国家安全处境的国家事务中却没有充分的发言权。军方与文官政府间的机制不畅，使得多年来重整军备的效果大打折扣。目标不明确的军备采购对于说服其他大国接受印度的温和崛起当然能起一定的作用，但绝对不能将其作为筹划军队发展的基本准则，否则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前景仍不容乐观。（ 《现代舰船-军事广角》2011年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