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茅台王子酒跟茅台区别:沈逸：微博未必是个好东西———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6 11:43:19
● 沈逸
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的新技术，比如微博，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但这种改变究竟意味着什么，要如何应对，则是比改变本身更重要的问题。正确平衡相对比例与绝对数量、事实与判断、形式与内容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新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相对比例与绝对数量的差异考验人们的判断和分析能力。以中国为例，截至2010年，中国有4.57亿网民，互联网普及率为34.3%，网民中高中学历以下 76.7%，微博用户6311万，83％网民的月收入为2000元以下。这表明中国网民的绝对数量非常庞大，但相对比例仍然有限，6300余万微博用户对个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在网民中所占比例大约为13.7%，占整个中国人口比例就更小了，且学历相对不高。鲜明的对比提醒人们有必要在面对铺天盖地的 “民意”时，保持足够的判断与分析能力。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记忆事实与做出判断的习惯方式，挑战了传统的思维习惯。全球知名研究机构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搜索引擎等确实深刻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习惯。从乐观的角度看，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和利用将减少人们对事实和知识的记忆，而把脑力更多地放到信息综合以及批判性思维上面；从悲观角度看，如果人们缺乏清醒认识与必要训练，最终将因过于轻信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上传递的“事实”而做出错误判断，或者过高估计自身力量，最终因预期破灭而产生深刻的挫折感。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之后的政治动荡，相当一部分原因就出自于此。
新网络媒体的技术特征与传播环境改变了形式与内容的重要性，对判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微博的全文长度最多只有140个字，是否能够看到特定ID发布的信息取决于你是否关注这个ID。这导致了信息的碎片化，以及在互动过程中持相近观点与立场的用户产生“群体极化”。要在庞大的信息流中，确保自己的信息引发关注，必然的后果之一，是信息的简单化、抽象化、符号化甚至极端化：信息发布者、传递者能通过对信息的分割以及再包装，凸出其对受众的冲击，但同时也提升了关注形式超越关注内容的风险。
在埃及，“穆巴拉克下台”与“全面改革”就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最典型例证：前者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动员的口号，凝聚了海量民众走上街头，但实质性内容却是如何对埃及的制度进行渐进的变革，以满足民众持续提升的生活需求，西方媒体在穆巴拉克辞职之后采访了若干埃及民众对于“修宪”的看法，得到的回答基本上是“没什么想法，更关注自己的房子以及儿女的婚嫁”。多数被符号动员起来的民众对“穆巴拉克走了之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并无实际想法，最终仍然是精英，甚至是老面孔的精英在主导变革进程。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丹麦作家易卜生的作品《玩偶之家》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全剧留下一个很麻烦的悬念：娜拉离家出走之后，将如何生活下去？今日随着信息技术高速蔓延的微博等新网络媒体，也逐渐开始面对“娜拉出走之后”的命题：批判与否定之后，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套用那句流行语：微博有时是个好东西，但又未必是个好东西。（作者沈逸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者。）
来源:《环球时报》
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的新技术，比如微博，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但这种改变究竟意味着什么，要如何应对，则是比改变本身更重要的问题。正确平衡相对比例与绝对数量、事实与判断、形式与内容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新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相对比例与绝对数量的差异考验人们的判断和分析能力。以中国为例，截至2010年，中国有4.57亿网民，互联网普及率为34.3%，网民中高中学历以下 76.7%，微博用户6311万，83％网民的月收入为2000元以下。这表明中国网民的绝对数量非常庞大，但相对比例仍然有限，6300余万微博用户对个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在网民中所占比例大约为13.7%，占整个中国人口比例就更小了，且学历相对不高。鲜明的对比提醒人们有必要在面对铺天盖地的 “民意”时，保持足够的判断与分析能力。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记忆事实与做出判断的习惯方式，挑战了传统的思维习惯。全球知名研究机构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搜索引擎等确实深刻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习惯。从乐观的角度看，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和利用将减少人们对事实和知识的记忆，而把脑力更多地放到信息综合以及批判性思维上面；从悲观角度看，如果人们缺乏清醒认识与必要训练，最终将因过于轻信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上传递的“事实”而做出错误判断，或者过高估计自身力量，最终因预期破灭而产生深刻的挫折感。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之后的政治动荡，相当一部分原因就出自于此。
新网络媒体的技术特征与传播环境改变了形式与内容的重要性，对判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微博的全文长度最多只有140个字，是否能够看到特定ID发布的信息取决于你是否关注这个ID。这导致了信息的碎片化，以及在互动过程中持相近观点与立场的用户产生“群体极化”。要在庞大的信息流中，确保自己的信息引发关注，必然的后果之一，是信息的简单化、抽象化、符号化甚至极端化：信息发布者、传递者能通过对信息的分割以及再包装，凸出其对受众的冲击，但同时也提升了关注形式超越关注内容的风险。
在埃及，“穆巴拉克下台”与“全面改革”就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最典型例证：前者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动员的口号，凝聚了海量民众走上街头，但实质性内容却是如何对埃及的制度进行渐进的变革，以满足民众持续提升的生活需求，西方媒体在穆巴拉克辞职之后采访了若干埃及民众对于“修宪”的看法，得到的回答基本上是“没什么想法，更关注自己的房子以及儿女的婚嫁”。多数被符号动员起来的民众对“穆巴拉克走了之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并无实际想法，最终仍然是精英，甚至是老面孔的精英在主导变革进程。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丹麦作家易卜生的作品《玩偶之家》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全剧留下一个很麻烦的悬念：娜拉离家出走之后，将如何生活下去？今日随着信息技术高速蔓延的微博等新网络媒体，也逐渐开始面对“娜拉出走之后”的命题：批判与否定之后，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套用那句流行语：微博有时是个好东西，但又未必是个好东西。（作者沈逸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者。）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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