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思哲clg码在哪:最后的武士

　　引子


　　身披甲胄，手舞长刀，在加特林机枪密集火力的扫射下坦然冲向死亡…… 几年前，在电影《The Last Samurai》的推动下，日本武士的形象再次风靡全球.。


　　那么，“最后的武士”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究竟如何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一


　　长期以来，文学作品中的武士几乎是忠诚和勇敢的代名词，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包装和宣传，他们成功地把武士这个概念进行了抽象地提取和升华，搞得全地球的人都对他们推销的这个“概念武士”信以为真，那么，真实的武士确如他们所宣传地那样吗？



　　不是，至少在《最后的武士》一片所反映的幕末－明治前期不是。在阅读史料时，我们发现，就在爆发著名的樱田门事件的1860年，已经被反幕势力弄得焦头烂额的幕府方面居然还有空发出这么一个指示：“即便武士格杀平民不成，反遭平民杀害，只要没有违背武士道的精神，武士身分仍然准许世袭，所以切勿贪生怕死。”



　　所谓无风不起浪，既然幕府能给出这样的指示，那么通过对该指示的解读，我们很容易得出以下的信息：  　1.有武士格杀平民不成反被平民杀死的现象发生。  　2.有武士贪生怕死，生怕被平民杀死有违武士道精神从而被取消武士身份的现象发生。 

　3.这种现象已经普遍到了需要日本国家最高统治机构幕府专门发出指示来进行整顿的程度。

　　这里面的第一第三点不需要解释，而关于第二点，可能普通读者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所以我们进行一下补充说明。其实原因很简单，根据当时日本的惯例，在武士与平民格斗时，武士未经拔刀即被平民杀死是一种怯懦的表现，这样他的武士身份就会被取消（大家都清楚武士阶级是一个寄生阶级，他们本身没有劳动技能，因此一旦一名武士的武士身份被取消，也就意味着他一家老小生路的断绝，这也就是大多数武士害怕自己的武士身份被取消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从第二点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出，由于武士不敢拔刀，所以进一步不敢与平民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害怕万一不拔刀就被平民杀死，自己的武士身份就会被取消，那为什么不拔刀呢？看来，武士即使拔刀也被平民击败的例子，可能也不在少数吧。



　　其实，除了害怕拔刀以外，武士不拔刀还有一个可能大家都想不到的重要原因－不少武士没有刀。一定会有人问，武士怎么可能没有刀呢？刀不是所谓的“武士魂”吗？没错，刀是“武士魂”，但是武士也是人，而多数人肚子饿起来就会把失“魂”落魄。真实的历史就是，为了度日，不少穷困的武士都把自己的“魂”送到当铺里去了。



　　嗯，这下大家可以初步看出幕末武士阶级的总体外貌了，“贫穷”、“懦弱”才是当时武士的真实形象，这似乎和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武士形象有天壤之别吧。



　　也许有人会说，武士最伟大的地方是忠诚，而“穷+弱”与忠诚并不矛盾呀。笔者在这里不得不负责地告诉这些有疑问的朋友一句，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背叛，当中下级武士贫困到要靠典当兵器度日的时候，主上凭什么要他们对自己赤胆忠心呢？而且事实情况更糟，由于日本国家的贫困是普遍性的，连上级武士甚至幕府本身的经济情况也不好（谁让日本这么小，而又实行锁国呢），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危机，没有能力提高生产力的幕府和大名们只好靠消减中下级武士的俸禄来度过难关。本来日子就已经过不下去了，还要扣工资，如果诸位读者遇到这种老板而又无法跳槽时会产生什么想法呢？所以，据当时人的记载，出现了很多中下级武士“恨主如恨敌”的情况？    　既然连忠诚这种武士最重要的道德准则都已经丢掉了，那么，还能指望他们守住哪条道德准则呢？他们的另外一些丑恶事例，就不用我来列举了吧。



　　腐朽、衰弱、穷困、颓废，这就是当时武士阶级的真实写照。



　　1830年代，由于持续的天灾人祸，日本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的高潮是发生于1837年的大盐平八郎起义，这次起义在日本国的历史上占据有独特的意义，因为，大盐平八郎的身份是武士，也就是说，日本历史上破天荒的，由武士带领农民向武士开火了。这也可算是后来倒幕拥幕两大派大量武士相互开火的前奏吧。正当日本国家为大盐平八郎起义这种武士所带领的农民起义所震动的时候，从大陆方面传来了更加惊人的消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鸦片战争对日本朝野的冲击远在海湾战争对中国军界的冲击之上，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幕府“特许”已在长崎研究了十年西洋炮术的高岛秋帆及其门徒到江户表演炮术，考虑到当时西洋炮术在日本被认为是一种“不懂礼法”的“夷狄”之技，属于不入流的东西，因此幕府的这次特许简直可以说是对高岛的格外开恩了。



　　表演的结果是在场的人都大为震惊，但震惊归震惊，西洋军事仍然被认为是日本所不需要的东西，高岛被提升，然后接到指令只许向一名幕府的旗本传授炮术，再过了一年，为了防止高岛的技术外流到幕府的敌对方，干脆以走私等罪名逮捕了高岛关押起来。关押高岛的幕府统治者显然忘记了一件事情，即人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只要给他们打开一扇窗户，再想把他们关在黑屋子里，就很难了。虽然高岛下了大狱，但是一些参观过高岛表演的人不顾幕府的反对，开始研究起西洋兵学，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有关西洋兵学的书籍在日本开始缓慢而坚定地扩散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853年的6月，浦贺港外开来了“黑船”。       　二



　　关于黑船事件的本末，很多书上已经有了描述，我就不在这炒冷饭了。总之一句话，黑船事件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6月，黑船开来，7月，幕府命佐贺藩铸造大炮；8月，在汤岛修建枪炮制造厂并突然释放了高岛秋帆并令其在枪炮厂教授枪炮；9月，幕府撤销了建造大船的禁令；10月，幕府向荷兰订购大量蒸汽军舰和带刺刀的步枪；11月，令水户藩建造大船，令萨摩士试制轮船；12月，水户藩设立石川岛造船厂。猛一看到上面个列表，可能大家都会以为黑船事件促成了日本强烈的军事改革吧－这也是目前我国涉及这段历史的普及图书中的主流观点。但事实并非如此。



　　真正的军事改革，装备改革只是皮毛，军制改革才是根本，只有军制进行了改革，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军事改革，否则，顶多只能算是装备大跃进罢了。二战初期法德两国对装甲力量的不同使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军事改革，显然幕府也是有些认识的。1854年的7月，幕府起用德川齐昭为总裁并发布布告正式宣布进行军制改革。这位德川齐昭是一位在十年前就曾多次上书幕府要求加强军备，结果被幕府怀疑为有异心而撤职反省的著名人物。有这么一位人物担任了军制改革的总裁，再加上任命的一批改革专员也是当时高级武士中所谓的佼佼者，因此，多数人对这个改革的前景还是看好的。



　　不幸的是，他们都错了。



　　不要说军制改革了，甚至连装备大跃进都出现了反复，例如，本来已经准备将弓箭队改为洋枪队，结果“因担心内乱者多于畏惧外患者，事后有人竟谓水户老公与伊势太守之主张纯属多事”。而在军制改革专员组的内部，专员们要德川齐昭先提出方案交大家讨论修改，德川齐昭却要各主管部门先提意见，然后再由自己折中，双方相互踢皮球，结果正如德川齐昭在一封信中所言“去年以来，迄末收到一份建议，如此怠慢，再提议当亦无用，故而袖手。”



　　就在上层武士互相踢皮球的时候，一些位居第一线的官员提出了可操作性很强的加强军备建议，但是日本这时的军备不振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带来的，要把军备强化到可以与西洋人一战的地步，就一定要武装农民和市民，而这些人一旦被武装起来，又很可能成为幕府的反对者，因此，这些建议都被驳回。既然不愿意武装群众，那么就只好在原有的武士武装基础上进行改革，也就是说，让武士们丢下刀剑使用枪炮。但即使是这种程度的改革，也受到了武士，特别是高级武士的抵制。这种抵制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高低贵贱的等级思想作祟，但我想更重要的可能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吧－装备枪炮的费用不是装备刀矛所可以比拟的，而这笔额外的费用最终还是要羊毛出在羊身上。



　　如果日本还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这种太极拳式改革可能还能蒙混过关，但此时的历史现实却是，日本的国门已经被列强的大炮打开，这种自欺欺人的军事改革显然无法欺骗欧美列强。于是，军事改革的“结果”在日本的对外关系上的直接反映就是，由于无法组建可以抗击西洋人的军队，作为日本最高统治机构的德川幕府仍然不得不屈服于欧美列强的压力而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所谓通商条约，这种屈辱又极大地激发了日本国民要求抵御外辱的呼声，国民的呼声越高，幕府越不敢进行事实上是武装民众的强化军备，越不敢武装民众，就越不能抵御列强的欺凌，就这样，幕府的统治陷入了一个走不出来的怪圈。



　　在这种怪圈的运转之下，幕府和诸侯乃至民众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于是终于发生了樱田门之变，也就是1860年3月3日幕府镇压民间呼声的代表人物井伊直弼在樱田门外被反对派刺杀的事件，我们在这里没有多余的笔墨用来讨论这个事件本身的始末，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是日本国内的政治斗争开始转为军事斗争的转折点。以前，为了防止武装力量失控，幕府不敢建立足以抵抗外国殖民者的新型武装力量，现在，当国内多数人抵御外辱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合法途径的释放时，这些人的力量就不得不释放到造成这种局面的法律制订者幕府的身上，于是，国内自发产生的武装力量出乎意料地跃居于欧美列强的外来力量之上而成为幕府所必须面对的第一大敌，也就是说，在对外战争是否发生还不明了的情况下，对内战争是一定会发生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刀架到脖子上的幕府也就不得不“加强军备”了。



　　三



　　樱田门事变的次年，幕府大量淘汰了以前因“特别照顾”而任用的年老的武人，换上了少壮有为的武士。又过了一年，具体的军制改革方案拟定完成。考虑到当时的通讯和交通速度，再对比仅仅数年前那次不了了之的军制改革，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幕府是真心想要“加强军备”了。但我们仍然发现，这次的军制改革，并非是要建立国家的常备军－国防军，而仅仅是要建立幕府的警卫军－幕府“近卫常备军”。这也证实了我们上面的观点，是国内局势的不稳而非欧美列强的压迫才促使幕府下决心开始“加强军备”。



　　但即使是这种程度的改革，已经带来了武装力量构成本质上的改变－旗本和御家人们交给幕府的不再是“军役人员”，而是“兵赋人员”，简单地说，传统的军役人员是由旗本/御家人们武装、操练和统帅的，而现在的兵赋，则是仅仅由旗本/御家人交出领地内的人员，其后的武装、操练等一应事务都由幕府统一管理和组织。就这样，偏居小岛的日本国在中国大陆的两千多年后，欧洲大陆的三百多年后，终于开始了打破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军制的进程。这也意味着幕府正在无意识地由封建领主制迈向专制君主制。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江户时代后期日本武士的一大特点就是穷，非常地穷，因此，为了保证“兵赋”制度的推行，幕府甚至通过限制仆人数量、武士妻子的服装等种种手段来榨出下属身上的每一滴油。（这里插一句，后来明治造海军时候的手段如出一辙，我们以前的宣传过多的强调了日本方面精神原子弹的胜利，但却忽略了日本政府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几乎是赤贫这一历史事实，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说一句，所谓明治维新其实是一场从开始就抱定了以掠夺致富而不是以生产致富的赌博，后来的甲午战争哪怕是打平，只要没有大陆的赔款输入，日本政府会立即破产。因此，现在很多比较中日近代化成败的书籍上大谈特谈的各种论调从大方向上来讲就是错的。一个守法的生产型企业却要去学习车匪路霸的发家之路，这是不是有些荒唐呢？所以，搞研究的拿这些东西写写论文评评职称可以，我们普通老百姓可别把这些论调当了真。）



　　就这样，跌跌撞撞的，到了次年年初，所谓的“近卫常备军创建”方案大体上算是实现了。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如何呢？用了近代化的枪炮，变革了封建军制，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应该不错了吧。理论上如此，但是，这次成功的军制改革仍然有一个“小小”的缺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上级武士是不会丢下架子去操练枪炮的，同时军队的指挥官却又不可能是下级武士甚至农民，因此，这是一支由不懂枪炮战术的指挥官所率领的枪炮军团，所以……



　　自此鸦片战争之后，东亚的传统政治格局就受到了欧美列强的猛力冲击，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都是一个群体－“洋人”，而事实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很激烈。



　　看过笔者前一篇文章《被遗忘的金百合－从约克敦战役谈北美独立战争》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北美独立战争只是十八世纪英法全球争霸的一个战场，转到本文的历史场景来看，日本幕末风云的背后又何尝没有这对冤家的身影。简单地说，英国人想通过倒幕派推翻幕府控制政权进而达到控制日本的目的，而同样也想控制日本的法国人既然看到英国人支持倒幕派，那么作为英国世仇的他们自然“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幕府一边。



　　在这里要提一句，倒幕派是以反对幕府的卖国求荣起家，因此一开始也是嚷嚷“攮夷”最凶的一方，然而在经过被外国兵舰打得惨败的萨英和下关两次战争后，他们反而认识到了英国的实力进而同英国亲密了起来。考虑到倒幕派并非是政府一方，用官话来说就是他们属于“日本人民”，再结合唐－倭、中－日乃至二战后的美日关系来看，欺软怕硬或者准确点说是谁打得它越疼它越崇拜谁的非常心理看起来似乎是日本的一种普遍国民性，在我们未来不可避免的与日本国官方和民间的全面交流乃至“碰撞”中，我们应该注意到日本国民性的这个特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对倭人来说，谁的拳头硬，他们同谁的友谊就深。



　　四



　　有了英法两大国在背后折腾，小小的日本列岛上想不热闹也不行了。1864年7月，倒幕派的长州藩士率军闯入京都被击败，这就是所谓的禁门之变。幕府准备出兵讨伐长州藩，结果暂时夺回实权的长州藩保守派投了降，处死了禁门之变的负责人，幕府的一记重击拳打空。之后不久，以两年前乘坐幕府开国后首条官方外遣船“千岁丸”号考察过上海的高杉晋作为代表的急进改革派再度夺回了长州藩的实权。第二年3月，长州藩任命非武士出身的大村益次郎为军制总管开始军事改革，非武士出身的人果然没有什么顾忌，在他的领导下，长州藩卖掉了所有的火绳枪（铁炮）和甲胄而代之以最新式的来福枪，相应地，中间阶层的武士和步卒变成了来福枪队。在改革武士军队的同时，长州藩还成立了农兵部队，按照现在的概念，可以近似地认为长州藩建立了常备军－预备役的两级军事动员体系。



　　日本，弹丸小国而已。长州藩这样大张旗鼓地整顿军备怎么可能不引起幕府的注意，为了将反对势力的武装力量扼杀在摇篮中，1866年，幕府发动了第二次讨伐长州的战争。



　　这次战争在幕末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从政治上来讲，各藩和民间的表现都充分说明，幕府已经是孤家寡人，从军事上来讲，这场战争充分地验证了近代化军队和封建军队的优劣－在幕府大军中，只有新建立的近代化军队发挥了强大的战力，而其他纠集起来的仆从军，由于还在使用战国时代的刀矛弓箭，在长州军集团来福枪射击下的结局可想而知。
         　　　战争的现实比什么讨论都顶用，甚至还在战争的进行之中，幕府方面就已经着手准备第二次军制改革。这次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所有的“军役”都编成“混合洋枪队”。这样，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虽然旗本、御家人等也编入了洋枪队，但他们已经不再是幕府军备的主力，幕府军队的主力变成了农民为主的步兵和最下级武士为主的骑兵和炮兵。于是，就从根本上抛弃了封建制度下武器和身份相对应，承认主从关系的编队方式，或者更简单地说，幕府方面终于被迫下决心开始打破封建等级制度了。   　　如果说幕府在这次军制改革的开始还羞羞答答地照顾了一些封建制度的残余的话，那么，随着军制改革的深入，建立一支近代常备军和封建制度体制上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被摆到了台面上，在倒幕派大军随时可能压境的情况下，幕府最终选择了不惜打破封建制度来建立近代常备军的道路－到了改革的后期，幕府甚至准备废除幕府统治的基础旗本/御家人制度来获取经费以建立常备军。



　　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次改革尚未完成，倒幕派大军已经开到京都城下。1868年，伏见－鸟羽战役爆发。



　　五




　　从实质上讲，伏见－鸟羽战役就可以作为武士阶层灭亡的标志了，后来的西南战争等都不过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武士阶级残余势力的回光返照罢了，出于篇幅的原因，我在这里不再多说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下面，我们将要谈谈另一个问题，一个虽然和本文的标题关系不大，但却对我们今后的研习和思考很重要的问题－关于明治维新成败的问题。



　　无庸讳言，在以往任何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上，我们都被告知，明治维新是非常成功的，然而，在认真研读了多方面的资料后，笔者不得不借这个机会说一句－明治维新是失败的。



　　明治维新的失败，是由日本国国小地贫的天然属性所决定的。



　　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再优秀的人才，再良好的体制，如果没有启动资金的话，那也是开不起公司来的吧。明治时代的日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他们的维新，虽然有一些成效，但是这些成效是由畸形的“负债经营”获取的，这种畸形特别表现在军事费用占军事费用的百分比上。1877年日本国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结束，1878年陆海军省经费和炮台费、军舰购置费合计占国库岁出总额比率为16.5%，1888年这个比例达到占28%，1892年这个比例更是高达到41%（请注意以上仅仅是固定费用，还没包括这些年间日本军队在琉球、台湾、朝鲜等诸次行动的特别费用），任何一个有点国民经济学基本常识的人都明白，这种比例下的经济发展，哪怕再“繁荣”，那也绝对是虚假的繁荣，何况当时的日本经济无论如何也称不上繁荣二字。在这种情况下，1894年爆发了甲午战争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日本真正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和国家教育体系，都是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在获得马关条约的大量赔款之后才开始的。不用多解释，事情很明白，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是在建设一个“战争策源地”而不是在建设一个正常的国家，如果没有人类鲜血的浇灌，战争策源地的畸形之花是无法盛开的。我们很不幸地看到，一百一十年前，正是由统治中国的某个王朝给予了这个战争策源地以超值的养分回报进而使其达到了初级的融资目标。



　　如果不是马关赔款，以战争策源地模式运转的日本国民经济迟早会崩溃，如果是那样的结局，今天又会有多少人研究日本的“成功之路”呢？



　　如果说鲁迅那个时代的人，东赴倭国追寻富国强兵的方法还是出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无法认清倭奴国超常发展的本质，那么，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出版了那么多书籍来教导我们中日近代化的过程中本朝是如何如何失败和日本是如何如何成功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才是东方国家富国强兵的“典范”呢？



　　真是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