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稀土协会挂牌进入倒计时 负责人将来自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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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2011007期封面：焦灼的稀土

焦灼的稀土

中国稀土协会挂牌倒计时

从2006年到2009年，“推进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组建”都成为分管部委确定的当年中国稀土十件大事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5楼，6名工作人员，4间办公室，备受关注的中国稀土协会筹备办公室(以下简称“筹办”)就在这里紧张地忙碌着。

随着2010年稀土之争愈演愈烈，有关于“筹办”的种种猜测也纷纷出台。事实上，这个小小的机构已经默默地运行了四年多时间，而中国稀土协会的成立时间也由原计划的2007年一再延迟。

与此前外界报道不同，到2011年1月中旬，中国稀土协会仍未得到工信部批复。虽然作为挂靠于工信部的一级协会，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春节后，中国稀土协会的挂牌将进入百天倒计时。5月，当初夏降临北京城之时，中国稀土协会有望第一次召开会员大会。

对于这家行业协会，外界曾寄予其“与世界过招”的期望。2010年以来，每当中国加强对稀土行业的管理时，就被扣上干预市场、违反WTO规则的帽子。

在稀土之争的第二个回合里，行业协会将承担起组织、协调行业企业的责任，中国稀土企业也开始尝试自己联合起来与世界博弈。

决策层的关注

人们对于“筹办”的关注肇始于2010年12月28日的国际稀土研讨会。领衔筹备中国稀土协会的工信部稀土办公室原副巡视员王彩凤，在会上透露了有关中国稀土协会正在筹备的消息。

她说，中国稀土协会将在企业和政府之间搭建桥梁，并协同配额管理等方面工作，改变此前企业各自为战的局面。具体而言，协会将代表中国稀土行业与国外企业协商谈判。

此时，距“筹办”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好过去四年零一个月。

时间回到2006年11月25日，在国家发改委稀土办公室协调下，由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包钢稀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国内主要稀土企业共同发起成立的“筹办”开始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筹办”成立的背景是，中国一改放任稀土流失的情况，希望加强管理。

中国稀土学会学术部主任陈占恒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事情的引子是2005年底，徐光宪、师昌绪、李东英等15位院士以及包钢经济情报研究所高级经济师郑睿川等，致信国务院领导，反映包头白云鄂博资源未得到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被大量浪费的问题。

温家宝总理及分管这一领域的时任副总理曾培炎因此多次做出重要批示，核心是加强稀土资源保护、规范经营秩序和出口管理等工作。

国家发改委高度重视，并专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白云鄂博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及有关问题的报告》。

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7年起对稀土矿产品和冶炼分离产品生产实行指令性计划，这是国家对稀土生产实行总量控制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稀土协会并不是一个新名词。1993年，由上海一家稀土分离企业牵头成立过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在稀土行业内，企业主要分为矿产企业和分离加工企业，后者主要致力于稀土产品的加工生产。陈占恒回忆说，由分离加工企业主导的稀土协会并不能代表全行业的利益。

博弈之中，许多倾向于加工生产企业的措施都无法得到矿产企业的赞同。加之这一国字号协会并没有民政部的注册手续，没有几年就销声匿迹了。

分管之疑

在“筹办”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完成并审议了协会章程，还制定了会员单位的资质标准，并开始征求行业意见。到2006年底，已有近40家单位通过资质审查。

根据当时国家发改委的计划，协会力争2007年上半年正式挂牌成立。其时，稀土办公室还归属国家发改委管理。这个机构的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12人的领导小组首任组长是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叶青。

中国稀土学会秘书长林东鲁对《瞭望东方周刊》总结说，中国的稀土发展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阶段：50年代初期到1985年的萌芽发展阶段，1985年到1995年的成长阶段。1995年之后，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膨胀。中国稀土就此大量出口，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关闭了自己的稀土矿。

从2007年起可以看做中国稀土行业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政府开始着手对混乱局面进行整顿，“从大乱走向大治。”他说。

就在2007年，温家宝、曾培炎等国务院领导又多次对稀土问题进行批示。其中包括人民银行《专报信息》中提到的“稀土产品大量低价出口造成我国资源优势迅速减弱”问题和包钢原党委书记李光等致信胡锦涛、温家宝关于节约利用矿产资源的建议。

“研究政策措施，解决稀土过度开采，产能过剩，无序竞争，大量廉价出口的状况”。

此时国务院机构改革计划再度提上日程，稀土行业的管理到底如何归属？“筹办”不得不放慢脚步等待主管部门的确定。

虽然备受批评且产量下降近10%，但2007年中国稀土行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287.64亿元，实现销售收入281.7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0.79%和52.07%。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由此稀土协会将是一个全国性的一级学会。若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意味着它会是一个副部级单位。

到2008年3月，新一轮机构改革尘埃落地：稀土行业发展的有关职责划给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具体由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金属材料二处负责。如今担任“筹办”主任的王彩凤曾任该处处长。

2008年9月底，全国稀土行业重点企业座谈会在内蒙古包头市召开，主管司局负责人第一次对中国稀土产业发展及有关工作作出明确表态。

在时任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陈燕海的发言中，围绕稀土产业发展需要做好的八个方面工作，第五个是积极推进组建稀土行业协会。4个月后，第三次筹备工作会议再次讨论了《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章程》(草案)、审查首批申请入会单位资质，酝酿并提出了协会理事长和秘书长人选。

工信部网站的信息特别强调，“与会代表一致建议拟成立的中国稀土行业协会挂靠工业和信息化部，并积极推动行业协会的组建工作”。

协会的惯例

确定主管部委后，中国稀土协会内部架构的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在中国，一个全国性一级行业协会的惯例是这样的：具体的实际工作主要由秘书长承担，这个职务一般由熟悉行业情况、在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负责岗位上任过职的官员担任。很多时候，秘书长都兼任副会长。

大型企业作为理事单位，其负责人根据企业实力担任副会长等职务。会长或理事长、党委书记则由退职的相关部委分管副部长担任。对于一些专业性强、关系国家命脉的领域，科技人员也会担任协会领导职务，比如该领域的院士。极少情况下，超大型国企的前任负责人也会担任协会主要领导，因为他们往往经历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曾经具有相当的行政级别。

协会一般分为办事机构，如秘书处；附属事业单位，如行业报；分支机构；如下属分会，以及代管协会等几个部分。

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及发起单位具有不同分量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当然，不同级别单位往往也需要缴纳不同数量的会费并承担各种开支。而协会也向主管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除了曾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先后分管稀土工作，在稀土协会成立之前，唯一的全国性行业机构是中国稀土学会。这个以学术为主的机构成立于1979年，是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一级学会之一，挂靠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国内大型稀土企业、研究机构几乎都有代表在中国稀土学会中任职。

曾任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干勇院士担任学会理事长，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丁海燕、中国五矿集团有色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屠海令院士等担任副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林东鲁曾任包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了解的信息，中国稀土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仍将来自政界，行业内超大型企业的前任负责人也可能出任领导职务。而秘书长则由曾具有司局级身份的退职官员担任。

两个协会

事实上，如果按照通常理解，稀土属于有色金属领域，可以作为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下属分会。但是，由于稀土问题过于重要，似乎必须成立全国性一级协会。

另据《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就在中国稀土协会筹备进入最后阶段的同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申请成立二级协会稀土分会一事也已进入实质阶段。

根据国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的相关材料，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申请理由”包括：“特别是国家2009年建立的稀有(含稀土)金属管理部级联系机制，我协会作为唯一参与此项工作的行业组织，在政府的决策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谋作用”。

而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稀土分会的目的，也包括“以更好地引导企业进行行业自律”、“组织企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维护企业、行业和国家的利益，保障稀土行业正常生产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等。

2009年3月，“筹办”第四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新增两家成为协会发起人单位。这样，发起单位由6家变为8家。到这时，理事长、秘书长等人选基本各有所属。

11月在北京又召开了第五次工作会议。会议的一个成果就是确定了协会办公地点---由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国有色大厦。

从2006年到2009年，“推进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组建”都成为分管部委确定的当年中国稀土十件大事之一。

而在2009年8月，时任工信部副部长苗圩主持召开稀有金属部际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根据国务院要求，建立了由工信部牵头，国家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等12个部门参加的稀有金属部际协调机制。这一制度实际上进一步明确了由工信部主导的稀土管理体制。

在分管部委、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会员单位以及与其他相关单位的平衡、交流、沟通之中，“筹办”的时间走到了2010年。

此时，稀土之争已是山雨欲来。

焦灼的2010

2010年2月，“筹办”发出《中稀协筹函〔2010〕1号》文，《关于报送会员登记表及生产经营情况月报表的通知》。到4月，已有76家企业登记入会。

而在2010年3月19日，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召开加强稀土行业管理工作座谈会时，“筹办”作为一个单位安排代表参加会议。

中国稀土学会和发起单位的人员一直维持着“筹办”的运行。“我算是发起单位的代表，现在都是正点上下班，共有四间办公室。”来自包钢稀土的刘瑞金告诉《望东方周刊》，目前主要工作就是筹备上报工信部的相关材料，并开发新的会员单位。目前，所有材料已上报工信部，“正在等待批复”。

刘瑞金说，一旦拿到工信部的批复，会员大会的时间就可以确定，那时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即可正式成立。陈占恒也告诉本刊记者，相关材料已准备妥当，只待最后审批确定具体时间。

也许还没有一个行业协会的成立这样受人关注。虽然从2007年起中国就逐步加强了稀土管理，但是2010年的一系列措施引起了全球性的反响。

2010年11月，新华社发文分析说：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对中国整顿国内稀土行业非议不断，指责中国的稀土政策是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工具”，“违反世贸组织规定”，企图混淆视听，逼迫中国继续牺牲自己的环境，为其提供大量廉价的稀土原材料。

文章说，一方面，它们都强调中国“垄断”了全球97%的稀土产量，另一方面，它们却不约而同略去了中国的稀土储量仅占全球30%、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

“西方政治人物这种‘选择性失明’的做法，不仅曲解了中国在稀土开采、生产和贸易等领域实行有序管理的初衷，也漠视了目前全球稀土生产和消费方面存在的极端不平衡状况。而多方数据都表明，中国稀土资源储量与产量之间的严重失衡，已成为中国越来越难以承受之重。”

同时，不断有国内企业界人士公开表示，稀土并不“稀有”，在全球具有广泛分布，因此中国政府采取的管理措施并不恰当。其针对的是2010年以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行业整合、减少出口配额以及环保等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组织企业联合对外博弈成为当务之急。

在陈占恒看来，当前稀土管理的实质是如何改变这个产业的发展模式。中国稀土产业多年来形成了稀土企业散、乱、小的不利局面，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中国稀土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超过国内外稀土总的市场需求，这是导致中国稀土价格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企业的声音也应为决策者重视。林东鲁说，应该根据稀土的储量和国家的需要来选择出口或者限制出口；比如储量特别大而且大家都有的就可以出口，而“大熊猫”这样的就应该进行限制，“留下的必须控制住，要首先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商务部肯定已经在考虑这个情况。”

如何从国家行政控制转到企业行为，这对于中国人还是一个尝试，“其实稀土行业跟所有的社会问题，比如住房等都一样，问题最终体现在对产业的管理上。”林东鲁说。■

2010，稀土之争

稀土的话题源于2009年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中国掌控未来稀土未来技术的钥匙》。文章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稀土供应的最大垄断，这一主导地位将使中国控制消费类电子产品和绿色技术的未来。

以这篇文章为标志，国内外众多媒体开始对中国稀土给予极大的关注，一时间众说纷纭，热度至今不减。综合国外媒体的关注情况，主要是国外公司对中国稀土出口政策的担忧。国内媒体关注的更多是稀土堪比黄金却卖了土价钱，还有在稀土生产冶炼分离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中国稀土行业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之下，于2010年3月迎来了市场的一片繁荣，价格快速上升。

随后，国外媒体和一些政要开始攻击中国对稀土的管理政策。

稀土：现代工业维生素

稀土有丰富的磁、光、电特性，为人类提供了打开现代新材料宝库的钥匙。这些材料主要包括稀土永磁材料、稀土催化材料、发光材料、贮氢材料、磁制冷材料、光导纤维、磁光存储材料、巨磁阻材料、稀土激光材料、超导材料、介电材料等。这些材料在航空、航天、信息、电子、能源、交通、医疗卫生等13个领域、40个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所以稀土也有“现代工业维生素”之称，很形象地描述了稀土对于现代工业的重要性。

中国稀土产业现状

中国稀土资源主要分布在包头，占83%。此外，四川占8%，山东占3%，江西等南方7省占了3%。

根据国外有关统计，1998年中国的稀土资源量占到了世界的41%。美国地质调查局认为目前中国稀土资源占36%。这是因为中国的稀土资源在不断开发，国外则发现了新的稀土资源。

目前以稀土资源为核心，中国形成了三大稀土生产基地和两大生产系统。三大稀土生产基地主要位于包头、四川、江西。两大生产体系是北方轻稀土生产体系和南方中重稀土生产体系。

中国目前有冶炼分离企业100家，未来整合的目标是20家。现在产能保守估计17万吨，实际上可能达到了22万吨左右。中国稀土产业可以生产400多个品种、1000多个规格的稀土产品，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大量提供各种品级稀土产品的国家。

中国稀土的开发利用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重视稀土行业中下游产品开发。1978年到2009年的32年间，中国稀土年消费量从1000吨上升到7.3万吨，净增了73倍。

2004年以来，中国在稀土新材料领域的消费达到了总消费的55%左右，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消费国。

2004年以前，中国的稀土产品约有70%出口，2004年以后减少到30%。如果把走私估计为2万至4万吨，出口量仍然在50%至60%。

从1979年到2009年的31年间，稀土价格的市场波动很大，大约每四年波动一次。国外稀土用户的储存量、库存可能会在3至5年之间。

局部战争中的稀土

如何不投入步兵就战胜敌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自从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参与局部战争最多的国家，并且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几乎百分百的胜率。“现代高科技装备的军事部队在摧毁对方基本军事力量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主任顾国良对《望东方周刊》说，这在过去20年美国发动的局部战争中十分明显。

在回顾先进武器装备的发展时，不得不提到稀土。虽然军事利用在美国的稀土消耗总量中并不占主要位置，但稀土的开发利用确实大大促进了美国军事科技的发展。从美国军事利用稀土的情况可以看到，稀土是如此关系一个国家的命运，

当然，作为世界第三大稀土储量国，美国完全可以通过重新开采本土稀土矿弥补海外进口的不足。但与之前一直保持低廉价格的中国稀土比，使用本土稀土势必造成军事成本的增加，使其不得不放慢研发及列装先进武器的步伐。

此前据《日本时报》报道，针对美国国防储备物资的分析报告称，四种稀土元素的短缺---镧、铈、铕与钆---已延误了一些武器的生产。该报告还建议进一步展开研究，以确定这种延误的重要性。

局部战争，特别是未来局部战争从一定意义上讲已经成为稀土的利用能力之战。

M1A1的取胜之道

仅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发动了四场局部战争：1991年作战代号为“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1995年作战代号为“谨慎力量”的波黑战争，1998年作战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袭伊拉克之战，1999年作战代号为“联盟力量”的科索沃战争。2000年后，美军又进入伊拉克和阿富汗。

在上述军事行动中，美军的主要对手都是拥有现代军队的主权国家。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则是美国罕见的大规模动用地面军力的军事实践。但是在海湾战争开战不久，拥有百万陆军、上万辆各式装甲车辆、号称“世界第三大军事力量”的伊拉克军队就迅速瓦解。 

伊拉克陆军的主要力量是大约1000辆苏制T72坦克。在70年代投产的T72坦克曾被认为是苏联军工产业的骄傲。它秉承了苏制坦克大口径火炮、重装甲的特性，使用125毫米火炮和300毫米装甲，希望利用可靠性对抗西方的类似装备。

然而，美军使用的M1A1坦克拥有可以射穿700毫米装甲的贫铀穿甲弹以及更厚的稀土装甲钢，其横向冲击值比一般使用的碳钢提高了70%至100%。

“更为重要的是，M1A1一般可以先敌2000米发现对方。”顾国良说。

早期的T72坦克使用光学测距仪，后改进为可视距离2000米的激光测距仪。但是M1A1坦克的激光测距仪由于掺用了稀土元素，可以达到4000米的瞄准距离。

激光测距仪的原理就是用激光得到被探测物体后反射回来，通过时间差来测量中间的距离。铒、钕等稀土元素都在激光测距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掺铒的激光晶体输出的激光大气传输性能较好，对战场的硝烟穿透能力较强，为不易被敌人探测，照射军事目标的对比度较大，已制成军事上用的对人眼安全的便携式激光测距仪。

在有关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经常出现几辆M1A1坦克在夜战中完胜十几辆T72的记录。事实上，在两次美伊地面战争中，M1A1鲜有被T72在夜间击毁的情况。

除了铒，美军的步兵和近战武器系统的夜视设备中还大量掺用了镧。

1839年，瑞典化学家莫桑德尔从粗硝酸铈中发现镧，其名来源于希腊文，原意是“隐蔽”。它是第三个被发现的稀土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为0.00183%，也是稀土元素中含量最丰富的一个。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科院长春分院稀土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洪杰向《望东方周刊》解释说，镧本身并不发光，但可以作为发光元素制造闪烁晶体，“设备加入镧元素后，就像人的肉眼加上望远镜，不仅可以看得更远，同时镧的特性还可以让人在黑暗的条件下看清楚面前的物体。”

在民用领域，镧主要用于制造特种合金精密光学玻璃，高折射光学纤维板，适合做摄像机、照相机、显微镜镜头和高级光学仪器棱镜等。但是镧的特性使其在军事上有广泛用途，特别是夜视设备。

在更早的时候，美国一直使用富镧稀土作为石油裂化催化剂。通过催化裂化处理，可以从原油中获得更多的汽油、柴油等轻质油。而含有稀土的催化剂可使催化剂寿命延长2倍，炼油成本降低20%，并使裂化装置生产能力提高30%至50%。

事实上，80年代时美国40%的稀土消耗都因为是使用富镧稀土制造石油裂化催化剂。

如何不用步兵取胜

在地面战争之外，空中力量其实是美军在局部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不用投入大量地面部队，避免朝鲜战争、越战巨大伤亡的覆辙，才使得美国有相对宽松的国内环境得以发动多次局部战争。

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几乎没有投入一名步兵就迫使南联盟屈服。而在号称“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上，若想取得战场控制权，都要牺牲成千上万的士兵。

空中力量决定战争胜负，得益于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虽然造价昂贵，但仍低于大规模轰炸的成本。

比如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战机曾在100公里外用两枚价值十几万美元的“斯拉姆”空对地导弹摧毁了伊拉克的一个重要水电站：一枚先在大坝上炸出洞口，第二枚从洞口穿入，将发电厂彻底摧毁。而在越战中，美军曾投入1万多架次飞机轰炸清化大桥未果，反而损失了100多架飞机。

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军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率从8%提高到68%。

“导弹的精确制导方面，在相应部位加入稀土的磁性材料后，其制导所产生的精确打击就非常准确。”张洪杰说。

导弹的精确制导方面与激光测距仪原理基本一样。如果将稀土元素换成其他任何元素，效果都远不如稀土元素所呈现的好。

此外，稀土永磁材料在几场局部战争中也大展手脚。稀土永磁材料是指稀土金属和过渡族金属形成的合金经一定的工艺制成的永磁材料。

有代表性的是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钕铁硼磁体。它是钕、铁、硼等组成的金属间化合物，磁性比上世纪70年代广泛使用的磁钢要高出100多倍。

如在导弹制导系统中，磁体是电子束的主要聚焦部件，它将数据传导至导弹的操纵面。在导弹的每一个聚焦制导装置中约有2至4公斤磁体，“爱国者”导弹的制导系统就使用了大约4公斤钐钴磁体和钕铁硼磁体，在电子束聚焦后实现准确的拦截。

而在先进战机的制造中，小型高功率的钕铁硼永磁驱动器多用于调节襟翼、方向舵和副翼，加强战机的操控能力。

钐钴永磁体是另一种在军事上广泛应用的稀土永磁材料。美军所有现役飞机上的发电设备几乎都使用钐钴永磁体。

稀土永磁材料还广泛应用在汽车工业、医疗设备以及磁悬浮交通设备上。在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稀土永磁材料在电机中的应用已占总销售额的60%以上。

日本50%的稀土永磁材料用于消费电子领域，欧洲在数控机床中应用最多，而美国则在航空、航天、军工、汽车和机床等领域电机中的用量最大。

根据工艺不同，钕铁硼磁体分为烧结钕铁硼磁体和粘结钕铁硼磁体两种。2005年，全球烧结钕铁硼磁体产量为4.2万吨，中国为3.3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78%。在应用稍窄的粘结钕铁硼磁体方面，中国产量也已超过全球产量的40%。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作为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的最大消耗国，美国本土的钕铁硼磁体企业在2004年已全部消失。目前除中国外，只有日本和欧洲有极少数的相关企业在勉强维持运营。

稀土导致的战争成本

除了精确制导武器，稀土已经成为先进战斗机制造中的必需材料。

比如战机实现超音速巡航，就需要稀土材料制造的发动机，以及含有稀土成分的机身，否则它在起飞后肯定毁灭于自己强大动力当中。

在整个90年代几乎主导了所有局部战争的F15、F16战斗机，其发动机多用掺钇氧化锆耐高温部件。

在反映1995年美军空袭波黑塞族的电影《深入敌后》中，男主角驾驶的F18战机、双方所用的导弹系统、美军航空母舰上的卫星热成像系统等大出风头的先进装备都藏有稀土材料的影子。

大型航空、航天器使用稀土合金已经成为共识。以空客A380、波音787这些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为例，其机体特别是机翼都是稀土合金材料。而大型客机一般都可以用于改装轰炸机和运输机。

除了宙斯盾战舰上的雷达系统、俄亥俄核潜艇上的声纳、单兵电脑上的硬盘、迫击炮使用的稀土球墨铸铁炮弹，连美军在伊拉克城市中广泛使用的大功率扬声器都使用稀土。

过去20年是美国军费大幅增长的20年，几场局部战争是增长的根本原因。仅在21世纪的前7年里，美军开支增幅就高达59%，如今已创下年1万亿美元的纪录。

顾国良认为，现代战争与以往大不相同，一般是由高科技装备的军事设备先发制敌，并为最后的决胜奠定基础。

目前，美军在局部战争中已经形成了以巡航导弹发动，空中打击作为主力，陆海空天电子一体的现代化战争模式。它之所以可以摆脱传统作战形式，先进装备的研发和列装是根本原因。

未来装备中稀土的使用量将更多、更广泛。如果稀土不再像过去那么低廉，其后果可想而知，至少美军发动局部战争的经济制约会更明显。

顾国良说，虽然对于美国军方和军工集团来讲，打局部战争可以从国家拿到更多资金。但对美国政府来讲，军费开支过大，肯定会遭到国民和纳税人的强烈反对。张洪杰则认为，目前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元素周期表里的32个元素列为战略元素，17种稀土中，除人造的钷之外所有16种元素均位列其中，“占所有战略元素的一半，可见稀土作为战略元素，在西方军事装备当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详解全球稀土发展格局

“现在说可以替代稀土，应该只是一种谈判手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1992年邓小平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还没感觉出稀土在战略上有那么高的位置。”无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黄春辉对《望东方周刊》表示。

不过，随着2010年稀土之争的加剧，即使最普通的中国人也开始关注“稀土”这个字眼。“近两三年，国家对稀土的重视程度加大很多。”五矿集团公司五矿稀土研究院院长廖春生对本刊记者说，作为科研人员他的感受比较强烈：原来能争取到十几万研究资金就觉得很不容易，现在国家一个项目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

其实根据中国商务部和中国稀土学会等机构的统计，中国目前虽然拥有全球30%的稀土资源，但是按人均资源量计算，已属稀土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在此情况下，中国却拥有世界90%的产量。这是为什么？

停产的外国稀土

从稀土的工业储量来看，稀土不仅存在于中国，在美国、澳大利亚、越南、俄罗斯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都有一定的储量。根据2009年统计，美国稀土储量占世界13%，而产量为零；俄罗斯储量占世界19%，产量为零；澳大利亚储量为540万吨，产量也为零。

根据统计，占有全球70%稀土储备的其他国家只开采不足10%的稀土资源。

“尽管稀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资源，但1995年以后世界上绝大部分稀土都是由我们来供应。”被称为“中国稀土之父”的中科院院士徐光宪对《望东方周刊》表示。

比如美国，目前没有一家稀土加工厂在运营。

其实在20世纪，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开采稀土，只是中国稀土技术在世界引发的一场冲击波改变了这一情况。

上世纪60年代，世界最大的稀土矿---中国的白云鄂博开始向国外少量出口稀土。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稀土开采主要集中在美国一家叫做Mountain Pass的稀土矿。而较为先进的稀土分离技术则被法国Rhodia稀土厂掌握并垄断着。 

彼时，中国急需从稀土资源大国变成稀土生产大国。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稀土分离技术。7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出了“稀土萃取串级理论”。

黄春辉回忆说，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可以很便宜、高效地进行稀土分离，“从前从一个矿过来到设计出产品，流程一年都做不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新的技术工艺一个月就可以完成。”

到90年代，中国的稀土分离技术逐渐领先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场“中国冲击波”。比如，美国Ames实验室是全球较早做稀土的机构，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稀土分离。它的提取浓度是每升百分之一克。而中国用萃取理论，提取的浓度达到一升几百克。国际上开始意识到中国有纯度很高的稀土。

“中国稀土分离技术的低成本、高效应用，生产出大量单一品种的稀土，一方面形成了对国外稀土生产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稀土研究和应用的快速发展。”廖春生说。

随着稀土分离技术路径的清晰，稀土行业的高利润也开始被发现，“分开的单一稀土产品比没分开的价格高许多。特别是一些产量小的元素比没有分开时，贵出几千倍。”徐光宪说，民间有说法：送出一车稀土，可以开回一辆桑塔纳。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地方稀土厂、私营稀土厂一哄而上，中国短时间内涌现近100家稀土厂。当时全世界的稀土需求量只有10万吨，中国的稀土分离能力到了15万吨以上，开始超过了需求。

在中国强大的稀土生产能力下，各国不再开采自己的稀土，都购买中国稀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较大规模的稀土企业均关闭了生产线，法国的Rhodia厂和美国的Morlycorp厂相继停产。

替代的可能性很小

2010年，随着中国加强对稀土行业的管理，国际稀土生产格局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中国现在的稀土出口量放到3万多吨，出现很大缺口，价格也随之上升，国外稀土资源一定会重新开发，补上缺口。”廖春生表示，“比如国外石油催化裂化催化剂需要大量的稀土。中国稀土供应量的减少，使得像镧这样的稀土产品价格迅速攀升十倍，稀土价格的回归使得国外稀土资源的开发变得有利可图。现在大家拿出来说事的还是在磁性材料上，因为各个国家的制造业都脱离不了磁性材料。而磁性材料产量，我国占到全世界80%。”

尽管已经习惯依赖于中国，一些稀土消耗大国还是开始另谋出路，寻找新的稀土来源。美国酝酿着恢复开发过去封存的稀土矿山，两家澳大利亚公司也在准备开采稀土，韩国则与缅甸达成了开采缅甸稀土资源的协议。

其中日本的行动最快。2010年7月，中国宣布下半年稀土出口配额将减少。9月25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就与蒙古总理巴特包勒德在纽约举行会谈，达成共同开发稀土的共识。2010年10月26日日本国会又通过了3369亿日元的追加预算案，专门用于和第三国合作开发稀土资源。对于一向相当谨慎的日本国会这次可谓动作神速。

黄春辉表示，在“稀土进口来源多元化”的策略下，日本正准备赶到越南开发稀土，力图在当地生产，以此替代长年依赖的中国稀土。

对于日本的这番尝试，徐光宪指出，日本到越南开采的成本比起中国稀土要高十倍以上。这是因为国外的稀土矿中，“独居石”占的比例较大。它具有放射性，开采首先要进行处理，难度很大。相对而言，中国的稀土矿比较好开采，放射性低。

同时，国外发现大多是轻稀土，宝贵的中、重稀土集中在中国南方五省。从目前各国公布的情况，国外尚未发现。

廖春生则告诉本刊记者，越南开采很困难，不仅是因为放射性和稀土自身质量的问题，更因为开矿的地方全部是山区，“原来是作为打仗的战场，全是地雷，风险很大”。

除了寻找新的稀土来源，“稀土替代材”也成为日本、美国等稀土消耗大国的新选择。2010年，日本提出，将和美国加强在稀土领域的合作，共同开发稀土替代材料。它从2007年就开始了投入70亿日元的稀有元素替代品研究计划。

2010年9月30日，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新能源与工业技术研发组织(NEDO)已成功研发出完全不必使用稀土的铁氧体磁铁驱动马达。但NEDO也承认：与采用稀土元素的驱动马达相比，铁氧体磁铁驱动马达功率还不强。

“替代稀土的可能性很小。”廖春生指出，“如果真要替代稀土，除非牺牲材料的性能优势。现在的情况是稀土进入了高科技竞争领域，牺牲一些优异性能，将会大大削弱竞争优势。现在说可以替代稀土，应该只是一种谈判手段。”

流失的技术

如今，稀土作为“工业维生素”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稀土与高精尖的产品有关。其实人类最早接触的稀土产品，却是日常生活中一个非常熟悉的物件：打火机。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将稀土用于石油的炼制。廖春生说，稀土开始真正发挥不可替代作用，是从稀土分离得到单一纯稀土开始的。

“70年代中国的稀土分离技术以低成本、高效的应用，提供了大量分离的、单一的稀土，这就推动了中国甚至世界稀土的研究和应用。”廖春生说。

80年代末，徐光宪带着一批学生在全国各地开学习班，向上海跃龙、包钢稀土、甘肃903厂等这些国营大厂讲解全新的稀土分离技术，并帮助工厂将技术运用到生产一线。

不过在徐光宪看来，技术推广原本是好事，但因为没有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的概念，也造成了此后稀土分离的核心技术流失。80年代无偿提供给国营大厂的分离技术，在10年后因改制等进入了私营企业。世纪之交，停产的国外各稀土企业又以合资的方式陆续进入中国，早期分离技术也被国外公司掌握。■

日本2030年将成“能源出口国”

按照日本现有的技术能力，到了2030年，日本很可能变成一个“能源出口”大国---一方面出口自己用不完的能源，另一方面出口提供能源的技术。这其中的预见、判断、巧思和执行，都值得我们细品和学习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 陈言 | 北京、东京报道

过去几年在日本采访时，常常听到日本人说：“日本是个能源小国，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节能和发展自己的节能技术。”最近这一两年再去日本采访，则开始不断听到日本企业界人士说：“我们正向能源企业转变，日本要成为一个能源出口国。”

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日本人前后矛盾，而是能源匮乏的日本由于眼光超前，能源产业在这些年拔足先奔，早已今非昔比。

“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硅制造厂家，用我们的产品能够很容易地组装成太阳能电池。”株式会社萨姆科(SUMCO)总裁田口洋一对《望东方周刊》说。比萨姆科更厉害的全世界最大的硅制造厂家---信越化学工业公司也是日本企业。太阳能电池主要是由单晶硅或多晶硅的硅片来组装的，出口硅片实际上就是出口能源。

连我们所熟悉的日本家电企业，也开始了“能源化”。松下电器集团董事长中村邦夫不久前对《望东方周刊》记者特别谈到，“松下公司将成为一家能源企业。”松下已经收购了三洋电机公司，因为后者拥有出色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及电能储能技术。中村邦夫认为，有了这些技术，就能在下一轮的转型中帮助松下立于不败之地。

企业纷纷转型“能源”的背后，是日本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由于缺乏能源，日本政府一贯重视能源战略。如果梳理一下二战后的60余年，会发现日本在战后较早的时期，就已经从以煤为主要能源的时代迅速过渡到了“油主煤辅”。尽管在上世纪70年代两次经历了石油危机的打击，但由于早有准备，能源问题并没有阻碍日本的发展。进入本世纪以后，日本开始更加重视核能，并进一步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战略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抢占硅生产链条的制高点

国际能源组织(IEA)在2008年做了一个预测：到2030年，新能源市场规模大约是2006年的6倍。新能源中，约50%将来自风力发电，30%来自生物及垃圾发电，剩下的来自太阳能，地热、潮汐等也具有一定的提供能源的可能性。

从总体能源构成上看，国际能源组织认为，到2030年，煤将占36%，天然气为23%，水电19%，核电6%，石油4%，新能源则将占到12%。目前我们最依赖的石油，到2030年将只比太阳能发电规模大1%，虽然也还算重要，但对于产业及居民生活的影响，将远远不如今日。

日本是个每年有十余次台风来袭的国家，在某些年份一年中甚至会遭遇20次以上的台风，因此风力发电对日本来说有不小的风险。而日本的长处是工业生产能力强，把新能源的重点放在太阳能上，就成了日本能源战略的自然选择。

在推动太阳能的方式上，日本是“国家层面在开发出某种生产方式后，就将其推入到商业化阶段，把这个技术转让给民间，让民间来最后完成大规模生产”，萨姆科总裁田口洋一对《望东方周刊》说。

本刊记者在日本参观了萨姆科公司的多晶硅生产线。7米高、数吨重的多晶硅是通过一个电磁炉用几天时间连续铸造的方式铸成的。如果不考虑效率的话，截面在一平方米以上的多晶硅可以无限铸造下去。工厂里没有人戴口罩，没有我们在国内常听说的多晶硅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问题。经过去皮剪裁后，太阳能电池用多晶硅片就生产出来了。

目前从太阳能电池的组装上看，日本的总产量尚不能和中国相比，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组装厂家在中国。但需要强调的是，从原材料开始生产多晶硅或单晶硅的最大厂家在日本。日本企业之所以不大规模做组装，是因为利润不够大。日本在硅生产链条上已经占据了制高点，今后中国企业要在硅提取方面争夺日本厂家占据的国际地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向关键的蓄电池技术进军

在日本把新能源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后，很多企业便开始敏锐地转向开发蓄电池技术，因为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等新能源最终都需要蓄电池来解决不能稳定供电、无法并入电网的问题。

数日前的2月1日，日立公司旗下的万盛公司与宇部兴产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宇部万盛公司”正式开始运营，成为日本很多媒体财经报道的头条新闻。一个出资额仅有1.5亿日元(约合150万美元)、不到100人的企业，却将2015年的销售额目标定在100亿日元(约1亿美元)。

锂离子电池的制造与销售是新公司的唯一业务。“万盛公司有很长时间的生产磁带的技术，宇部兴产擅长生产电极间的膜状产品，两者结合起来后，生产出的电池将具有很好的耐热性。”宇部万盛公司发言人说。

蓄电池在充电和放电过程产生的高温，一直是难以逾越的行业症结，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蓄电池的充放电和蓄电能力都能有很大提高。正因为如此，一个投资额仅有1亿多日元的企业，刚一成立就受到了日本媒体的注目。

本刊记者还曾专门去大阪附近专事电能储能技术的三洋电机电池工厂参观。公司送给记者两节很普通的7号电池，并介绍说，“这种电池充电后放电很少，在未使用状态下，三年之后至少还能保有75%的电力。”

工厂的屋顶、自行车存车库的棚顶都安装了太阳能电池，白天产生的电储存在电池中，到了阴天和黑夜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电池中的电力。不过这家企业想得更远：将白天产生的电力储存在蓄电池中，可以稳定地向电网提供电力，这样不论是太阳能还是风力发电，经过蓄电池联网后，就不再有时高时低的问题。

在追求更高的电池蓄电能力上，日本企业已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2010年11月，松下公司制造的身高1.7米的机器人“爱宝卢塔”，怀揣12节5号电池，走完了从东京到京都的500公里行程。它使用的是可以反复充电1600次的镍氢电池，一天充电一次，用22天的时间走完500公里，“途中几次遇到故障，走走停停，但最后还是胜利走完了全程。”机器人开发者高桥智隆说。

买电动汽车，政府补贴1/3

在普通消费者层面，通过向电动汽车购买者提供补贴，日本政府又从另一个侧面推进了新能源策略。

在东京汽车市场，记者看到，一台三菱小型电动汽车售价接近400万日元(约合4万美元)，是日本市场上普通家用轿车的3倍。但国家及地方政府对购买这款车的消费者可以提供接近总价1/3的补贴，以此来推广电动车的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大楼还专门安装了供电动车免费充电的装置，地方政府自己也主动购买电动车。

另一汽车巨头日产公司也加大了对电动车的开发。2011年当日产决定销售其新推出的电动车后，一下子就在网上拿到9300份订单。虽然消费者能否最终到4S店买车，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但很多人都表示愿意使用电动车。

“我希望电动汽车一次充电能跑500公里”，开惯了普通车的人会这样说。目前三菱和日产的电动汽车一次还只能跑160公里，距离人们的要求还差不少，但随着电池轻量化和蓄电能力的提高，电动车的续航能力也会大大提高。

举全国之力向外销核电

在核电方面，日本则是另一种战略：在企业掌控了世界领先技术后，企业外出拓市场与国家层面的外交努力相结合，大力向外“出口”。

日本核电专家丸彰先生在东京对《望东方周刊》记者介绍说，核电技术方面，日本不仅拥有沸水型核电技术(BWR)，还掌握了压水型核电技术(PWR)，“两种技术多年来一直既相互竞争，又互相学习，都具有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

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大力“推销”日本的核电技术。

2010年10月31日的日本与越南首脑会谈中，越南首相阮晋勇公开向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在越南东部建设的两座核电站将“考虑使用日本技术”。越南计划在2030年前建成运营14座核电站，将其中的4座拿出来国际招标。两座采用了俄罗斯技术，已经在2009年和俄方签订了协议，另外两座核电站由谁建设则一直悬而未决。

在东部建设的核电站由两座各为100万千瓦的核反应堆组成，预计2021年运营发电。为了能够拿下这两座核电站，早在2010年8月，日本政府就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外交攻势。先是由经济产业大臣率经济界人士访越，提出日本将要为越南的人才培育、资金援助等提供方便。接着在10月又成立了政府与民间企业共同出资的“国际核能开发”机构，将日本全国的核电技术集中到一起，准备在世界上大量推广日本的核电技术。2010年10月底，越南首脑亲自表示倾向于使用日本技术，让日本民主党政府十分高兴。

日本在越南取得成功之前，曾在阿联酋羽而归。本来无论从技术的成熟度还是下手的时间上看，日立制作所与美国企业的联合投标似乎都势在必得。但到了2010年2月，谜底揭开是韩国企业拿到了订单。阿联酋之所以决定使用韩国的技术，“是因为韩国总统李明博亲自上阵，政府在后面全力支持”，日本企业方面的一位高层事后告诉本刊记者。

据他们了解，韩国在和阿联酋谈核电站时，提出不仅核电站的建设成本要比日美联合体的价格低，而且会负责运营、维修，并帮助培养相关人才，拿出了一整套项目建议，“和我们单独建设核电站的项目提案有着很大的不同”，日本企业的人说。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惨痛的教训，日本后来集结全国的技术，在政府的直接参与下，去竞争越南的核电项目。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也在摸索单独在外获取核电站项目的可能性。2011年1月，东芝公司的子公司美国西屋公司与中国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共同开发大型核反应堆。2017年中国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东芝将完成开发计划，届时140万千瓦的“CAP1400”压水型核反应堆将能够为50万户居民提供生活用电。

谈到能源策略时，我们常常会想到加强石油储备、去国外开发新的煤矿，或者就是扩大风力和太阳能发电。但到了日本接触日本企业时，发现他们更多是在谈更具体的核电技术、多晶硅单晶硅的制造、蓄电池能力的提升，最后，他们又以电动汽车的形式，很简单通俗地把新能源策略普及到了民间。

按照日本现有的技术能力，到了2030年，日本很可能变成一个“能源出口”大国---一方面出口自己用不完的能源，另一方面出口提供能源的技术。这其中的预见、判断、巧思和执行，都值得我们细品和学习。■

(责任编辑：魏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