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摄像头进灰:乔迁之路

   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寄  人  篱  下

 由于水利建设事业的特殊性和我们当时所处的地位，我们刚结婚时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家的。

我们的家现在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普通家庭，我们家及其父辈都无权无势，不属于左右“历史发展”的少数阶层，油盐酱醋足以造成我们的生活苦恼；政治变革足以影响我们的生存状态。

我是城镇户口，69年从中专学校毕业。分配工作后，户口落在辽阳“辽宁省农田水利建设工程第二团”单位集体户口。1975年6月到大连碧流河修建水库，第二年由同事们介绍，认识了王成丽。她是农村户口，父亲在她三岁时去世，母亲改嫁去朝阳之后，在她八岁时也去世了。继父后来又找了个继母，还带来两个比她还大的孩子。同继父、继母和不来，她的亲姐姐后来在当地结婚，哥哥去当兵，都没有能力照顾她。。于是1972年她自己在原籍亲友的帮助下，从凌源县宋杖子乡（当时叫欺天公社）回到她的老家，她的叔伯哥嫂王成久、于素兰收留了她，将户口落在新金县安波公社八家子大队。

户口在那个年代是和工作，住房，口粮，副食等基本生活条件以及子女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李春波的著名歌曲《小芳》中的下乡青年，就是由于不能逾越城乡户口的鸿沟，被迫和“今生今世难忘怀”的农村姑娘小芳分手的。

王成丽和我处对象期间正在碧流河水库工地出民工，住在新金民兵团安波连队宿舍。我结合自身条件考虑了很多，毅然跨越了这条鸿沟。

相识半年之后，我们就商量结婚。我们的结婚很简单：在单位开了介绍信，同成丽一起到当时的安波公社民政登记，领了结婚证。商定于76年7月24日到我的家乡苏家屯结婚。她提前一天回到八家子去约她的叔伯嫂子于素兰和叔伯妹妹王梅芳做娘家客陪同。我们回家那天工地正下着毛毛细雨，我乘当时碧流河会战工地至松树车站的敞棚解放大货通勤车，没资格坐驾驶楼，当然都是坐在车厢里，事先同司机“黑于”说好，到八家子停车接上她们三位。当时既无婚纱，也无礼服，更没有结婚化装，大家穿戴都差不多，都是文革时期盛行的蓝、灰、黄老三样，分不出谁是新娘。看着走过来的三个人，同车回家休假的我的同学王德财悄悄的问我：“哪个是你的对象” ？我坦然的指给他：“那个就是”。当时到苏家屯的车票只有四块四角钱。

我们到苏家屯之后，妈妈安排分别通知了我的亲友。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同成丽及两个娘家客到沈阳“旅行”了一圈，既没潇洒也没游玩，甚至连相片也没照，我们结婚实际上成了陪二位从未到过沈阳的客人逛商店采购。回家之后妈妈已准备了四桌酒席，并不是现在的大圆桌，都是当时家里的小方桌，最多坐四五个人，那时没有到饭店包桌的风气，都是在家里做。客人都是我的亲属和少数邻居。没有什么仪式，吃过饭就算是结婚了。即无同事，也无同学，唯一的一位朋友蒋明志也已多年不见，有些生疏，所以也没有人“闹洞房”。蜜月期间7月28日清晨三点左右的唐山大地震，我们在苏家屯也清楚的感觉到了，大家都被震醒，只是没有惊慌失措。实际上我们度过的只能算是“蜜周”，大热天的，居住条件和卫生条件都不好，为此成丽还患了急性肾盂肾炎，去了两次医院，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回工地了。

按当时的政策我们没有资格分房，母亲和妹妹住的房子是父亲生前单位分配的铁路公房，也不宽绰。即使能住，她即没口粮，副食,更没工作。所以我俩只能回到碧流河水库工地仍然上班，各自住在集体宿舍。

我们水利工人也真是不容易，一年四季野外施工，住的都是简易房，对面炕，一间房住四五个人，一般一个屋门两至三间，住七至十几个人。要是干部住的能宽敞些，但也是办公室兼宿舍。

到碧流河工地之前，职工每年只能休一次探亲假，加上串休也就是一个多月，一般都是赶在春节一块休。到碧流河之后改为每季度休一次季度假，就是说，每年在家住不到两个月。所以大家都羡慕根红苗正的转业兵有出差外调的机会，可以顺便回家几天。工友们互相取笑久别胜新婚的急迫状态时形容说：到家里背包一放，马上掏出准备好的一角钱叫孩子去打酱油，有瓶子不用非让孩子拿碗，告诉孩子到最远的商店去打，慢点走不要洒了，利用这点时间和老婆亲近。另一位回击说：你更缺德，非让孩子拿碗底装酱油。如果孩子太小，回家不认得爸爸，晚上不让“外人”上炕的事也时有发生。

如果把搬宿舍也算搬家的话，那我在成家之前就已搬了十几次“家”了，到碧流河之前在柴河只住了半年就搬了三次“家”。住宿舍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寂寞，“宿舍文化”粗犷豪放，风趣幽默，下班之后，大多把饭打到宿舍来吃，都是男人，当然是边吃，边喝，边唠。单身汉大多会喝酒，天南海北，风流韵事，都可以作为“下酒菜”。在柴河水库，工友们把铁岭的熊官屯，平顶堡，菜牛乡，横道河等地名编成顺口溜：熊官戴着平顶帽，骑着菜牛过横道。老职工几乎都有外号，象什么何大拿，贾大抓，宋老铁，裴大干劲，徐大埋汰，哼哈二将，徐小鬼，刘晃荡，张一刀，宫半勺等等。每个外号都有一段故事。采运工区有一个女技术员姓刘，30多岁没结婚，也成了大家的话题，王荣廷故弄虚悬说他有两条人命，有年轻人就追问到底怎么回事，王说：从后面看想死一个，从前面看吓死一个，所以没人敢跟他谈对象。实际上刘某只是性格孤僻些。

饭后如果不是学习，开会，看电影，就是下棋，聊天，打扑克等等。就是闭灯之后睡不着觉，也有很多儿童不宜的带荤腥的话题，如新婚之夜丈母娘如何教傻女婿动作，还有什么四大香，四大累，四大舒坦等等，最后一句都是荤的。

那时我在采运工区电工维护室上班，我和工友上下班的路上要经过位于沙西的采运工区一个铁路信号房，是个简易的三间小房，现在还在。工友们开玩笑说：“小郑，这幢房子给你怎么样？”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我心里想：我要是有这样一幢房就好了。

长期分居，很不方便，我们便张罗租房。同事李德忠是个热心人，在给我介绍对象期间就跑前跑后，出谋划策，这回又介绍我们到驻地附近他原来住过的沙东屯刘民德家去住。当时由于会战期间外来人口较多，房子比较紧张，辽建二团的单职工带家属在附近租房住的也不少，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便于76年10月14日搬到了刘家。

这次搬家实际上只是两个人的行李搬到了一起。接踵而来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当时号称黑户的我们也是困难很大的。因为没有正常的供应渠道，附近农村又“封山育林”，黑户们烧的就采取“顺手牵羊”的方式从工地或宿舍往家背些煤或破木头，工友们不但不阻拦还帮着拿。我开始不好意思，我的徒弟和同班的民兵就主动往我家里送些烧的。后来看到大家都这样，谁也不用笑话谁，也就顺其自然了，领导当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着看不见。后来还向开推挖机械的工友要柴油烧煤油炉，我们“带家的”上下班背的工具兜被戏称为“贼兜子”。我们这些黑户被评上先进的可能性较少，但也有例外，象我们黑户中的老资格，也是二团的明星人物宋绍斌，干起活来不要命，性格热情豪爽，长的黑些，人称“老铁”。这人聪明好学，工作认真负责，观念超前，碧流河水库的第一台私人摩托车就是他买的。他是我们单位的著名人物，说起宋老铁没有不认识的。

烧的靠脸皮厚总算解决了，吃的还比较好解决，从食堂把我的粮食定量领出来，再买些土豆地瓜，吃不好但还能吃饱。食油就难了，号称“陈三两”的陈锡联当政时期辽宁人民吃了十几年的三两油。猪肉也是定量供应，我当然不能例外，每月定量只有我一人份的三两油，根本不够干什么的。妈妈和哥哥妹妹知道我的难处后，派四妹素艳把她们口挪肚攒准备过年过节过生日用的豆油给我送来两瓶。至于酱、醋、茶都被我们省略了。有亲友及同事的帮助和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些困难也都克服下来了。

房东家八口人，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奉祥，奉喜，奉岗。凤英，凤珍，凤莲。院子不大，住了好几家，前趟房是张××家，和王庆恩父亲家，两家之间是过道。西厢房是王庆恩家，房东和王乃洪家同住七间正房。房东家住西面三间半，这儿的住房间量小，不象沈阳附近的南北大炕，只是靠南面有炕。一进门的过道和厨房与另一户王乃洪家共用。房东住头一间，八口人住不下，他们的大儿子奉祥就到生产队的饲养院去住。我们住中间，里面一间是仓库兼温猪食的地方，房后就是生产队的山坡苹果园。厕所在室外，我们进出房间必须经过房东的住室，房东温猪食和取东西也要经过我们的住室。房东的大女儿已二十多岁了，小女儿也七八岁了，很不方便。只是这儿距电工连连部和我当时上班的采运工区沙场都不远。

搬来之后，相继买了煤油炉，铁锅，蒸锅等炊事用具。又在炕前用砖头砌了个炉子，取暖兼做饭。开始是房东帮砌的，不好烧，冒烟。我又扒了重砌，为此还和王成丽闹的很不愉快，她不相信我的手艺，实际上我们常年在外搞水利施工，泥瓦匠的活儿没少干，母亲家文革后搭的火炕不好烧也是我收拾。经我改造，最后总算是好烧了。刚搬来即没有水缸，也没有水桶，便与房东家共用他家的水缸，下班回来主动到院外路旁的大井去挑水。好在当时年轻力壮，下班回家也没有多少事情，所以并不觉得是个负担。房东家的房子在77年的夏天房瓦“倒垄”，需用人手较多，我责无旁贷，担任运泥的工作，只干了半天，就晒的我肩头发红，后来全都爆皮了。

我们的到来也给房东增添了很多麻烦，搬来不久，成丽在路上买了两只鸡，不到十天相继死掉，而且殃及房东和邻居的鸡、鸭、鹅都跟着死，但人家并没有埋怨我们。冬储大白菜就借用房东家挖的菜池子。第二年我们又养了两只小鹅，后来死了一只，另一只找伴，房东大婶是个热心肠的人，心直口快，积极主张再买一只，我们就又买了一只。鹅架就在窗下很窄小的地方，是用筛分楼的筛网边角料和木方木板钉的，还分了个上下层。上层养鸡，下层养鹅。，公鹅长大杀吃肉了，吃鹅肉当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大事，便把对我们提供了帮助的电工连的冯志荣和我的老乡李成祥等几个人找来一同吃肉。母鹅长大下蛋养了好几年，这个鹅架也用了十几年。

    由于一些小事同房东大婶产生了一些隔阂，关系不太融洽，而且空间狭小，诸多不便，我们只好重新找房。由也是单职工的皮带队的张师傅介绍，于77年8月18日搬到了后沙河口林生峰家，这期间成丽因怀孕已经不再上班了。这次搬家东西就多了，找运输连魏连长要了一台车，装了满满一车。林生峰家五口人，三个孩子都不大，两女一男。大女儿长美当时六七岁，儿子长征三四岁，小女儿长芹才一岁。房东很年轻，岁数没有我大，个子不高，人很随和，显得精神。他老婆岁数比他大,个子也比他高大，性格善良厚道，和房东比显的老相。所以在别人眼里他们两口子不象夫妻倒象母子，有时来串门的悄悄问我们：他们俩是两口子吗？

林家住三间瓦房，独门独院，他们住东屋，我们住西屋，还是挺方便的。我们在屋里盘了个炉子，做饭兼烧炕。77年10月8日22点零5分，我们的新宇就降生在这里，大连二院参加会战卫生队的刘医生和房东大嫂（严格来讲应叫弟妹，我们都是瞎叫）在烛光下给接的生，当时生产队低压线路改造，停了十几天的电。那时医生的医德都很好，刘医生据说还是妇产科的专家，我们到会战卫生队一找人家就来，一点说道没有。接生之后，晚间刘医生就和衣睡在这里，以便观察照顾，第二天早上走的，只吃了一碗鸡蛋水，即不用车送，更没有红包。

可能是由于营养不足，成丽的奶下来的慢，开始几天都是林生峰的媳妇给奶的，素艳从苏家屯带来两袋奶粉才接上流。从年代来讲，刘民德的房子是老房子，林生峰的房子是新房子，修水库以后盖的，还没有吊棚。房后没有屏障，冬天屋子里很冷。为了保温，我用房东的五七方吊了个棚，在炕上用塑料布搭了个幔子，营造了个小环境。这期间我在采运工区上班，三班倒，距住处七八里路，要走半个多个小时。有时为了少走路，搭乘运沙石骨料的小火车，站在两节车厢之间的碰头上，到了家附近人家不能专门为你停车，只好跳下来。严格来讲小火车是不允许拉人的，因为有一定的危险性。

那时买什么都要票，农村只是每年过春节时才能闻到肉香。为了给成丽补充营养，休班时，我曾几次走村串户十多里，到库内田崴子、蔡店、姜屯一带农户家去买鸡蛋，土豆等副食品。那时家里没有自行车，都是走去走回，就是到双塔也都是走。由于营养先天不足，新宇缺钙，开始时只是发现爱冒虚汗，后来发现有“鸡胸”。没别的办法，只好经常领着到外面锻炼，直到上中学时他的鸡胸才逐渐平复。

在林生峰家时，我们自己准备了水缸水桶，挑水要到100米以外的大井去挑，这口井井口小，冬天再冻些冰，挑水要困难一些，加上手艺欠佳，不时发生过水桶掉井里的事情，好在捞也不难，我当时准备了废拉线把弯七八个倒沟做的工具，专门用来捞桶。

这期间大坝会战指挥部收缩战线，部分民兵退场，有些带家属的黑户把家搬到民兵腾出来的宿舍去住。成丽看到住民兵团房子即宽敞又不要房租，便也主张找民兵团空下的公房住，当时租房的房租是每个月五块钱，还承受得了。我开始考虑到种种困难，态度犹豫，在成丽的坚持下，只好去安波连，皮口连，永宁连等处找人商量，我办事能力较差，找了几次也没办妥，不是房子太破收拾不起，就是人家不同意出让。后来我队电工宋来本主动代我和皮口连长商量，同意我们住皮口连队最后面的那栋十几间屋子的厢房，同高明顺对门。由于是简易房，而且久不住人，利用倒班的时间收拾了十几天。好在那时民兵多，求人很方便。从五月初找老虎屯的乔福成帮忙接灯，砌间壁墙开始。以后砖不够，便到别处去搬，拆空房的石头，旧砖，土坯。同班的孟志强，安波的刘美荣，丛颖芝，老虎屯的许和平，王德志都来帮忙。搭炕砌墙期间，又找了许屯的刘义军，桂安胜，曲杰。金县的罗正义，付义祥，宋甲奇。他们帮着推土，挑水，和泥，抹墙。借的手推车坏了，就用抬筐。我们收拾房子期间，王殿成又来收拾我们北面那两间，他们后来的反而比我们先搬进去。

           搬   入   茅   庐

我们在78年5月19日才搬到收拾好了的皮口连队的房子，两间半房，门朝西，倒匝放些煤柴。住室东面的窗户冬天用砖砌死抹泥保温，夏天打开通风。炕搭在西面窗下，东面放了张床，北面放了几个箱子。在后沙河口住时，我在班上求电焊工用钢筋给我们的孩子焊了个小摇床，下面用了五根皮带刮板用的拉簧，布置成放射型，有一定的弹性。搬到这儿以后孩子大了会走就不用了，我们干活时怕他从炕上掉到地下，就在炕沿上安了个活栏杆，我们下地干活时就把栏杆支起来，回来时再放下来。开始新宇觉得挺好玩，时间长了觉得不对：栏杆一支起来就没人陪他，所以后来只要栏杆一支他就开始哭闹。厨房的东面没有窗户，放些杂物。西面是锅灶，中间是过道。

当时民兵住的油纸房都是用秫秸把绑在杂木檩条上，上面抹泥，再铺上油毛毡，烧沥青浇缝，用木条封房檐。材质不如我们工人住的房子好，工人住的房子大多是木方檩子，竹片编的笆条钉在木方上，很平整。秫秸把很容易着火，我们搬进去第一年的冬天，邻居高明顺家就险些着火。高明顺是炊事员，要到食堂去做饭，清晨起的比我们早。起床洗脸用电炉子烧水，因用电炉子不合法，被发现了要罚款，就偷偷用电线弯了个勾搭接在里屋仓房的干线上，接触不好打火，引燃秫秸把着了起来。浓烟四起，惊慌呼救，我急忙跑过去用脸盆端水扑救，因门窗未开，空气没有对流，很快扑灭了。以后他大概就不敢用电炉子了。

我们住的房子在山岗上，吃水比较困难，南面要到200多米远的贾沟附近同益连队的井去挑，北面要到150米左右许屯连队的井去挑，到哪面往回走都是上坡，相当于三层楼。好在我们这帮黑户里有好几个是开车的司机，运输连有专门给各连队食堂送水的水车，我们有时赶上了，就借光把水缸挑满。种菜想浇水就困难了，但如果种地瓜和栽茄子栽葱就不得不挑水。看人家的菜长的绿油油的，在成丽的逼迫下，天旱了也不得不挑水浇菜。

由于我们住的房子都是超期服役的简易房，因此一到夏天就漏雨，一点不漏的根本没有。有时我们请假说回去修房子时，大家互相开玩笑说：不漏那还叫房子吗？如果是宿舍公房，还有人安排给烫沥青、铺油毡纸，我们的“私房”只好自己解决。一般是等到宿舍烧沥青时，我们自己备个小桶，要一点烧好的沥青回去自己补漏。或者是借个喷灯，要点沥青，拿到房顶用喷灯烧沥青补漏，往往是漏的地方补好了，好的地方又踩漏了。一般来说只要住人的地方不漏就算不错了。

在这里，我们一直住了八年。这期间，北屋的王殿成因盗卖油料被逮捕，家搬走了，南屋的高明顺同我们的关系不太好也搬走了。先后又住过会战食堂的李管理员和孟志强的弟弟孟志刚。我们的前趟房也都住的单职工带家属，同我们的关系还都可以。在这儿住的几年我们养过鸡，鸭，鹅，兔。还养了两年猪，养猪是个很麻烦的活儿，即要有猪圈，猪槽子，还要准备猪饲料，打猪草。用大缸青贮过切碎的地瓜秧，灰菜叶子和槐树花及单位拉酒糟剩的底子。下班回家首先得忙活这些东西，人不吃饭也要先喂猪，猪病了还要请兽医。种地更是见缝插针，房后种，工地附近也种，扒房子的空地还种。以土豆，地瓜，白菜，为主，再就是葱，茄子，萝卜，芸豆，包米或大豆。尽管干农活不是我的长处，而且我从心里不愿干，但还不得不干。那几年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在这方面，工作方面业绩平平，毫无进展。

    由于住室墙壁是石头和泥土堆砌的，封闭不严。厨房的杂物堆我们又很久不翻动，80年夏天招来了一窝黄鼠狼。开始发现家里的鸡被咬死，后来在一天早晨上班前听到杂物堆里有小黄鼠狼的叫声，大概是食物供应不上饿的。我们把杂物全都翻动一遍，把黄鼠狼撵到过道的煤柴堆里，又把四周孔洞全都堵死。在这里黄鼠狼无路可逃，被我们打死了五只刚长毛的小黄鼠狼。老黄鼠狼恋子，在房子后面跑来跑去，不肯离开。并不时从过道玻璃窗户上亮子边上一个只有土豆大小的破口钻进钻出。新宇那时还小，看到黄鼠狼在东窗外山坡上前腿抬起站起来向屋内张望，就问我们：“妈妈你看那是什么？”我们喊了一声它就跑了。我和成丽都不迷信，做了个套子想把它逮住，没有成功，过了几天它就不再来了。黄鼠狼与我们为邻大概有一段时间了，开始相安无事，可是它不“计划生育”，生的后代太多，老鼠供不上吃，就以邻为壑，未经允许，拿我们养的鸡“下奶”，因此发生了这场“战争”。

从这一年开始我调到会战指挥部办公室通讯班负责电话维护，当时都是人工插塞磁石交换机，电话也都是摇把子的磁石电话。工作需要，我在水库第一个安装了住宅电话，但也只能是水库内部通话，人工转接。那时长途电话非常难打，需要层层转接，先挂号，然后还不能走，就在电话旁等待回叫。挂大连要好一点，当时挂沈阳时间最长要等两个小时，十几分钟是较快的。再远尤其是农村县城说话就听不清了，大声叫喊也无无济于事，需要话务员帮忙转达。当时对话务员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保密”，因为任何人的电话她们都可以监听。对我来说那时长途电话也无处可打：我认识的亲朋好友谁家也没有电话，只能是写信。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管人：当班长。以前曾代干管过技术，还由组织安排被迫当师傅收过一个徒弟：孟志强。

80年省水电厅决定原驻地辽北清河的“辽建一团”同我们“辽建二团”合并，成立辽宁省水利工程公司。从清河来的工人中也有很多“黑户”，自然也存在很多困难。但清河的工人见多识广，不象我们原二团工人那样安分，到来的第二年就串联我们二团的黑户一起到会战指挥部上访，每天晚上到我们公司经理裴占林办公室或宿舍去找，要求解决户口问题，家属工作问题等等。一去就是数十人，职工家属轮番上阵，搅得领导不得安宁。我也跟着去过两次，后来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牵涉到国家政策，不是裴占林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而且裴占林是我们原二团的领导，勤奋廉洁，人送外号“裴大干劲儿”。我对裴占林的任象也不错，不想给他添麻烦，就不愿再去。我就此问题给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写了封信，陈述了黑户问题的难处和危害，省委办公厅把这封信批转会战指挥部办公室，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领导的重视。

这次工潮也起了一些作用，我们黑户的待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分秋菜和分取暖煤时也有我们的份了，而且还派车送到家，当然都花钱，但以前都是指标供应，你就是花钱也不卖。裴占林答应大连地区的家属可以安排做临时工，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和在人事科工作的同学姚光生及动力队队长孙耀全的帮忙，王成丽在家里呆了几年之后于82年又到动力队上班做临时工。开始在水泵班，后来又到冰厂，还在食堂和交换台干了一段时间，都是值班、考勤、服务员和话务员等辅助性质的工作。此前由新金团团长单连恒帮忙，78年成丽还在皮口连队干了几个月。

          再   次   迁   居

85年水库工程基本完成，动力队撤消，成立电工段，归安装队领导。我早已从通讯班回到电工本行，当干部。开始是施工员，副段长，后来是段长。这期间会战收缩战线，一些简易房扒掉，拆房还田，我们住的油纸房也在拆除之列，只好于86年5月7日搬到电工段的油纸房，这里原来是挖土机队宿舍。

这次搬家时间较短，4月30日和赵树杰开始收拾扒炕，5月2日找钱千里，宋显忠，刘志仁和赵树杰砌间壁墙，搭炉子。接着几天就是安灯，吊棚，糊棚。搬家那天，安装班，维护室来了十多个人，两个多小时就搬完了。那天天气特别热，特地买了一箱汽水解渴。安顿好了之后我们又请帮助修房搬家的同事吃饭喝酒，是电工维护班郭立张罗，在我们自己家办的，他这个人办事能力很强，干练利落，后来当了处长。

我们住的房子门朝北，和赵树杰租住的民房隔道对门，共用一口水井，是二工区食堂打的井。。我们两家都安了电话，联系起来很方便。把东头是刚结婚的高德民两口子，我们住中间三间房，进门是厨房，中间住人，里面做仓库。西面是安国明家，南面那趟房就是电工段办公室。

这一年的11月13日，我同小赵带车到沈阳公出没在家，夜里刮起了大风，把房顶的油毡纸全都刮掉了，成丽和新宇自然是一宿没有睡好。天亮后，由段里出人把房顶重新铺上油毡纸，来不及烫油在上面压上角钢和枕木。以后又刮过两场大风，也是在夜间，这两次我都在家，大风把房上的角钢和竹跳板都吹掉了，只好起床上房抢险。房子封闭不好，冬天屋子里很冷。门前没有院子，怕窗下的鸡窝失盗，用剪断销信号器接了个电铃做警报器，也许是我们的人缘好，鸡一只没丢过，警报器也没有发挥作用。

在这住的一年多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当时正是我准备往水管处调转的关键时期，工作特别忙，精神压力大。水管处同意接收，工程局不同意放人。86年11月30日碧流河水库竣工大会召开期间，为水库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和心血的我却高兴不起来，相反上火牙疼，平生第一次拔牙镶牙。

我的调转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从工程局调到水管处的先后有28人，我是最早起步，却是最后到达的一个。我是辽建二团先期派出的十二个人的碧流河大坝工程施工设计组成员之一，设计组组长是李大焕，副组长曹丰斗，支部书记刘敬威，我和冯志荣是电气组成员。我们于75年6月17日分乘两辆五十铃汽车第一批进驻水库坝址工地，出发时，裴占林率党委整风学习班全体成员在基地办公楼前送行。当年施工变电所的设计选址和整个工地的容量选择，线路布置，电气设备材料计划，就是我和冯志荣两个人设计并领导实施的。因此，我对碧流河怀有较深的感情，在这儿结婚之后，就更不想走了。

80年水管处刚刚组建，是在会战指挥部工程科那趟房的房头挂了一块牌子，处长是部队转业干部李长德。当时工程正在进行之中，只能说是筹建处，每天也没什么事，只是看报聊天，喝茶下棋。我在春季的一天找到李长德，谈到想调水管处的事，李处长边下棋边抽烟，哼哼哈哈的应付着，最后打官腔说等研究研究。实际上当时就是让我去我也不能去，因为我是不甘寂寞的人，每天没事干更呆不住，我的目的只是先挂个号，让他有个印象，我仍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做工作。第二年的11月通讯班划归动力队，我调回到安装班。第二年先后参加了当时科技含量较高的四立方电铲和四×1.5立方自动称量拌和楼的安装。这两项工作需要较高的识图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为此队里派我和另两个林校同学分别到抚顺挖掘机厂和郑州水工机械厂学习过。我的文化基础也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在工作中是生产骨干。

83年的四月份，水管处研究同意当时改称水利工程公司的我和孙殿学，王明全，李万德等几人第一批调水管处工作。除了我的老家是沈阳的，其他几个老家都是复县的。没等我去报到，会战生产调度会上决定已安装完工的第二套拌和系统今年投产，负责运行的二套拌和段段长李东跃要求安装单位调一名技术人员到他们那里负责拌和楼技术交底，协助调试，运行，点名要我去，水利公司几名经理都同意了。

说起李东跃点名要我，还得从74年5月10日至11月25日我的第一次被借调柴河水库工地说起。当时柴河水库大坝基本成型，开始电站施工。会战指挥部的朱福和要求生产部成立电站组，任命徐恩彤为组长，还要求二团安装队派一个懂电气安装的到柴河，本应该冯志荣去合适，但我们二团只有“冯老五”，“郭老六”，“唐老七”几个大技工，一团大技工多，甚至还有“×老八”。冯师傅怕人家给他出难题，面子上不好看，就把四级工刘兆洲派去。刘师傅到柴河一看是技术指导，他看不懂图纸，马上跑了回来，安装队就把我这个当时只有27岁的二级工顶上去了。我没有思想负担，信着我了就尽量干好，干不好也不怕人笑话。到了柴河同一团的李树良，李俊哲，吴明鉴等电工师傅打成一片，同孟广岳，李东跃等电工连的领导关系也不错，给他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当时生产部部长何洪信几次要求我把工资关系转过去，安装队怕调走了回不来，坚持借用，还在葠窝水库开支，直到二团撤出柴河水库,我也跟了回来。

这次在家主持工作的副队长罗森林也怕我调走了回不来，坚持人事关系不动，暂时借用，当时借用都是无偿的。这一借就是三个多月，我同卢洪贵，蔡连科，徐海昌等带班师傅处的都很好，几个刚毕业的技校学生也都很尊重我。如果没有我调水管处的事，怕影响我的前途，他们也都不想让我走。这样，我7月末才回动力队。8月1日，我到指挥部劳资科找姚光生要求开调令到水管处报到，姚科长不同意我现在去，说最好晚去，以便调资顺利一些（我那时是三级电工，月工资47.19元）。人家是好意，我只好找当时水管处办公室主任张继禹说明情况。水管处当时留给我的任务是通讯设备的选型，定货，安装。虽然暂时去不了，但这条线还不能断。

84年的11月份，水管处锅炉房改建，有电气安装工作，虽然水管处当时也有下乡已婚青年招工后在工程局代培，象水泵工张修德、制冰工郑海所、电工蔡云胜、于文海，但他们还不能独立工作。水管处政工科的沙全义科长找会战指挥部劳资科，要求暂时借调我去干这项工作。会战劳资科已同意，通知动力队调人，队长孙耀全不同意我去，并以我去水管处就停止王成丽的工作相要挟，王成丽也跟着吵闹，水管处当时还不可能安排王成丽。我权衡了一下，决定搞个变通，找到沙科长推荐我的朋友，当时在会战指挥部科技科当临时工的赵树杰代替我去完成这项工作，并承诺他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沙科长找王邦田研究后同意，我马上找姚光生疏通并通知赵树杰，几天之后赵树杰到水管处报到。结果我这一拖就是好几年，再拣起来就不象开始那么简单了。当时水管处大楼已建好，但大部分归指挥部使用。招待所九月份开工，年底完工。

水库竣工大会开过之后，大部分工人就调到新的水利工地。我在动力队这几年正是党的方针政策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重视科学技术。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十年浩劫，教育受害，人才断层，造成大多数单位工程技术人员青黄不接，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成了承上启下的技术骨干，我在这几年里先后转干，入党。工程局还指望我们给他挑大梁，就更不想放我走，还以把王成丽的户口办进辽阳市为诱饵。我当时考虑的人生定位是：在水利施工单位对我们单职工家庭有不稳定感，即使户口解决了，家属工作问题，住房问题和子女教育都很难解决，我们不能依靠领导的施舍和照顾过日子。而水管处这样的管理单位，能耐大的不想来，能耐小的进不来，正好适合我这样没有大能耐的人生存。所以我决心已定：非要去水管处。但是调转之路异常艰难。

我当时是电工段段长，同时也是代表施工单位的分项工程电站交接组成员，有机会接触建设单位和接收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并给他们留下较好印象，所以水管处接受不成问题，于英满和谭仁豪更是全力支持。当时电站联合运行，联合检修已结束，正式移交水管处，水管处也急需专业人员，曾临时从桓仁发电厂雇用了一批技术人员协助运行。为了能留在水管处，我和于英满商量搞了个变通：到电厂出劳务。按理说我这个段长去出劳务，下面那一帮人怎么办？当时段里的工作还有回收、转运、电气维护、管理，变电运行和交换台值班维护等。副队长陆占田碍于同学情面也同意了，但要求电工段的事情我也得管，两边忙。工程交接结束后，86年12月4日开始在电厂工作，在安装队开支，电厂付安装队劳务费。87年的春节，为了照顾家远的回家团聚，电厂值班我连续上了七个夜班，却没人给加班费，用我们这样的人真是“物美价廉”。

为调转之事和安装队总支书记卢光占关系搞的很紧张，为了让我绝了这个念头，他先是让我段长书记一肩挑，马上去桓仁凤鸣电站搞安装，房子由队里给解决，不用我操心，当然是先商量，还没下文件。我不同意去，就要处分我。我同于英满，赵树杰多次商量办法，甚至探讨了辞职的可能性，但双方都是国营单位，不好处理。我和王成丽几次找裴占林请求调转他也不松口，王成丽户口进辽阳的事裴局长答应帮助办，但不打保票。3月4日，我心情烦闷，独自拿了把雨伞向荷花山山沟里走去，12点多钟也没回来，把王成丽吓坏了，以为我神经错乱了，她跑到安装队党总支大哭一场，说出了事我跟你们没完。我回来后听成丽学说也哭了，新宇看我们哭也跟着哭，卢光占，王平，赵家驹，姜维贵等都先后到家里来看望，劝慰，他们也都怕我出事。安装队队长，林校同学王平在交谈中暗示说将帮助我，他不会设障碍。

3月5日，碧办和水管处领导宴请即将撤离碧流河水库的工程局领导裴占林，李大焕一行。宴后张启廉处长谈到我的调转问题时谈僵了，裴说水管处到处许愿，挖墙角。大连碧流河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邢永恩从中调停，并希望工程局放行，这一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先后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则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做工作，裴占林比较看重的工程局电工元老冯志荣和当时的局党委副书记，我的林校同学颜范利，都为我找老裴说过话。

经上下共同努力，卢光占和裴占林最后总算松了口：同意放人，条件是搭配两个水管处不想要的人给水管处，水管处最后也认了。3月15日，卢光占通知：裴已答应我到水管处，让我考虑好不要后悔，我自然是不胜感激。但工程局怕中途有变，上当受骗，就先让那两个人办手续，等他俩报到上班之后，我才能开始办理调转。

    事情有了着落，心情轻松了一点，抽空回了一趟老家。87年的3月20日我从苏家屯把妈妈接来，这是我成家之后母亲第二次到我这里来住，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没有生病，住的时间比较短。这次来的时候，素梅，素艳，大哥送到苏家屯车站，这面赵树杰和新宇到松树车站站台去接。到4月24 日素艳和素娟把母亲接回去，前后住了一个多月。原计划是让妈妈到安波去洗汤，以治疗震颤性麻痹(帕金森氏综合症)。无奈妈妈生活不能自理，成丽坐骨神经疼，我又没有时间，去了两天就回来了，对妈妈照顾的很不周到，妈妈却毫无怨言。为了弥补遗憾，我抽空借了辆手推车，同成丽一起推着妈妈沿上坝公路到大坝坝顶和纪念碑转了一圈，让妈妈看一看留下她儿子青春和汗水的碧流河水库。同时又顺路到新宇的出生地，后沙河口房东林生峰家坐了一会。

在这里住的期间上厕所一般是到附近的农户家的厕所，妈妈去厕所很不方便，我们在家准备了一个马桶，妈妈又不用。有一次我们不在家，妈妈自己去厕所，蹲下之后起不来，只好招呼邻居帮忙拉起来。农家的厕所都是露天无门，短墙遮挡，只有一个蹲位，不分男女，先入为主。一般走到厕所门口要先咳嗽一声，不能贸然进入。

水管处于86年在原安装队的房前建了一栋住宅楼，安排部队转业干部和几个工程技术人员，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再建。水管处的职工有一部分住在工程局倒出来的油纸房里，都是自己收拾。象王忠瑞，孔庆海，曹永锦，刘文发等，我们都曾是邻居。87年有部分职工陆续搬到会战指挥部腾出来的砖瓦房，由公家给收拾，大多是从外地刚调进来的干部。对此，水管处的元老王忠瑞很不满，在领导面前抱怨说：“先生的不如后养的”。

那两位调转办的差不多了，5月30日，其中之一的王有增来告诉我可以办调转了。我6月1日到辽阳工程局基地，组织部长张国才说尚未接到通知，第二天裴占林回来了，才拿给我干部调动登记表格，还需要到省水利厅去盖章换信。之后陆续办组织关系，户口，粮食关系。8月31日在同学李桂芳处拿到调令和给水管处的工资关系介绍信

          乔   迁   瓦   房

87年9月份正式调到水管处，谭仁豪处长对我很关照，按生产骨干对待，分了一套房子给我，并由公家给收拾，只是棚由自己糊，我们找张家庆帮助糊的棚，87年11月21日搬到瓦房。这趟房子在半山坡上，是水管处家属房的最高点，开始是新金民兵团的广播站，水管处成立后改成家属房，先后住过谭仁豪，姜国全，到我这是第三茬。而比我早到水管处的蒋忠维，乔恒山等人十多年之后才告别油纸房。

搬家的第一天我没有在家，水管处组织职工到大连去献血，当地人观念比较守旧，电厂书记丁本科动员了半天，年轻人谁也不吭声，我就报名去了。当天回不来，家里由电厂于英满，丁本科派车帮助搬家。当天没有搬完，正好赶上我的大妹素梅和妹夫陈荣光从苏家屯来串亲，荣光从事个体办厂较早，因经济纠纷被错判贪污入狱数年，87年的夏天才平反出狱，我成家后第一次到碧流河来看我。当时家里家外都乱糟糟的，即没吃好，也没睡好，第二天没见我的面就走了。那天成丽和新宇还住在下面，晚上赵树杰住在上面给我们看屋。

这套房子把东头，和朱志梦家是邻居。朱家两个孩子都比新宇大，也很懂事，朱大嫂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朱志梦是个认真勤恳的干部，因此关系很好相处。家搬来之前，我先在两家之间立了个电话线杆，我和朱志梦家都安了电话，当时是水管处住宅电话第一份，号码分别是93，94。（以前安的电话是会战指挥部交换台管辖的电话）仍然是内部通话，但是属于纵横制的自动电话，可以接通大连碧办。搬来之后，我把门前做了较大修整。把变电所报废的电容器隔栅围栏买来夹了个院子，用旧配电盘的边屏做了个大门。用我和赵树杰拆跨河线路剩下的L75 角钢横担做门框，上部用∮20钢管做横梁，兼做锻炼身体的单杠。门朝东，上面还安了个门铃按钮。院子里可以种菜，东面山墙搭了个偏厦。屋内原本有自来水，只是由于我们的房子地势高，经常上不来水，有时还要到农户家的井里或下面的职工住宅家去挑水。下水道是住户自己修的，原来很短，只是出屋到院子里，我又把下水道延伸到院外。进门是厨房，还有个小仓库，我和成丽住西屋南炕，窗外搭了个鸡窝。新宇住东屋睡床，床下是个火墙，冬天有时用它取暖，当时用电管理不严，赵树杰又给弄了个电暖器，间或用电取暖。东屋窗下是过道，院内还可以种菜，算是个比较安稳的家了。

在这里，由于生活相对安定一些，我的外甥，侄儿，夏天时都到我家玩儿过，只是素菊和素艳家的孩子当时太小没来过。88年的8月份我到苏家屯参加了母亲的生日聚会后把外甥宏森领来了，在我这里住了十几天，正赶上学校放假，天天和新宇到水库去学游泳，还请赵树杰给他们在水里留了个影。8月21日宏森回苏家屯，新宇因宏森走了很难过，哭了好几场。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新宇的同龄人不多，他上小学五年级，同学离的又很远，没有伙伴玩儿。

由于我和成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影响，新宇的就学学校变动也较多，他在学龄前阶段基本没有去过幼儿园和托儿所，只是在成丽上班后去过几天托儿所。上学时先是在珍珠河小学，后来又分别在苏家屯铁路二校，珍珠河小学，荷花山中心小学，双塔中心小学就学，这也锻炼了他的适应能力。中学也是在双塔上的，叫普兰店四中。高中是在皮口念的，是普兰店一中。农村学校在管理上就是跟城市差一个档次，一个是农忙假多，老师回家农忙，学生就放假。再一个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学校从来不开家长会，更不用说老师家访。

新宇就学期间，我唯一参加过的一次家长会是他在苏家屯铁路二校上学时的一次，我于87年1月11日到沈阳出差赶上的，还巧遇我当年的邻居，也是参加开家长会的王〤〤。当时已经决定新宇即将转学回珍珠河小学。让新宇到苏家屯上学的目的是城市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条件较好，由大哥家新宇的新颖姐给联系的，当然就住在他奶奶家，大哥和妹妹都在附近，也没少照顾。由于新宇当时仍然是农村户口，在城里上学有很多限制，只好又转了回来。新宇在铁路二校尽管只读了一年左右，仍然给他的班主任袁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十几年之后见到我的妹妹还提起新宇，并打听他的近况。

除了养鸡之外我们还养过两条狗。我们搬来不久，村民刘胜友送了我们两条小狗，一黄一黑。那条黑狗憨厚可爱，象宠物狗，一见到我们就摇头晃脑的，特别亲近，而且长的特别快，三个多月就长的和大狗一样大。我早晨起床后向红旗检查站方向跑步，狗也跟着跑，可能是怕找不到家，跑几十步就在道旁留下气味标识：撒尿。我不喜欢养狗，要杀吃肉，新宇舍不得，不让杀，最后还是被我杀了，新宇伤心的拒绝吃狗肉。那条黄狗很有灵性，目睹了同伴被杀，对我产生了戒备，隔阂，甚至仇视。从此离我远远的，并把我们喂它的地瓜等食品叼到埋黑狗头蹄下水的地方用爪子扒个坑埋起来，伏在旁边，用它的方法表达感情。黄狗有点象猎狗，奔跑速度快，对生人经常发出低沉的吼声，好咬人，把新宇的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瞿海飞咬了，我们赔了狂犬疫苗钱。几个月后再杀黄狗时就费劲多了，由于它从不靠我的边，只好在它进出窝的附近下了一个套，用了几天时间才把它套住。

    92年2月29日我随同我局干部一起带车到大伙房，清河水库等地公出，回来路过苏家屯时第三次把母亲接到我这里，一直住到6月16日，我带车到沈阳办事，才把母亲送回去。母亲这次来也不是很顺利，来到的第三天晚上6点多钟，我们正在吃饭，前趟房失火，离我们住的房子也就六七米。我们都出去救火，火势顺着纸棚、秫秸把发展很快，扑救不及，只能帮着抢东西。妈妈不能动又不知火能不能烧过来，吓得躺在炕上发抖，我抽空回来安慰了妈妈几句。这场火烧了十间房四家，到沈基庚家由于有防火山墙阻挡，才没有烧过去。妈妈身体比以前更加虚弱，而且有时糊涂，大概属于老年痴呆症。我们的房后本来是山坡，望不过去，妈妈就说看到了房子或人等等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妈妈这次来，又赶上电厂2#机组大修，我这人事业心较重，从四月中旬一直忙到把妈妈送走，五一节都没有休息。4月21日素梅和荣光专程来看妈妈，在这里住了两天，我没时间陪他们，只好她们自己到大坝去观光。在四月末我协助钳工在泄水锥管里搭架子出了点汗，被尾水管冒上来的凉风吹得感冒发烧，引起咽喉炎和化脓性扁桃腺炎，鼻窦炎也同时袭来。我们水管局卫生所的庸医水平欠佳，打针吃药十多天也没好，就这样，我也一天没有休息。实在挺不住了，决定到荷花山去看病，原想让给电厂干活的王福天车到大坝维护队拉东西时给送一趟，王先生借故推辞，婉言拒绝了。我不愿麻烦周厂长要车，只好挺着虚弱的身体自己骑自行车去。由于很少去医院，不知行情，取药时钱没带够，凭着记忆，找到附近的王兴殿家，在他老婆不认识我的情况下，自我介绍去借钱。在医院开了红霉素，螺旋霉素等四种药对的吊瓶打点滴。抽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时近中午，成丽来给我买了些饼干吃。王兴殿回家听说我在医院，又叫他老婆做饭炒菜给我送来，我虽没吃但心里也感觉很温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吊瓶，在参窝水库工作时也有一次重感冒，打了两针就好了。

不论皮口大院油纸房还是新金团部砖瓦房都是会战期间的临时建筑，厕所都是离住所较远的露天的旱厕所，座北朝南，有七八个蹲位。下雨天上厕所只好打伞。除了男女之间有间隔，同性之间大多没有间隔，互相没有隐私可言。而且女性的蹲位少，早晨上厕所的时间集中，还得排号，所以厕所门口成了她们唠嗑的场所和家属区的“新闻发布会”。厕所的集粪池都在北面，冬天上厕所很遭罪，我习惯早晨起床跑步之前到厕所解手，北风从下往上吹，风吹的你浑身发凉，感觉很不舒服。我们电工连的唐玉增形容说：“北风飕飕的，大便擦完一松手，手纸啪的一声又打到脸上。”厕所里刮的到处都是手纸。

我们工程局的局长李大焕在辽阳比我们先一步住上楼房，他在碧流河也和我们一样住油纸房，就楼房厕所的事，他在一次会上感慨的说：“这回上厕所再不冻屁股了”。但楼房的设计施工也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我们“辽建二团”七十年代在辽阳南林子盖了两栋楼，分配给从盘锦双台子迁来的双职工。因为是白色矿渣砖建的“清水楼”，没有饰面，大家都叫它：“白楼”。是没有暖气，没有煤气，没有厕所的三无楼，楼梯和走廊都是露天的，上厕所要到楼下的公共厕所，楼上可以搭火坑，这样的楼和普通平房没有区别。但农村户口的仍然住不上。

在水利部门工作的职工，住房困难的不在少数。象我的工友加同乡王世珍，他在修建浑沙河闸时结婚，婚后一直住在大淑乡前漠家堡的老丈人家。我在到碧流河之前，他主动给我在他们村里介绍对象，我得以骑自行车沿“哈大公路”到“他的家”去拜访。他老丈人家也不宽绰，他和老丈人同住一间房，老丈人住南炕，他和老婆孩子住北炕。我进屋后正赶上他的两个孩子在炕上做“性交游戏”，他尴尬的斥责道：“真不道好歹，一边去！”很显然，我的这位缺乏绅士风度的工友在与老婆亲近时没有或无法安排孩子去“打酱油”，隐私暴光了，被孩子当成了游戏模仿。可见房子问题得不到解决，对子女教育也有很大影响。我的这位工友直到退休房子问题也没有解决，因为家住农村，实际上也没人给解决。后来还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前漠家堡进行规划改造，老丈人家房子动迁，他才借光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住房。

有人说我国的水利职工是献了青春献子孙，一点不假。水利施工的流动性不止影响工人子女，对干部的子女也一样。我们的局长夫妇李大焕和马静都是大连工学院的高材生，但他们的事业心都太强，对工作太投入了，无暇顾及子女教育，他们的两个孩子李晓明和李晓桦跟着父母颠沛流离，学业无成，连高中都没考上，只好到水利工程局当工人。

          入   住   楼   房

水库管理处从91年开始在生活区建住宅楼，上楼论资排辈，我在93年排上号了，当年的11月30日分到钥匙。我们分在二楼，两室一厅，建筑面积是54.6平方米，使用面积是46.9平方米。按现在标准只能算是“解困房”，可当时我分的面积是同一楼房最大的。我们只是做了简单装修，没花多少钱。墙面重新刷了涂料，踢脚刷了油漆，厅里铺的是很便宜的塑料地板块，居室铺的是周贵信在辽化代我们买的化纤地毯，厨房安了个抽油烟机，装了个吊柜。12月28日是我45周岁生日，我们在旧居吃了最后一顿饺子，然后拔锅，第二天开始在新居做饭。

由于我们住瓦房期间正好是工程局撤场的时候，扒房子的破木头收拾了不少，后来搬仓库里的东西还用了好几天。因为离的不远，还是下坡，我们没有要车，借用手推车搬的家。搬家期间，成丽的姐夫赵生来看在城子坦打工的女儿小荣，住在我们这里，也帮着干了两天。新宇在12月31日放假，帮着搬家，出汗着凉还感冒了。一切安顿妥当之后，我们于94年1月18日按当地习俗“温锅”，招待邻居和朋友。临时把地毯卷起来，在南北居室各安一桌，找赵春田帮着炒菜，周贵信，乔恒山等男客在南屋，周明等女客在北屋，尽欢而散。

    调到水管处时，行政办就给配备了液化气罐，住瓦房时取暖做饭仍然以煤和木材为主。搬到楼房之后取暖有暖气，做饭以烧气为主。但那么多破木头干别的没用，只能烧火，我们就在厨房又搭了个大灶，时间充裕时或过年过节包饺子时就烧木头。住楼烧大灶的仅有几家，住楼养鸡养鸭，我们也坚持到最后。上楼之前，我们把鸡用手推车推到后沙河口林生峰家代养。第二年春天，在楼前空地用铁围栏夹了个鸡圈，上面用拆跨河线护底用的铁网罩上，还是用原来的铁大门。这楼房仅有的“动物园”成了小孩子们观赏玩耍的去处，96年水管局十年大庆整治环境时才被迫拆除。对这种即不能发家致富，又劳心费神的小农意识我并不赞同，但为了家庭的安定团结我只好积极配合。

在楼上我和成丽住南屋，重新打了个下面带柜的双人床。新宇住北屋，用的还是在电工段时宋显忠帮我做的铁床。但住楼的舒适与方便新宇并未享受到多少，他在93年8月23日考到皮口的普兰店第一中学住校读高中，只是在寒暑假和节假日回家住些日子。遗憾的是妈妈更没有享受到住楼的舒适，妈妈在我们上楼之前的93年7月31日晚 9点30分去世。妈妈去世前，我的出生地旧房就准备动迁，妈妈去世一年之后，那里就被夷为平地，第二年开始建起了七层楼房，96年夏季大哥和大妹先后回迁搬了进去。至此，我们兄妹八人只有素娟还没有上楼，她和妹夫王则义于97年双双下岗，生活比较困难。

到了1999年，素娟在二哥和大妹等人的帮助下，也买到了动迁楼。因他们在农村买了房子养猪，楼房又租了出去。

2000年春节，我最小的妹妹素春打来问候电话，尽管她们夫妻也双双下岗，靠推销塑料袋维持生活，家里也安了电话。这样，在世纪之交的年代，我们兄妹八人家里全都安了电话，实现了少年时代所憧憬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种“共产主义”理想。因社会交往较多和工作需要，大妹家，二哥家和我们家不光有电话，还拥有不止一部手机及传呼机。

住楼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好处是有利于我每天清晨的体育锻炼：我冬天的活动主要是跑步，跑步时穿少了冻的慌，穿多了浑身出汗。住油纸房和瓦房时，跑步回到家时屋里也冷，怕感冒，不敢脱衣服换衣服，只好到家时再多穿一点，靠体温慢慢把衣服烘干，感觉很不舒服。因此我只能跑一两千米，稍微出汗即可。住楼房时，跑步穿运动服，可以绕坝跑个三千多米，尽管浑身是汗也不要紧，到家时再把在暖气上烘的很温暖的衣服换上，这时也是暖气最热的时候，感觉好极了。汗湿的运动服可以在暖气上烘干或洗完晾干。

    我们住的楼房在邻居尹成敏家的仓房附近是透水地层，地下水位较高。当初挖基础时下面就稀囊，仓房基础没有建在冰冻层以下，因此每到冬天地面都冻涨变形，这几家的仓房在搬来的第一年就墙面开裂，门框走形，门前的路都起伏不平。所以别人家都在仓房里面挖了个地窖，我们这几家就没法挖。98年秋末，一场寒流突然提前袭击了东北大地，几天之后成丽收拾仓房时发现了“壮烈牺牲”的一窝老鼠：在仓房的木头堆里一只母鼠刚生了一窝老鼠，还来不及打洞就遭遇寒流，母鼠本可以逃生，但母爱使它放弃了逃走，四爪伸开，把七八只没长毛的幼仔紧紧的抱在身下，企图用体温保护幼子度过寒夜，结果共同遇难，场面感人。

从97年开始我局在普兰店买楼房分配给职工，周末通勤。资格是中层以上干部，我也够格，但考虑到我们一家三口三地生活多有不便，一直没有申请。98年在碧流河有倒出来的三室一厅参与再分配，当时我想再挪动一下，主要是我们现在住的楼房客厅太小，来了客人不方便，电视也只能放在卧室。由于另一位竞争者比我资格老，我没能分到。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一个好市长，就是能让老百姓搬家的市长”。实际上，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纵然有一百个好市长也是枉然。陈毅曾当过上海市市长，陈云曾当过沈阳市市长，他们都是安邦治国平天下的顶级高手，但也只是让老百姓在精神上得到一些安慰，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好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们普通百姓得到了实惠，吃穿住行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住房分配制度的改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预感到：我肯定还要搬家。

                               1 999 年3 月20日第一稿 

                                 2000年3月30日第二稿

2002年11月，为了我们孩子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倾囊在大连买了一套二手旧房，地脚不错，在中山区望海街共建巷55#4单元5/1层1号，[u1] 但间量太小，建筑面积 45.15平米，且结构陈旧，原屋没有一个插座，原房主先后在室内拉了蜘蛛网一样的开关线、插座线、电话线及电视线。

成丽主张在大连过春节，我写了一副对联：

治水辽沈倾情三十四年岁月 修建数座水库

润泽大连奉献二十八载青春 引来几许清泉

        横批 今年旧房过新春   后觉得情绪有些调侃和无奈，没有春节气氛，拟改为

           今年进城过新春

                                                  2003年1月18日

 [u1]大房权证中私第2004107459号

购买上市房改房（补发）04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