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联盟9月10号活动:曾国藩趟过改革地雷阵

曾国藩趟过改革地雷阵

作者：雪珥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2-15

 曾国藩趟雷

　　曾国藩在天津为大清国的改革开放充当了一回趟雷的“先锋”，却并没有因此成为“先烈”，一顶降落伞盛开在天津上空，曾大帅终于得以平安降落……

　　曾国藩一定是痛恨天津的。

　　这个华洋杂处的开放口岸，比起宁静的直隶省城保定，令这位“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世袭一等毅勇侯”(官方文件正式头衔)，离自己实现政治“善终”的目标似乎越行越远。

　　面对“天津教案”一场风波，这位已是六十虚龄的直隶总督，感到的只能是无尽的烦恼：莫非，自己的一世英名，将要沉没在天津这帝国的渡口?

　　摸着石头过海河

　　如此突发的、严重的、涉外的群体性事件，对于曾国藩也是个全新的挑战……

　　高处不胜寒的曾国藩，自从剿灭了太平天国以来，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早日从权力的高空“跳伞”、实现软着陆，他使劲地夹紧尾巴、闭紧嘴巴，做个低调的“二巴”干部。

　　虽然他向来以“忠臣”自许，但“忠臣”二字，不到“盖棺”自然难以被“论定”。而“权臣”二字，却是不折不扣地印在了他的脑门上。中国式的显规则，虽然讲究“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有权便有一切，但这“一切”中也包括“烦恼”和“风险”。权力是春药，容易上瘾，但春药毕竟也是毒药。考诸历史，“权臣”向来比“奸臣”风险更大，曾国藩为权力过大而寝食难安，实在不是出于矫情。

　　离开自己经营多年、早已成为“湘军派”大本营、并且也算是非之地的两江，对于忧谗畏讥的曾国藩，未必不是好事。但是这直隶总督之职，却也并非是省油的灯，自己仅剩的那点灯油，够熬多久的呢?

　　京官难做，津官更难做。“京官难做”，是因为天子脚下红顶子扎堆，通货膨胀导致贬值。而同在天子脚下(确切地说是“天子脚边”)的津官，却毕竟仍是地方干部，近在咫尺的“中央领导”多如牛毛，掣肘频仍。既乏父母官的威风，又缺京官的闲适，难怪官场有谚自嘲云：“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附郭”指与上级同城)

　　直隶难，最难是天津。曾国藩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但他绝对没想到天津的麻烦居然会如此之大。惨案发生后，曾国藩敏锐地看到其严重的后果：“将来构怨兴兵，恐激成大变”。

　　直隶省内其实有两个平行的省部级机构。常驻保定的是直隶总督，常驻天津的就是“三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并非地方行政机关，而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主管的是外贸和外交事务，属于“条条”上的;而直隶总督则是地方行政长官，属于“块块”上的。天津就是这“条块”相交的地方，“天津惨案”因为涉外，“条条”上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责无旁贷，而其更涉及地方“维稳”，直隶总督曾国藩更难以置身度外。

　　此时，曾国藩却正在病中，已经休假了一个月，并且在6月21日、惨案爆发的当天刚又续假了一个月。第二天，中央的指示就到了曾国藩的病榻上，要求他尽快入津：“曾国藩等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曾国藩当然知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多数幕僚都主张他不要奉命、以病推辞，静观其变。此时已经调任湖广总督的学生李鸿章，也急急来信，建议观望并缓进。

　　吊诡的是，与中央指示同时到达的，还有曾国藩采购已久的“寿材”——为自己打造棺材的建昌花板。尽管“棺材”被民间普遍理解为“升官发财”，这对于老病缠身、心力交瘁的曾国藩，依然是个不祥的信号。他在“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之后，还是决定以身犯难，遵命赴津，却在临行前写下了遗嘱：“此去津门，有去无回”，并说“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初心。”显然，这更像是一封效忠信和决心书。

　　曾国藩于7月4日动身离开保定，8日抵达天津，自此在天津连续工作80多天，直到9月30日回任两江总督。这起棘手的涉外事件成了曾国藩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其它所有政务、包括已经推进了一年多的廉政建设都几乎停止。

　　如此突发的、严重的、涉外的群体性事件，对于曾国藩，也是个全新的挑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曾国藩好歹比其他人更早地在秦淮河里先摸了几年石头。只是，这海河毕竟直通大海，远比秦淮河要深得多了……

　　津门“地雷阵”

　　在民意压力、外交压力乃至军事威胁的夹缝当中，曾国藩只能小心翼翼地讲政治、讲大局……

　　一脚踏进海河，曾国藩就明白了，这哪里是“过河”，而是过“地雷阵”。

　　首先是民间鼎沸的仇外和排外情绪。美国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注意到，惨案之后，“天津正在制造和售卖一批批新扇子，上面是刻绘得很粗糙的纵火和杀人画面。扇子对华人的影响正像插图对美国人的影响那样。制作这种扇子是投人所好，它的畅销，正是当地百姓对暴动并不感到遗憾或懊悔的确凿证据。此间舆论对天津暴民们的同情，比爱尔兰农民们对打死地主的一位农民的同情，无疑有更大的一致性。”

　　天津的这种情绪，迅速向全国蔓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帝国发生很多暴力排外事件，遍及芝罘(烟台)、南京、登州、镇江、抚州、广州、上海等。

　　而国际社会、尤其法国的反应也同样十分强烈。各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法国更是指控这次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屠杀，矛头甚至直指当地驻军。7月19日，法国驻华代办也到达天津，并立即秘密会见了大沽口外的法国舰队司令。一个月后，大沽口外聚集的各国军舰，计有法国5艘、美国1艘、英国3艘，而在最临近的深水港口芝罘(烟台)，还有2艘法国军舰、1艘意大利军舰和3艘英国军舰。局势十分严峻。

　　在激进的民意和同样激烈的外交乃至军事压力之外，曾国藩还遭受到来自中央内部的另一种压力。以醇亲王奕譞(其长子就是日后的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极左派”们，认为天津的“民气可用”，应该借此浩荡东风，将洋鬼子们赶下大海。

　　在这艰难的夹缝当中，曾国藩只能讲政治、讲大局，而无法讲法律、讲公正。

　　一方面，他提出要“以命偿命”，用同样数量的脑袋为遇害的洋人们“伸冤”，因此，尽管被抓获的“凶手”中，只有少数几人是证据确凿的，但他们最后都被处决。而那些证据不足的“凶手”处决后，每家都得到了500两银子的“封口费”。

　　另一方面，他严格地将官方的责任限制在玩忽职守(“失察”)，而绝非煽动，因此坚决顶住了法国方面要求他处决天津地方干部的强烈要求。

　　第三方面，他也不得不做好战备，敦促中央在京畿附近紧急部署部队，做好与法国军事对抗的准备。

　　而此时，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法兰西第二帝国被革命推翻，代之以第三共和国，根本无暇东顾。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最后并不情愿地接受了中国的处理意见。

　　天津的激进民气似乎并为衰竭。天津新知府马绳武甚至不敢在衙门内与法国代理领事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见面，而要求到法国人的住处去。李蔚海说：“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所有官员都对天津老百姓的不信任怀有恐惧。”而法国领事馆对行刑现场的记录，也的确显示了民意的可怕力量。16名“凶手”在前往西门外刑场的途中，受到了民众英雄般的送别，人们高呼“好汉”，甚至在行刑前，死囚们仍引吭高歌、毫无惧色。李蔚海说：“这些人无疑在民众眼中被作为烈士，我担心，恐怕在当局的心目中也是如此。”

　　同样的，老外们也很难接受曾国藩的处置方式，法国人高喊：“强权即公理那个悲痛的格言，必须严厉地在中国予以实施;不然的话，我们只好无条件投降并撤走”。在华侨民的敌对情绪十分强烈，甚至开始广泛建立民兵组织，这令同时期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大为吃惊。

　　“内疚神明”?

　　这种公开自我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层，能大大减轻被他人主动攻击所造成的伤害烈度……

　　可以说，对于曾国藩主持的善后，几乎没有一方是满意的。在当时各种势力和情绪尖锐对立的天津“地雷阵”中，无论谁来趟雷、无论如何趟雷，要想没有代价、面面俱到，那是绝无可能的。

　　重要的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地雷阵”中本没有路，硬着头皮趟过去了，也就炸开了一条路。天津惨案，本可能葬送大清国那来之不易的和平国际环境，及安定团结的内部局面，曾国藩毕竟把它平息了。这对大局来说，就是胜利。

　　曾国藩自己，则似乎亦不满意。他在发给数十位友人的信中，反思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并表示自己“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外惭清议”是显然的。激进的民意以及煽动和利用这种民意的幕后力量，并不能、或者并不愿意理解曾国藩乃至所有当家人所面临的艰难和无奈，“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甚至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连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也说：“(曾国藩的)整个倦怠、他对人民的恐惧和他的优柔寡断，曾使人们对于他怎样取得他从前的声望，普遍发生了怀疑，并且认为他是一个被评价过高的人物，才能不过平庸而己，我完全同意这种意见。”

　　至于“内疚神明”，则未必如此。后世史家多以为曾国藩抱恨于自己在天津的违心作为，这甚至导致了他的健康更为恶化，并终于在2年后去世。其实，从曾国藩的为人处世看，与其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毋宁说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只不过，他在用现实主义手法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同时，嘴上高喊的却是理想主义的口号。这与李鸿章言行一致的现实主义完全不同。

　　曾国藩在天津惨案中的处置方式，是任何一位智商、情商和阅历到位的官员，所只能采取的唯一合理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势禁形格”。何苦自责?何必自责?自责又有何益呢?无非，“吾日三省吾身”已经成了曾国藩的一种生活方式，“内疚神明”的自我评价，就如同年轻时多看了几眼美女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是“禽兽”一般，无非是一种精神“按摩”和道德“体操”。这种接近“自损”和“自污”的公开自我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层，能大大减轻被他人主动攻击造成的伤害烈度。如果认为曾国藩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于此，甚至因此而导致短命，那后人推崇的曾国藩的豁达和通透就无从说起，岂不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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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惨案中，曾国藩为大清国的改革开放充当了一回趟雷的“先锋”，结局并不悲惨，“先锋”并没有成为“先烈”。此时，正好他的老根据地两江爆发了刺杀总督马新贻的惊天大案(史称“刺马案”，清代四大奇案之一，电影《投名状》原型)，中央立即下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由李鸿章坐镇天津。

　　一顶降落伞盛开在天津的地雷阵上空，飘向秦淮河，曾国藩终于能够实现他的“软着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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