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所绘谭云山像。

【谭云山】 （？～1983）湘南茶陵人。法名忍辱。为我国旅居印度之学者。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南京与戴季陶、泰戈尔共同发起‘中印学会’，沟通中印文化。后赴印度，出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多年。毕生致力于中印文化之交流。曾赠送中华大藏经予印度十个大学及研究所，并促成中印学者、学生之交换，对我国留学印度之僧众尤多照拂。晚年与锡兰（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十国佛教界人士创建世界佛学院、世界大讲堂，并成立中华佛学研究所。氏于讲学之余，并从事著述及梵文佛典之翻译。民国七十二年二月殁于印度伽耶中华佛寺。著有世界历法与历法革命、圣哲甘地、印度丛谈等。

【谭云山（？～1983）】

中印文化交流的现代推动者。湖南省茶陵人。年轻时，即颇留心于经史、释典，且工诗、善书法，长于写作。曾任缅甸华文日报主笔。1928年初次赴印度，随诗哲泰戈尔及国际大学之硕儒研究印度哲学、文学、语言与文物。余暇则外出朝礼佛教圣地，曾撰《印度周游记》一书。1931年，奉命赴西藏访问，谒见达赖。事毕，再赴印度，与圣雄甘地会谈。回国后，即致力于中印文化之复兴及交流工作。旋与戴季陶、太虚等人创办中印文化学会。

1934年赴印度，并在珊地尼克坦（Santi-niketan）的国际大学成立中印学会。1937年，又在该大学创立中国学院，并担任院长及汉学教授，且常应邀至印度各地演讲中国文化。1971年，邀集锡兰、缅甸、泰国等十国佛教界人士，在佛陀成道处──佛陀伽耶创建世界佛学苑。氏之一生，在印度约五十年之久。对中印文化交流之推动，氏之贡献在现代罕见其匹。

［参考资料］　巴宙〈谭云山与现代中印文化关系〉（《巴宙文存》）；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二十二章。

谭云山（1898-1983），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

　　湖南省茶陵县人，1898年出生于茶陵县下东乡长乐村一书香之家。190

4年，其父母先后亡故，家道衰败。幼年幸得当地绅士彭勿仁相助，得以进私塾读诗书。后考入茶陵县立高级小学，接受新式教育，改原名启秀为云山，励己奋进。高小毕业后，邀好友赴省城求学，就读长沙城南书院。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加入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还为首组织了文学团体新文学社，编辑《新文学》周刊。1919年从一师毕业后，进入长沙船山学社从事学术研究。1924年远赴南洋留学、谋职，辗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一面以教学为生，就教于南洋华侨学校；一面致力于写作和学术研究，出任《华文日报》主笔。1927年，在新加坡结识了印度著名活动家、诗圣泰戈尔，两人情投意合，书信往来频频，成为忘年之交。1928年9月3日，应泰戈尔邀请，他偕夫人抵达印度寂乡，任教于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从此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并潜心佛学和印度文化的研究。

1942年蒋介石夫妇在谭云山（左二）的陪同下参观中国学院。

　　他是一名杰出的中印友好使者，为构筑中印文化桥梁、传播中印文化付出于毕生精力。在印度国际大学中文班任教期间，他在《东方杂志》上撰写了大量关于印度文化、民族运动的文章，受到印度朋友的赞赏。他提出了在中印两国分别建立文化协会，以主持两国文化交流的大胆设想，得到泰戈尔的极力赞同。经过努力，中印两国文化协会分别在上海和印度的圣谛危克坦宣告成立，增进了两国友好往来。泰戈尔提出在印度国际大学设立中国学院，作为交流中印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固定据点，并将这一重任交给他去完成。他不负重托，往返于中印两国，经过精心筹办，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于1937年4月14日正式成立，并受命任首任院长。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女儿英迪拉前往参加成立典礼并致贺辞，称赞中国学院的成立，“把中国和印度紧密地联系起来”。他领导中国学院秉承“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的办学宗旨，数十年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印学者研究对方国家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诸学科的摇篮。东南亚及欧美国家的许多青年学者慕名前往学院深造、进修或研究。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特地参观了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高度称赞他“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也赞美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真正有文化素养的人”，“为印中两国文明更好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谭云山创建的中国学院外景。

　　1956年、1959年，他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别邀请，两度回国观光，参加国庆典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在中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特邀委员。

　

1956年，毛主席接见谭云山。左一为长女谭文博士，后来在美国去世，部分骨灰撒入湘江。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参观中国学院时与谭云山（右四）等人的合影。

　　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被印度学者、评论家、新闻界称为“寂乡鸿儒”。青少年时代精读了大量古典名著，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留学、任教海外期间，又努力学习和吸收了外国文化的营养。对中国古典文学、诗词、佛教和印度哲学造诣很深，留下丰富的著述。《海畔诗集》辑入其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诗，30年代在南洋华人中影响很大。他撰写的《世界历法与历法革命》、《印度周游记》、《印度丛谈》、《印度六大佛教圣地图志》、《西藏见闻录》等38种英文和10余种中文长篇巨著，文笔流畅，饱含哲理，具有很高的文化学术价值。

　　1968年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退休，享有终身名誉教授殊荣。1979年又被该校授予最高荣誉一一文学博士。1983年2月12日在印度菩蒂伽耶住所病逝，终年85岁。

　　谭云山出身于长沙望族，早年攻读教育，性嗜经史释典，工诗文、

  

泰戈尔

善书法，长于写作。一九二六年前，曾在缅甸仰光的一家华文报纸任主笔。继而赴新加坡，在某中学任教。一九二七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游历星洲，谭云山和泰戈尔初次见面。

　　泰戈尔是印度国际大学的创办人，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士。一九二四年，他曾应中国北京文化界名流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 人之邀到中国讲学，受到热烈欢迎。谭云山曾熟读汉译的泰翁作品，对此伟大诗哲敬仰万分，泰戈尔在华活动的报导及演讲辞，他皆仔细阅读。所以初次见面，有若素识。谭云山告之泰翁，他是学佛的人，热爱印度文化，并愿为中印文化交流而努力。泰翁对这位中国青年亦十分欣赏，毫无年龄差距的隔阂，由此建立起以后十五 年的友谊。

　　一九二八年，谭云山自新加坡首次赴印度，到圣地尼可坦（Santinketan）的国际大学，面谒泰翁，留在国际大学学习语文，研究印度哲学及文学。他并开设中文班，以教授印度学者。于假期中，他朝礼佛教圣迹，曾撰著《印度周游记》一书，记述旅游所见所闻。

创办学会

　　谭云山离印回中国时，泰戈尔曾和他深谈，二人谈到欲使中印文

化交流及学者交换，有必要在国际大学成立永久性的汉学研究机构，否则一切活动无非昙花一现。谭云山回国后，奔走于京沪之间，向政府有关部门及文化教育界宣扬此一构想，并请予赞助。此计画得到中国国民党党国要人戴传贤、陈立夫、朱家骅、张道藩及佛教人士太虚法师、王一亭、黄警顽、黄涵之等的赞同，决定先成立中印文化学会。该会于一九三三年在南京成立，入会者皆社会名流。其宗旨在于提醒国人重视中印精神文明，以和平、博爱、自由、平等的崇高理想，复兴中印文化交流及中印民族间的传统友谊。

　　一九三三年夏，甘地为印度解放运动而绝食三星期，引起世界人士的重视与同情。谭云山素来同情印度的解放运动，与甘地又有交谊，所以他在南京，宣布与甘地同时绝食，以表同情与支援，事为报纸刊载，印人闻之极为感动。印度兴都佛陀社的嘛多普拉沙得咯那，特致函谭云山道谢及慰问。

　　一九三四年，谭云山由中国返回印度，并以国际大学为根据地，组织印度中印文化学会，入会者皆印度文化教育界人士，及参与印度独立运动的重要人物。继而进一步推动在国际大学成立中国学院。经过努力，在中印人士的支援下，中国学院于一九三七年建筑完成，隆重举行落成典礼。典礼之日，甘地曾驰书致贺，政治领袖尼赫鲁，特遣其女公子携带贺词参加盛典。

文化交流

　　中国学院成立后，谭云山担任院长及汉学教授，他除授课及处理学院事务外，经常受各地学术机关及社会团体之请，前往作中国文化方面的演讲。他把中国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四维八德等，与佛教的慈悲智慧、五戒十善等结合起来，向听众作明晰的讲述，籍以证明中印的精神文明实相符合。并呼吁中印两国人民携手合作，为世界和平而努力。谭云山也透过国内中印学会的沟通，请国民政府及教育有关部门，捐赠大批国学图书及十部《频伽大藏经》，分赠国际大学、印度大学、加尔各答大学、安达拉大学及大菩提学会、孟加拉佛教会等机构。

　　除此以外，他推动中印两国交换学者及文化交流。他请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奖学金，鼓励印度学者到中国研究汉学；同时也派遣留学生到印度留学。前者有印度到华研究的师觉月、蒲罗丹、巴帕提等，后者由中国派赴印度的，有沈琦、王汉中、魏桂荪等，一九四〇年，太虚大师率团访问印度、锡兰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回国后商得教育部同意，派遣法舫、白慧、达居三人赴印留学。后来，达局留在缅甸学习巴利文，法舫和白慧到了印度，进入国际大学攻读。不属于两国公费旅游，而自费入国际大学或中国学院研究或攻读者，尚有巴宙、周祥光、冉云华、周达夫、萧化民、余清波等近三十人之多。誉满国际的大画家徐悲鸿，也曾在国际大学作过一年余的研究。以上这些人，在校期间，学业上或生活上，都受过谭云山的指导或照顾。国内佛教界或学术界人士到了印度，也多受到他的接待。

　　谭云山与大诗人泰戈尔亦师亦友，时相晤谈，维持交谊十五年。一九四二年四月，泰翁在加尔各答病重，谭云山立即赶去探视。泰翁一病不起，谭云山十分伤感，曾撰文表达他对泰翁的敬仰与追念。

　　谭云山在国际大学，任中国学院院长三十五年，为中印文化交流尽了最大的努力。一九七一年，他年逾八十，将中国学院院务交与同事接替，自己则到佛陀成道处的菩提伽耶，另行创建世界佛学苑，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苑舍完成大半，而谭云山于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病逝。谭云山精通梵文，在佛教界以研究印度哲学驰名。

谭云山（1898-1983），湖南省茶陵县人。1919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加入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1924年远赴南洋留学、谋职。1927年，在新加坡结识了印度著名活动家、诗圣泰戈尔，应泰戈尔邀请，他偕夫人于1928年抵达印度寂乡，任教于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1937年在印度国际大学创办中国学院，任院长，其间短暂回国，1948年在长沙创办大同学校，其后一直在印度，直到逝世。

　　谭云山一生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并潜心于佛学和印度文化的研究，与蔡元培等文化人合作共事，并与政治上的著名人物毛泽东、蒋介石、圣雄甘地、尼赫鲁等人保持了良好的友谊，为推进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谭云山一生笔耕不辍，主要著作有《世界历法与历法革命》、《印度周游记》等。（田腴供图）

谭云山（1898-1983）

　　在中印建交60周年之际，有一个人难以忘却，他就是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

　　创办中文学院

　　谭云山1898年出生在湖南省茶陵县，毕业于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是同学，也是新民学会会员。1927年7月，他在新加坡遇见印度诗哲泰戈尔，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泰戈尔诚挚邀请谭云山到印度工作。次年谭云山辞去在新加坡的教职，告别新婚妻子, 抱着 “白马投荒步昔贤” 的宏伟志愿，只身来到印度的圣地尼克坦，被国际大学聘为中文教授，并负责开展中国研究的项目。

　　谭云山游历印度各地，于1933年出版《印度周游记》，1935年又出版《印度丛谈》，还在报上发表文章, 多方位介绍印度各方面的情况, 帮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印度。在印度国际大学任教期间，谭云山在《东方杂志》上撰写了大量关于印度文化、民族运动的文章，受到印度朋友的赞赏。

　　谭云山提出在中印两国分别建立文化协会、以主持两国文化交流的建议，泰戈尔对该建议赞不绝口。经过努力，中印两国文化协会分别在上海和圣地尼克坦宣告成立。

　　泰戈尔提议在印度国际大学设立中国学院，作为交流中印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固定据点，并将这一重任交给谭云山去完成。谭云山不负重托，往返于中印两国，经过精心筹办，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于1937年4月14日正式成立。谭云山受命任首任院长。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派女儿英迪拉前往参加成立典礼并致贺辞，称赞中国学院的成立“把中国和印度紧密地联系起来”。

　　谭云山领导中国学院秉承“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的办学宗旨，数十年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成为中印学者研究对方国家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诸学科的摇篮。东南亚及欧美国家的许多青年学者慕名前往学院深造、进修或研究。

　　声援抗日战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谭云山身在异乡，心忧祖国，充分利用他和印度上层领导人和社会名流的私人关系，广泛寻求印度人民道义上的支持，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

　　1938 年谭云山回国之前，印度国大党主席S·鲍斯、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写信给谭云山，要他把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全力支持中国抗战的信息转告中国人民。泰戈尔热情赞扬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精神，愤怒鞭挞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将亲笔致蒋介石的信托谭云山转交。

　　谭云山回国后，在武昌向蒋介石述职并转交了泰戈尔的信，报告了印度各界支持中国抗战的情形。同年印度以国大党的名义向中国派遣了5位印度大夫：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莫克华，这5个人的中文名字都是谭云山给取的，每个人的名字中都加一个“华”字，使他们与中国关系更加亲切。

　　时刻望着祖国

　　1956年9月，谭云山被全国政协聘为特邀委员，回国观光，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徐特立、萧三等湖南故旧。周恩来总理征求了谭云山对增进中印友谊的意见。

　　谭云山一直保存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也一直保持着湖南农村文化的许多气息, 不穿西装，不打领带, 把中国传统服饰稍加修改，变成了特有的谭氏服装。他在圣地尼克坦有座两层楼房，房子后面朝北，在房外顶端题“望中楼”三字。他在印度几十年，已经融汇到印度文明中去了，他爱印度，把印度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更爱中国，时时刻刻都在望着中国。

　　谭云山 1968年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退休，享有终身名誉教授殊荣。1979年又被该校授予最高荣誉——文学博士。1983年2月12日在印度菩提伽耶住所病逝，终年85岁。他在印度生活了50年，给中印两国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许多印度人热心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在印度兴起的中国学以及目前在印度掀起的汉语热，都和谭云山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谭云山是一名杰出的中印友好使者，为构筑中印文化桥梁、传播中印文化付出毕生精力。他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照亮了中印友好的前路，他是中印友好大厦的一座丰碑。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特地参观了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高度称赞他“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也赞美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真正有文化素养的人”，“为印中两国文明更好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更可喜的是，他的儿子谭中在父亲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现代玄奘”谭云山之文献安家深大

2006年03月14日深圳特区报 点击：次

佛教在线3月14日消息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印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链条；而谈到现代中印文化交流，有一个名字在史册上熠熠生辉——谭云山。谭云山作为现代印度中国研究的奠基人，成立了中印（印中）学会，并在泰戈尔亲手创办的国际大学开设了中国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印度汉学家，为印度现代中国学的建立立下了头等功，同时也为“中印学”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有“功比玄奘”、“德配鉴真”的美誉。

这位“现代玄奘”生活在两大民族历史上最动荡的新旧社会交替时期，在为中印文化交流穿针引线的同时，他与周恩来、蔡元培、泰戈尔、尼赫鲁、甘地等人建立了亲密友谊，这些历史巨人们的交往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变更，铭刻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近日，谭云山的长子、著名中印专家谭中携数百件珍贵文献前来深圳，并慷慨地将它们悉数捐赠给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为深圳研究中印现代关系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文献铭刻了一个时代目前，中国只有深圳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高校设有专门的印度研究中心。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北京大学燕园，捐赠500万卢比在北京大学设立了“谭云山奖励”。而在南方还没有相关的条件。谭中先生此次选择将父亲的部分遗物和珍贵文件捐赠给深圳大学，一是因为深圳大学和他之间一直有着很深厚的交往和友谊，该校印度研究所撰写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更是获得他的高度评价；二是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研究中印文化的中心，他寄望于深圳大学能借助学科特长和濒临南亚的地理优势，更好地进行相关的研究，并以此形成这一领域的“中心”。

谭中先生代表谭云山后人捐赠给深圳大学的物件包括：印度领袖签名或者手书致谭云山的信件，如尼赫鲁、甘地等；1937年筹备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开幕式时泰戈尔与印度知名人士的通信，谭云山写给中国印度政府及社会人士的信件，谭云山的研究手稿和发表文章剪报等等逾千件。同时包括谭云山先生的一些私人物品，如谭云山1945年被授予的“胜利勋章”，被国际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反映谭云山与中印人士来往的长女谭文的日记，谭云山抄录的从1930年代开始和泰戈尔和其他名人重要书信的日记本，自存旧书以及和印度中国领袖一些珍贵合影等等。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介绍，印度独立前后和中国抗战时间前后的一段历史，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资料都是空白，谭先生此次捐赠的物品作为第一手的正式资料恰好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值得一提的是，物品中包括了许多两国领导人亲笔起草或签署的文件，这些对于研究现代关系史现代文化交流史具有极其宝贵的史料价值和无可替代性。在这段时间里，中印两国都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印度取得了民族的独立。所有的捐赠品都是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的鲜活见证，既包括了文化的交流，也涵盖了政治外交关系。深圳大学将建谭云山纪念馆这些珍贵的文献抵达深大才几天，印度研究中心的人员正在紧张地整理。据介绍，目前已整理了三百多份物件，但尚待处理的物件依然“数目庞大”。深圳大学将珍藏这些捐赠品，由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将其制成电子版，并在此基础上整合相关资源，整理撰写《谭云山与中印现代关系》一书，希望能填补中印近代文化关系研究的空白。而谭云山先生的儿子谭中先生也作为此书的顾问，提供许多鲜为人知的背景材料。

郁龙余还透露，在条件成熟时，深圳大学将设立谭云山纪念馆，展示谭云山先生捐赠的文件及物品，向后人昭示谭云山精神，增进中印文化关系。“真理是简单朴素的，而历史是生动感人的。大学素质教育需要这些具体的载体，让年轻人知道老一辈人是如何苦心经营中印两国关系的。”郁龙余说。目前这些资料还未进行深度的技术处理，有些地方还有待谭中先生进行注解，计划在深圳大学图书馆二馆建成之后，在新馆和老馆中找到合适的空间存放和展示这些物品。

让中印研究薪火相传作为两大文明古国，中印交往历史绵长，在《史记》中即有张骞派副使到“身毒”（今印度）的记载，而佛教东传是古代中印交往的重要内容，它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交流，令两国各领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谭云山的思想里，文化“在最初阶段，它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真实意义与价值；在最终阶段达到永久和平、仁爱、快乐、自由和幸福的目的”。他认为，中国的“仁”和印度的maitri（友爱）是相通的，中印文化是同体：“我的信念和我的毕生任务就在于使世界上两个伟大的人民——中国人和印度人，联合起来，去创造、建立、发展一个共同文化，叫做中印文化”。

而对中印文化历史深有研究的谭中也为历史上的中印文化交流进行了解读：“中印文化交流初看是宗教上的，其实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比方说佛教带来了素食文化，同时带动了茶叶种植的发展，而饮茶之风因此带动了瓷器制造业的成熟。”此外，在儒学为尊的古代，自从印度佛教的万众平等观念的传入，催生了科举制度，让寒士也能登堂入室，改变了历史进程。而经书的需求，也令印刷业应运而生，中国第一部雕版印刷的书就是《金刚经》。因此，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对于深入剖析两国历史都有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两国国际地位日益强大的今天更具有独特意义。

但是，继谭云山之后，在中印文化研究领域已鲜有代表人物，以至于现在国内尚没有这一领域的中心。而去年7月份深大印度研究中心的成立正是希望为扭转这一状况作出贡献。“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今天，以古察今。就像郁龙余等学者一样，作研究但是并不厚古博今，而是为了将来、为了人类，将来的国际势力一定是以文化为主导的。”谭中说，而他之所以将文献捐赠出来，也是希望它们能物尽其用，为中印研究的薪火相传提供一份资源。

谭云山生平介绍

谭云山，著名教育家和学者。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首任院长。现代印度中国研究的奠基人。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一书香之家。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早在学生时代，他就积极参加进步活动，曾加入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1924年远赴南洋留学、谋职，一边教书做研究，一边寻找救国之道。1927年，谭云山在新加坡结识印度著名社会活动家、诗圣泰戈尔，两人成为忘年之交。1928年9月3日，应泰戈尔邀请，他偕夫人抵达印度寂乡，任教于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并开设了印度第一个中文班，从此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并潜心研究佛学和印度文化。在印度国际大学中文班任教期间，他在《东方杂志》上撰写了大量关于印度文化、民族运动的文章。由于深感需要组织动员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中印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两大民族的独立解放，谭云山提出了建立中印（印中）文化协会的设想，与泰戈尔不谋而合。1931年4月，谭云山在巴多利拜见圣雄甘地，他的设想得到了甘地的赞同。之后，谭云山为中印（印中）文化协会的诞生奔走呼号。1934年5月，在他的努力下，中印（印中）文化协会宣告成立。

作为杰出的中印友好使者，谭云山为构筑中印文化桥梁、传播中印文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谭云山在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还为中国抗战、为反法西斯战争奔走辛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与印度上层保持密切而良好关系的华侨领袖，谭云山先生处变不惊，庄敬自强，无论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中印合璧套装还是礼节俱备的言行举止，都充分体现了他对印度人民的尊重，体现了中国人的尊严。印度人民深深敬仰他，给了他“现代玄奘”、“现代鉴真”的美名。1956年、1959年，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别邀请，谭云山先生两度回国观光，参加国庆典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并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特邀委员。

1968年，谭云山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退休，被授予“终身名誉教授”的荣誉。1979年又被该校授予最高荣誉—文学博士。1983年2月12日谭云山在印度菩蒂伽耶住所病逝，终年85岁。印度学者、评论家、新闻界称他为“寂乡鸿儒”。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真正有文化素养的人”。（作者:梁婷、汪芳芳）

谭云山中印友谊馆在我校开馆

发布时间：2008-11-25

    11月21日上午，“谭云山中印友谊馆”开馆仪式在我校图书馆二楼会议室举行。中印文化交流杰出使者谭云山先生之子、著名华裔美籍印度学家谭中先生一行，以及来自印度、美国等地的近二十位嘉宾出席开馆仪式。我校校长章必功、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郁龙余教授和部分深大师生参加仪式。

 
    开馆之前，校长章必功、副校长阮双琛在办公楼207会见了谭中先生一行，热烈欢迎他们远道而来共襄盛举，并对他们多年来对深圳大学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仪式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印度西孟加拉邦邦长G·甘地（Gopalkrishna Gandhi）先生、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Nirupama Rao）女士发来贺电，对“谭云山中印友谊馆”的开馆表示热烈祝贺，希望该馆不断完善，成为中印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园地，为增进中印友谊起到积极作用。
    章必功校长在开馆仪式上热情致辞。他说，在中印现代文化关系史上，谭云山教授功绩卓著，被季羡林先生誉为“构建中印友谊金桥的人”，他“踏着法显、玄奘、义净等古代高僧大德的足迹，从事继承和促进中印两个伟大民族间的传统友谊……”谭中先生能把“谭云山中印友谊馆”交给深圳大学来保管和展示，是对我校的一份关爱和信任。“谭云山中印友谊馆”的开馆必将鼓励一届又一届的深大学子，以及广大社会人士，为中印友谊大厦添砖加瓦，为中印友谊之树培土浇水。他代表深圳大学向谭云山后人及其友人与相关机构的捐赠表示感谢，并表示深圳大学一定会把谭云山先生开创的中印文化交流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为中印人民的友好事业而不懈努力。
    随后，印度驻广州总领事班浩然先生，印度比较文学学者、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院院长摩炯达（Swapan Mujumdar）教授也代表所有来宾向友谊馆开馆表示祝贺。

 
    开馆仪式上，谭家后人再次捐赠了一批文物。这是继2006年3月，谭中教授将数百件有关谭云山的文献捐赠给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后的又一次大批捐赠。其中包括徐悲鸿上世纪四十年代旅印期间，为谭云山画的头像、为其夫人陈乃蔚画的观音像真迹。徐悲鸿之子徐庆平欣闻友谊馆开馆，更是寄来“梵典华章、情意绵长”八字题赠。这些珍贵文献都将保存与展示于新成立的“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谭中代表谭云山的所有后人向深圳大学建立“谭云山中印友谊馆”致答谢词。他表示，把谭云山的名字和“中印友谊”连接在一次是纪念谭云山的最好方式。深圳大学成立友谊馆，象征着深大将逐渐成为中国开展中印研究、促进中印友谊与谅解的主要学府之一。希望深大能借助学科特长和地域优势，更好地进行相关的研究；希望友谊馆日益繁荣，成为研究中印关系的重要基地之一，把两大文明之间的交往与激荡变成热潮。
     仪式后，章必功校长和班浩然总领事一起为友谊馆揭牌，谭云山中印友谊馆正式开馆。（宣传部）

  
   

泰戈尔为建中国学院四处"化缘"

2009-09-2607:21:07　来源: 网易历史　跟贴 7 条 手机看新闻

泰戈尔：“一个扎实的开端就是兴建一座大厦，叫做“中国大厦”，专供贵国的学生和学者住宿，以便和我们合作致力于文化复兴。需要的费用，包括大厦的维持费，大约为三万卢比。”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杂志2006年第4期 　作者：宁军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在他的故乡圣地尼克坦(亦称作和平乡)，建文了一所实践他教育理念的印度国际大学。于是，这个小小的乡村成为闻名遐迩的“世界之乡”。在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有一个唯一的外国学术机构，那就是中国学院，是在中国官方与民间热心人士支持下建成的。泰戈尔为什么要筹建中国学院?其中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周折与艰辛?

泰戈尔的恳切倡议

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给亚洲带来了空前的自豪，中国文化界也开始关注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

1924年3月，应粱启超领导的讲学社之邀，泰戈尔一行来到中国访问。泰翁对中国向往已久，他访华的首要目的，就是恢复中国和印度之间历史悠久的友好交往。在中国朋友为他举行的欢迎茶会上，他充满感情地说：“朋友们，我来向你们要求重辟交往的通路。这条路我相信还是存在的，虽然被荒草和荆棘湮没了，但还是有迹可寻的……希望你们不可把我当做一个登门造访的来客，应该把我当做一个久别归来的兄弟。”

泰戈尔不忘介绍他所创建的国际大学，希望有中国学子去学习与交流。他说，中印文化合作开始在数千年前，而这种亲密关系，由于外来的干扰，中断已经很久。目前我们都己觉醒，不甘长自消沉，让我们迅速恢复这种关系，从而产生新的力量，为各国作出示范。“继往开来的事业，请从我的大学开始吧。”

泰戈尔访华之时，就曾和中国友人有过共识，将由国际大学的印度学者到北京清华大学去传播梵文并开展印度研究，由梁启超带领其他中国学者到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教中文并开展中国研究。印度最大的民族资本家比尔拉承诺，将捐献两万卢比(那时等于两万银元)在国际大学建造宿舍，供中国访问学者住宿。

可惜的是，这些计划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泰戈尔表示深深失望，他多次对专程来到和平乡的中国学者谭云山谈及此事，希望他能在这方面想些办法。当时，谭云山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教师，不是什么知名人物，只不过愿意为泰戈尔效劳而已。他与沙斯特里和克提摩亭沈两位印度教授，商谈如何落实泰戈尔的想法，设法开展中印学术交流。他们商量好的计划，向泰戈尔作了汇报，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下手”。这所谓小处共有4点：第一，多招收几个中国学者来印度；第二，在国际大学特别设一个中国学院；第三，多介绍几个印度学者去中国；第四，在中国方面特别办一个学院。

1931年，谭云山受泰戈尔委托回到中国。他找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寻求支持。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很有人缘和威望。谭云山向蔡元培转达泰戈尔的愿望，请他出面，成立中印学会，支持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加强中印文化交流。蔡元培对泰戈尔非常敬重，他拍板定案，同意由他出面，与知名人士组成中印学会，他也同意担任会长，当时叫理事长。谭云山担任秘书，负实际事务责任。

就这样，蔡元培成为中印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提请政府资助泰戈尔办中国学院。不久，国民政府认为捐款给印度的事项，事关中印之间的官方关系，中印学会领导人应是政治要员，于是，领导人就更替为在政府中任要职的戴季陶、陈立夫、朱家骅等。谭云山则担任理事，被中印学会指定为该会在印度的全权代表。

至此，中印学会明显带有了中国官方背景，是得到了中国政府高层同意的。蒋介石也曾表态，对泰戈尔宣传中国文化的思想，表示敬意。掌握中印学会领导权的人士既是政府要员，也就从促进中印之间关系的角度，考虑如何向国际大学捐赠，以建立起长期的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学会决定，派谭云山去印度帮助泰戈尔和他手下的负责人进行规划，提出建立中国学院的具体方案，由中国政府协助实施。

泰戈尔亲自“化缘”

1934年春，谭云山回到印度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这次陪他来印的，还有两位同伴，他们是中国教师陈友生与谭云山的学生魏凤江。谭云山拜访泰戈尔，详谈了他在中国争取支持的情况，说明中国要员对此事的态度。听说中印学会已开始运作，为推动中国学院的筹建奠定了基础，泰戈尔非常高兴。开诚布公的谈话以后，泰戈尔知道，他可以向中印学会的中国朋友去信，对如何建立中国学院提出具体建议。

泰戈尔于1934年4月18日写信给戴季陶：

亲爱的戴季陶先生：

我高兴地见到我们的老朋友谭云山教授和他的同伴陈友生教授，又从他们那儿收到你的问候。我同时应该感谢你托谭云山教授捎来由你赠送给我的你自己的著作。

我非常愉快地在你身上看到增进我们两国文化交往的伟大事业中的同志。两国在过去曾经很接近，今天，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自己从数世纪的相互冷淡中拯救出来，并且以我们最好的东西相互奉献给彼此的将来。我真心赞成建立中印学会的计划，并且乐意献出我们的圣地尼克坦作为它活动的中心。

一个扎实的开端就是兴建一座大厦，叫做“中国大厦”，专供贵国的学生和学者住宿，以便和我们合作致力于文化复兴。需要的费用，包括大厦的维持费，大约为三万卢比。当然，如果计划考虑到中印学会的运作，包括奖学金和教授们的薪俸以及一个像样的图书馆，其费用就会不少于三万五千英镑。这具体的预算都是本校办公室去年寄去给谭云山教授的。不过，当做一个谨慎的开始，开始得越早越好。应该先把大厦建起，这样今后的更宏伟的事业就会有一可靠的基础。请接受我对你和贵国人民的问候。

也许，这可以理解成泰戈尔的“化缘”信，但他的出发点是崇高的，因而任何人都感到他没有任何私心。以泰戈尔当时的声望，他绝不会轻易开口，尤其是提出有关金钱方面的要求，因为他自己已经把他名下的全部财产与全部的诺贝尔文学奖金，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际大学。他自己就是一个人类良心的化身。

据了解泰戈尔的人说，泰戈尔除了对他所生长的祖国印度之外，从来没有对任何国家表示过像他对中国一样热情洋溢的友谊。虽然泰戈尔和千千万万的国际友人有往来，也从来没有对任何国家表示过像对中印学会的中国会员们所表示的那样，有这样强烈的相互合作、相互进行文化交流的愿望。

泰戈尔的第二封信，日期为1934年4月23日。泰戈尔请谭云山传送国内，希望在中国报纸上发表，转达给他所深爱的中国人民。我的中国朋友们：

我们，当你们中国的古德巡礼到我们印度，与我们印度的古德巡礼到你们中国时，所获得的真理与正谊，一直到如今，并未遗失。

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巡礼!那在历史中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历史时代!今日吾人之责任，应追随那条古先伟大的巡礼的道路，以恢复那个伟大的巡礼的高尚英武的精神；那条道路，不仅是一条地理上的道路而已，却是一条伟大的历史道路；那条道路是越过了许多种族的差异与不同语言、习俗等种种艰险阻障而建筑起来的；由那条伟大的道路直达精神的乐园，在那乐园里，全人类被仁爱与合作的纽带连成为一。泰戈尔于圣地尼克坦

1934年9月，在泰戈尔的具体指导下，谭云山制定了一个中印文化交流的计划。他请国际大学同仁一同商定，准备要带回中国去给中印学会的领导人看，还会报请中国最高当局，争取筹足经费，回印度破土动工。

计划非常具体，共分4个部分：第一，建造中国学院，包括1个大厅，1间阅览室，1间厨房和12间客房，总共需费3万卢比印币，或3．3万法币；第二，中国学院将设立基金，数目是12万卢比(合13．2万法币)供聘用两位教授(一位为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另一位为中国佛教讲座教授)之用(月薪 250卢比)；第三，中国学院将设立奖学金，分甲、乙两级。甲级奖学金每月100卢比，乙级奖学金每月50卢比，每级共4名。设立8名奖学金的基金将需 14．44万卢比(合15．8万法币)。第四，中国学院将设图书馆，书籍将由各方捐赠。

泰戈尔看了表示同意，并在这项计划上写了批语：“我欣然做东道主，让中印学会把我在圣地尼克坦的大学当做在印度的活动中心。我希望中国朋友们会衷心欢迎中印学会，并给予我的友人谭云山教授以慷慨的援助，俾使这个计划实现，为中印两国紧密的文化交流创造一个永恒的机构。”

1934年10月，谭云山离开圣地尼克坦回到上海和南京，写信给泰戈尔报告。泰戈尔于12月8日回信说：“我高兴地知道你平安回到祖国。我们将以极大的关怀注视着你与中印学会有关的工作。我并且真挚地希望中国学院的计划不久将会实现。”

谭云山回忆说：“我带着上述计划于1934年10月回国去筹集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所必需的款项和书籍。我在中国花了一年多工夫才完成这一使命。虽然我没能使整个计划实现，但得到了充足的经费开始兴建。我募到的钱足够完成中国学院的建筑，并购置家具。我所募到的捐书更超过原来的估计。中印学会在中国买到10万卷中文书，其他朋友和出版社又赠送了大约5万卷。”

1935年8月4日，泰戈尔写信给谭云山说：“中印学会已经寄给我作为建筑中国学院费用的三万一千七百十二卢比七安那半的支票。我已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支票收到，并表达了我的感激。可是，我不能忘记你，因为我知道，这件大事只有你那不知疲劳的活动才能办到。我们何时能把你盼到圣地尼克坦来呢?”信发出14天后，泰戈尔又于8月18日写信给谭云山，催促谭云山回圣地尼克坦共商建立中国学院的细节。

1936年，泰戈尔收到了中印学会第一任会长蔡元培的用英文写的回信。信中说，由于他长期生病而不住在上海，所以直到1936年初才见到谭云山，接到泰戈尔一年前写给他的信。蔡元培说：“印度曾经一度对中国文化造成分外浩大的影响，尽管两国之间在最近几世纪中文化的交往不如从前亲密，我国珍重文化传统的人都最渴望恢复那亲密来往，因而可以学习贵国的古老文化如何适应到现时代来。”他还说，“承你盛情让圣地尼克坦的贵大学作为中印学会的总部，使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我对谭云山教授为建立中国学院而筹集基金的富有勇气的努力将尽我所能尽的微薄力量。”

也就在1936年，谭云山带着筹募的款项和书籍，与学生魏凤江回到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派汽车接住在招待所的谭云山和魏凤江去他家晚餐。共餐的气氛温馨而融洽，泰戈尔非常兴奋，很高兴地表示，应该立即着手兴建中国学院的工作。泰戈尔说：“国际大学已决定，划出一块环境优美的地区建立‘中国学院大厦’，大厦的构造还劳你们师生设计，务使它在最短期间能够完成。”

泰戈尔致词祝贺

1937年春，中国学院在国际大学校园内落成，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门楣上的题字“中国学院”出自民国政府主席林森之手。中国学院建成以后，最高兴的人就是泰戈尔。这是他一生的重大理想之一，由于谭云山和无数中、印友人及工作者的努力，使他在76岁时享受到理想实现的果实。

印度人与中国人一样，有“开张大吉”传统习俗，如同中国学院成立这样的大事，必须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泰戈尔亲自主持开幕式，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泰戈尔想的是隆重而庄严，应该邀请一位印度著名人士来揭幕。他首先想到了在印度享有崇高威望的圣雄甘地。可是联系时得知，甘地到其他地方的日程已定，不可更改，他便改请另一位著名人物尼赫鲁前来。泰戈尔仍给甘地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亲爱的圣雄：

我从玛哈德瓦Mahaderd(甘地的秘书)写给钱达的信上知道，您另外行会议安诽不能来圣地尼克坦参加中国学院开幕式，这使我很失望。我只好请尼赫鲁帮忙。他接受了我的邀请，这我很感激。我认为，我的中国朋友和我们自己，都很希望您能为这一喜庆寄一封祝贺信来，表明你愿赏光，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印学会。如果您不反对这样做，请将贺信在本月十二日前寄给我。开幕式将在十四日举行

向您致以爱慕

泰戈尔

1937年4月5日

泰戈尔和甘地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人生道路也不一样，但彼此欣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信虽然措词客气，却委婉地表示了他的意愿，请甘地重视中国学院开幕这件事，也请甘地对中国学院有所表示。甘地很快回信给泰戈尔，可以当成一封祝贺信件：

如果我不是要在当天去贝高姆Belgaum，我一定会去看开幕式同时也探望您与圣地尼克坦的。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去您那儿了。尽管这样，我在精神上会同你们一起庆祝开幕。祝愿中国学院成为中印两国当今来往的象征。

送给圣雄甘地的邀请函，是从谭云山办公室发出去的。谭云山除了代泰戈尔寄出了给甘地的信外，自己也写了一封邀请信给圣雄甘地。甘地回信给泰戈尔的同时，也亲笔给谭云山写了回信，全文如下：

感谢您的来信。我已经写信给师尊泰戈尔表达了我完全不可能参加开幕式典礼。诚然，我们希望开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您作了有价值的努力，祝您成功!

甘地

1937年4月9日

泰戈尔写信给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请对方到圣地尼克坦主持中国学院开幕式，以他的德高望重的身份，明显地用了吩咐的口气，而不是请求。他在信中说：

这庞大的图书馆以及五万卢比的基金，是中国人民赠送给印度人民的礼物。如果我们看不到它的意义那就太可惜了。这一捐助的机构——中印学会—— 是由中国社会领袖们组成……这就使我们有义务必须用恰当的友谊和合作的精神来迎接这份礼物。而中国学院的的开幕仪式，应该隆重到使我们的中国朋友觉得我们是不会辜负这份瑰丽礼物的人。我认为您是主持这开幕仪式最恰当的人。您一定要来!

泰戈尔的意愿，尼赫鲁乐于应承。他接到泰戈尔的信时，身体有点不适，但泰戈尔的吩咐分量如此之重，他不敢怠慢，认为如此大事，即使有点小病也该去，就满口答应了。泰戈尔发出的许多邀请信中都宣布尼赫鲁会来为中国学院开幕。不料，到了开幕式前一天，尼赫鲁突然发高烧，不能出远路了。他赶忙写了一封信，叫女儿英迪拉连夜坐火车送去圣地尼克坦，代表他出席开幕式。尼赫鲁在信上说：

生病竟会使我不能参加明天在圣地尼克坦举行的中国学院开幕仪式，使我不能实现我的诺言，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我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我答应参加开幕典礼时是抱着充分信心能参加到这伟大典礼中来的，它的伟大在于它勾引起对远古往昔的回忆，伟大也在于它使我们寄望于将来的同志关系，能使中印两国更紧密联系起来。过去我们两国有那长久的友好交往和相互影响的历史，从未受到政治冲突和侵略行为的干扰!我们一直是在思想、艺术、文化方面进行交换，取长补短，彼此丰富各自的民族遗产。

他还说：“中国和印度，从历史的黎明以来就成为姊妹民族，彼此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的和平发展，应该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角……”

尼赫鲁对中国学院的建立，给予了高度评价。以后他只要有机会去圣地尼克坦，总是喜欢去看看中国学院，和院长谭云山聊一聊，表明他对中国学院的高度赞赏。

1937年4月14日，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正式开幕。富有民族特色的开幕式隆重热烈，载歌载舞，鼓乐齐鸣。泰戈尔从外地请来了众多贵宾，在座的除了谭云山、魏凤江外，还有加尔各答中国领事馆官员和不少印度华侨领袖。泰戈尔的兴致特别高，热情洋溢，喜形于色。他的发言滔滔不绝，带着诗意，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

“这的确，对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是我盼望了很久、很久的。我现在可以代表我国人民履行我们历史遗留下来的承诺，承诺在我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保持那1800年前早已奠基的文化、友好往来……”

他说：“今天揭幕的这个大厦，将会变成两国之间与时俱增的更大了解的核心与象征。中国的学生们和学者们将会来到这儿居住，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分享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让我们分享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我们共同事业贡献精力，帮助我们逐渐重建两国之间可惜已经中断了10个世纪，但收获丰硕的相互交往的伟大过程。”

泰戈尔后来对记者表示，建成中国学院是他自己一生中的大事，是晚年完成的一个心愿。事实也的确如此，泰戈尔创建的中国学院，曾邀请了不少著名的中国学者，培养了许多印度学者。中国学院成为中印两国之间的一条文化纽带。

中国学院建立20年后，1957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应尼赫鲁总理邀请访问印度时，也曾专程造访中国学院。此时，虽然泰戈尔早已作古，周恩来仍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充分肯定泰戈尔对中印友谊所做的贡献。在今天的中国学院，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代大师泰戈尔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友好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