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无敌7精英兵种排名:旅德专家解读中国大陆N年不遇干旱

旅德专家解读中国大陆N年不遇干旱

2011-02-16 19: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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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德学者、著名国土规划专家王维洛博士，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历史上，中国经常发生干旱，但持续几年的干旱才称得起大旱，历史上每次大旱都引发农民起义。而当局称目前大陆的干旱为百年、千年一遇，是人为的歪曲干旱程度。他认为当局夸大干旱的用意在于：媒体炒作得越严重，越能显示当局的领导有方，能“战胜老天、战胜自然灾害。”

王维洛先生从几个方面解析了大陆的干旱。他谈到，中国大陆在毛泽东时代大办水利，投入的资金规模很大，建了近10万座水库，但破坏了生态环境，水库又没有质量保证。虽然当局的水利政策是失败的，但从来不认错。毛泽东时代所搞的“中国农田的60%是‘旱涝保收’的基本农田”，现在却不见了。他指出，当局在实现减免农业税的同时，向农民收取灌溉庄稼的水费，大陆是唯一向农民收水费的政府。在历史上，几千年来历代皇帝也从来没有向农民要过水费。河里的水，农民用来灌溉，不要钱。只有现在，中国农民第一次必须交水费——用沟里、河里的水浇地，都要收费。农民是要算成本的，且中国的农业状态用水量是很大的。山东的一个农民曾说，他两次浇地，一亩地一次要交80元水费。

而现在中国一些地区的农村还没有通自来水。为什么“建国60年了，农民还没有用上自来水？是中国缺钱？缺管子？还是缺技术？这些它都不缺。当局的官员做官想的只是显政绩，而只重GDP的增长。” 他表示，大陆当局年年炒作干旱，干旱的所有说法和数据临空捏造，且在每次大灾过后都称粮食又大丰收了。永远都在宣传上把大灾演变成它的功勋。

中国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有个特点。相对来说，中国的降雨条件比较好，总的降雨量比较多，也比较均匀的。还有一个优点是：中国的降雨量和农业生长是同步的。夏天、秋天时降雨偏多一些，冬天降雨量较少，和中国的农作物生长基本是同步的。但缺点是：在一年中降雨分布不是太均匀。这决定了在中国历史上，洪涝灾害出现比较频繁，但大旱大灾并不是很频繁。在中国历史上的旱灾，往往是几年不下雨，才会大旱。大旱发生后，皇帝会赤身把自己绑上，向老天请罪，说是由于他没做好，才造成天下大旱。古代的皇帝都说自己是天子，就是老天的儿子，他和天是相通的。老天会用灾害惩罚他，示意他做的不对。因此天子就要请罪，皇帝给老百姓做个榜样：乞天保佑，风调雨顺。

现在，中国一部份地区3个多月不下雨，但不能形成大干旱。中国农民想抗旱、给农田浇水，现在做不到了，这些干旱的多数原因是人为的原因。现在主要在长江以北出现干旱，也涉及到江苏、安徽一带，和黄河流域的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北京等地。中国大陆当局称是百年、千年不遇的干旱，这和气候条件不符合，是有意歪曲。其次，当局的报道里说“无有效降雨”，而不是说没有降雨。中国大陆当局是世界上第一个把雨分成有效降雨和无效降雨的。所谓的有效降雨是说，雨下到地上能看到水在地上流的；如果雨下到地上全都被地吸收了，没有形成径流，就被当局称为无效降雨。

比如说目前北京干旱，但北京的高尔夫球场里还是绿油油的，看不出来干旱。北京国家大剧院5万平方米的水池里，水还是满满的。当时西南干旱时，朋友去昆明，说农村的地方水都没了，但昆明的宾馆游泳池里水什么的都有，在宾馆住得很舒服。

王维洛表示，中国大陆办水利可以分两个时段：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即“前30年”、“后30年”。“前30年”毛泽东提出的“大办农业、大办水利”的思想统治中国，当时建了很多水利设施，毛泽东当初说把农业摆在第一位。而现在中国大陆当局的政策是把房地产摆在第一位。现在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水库数量，统计在册的有8万多座。加上没有统计在册的将近有12万多座水库。每条河流上都有水库，有的城市如北京有80多座水库，而有的省有千座水库。这些水库的库容量相当大的，它可以把中国一年的降雨量全部装进去，可以满足中国一年的需要。但是有一个条件：水库应该是安全的。当局对老百姓说，它的水库又能抗旱，又能防洪。能防洪时必须把水库的水都放光了，来迎接洪水；能抗旱的时候，水库里的水必须是满的，否则水库是没用的。那么人运作的时候，是否和老天下雨是同步的？是否能满足要求的，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就不是那么回事。

大陆当局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本来在大自然的状态下，水应该储存在浅层地下水水层里。以前没有供水设施时候，中国是用水井的，靠的是浅层地下水。天下雨了进入地层。因为地面的植被比较好，地下水保护的好，水就存在下面，打井满足人的需要。现在把水存在水库里，水库不安全的话，就是损失。例如家里没有自来水，天下雨时居民在家里用缸来存水，如果缸是不牢的、漏的、或者马上就要破的，居民就不敢用它来存水。2010年福建、海南岛、吉林、江西、湖南等地都发生水库溃坝，造成洪水灾害的悲剧。中国防总要求把水库的水全部放干净，为了防洪时不要再溃坝，那么水库的水都放光了。到了9月份，洪水期过去了，想要给水库蓄水了，老天不下雨，水库的水就很少，就满足不了抗旱时水库里有水的条件。所以，首先是中国的水库大坝质量不好，不安全；其次是人为的东西和老天的东西发生冲突。例如山东，当地在维修水库时把水放掉，而旱灾来来临老百姓要水，水库无水。

王维洛指出，中国大陆当局的政策是，干事的时候吹得天花乱坠，干完后不管不问。所以无论“前30年”还是“后30年”，水利投资在中国都是占优先地位的，投资规模一直很大，超过对教育的投资规模。如三峡工程投资前后4千亿，在建的水利工程还将近有10个三峡大坝的规模。“南水北调”工程投资是5千亿。但当局从来不管这些投资的效益、效果是什么。西南大旱时，当局称大旱的原因是工程设施不够、水库不够，还要造更多的水库。不认为是其政策上的错误。“后30年”和“前30年”，在政策上180度的大转弯：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但从来不说社会主义不好；它也不说为什么要转弯。

中国大陆说，从2011年开始在4年之内一共要投入4万亿人民币，来建水利设施。这4万亿几乎相当于2008年应付金融危机时增加的投入。以为投入这些钱就能达到目的，其实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要想达到好的效益，应该首先分析一下，什么地方做错了，那么才能针对错的地方予以纠正，哪怕少花钱也能做好。但其不分析成败得失，也从来不认错。

现在中国一些地区的农村还未通自来水，例如安徽阜阳颖上县的十八里铺镇的数万村民至今还在吃井水。为什么中国大陆当局建政60多年了，还没实现家家户户通自来水？王维洛表示，这就要了解当政的地方官员，他们坐在位子上想的是什么。当官的为了向上级显示其今年业绩增长了多少，如果做什么事情GDP能增长，官员就去做。如建大坝，能带来多少投资，他们就马上上马，因为GDP上去了，功绩就显出来了。如果给农民通自来水，GDP不增长，那么政府一分钱也不会出，因为官员没有情绪做这个事。当官的都想往上爬，爬不上去很痛苦，这就是在中国当官的难。但受害的，是最下层的老百姓。

王维洛指出，人们有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话时用的都是中国大陆当局的说法、它的数据。比如2009年的华北干旱，当局称是百年一遇，还发出了建政以来最高的红色预警，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用过红色预警。当时实行军事管制，强制农民浇地。已经到这个状态，那时说的是百年一遇的干旱。2010年西南大旱时，3月份报道说最严重；但到4月份时就报道贵州、四川发洪水了，干旱又演变成洪灾了。年年不过是这些，但报道多了，人为的描述干旱的严重程度，说的越严重越能显示地方政府及当局的领导得力、有办法。今年的山东干旱二级、三级预警都没发。目前的状况，如果老天作美，下几场雨就没事了。

不过，第一年报干旱时，还可以分析一下原因；第二年就是炒剩饭，再下一年又炒剩饭。它又给你来这些东西。人们总结出的干旱原因，完全和当局说的干旱原因是两回事情。

比如云南省委的总结报告说西南大旱是工程性缺水，最后中央批下来几百亿，让它再多造水库。它的目的达到了，至于这几百亿是否投入到工程上，还是进了私人口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当局高调报道大陆的干旱，不惜夸大、歪曲干旱的程度，用意是想显示中国当地政府和官员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话，那灾害就更不得了，就得绝收了，就得饿死人。干旱成了自我表扬、自我吹捧的道具，也永远是党和政府在救灾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和取得的伟大成果。在宣传上起到控制老百姓的作用，哄得老百姓满意，就感到够了。

谈到大陆干旱可能对中国粮食造成的影响，王维洛的看法是：大陆干旱地区3个多月小麦没有得到灌溉，今年粮食肯定不能丰收，但也不可能绝产，可能产量会下降。因为中国太大。中国人自己的话讲：北方不亮南方亮。山东受害的也是山东的某些地方，因不是全省、全国性的干旱。不论是西南大旱，还是2009年的华北大旱，去看一看中当牛的官媒报道，当时报道就说小麦绝产。但每次大旱之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又说粮食大丰收了。在2009年华北大旱、2010年西南大旱，还说粮食大丰收。尽管遇到了这样的大干旱，粮食丰收的，好像干旱根本没有发生过。

但从国际市场看，中国粮食的进口量大大增加了，证明粮食丰收是虚假的信息。

最后王维洛概括他的观点是：在中国的气候条件下，几个月不下雨，应该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百年、千年不遇的大旱。中国水利政策失误，特别是把重点放在了水库大坝上，而它又是不安全的，那么造成到用水的时候没有水；再有就是虽然免了农业税，但是向农民征收水费，就造成农民靠天吃饭的状况，因为买不起水。

这就是说，以前的投资都是作废的，将来的投资也是作废的。人为的导致大陆所谓的大旱，经过媒体炒作，最后当局又会让人们看到，在它的领导下战胜干旱，粮食取得大丰收。2010年的报道说连续7年粮食大丰收。2011年将再告诉人们，连续8年粮食大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