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剧侠盗罗宾汉:新起点上的建国史研究:国史不是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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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专家论史 > 正文新起点上的建国史研究:国史不是党史 2010年08月17日 17:48 出版商务周报 】 【打印共有评论4

写在前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神州大地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这场巨变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存在着巨大的研究空白,我们本期特别约请杨奎松教授谈论建国史研究。

■受访者:杨奎松

□采访者:杨 扬 本报特约记者

杨奎松:1953年生于北京,籍贯重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

国史不是党史

《出版商务周报》:在读者的心目中,您是一位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怎么会想起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来的?

杨奎松: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是我个人多年来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种自然延伸;第二,这也是我在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卷过程中所做的一种基础研究。

我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是沿着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五四”和中共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变化经过,国共十年内战,长征与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这样一条历史线索循序进展和深入的。中间也会有个别跳跃,但很少离开中国革命史的内容。经过十几年的前期研究后,到20世纪最后两三年,我们讨论共同来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时候,我恰好已经基本上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基础,可以来进一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历史了。但是,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我至今都还没有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卷的写作,拖了大家的后腿,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真正研究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手之后才发现里面的问题太多,不从史料出发做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出版商务周报》:原来的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杨奎松:原来的研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基本上只是两方面的片断的研究。一是外交史方面的个别事件的研究,像我在2000年以前也做过这方面的个别专题的研究;二是党史性质的研究,像我过去研究毛泽东与苏联关系,和大量中共党史学者所做的党史人物与某些重大决策经过的研究,都是这种性质的研究。这些研究不能说对我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毫无帮助,但是,帮助甚少。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因为过去这些年来,虽然有了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我们所说的这个“国史”,但大家一上来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即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前三十年还要分前七年、后十年,和“文革”十年等。这种分法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在里面。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我认为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009年人民出版社重版,编者注),就是由当年一批党史研究者集体写成的。从它四卷的书名,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时期划分的价值判断所在。第一卷写前七年,叫《凯歌行进的时期》;第二卷写后十年,叫《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三卷写“文革”,叫《大动乱的年代》;第四卷写“文革”后,叫《改革开放的历程》。涉及我要研究的这段时期,书中分成三大部分,“开国奠基”、“恢复经济”和“创业探索”,确实都是“凯歌行进”。只有具体谈到批判电影《武训传》、批梁潄溟、批胡风及潘汉年、杨帆事件等,提到了一些过火,一些不足。那么紧接着发生的“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怎么来的?没有人去想。实际上对后来的运动影响极大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种种运动,大家基本上都只是在重复过去各种宣传小册子上讲过的话,全没有基于史料的梳理和研究。一直到今天,除了“土改”问题因为海外学者重视,又涉及当今流行的社会史方面的问题,国内许多人在做以外,“镇反”、“三反”、“五反”的问题除了我做了几篇论文以外,还是很少有学者来做研究。

其次是过去对国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党史的思路出发的,研究者所关注的,都是那些领袖人物、重大决策和事件,因此,大家都是眼睛向上,好像历史只是“帝王将相”创造的,历史就是政治史,甚至就是政策史,要不就是权力斗争史或路线斗争史。结果,当我试图想要还原当年那种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动荡、大变化的社会状况的时候,我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被用来帮助读者理解当时那种历史场景的具体研究成果。说起来,每一个中国人可能都能了解,当那样一场革命过后,一切传统的社会关系几乎都被颠覆了:穷人和富人;男人和女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老师和学生,乃至于父与子、夫与妻……问题是,有谁具体考察过这一切变化究竟是怎么来的,它对传统的颠覆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这种颠覆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信得过的可靠的研究成果,以至于改革开放后美国学者发现新旧中国其实在许多方面仍旧极其相似,因而否定“颠覆说”,提出“延续说”的时候,中国学者不是集体失声,就是盲目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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