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与《不怕鬼的故事》

1959年春季，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一位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同志来，给我们一个光荣的任务：从中国过去的笔记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宣传毛主席的思想。这年夏天，这本书基本编成。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故事，印发给与会同志。我们请毛主席为这本书写序。毛主席指示，要我写。我起草了序文，经过几次修改后，呈送毛主席审阅。
1961年1月4日上午10点40分，我在文学研究所办公。电话铃响了。我接了电话。我是多么兴奋呵!原来是毛主席办公室通知我，叫我立即到中南海去，毛主席对我起草的序文有指示。
11时许，我到颐年堂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在里面一间卧房里接见我。一张普通的木框的沙发床，就像我在马列学院作国文教员时公家借给我的那种床。床头一边一个茶几，上面各放一盏景泰蓝座子的台灯，灯罩上半遮绿绸。卧床里面用两块长木板搁起来，上面放有许多书籍和文件。我想，我起草的序文的稿子，大概就曾放在木板上，跟许多等待毛主席深夜翻阅或批阅的书籍、文件在一起……
我坐下以后，在毛主席身边服务的同志送一杯盛在环璃杯里的新沏的碧绿的龙井茶来，放在我面前的矮小茶几上。
已有两位同志在座。先到的同志中，有一位在谈当时农村的“辩论会”。他说，名字叫“辩论会”，实际成了斗争会。毛主席说：
以后叫商量和讨论的会，大家都可以讲话。
然后，毛主席对我说：
你不是也被辩论过?你服不服?
这是指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我在学术思想和工作中有右倾的错误，曾受到文学研究所、哲学社会科学部、作家协会等单位的同志们的批评。我回答：
“许多意见都是有道理的，对的。”
毛主席继续问我：
你现在还有威信吗?还能够工作下去吗?
我回答说： “还可以工作下去。文学研究所的同志过去可能有些盲目地信任我。经过这次运动，大家对我的错误能够辨别了。以后我正确的他们就相信，不正确的他们就不相信。”
毛主席又对我说：
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
然后说到《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毛主席说：
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我听了毛主席的指示，才知道我那篇序写得很片面，只从“不怕”二字做文章，只讲战略上藐视。毛主席的思想却总是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讲。这说明我思想里很缺乏辩证法。以我这样的思想水平来写宣传毛主席的思想的文章，是很不相称的。
在这以后，毛主席就谈起别的事情来了。他谈到当时国内的形势。他对我说了一句：
我们现在在开中央工作会议，你没有参加。
这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一贯的细致的照顾人的作风。他怕我不了解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就特地这样说明。
毛主席在讲当时国内工作中的问题的时候，我感到他是带有深深的忧虑的心思的。我感到他是那么关怀全国人民遭受到的困难，那么和人民的心相通。毛主席又说：
《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刚才那位谈农村的“辩论会”的同志说：
“这两年有些强调一个方面，如强调不断革命论，就忽视革命阶段论。”
现在要强调另一个方面，要稳定下来。
毛主席谈到农业生产中的问题有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统购，高使用。高指标是主要的。
后来谈到了逻辑学。毛主席说：
逻辑就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哪能管那样多。 刚才插话的同志说：
“欧几米德的几何学虽然也是演绎法，却还是对于实际用处很大，可以从已知推未知，如从地球圆周推地球直径。”
毛主席说：
这个未知还是包含在已知之内。
最后，毛主席谈到他写了两首近体诗。他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他说：
我60岁才学作近体诗，所以作得不好。古体诗我过去倒学过。
我们伟大的领袖是多么谦虚呵!他说的近体是指七律。这两首七律虽然没有发表，后来我们是读到了的。那是两首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诗。我们从毛主席已经发表的近体诗，知道他的七律也是写得很好的。它们早已脍炙人口。它们是那样思想深刻而又艺术完美。
计算时间，已长达四小时。已是下午两点三刻了。我们都感到应该让毛主席休息了，就起身告辞。我已走出卧室，毛主席又叫我回去，对我说：
你把序文改好后，再送我看看。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了《不怕鬼的故事》的序，再送他审阅。我写了一封短信。我说：我按照指示作了修改，仅足达意，缺乏警策之处；但我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这是表示我有这样的奢望：如果毛主席能亲自动笔改一改，那就最好了。
1月23日下午两点半，又接到电话通知，叫我到毛主席那里去。
毛主席还是在那间卧室里接见我。已经有四个人在座了。毛主席对我说：
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
他把加上的那一段念给大家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传到我手里，我喜出望外。在稿子最后一页多的空白处，写满了毛主席亲笔加的一段文字。后来书出版了，序的最后一段，整整12行，都是他增加的。我又从头至尾翻看。他修改的地方还有好几处。其中有两处，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处是加了这样一长句：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这是使文章生动活泼起来的神来之笔。
另一处是加了这样一句：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这是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警句。
大家传阅后，毛主席对我说：
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我很少写政论性的文章。这篇序文我写得拘谨，也没有什么文采。我自己不满意。毛主席从我的信知道了我自己不满意。大概是觉得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吧，就从另一方面鼓励我，从政治这方面来加以肯定。
我们伟大的领袖对一个自己感到自己的弱点、缺乏信心的干部的鼓舞是异常感动人的。接着他又对我说：
虽然有些同志批评你，我对你还是有好感。
毛主席说对我的批评，还是指反右倾运动中许多同志对我的批评。
然后他又谈起序文来。他叫我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他说：
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这以后，和上次一样，毛主席谈起国家大事来了，他说：
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缺乏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有《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准备。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指示、文件，也是做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缺乏这种舆论准备。
毛主席讲的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强调理论的指南作用。舆论准备，也就是理论的准备，也是广大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准备。
最后，毛主席谈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美学问题。他说：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
也是上次那位插话几次的同志说：
问题在于也有一些相同的。
毛主席像是回答他的问题，也像是发表他思考的结果似地说：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
这两次听毛主席谈话，我都感到讲了许多很重要的问题，但因为不是在正式的会议上，我都没有当场做笔记，而是准备回来追记，但毛主席讲了这段关于美的问题的话，我却忍不住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来记上了。
毛主席继续说：
史沫特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
他又说：
“刘三姐”反压迫，是革命的。
这次告辞时，我主动请示了，我问：
“把主席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是不是再送主席看?”
毛主席说：再送我看看。
1月24日上午，我要通信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毛主席当天就看了，退回来了。他亲笔批示说：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毛主席又说：此书能在2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
在退回的稿子中，毛主席上一次增加的这句话： “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改了几个字，改成这样了：“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毛主席的思想是多么细致、周密!这个修改的重要意义在于事物的转化除了其他条件而外，还有赖于“通过斗争”这样一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