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1991 txt:章太炎和他的弟子们

卢毅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术大师，他曾经多次开堂讲学，门下弟子甚众，诸如黄侃、汪东、朱希祖、沈兼士、马裕藻、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吴承仕等，均是章氏早年所收弟子。这批章门弟子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甚至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以致被人们指为“某籍某系”。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将源自于师而又有所发展的治学理念付诸实践，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群体。1932年初，孙楷第在致陈垣函中，曾试为蠡测品类国内学界名流，其中一类乃“渊源有自”，显指章门弟子，正所谓“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1]。这一方面点出章门弟子业有专攻、各有造诣，另一方面又阐明他们继承师说、学有本源。这当然是一种精辟的见解，但历史地看来，章太炎与其弟子之间的师生关系远较此论更为丰富，值得今人深刻总结。本文即拟就此做一番全面论述。
一、深厚情谊
通观中国近代学术史，尽管不乏颇具影响力的一代宗师及其弟子群，但大都难以企及章太炎和他的弟子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这可以从以下一些事例看出来。
章太炎一生撰写了不少书札，其中有许多便是致其弟子的信函。从新近整理出版的《章太炎书信集》来看，收录最多的是《与吴承仕书》，共计89通；《与钱玄同书》居第三位，达59通。章氏与弟子联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在这些书信中，章太炎还经常谈及其他弟子近况，如他在1910年10月3日致钱玄同信中就说：“季刚归蕲，足下与逖先辈，一时散尽，甚寂寂也”[2]，毫不掩饰自己对弟子们的思念之情。
此外，章太炎与弟子们的关系也十分随和，从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鲁迅便形容：“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3]，周作人也回顾说：“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4]另据汪东回忆，章太炎还曾戏封其得意弟子为“四王”，“曰：季刚尝节《老子》语‘天大，地大，道亦大’，丐余作书，是其所自命也，宜为天王。汝为东王。吴承仕为北王。钱玄同为翼王。余问：钱何以独为翼王？先生笑曰：以其尝造反耳。越半载，先生忽言：以朱逖先为西王。……一时诙嘲，思之腹痛！”[5]由此可见，章太炎与其弟子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故常有诙谐之雅谈。
尤其让人感动的是，章太炎还曾一再向学界推荐其弟子。1908年，他专门致函《国粹学报》说：“前此蕲州黄君名侃，曾以著撰亲致贵处。黄君学问精专，言必有中，每下一义，切理餍心，故为之介绍。愿贵报馆加以甄采，必能钩深致远，宣扬国光。”[6]1914年，他又在《题黄侃梦谒母坟图记后》中写道：“蕲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善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若其精通练要之学，幼眇安雅之辞，并世固难得其比。”[7]显然，章太炎出于对黄侃学识的特别欣赏，故屡屡为之热心推介。与此相似，章太炎对吴承仕也是夸奖有加：“及吾门得辨声音训诂者，其惟检斋乎”[8]，并特意致函章士钊：“吴在司法部充佥事，学问精实，与季刚辈相埒，而中正稳练，则过于季刚，望善视之也。”[9]1935年6月18日，他又为吴氏谋中央大学教职一事致信蒋维乔：“顷有吴君承仕，字絸斋，国文、小学、经训与季刚造诣伯仲，……足以补季刚之缺。”[10]
当然，章太炎之所以屡屡思念早期弟子并为之推荐，主要是因为他对这批弟子寄予了学术传承的厚望。1914年，他就说：“季刚年方盛壮，学术能为愚心稠适，又寂泊愿握苦节，……断续之际，赖季刚亹亹而已。”[11]同年，他在致龚未生信中又写道：“季子、逖先四生，亦未知可以光大吾学否耶？”[12]言词中显然充满了殷切希望。而章门弟子也没有让他失望，章氏在《自定年谱》中即言：“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13]，分别表彰了对弟子们的各自建树。对此，朱希祖曾表示：“余对先师，终有知己之感也。”[14]黄侃也声明：“一知一识，尽承师赐，一饮一啄，莫非师恩”[15]，“谨当寻绎宝训，勉之毕生，不堕师法，以酬恩造”[16]。
而从弟子的角度来看，章门弟子也十分关心其师的处境。1908年，章太炎因迟未交纳《民报》案罚金，被判处拘于劳役相抵。宣判当天，鲁迅、许寿裳等人便立即挪借译书的部分稿费，代缴罚金以营救其师。此后，当章太炎因痛骂袁世凯被幽禁钱粮胡同时，章门弟子也经常前往问候，章氏后来在《自定年谱》中就回顾：“时弟子多为大学教员，数来讨论”[17]。具体说来，朱希祖一周探望即多达数次，有时甚至一天上午、下午均来探视。黄侃更索性搬到章氏寓所与其同住，直至被强行逐出。另据《鲁迅日记》记载，他也曾多次前往探望，其中1月31日记载：“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晚回。”2月14日又记载：“午前往章师寓，君默、季中、逷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18]这说明他们当时常常不避危难，互相约定或不约而同前去问候其师。在此期间，章门弟子还联名上书教育总长汤化龙以谋救其师，其中说：“若太炎先生者，才学宏博，求之古人，未知何如，今日实罕其匹。……文献之存，国有赖焉。”他们还提出《申理章太炎建议案》，其中也写道：“章氏一代英才，而听其摧折，亦非计矣！”[19]。今天看来，这些言行无疑体现了他们对其师情意深挚的敬仰和关切。
二、教学相长
章太炎一生虽曾多次设堂讲学，但始终念念不忘其早期东京弟子，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在东京讲学时，“从游者皆素心人” [20]，且素有根柢，易形成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从章太炎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来看，即大多与其讲学的内容有关。如《庄子解诂》一书便是因“余念《庄子》疑义甚众，会与诸生讲习旧文，即以己意发正百数十事”而成[21]，又如“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二书，皆于此时著成，即其体大思精之《文始》，初稿亦权舆于此”[22]。其中《小学答问》一书据章氏自述，缘起于“余以鞅掌之隙，息肩小学，诸生往往相从问字”[23]，“适钱夏、黄侃、汪东辈相聚问学，遂成《小学答问》一卷”[24]，并由钱玄同写就付印，众弟子集资刊刻。显而易见，章太炎的东京讲学极大地促进了他对原有学术观点的总结。
更为重要的是，在东京讲学时期，章太炎还通过与弟子们的交流，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如在撰写《新方言》一书过程中，黄侃就提出不少补充意见，“因持其说，以问太炎，师弟之间，往复辩诘，几达旬日，章先生卒是其说”[25]。章氏也说：“蕲黄间有君子告余曰：……于是知余所集者，犹未周备”[26]，并在《题所撰初本<新方言>予黄侃》中写道：“季刚昔为我次蕲州语，及诸词气，复以新所诊发者，第为十篇，都八百二十余事”[27]。另外，《小学答问》中有数条解答之辞，他也署明“黄侃答曰”。
由上可知，章太炎与其弟子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了双向的交流与互动，从而达到了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对此，任鸿隽曾经评价说：“这样讲学，于先生本人的成就也有好处。据我所知，先生的著作，如《文始》、《新方言》、《岭外方音集》、《庄子解故》、《国故论衡》，都是在此时成书的。”[28]
三、传承与创新
除上述令人感怀不已的师生情谊和取得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之外，章门弟子还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发扬了独立思考的精神，敢于突破樊篱，从而形成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师生关系。
例如，在文学研究上，黄侃、鲁迅等人对章太炎关于阮元“文笔说”的批评便持不同的意见，相反地更倾向于阮元、刘师培的看法。阮、刘二氏均属扬州学派，提倡骈文，反对古文，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并指斥鼓吹古文的桐城派是“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29]。为了从学理上贬低古文，他们还提出“文笔之辨”说，主张“文必有韵”，所谓“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并且引《易经》之《文言篇》以张大其说。对此，鲁迅曾经表彰说：“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清阮元作《文言说》，其子福又作《文笔对》，复昭古谊”[30]。
然而，章太炎出于其激烈的“排满”立场，极端排斥清廷重臣阮元。他在《文学总略》中一再批驳阮氏《文言说》、《文韵说》“持论偏颇”，“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并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何说焉？……由是言之，文辞之分，反覆自陷，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章氏还提出了自己对文学的界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31]由此出发，他对黄侃与桐城派的“骈散之争”也不表赞同，认为“骈散之争，实属无谓”[32]，“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33]，“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34]。
但在此问题上，黄侃与鲁迅则明显受到刘师培的更多影响。朱希祖当时即曾在日记中概括：“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35]由此可见，被章太炎视为“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的黄侃[36]，实际上并未完全拘囿于师说的樊篱。而鲁迅也一再向人推荐刘师培所著《中古文学史》一书，称赞该书“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37]，并说：“我看到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38]他甚至还早在《民报》社听讲时，便对章太炎关于文学的界定提出过异议，他认为：“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和文学固当有分别的”[39]。为此，章太炎曾在《文学总略》中特别提到：“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见也”[40]，其中“或言”指的应就是鲁迅。对此，许寿裳曾评价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41]
而其他章门弟子后来也逐渐地认识到章太炎关于文学界说的偏颇，如曾自谓与“章先生议论相同”的朱希祖1916年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作为北大国文系“中国文学史”讲义，当时持的是章氏所谓“泛文学观”；但时至1919年，他则在《文学论》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反思：“吾国学术，则浑而未析者。故论文学者，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吾师余杭章先生著文学论，即主此说，分文学为十六科。希祖曾据此论编中国文学史，凡著之竹帛者，皆为文学。二年以来，颇觉此说之不安。）”[42]
又如，在小学研究上，黄侃向来主张“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综广揽”，由是对其师章太炎之说也不乏批评。他在《声韵略说》中就说：“即本师《成均图》，亦尚有待参者。”另外如前所述，章氏《文始》一书采纳了黄侃的不少意见，他对此书也是基本肯定的，但对其中一些具体的观点则时有驳难，并对学生表示：“虽师说，亦妄说也”[43]。而鲁迅尽管不专治小学，却也曾撰文质疑章太炎对“州”的释义，“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44]，并针对章氏晚年所提出“白话必须从小学中寻出本字”的论断批评说：这“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45]。
此外众所周知，章太炎向来对甲骨与金文是持一种强烈怀疑态度的。早在《国故论衡》中他便说：“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鼎彝铜器，传者非一，犹疑其伪；况于速朽之质，易薶之器，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46]直至晚年，他仍批评：“穿凿之徒，皮傅彝器，随情定字。……重以龟书刻骨，真伪难知，而妄者乃欲以倾夺籀斯，彼其灭裂故书”[47]。
而在这一问题上，章门弟子则大大突破了师说的樊篱，坚信甲骨与金文的价值。沈兼士即曾主张：“余窃以为今日之研究小学，应以说文始，以金文卜辞终”，并说：“甲骨卜辞之为殷代遗物，已为学者之所公认”[48]。朱希祖也在日记中将“殷墟甲骨刻辞”列为“吾国三大发见”之一，认为“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49]鲁迅同样也对殷墟甲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先后购得《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殷墟书契待问编》、《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类编》、《卜辞通纂》等书，拟对此加以研究。
与此同时，钱玄同对甲骨金文的价值也予以了充分肯定。1918年，他在致鲁迅信中便说，“你那天同我谈的乌龟身上的字，有许多的新发明……祈将已经见到的，随便写出一点，给我看看。……因为我近来要编辑讲义，关于字形一部分，颇要换点新法儿也。兼士处，亦当函询。” 1921年，他又致信鲁迅表示：“我近来‘国故’得厉害，颇有罗遗老王遗少之风，对于龟文，颇想研究。不知待斋兄近来又有新义发明否？”[50]在此期间，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我以为应用甲、金二文推求真古字、真古史、真古制，以推倒汉人之伪古字、古史、古制，不应用汉儒之伪文、史、制来淆乱甲金之真史制也”[51]，“现在，我们应该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历史，在金文中求周代历史，以匡正汉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说”[52]。此后，他更是公开呼吁：“我们若专门研究文字学，自然应该从钟鼎甲骨讲起”[53]，“甲骨跟钟鼎上面的文字，现在还未经整理，但据王筠、吴大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容庚诸人所释，足以订正许书之违失的已经不少”[54]，“现在要知道古代的真历史，真典礼，真制度，最可信据者惟有甲骨刻辞及钟鼎款识等等实物耳。今文经中，孰为史料，孰非史料，惟有以甲骨刻辞及钟鼎款识校之，方能断定其真伪与正误”[55]。为此，他还计划对历代钟鼎彝器铭文的研究作一次“索引式的整理”，成一《金文汇编》，并拟具了《编纂金文汇编计划书》。
在此还尤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人们常常误解黄侃对甲骨金文的态度，其实他晚年对此是十分重视的。他在1930年致亲家徐行可的信中便说：“近日闲居，深念平生虽好许书，而于数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见未宏。夫山川鼎彝，汶长所信，今不信其所信，徒执木版传刻之篆书，以为足以羽翼《说文》，抑何隘耶？”并表示：“夫汶长之书，岂非要籍？枣木传刻，盖已失真。是用勤探金石之书，冀获壤流之助。近世洹上发得古龟，断缺之余，亦有瑰宝。……倘于此追索变易之情，以正谬悠之说，实所愿也。”[56]为此，他屡次嘱咐子女及弟子为其购金文甲骨书，“务望致之，虽价昂亦不惜”，“要紧要紧”[57]。另外，他手批《说文》也几乎每页都有引金文、甲骨加以对照之处。由此可见，黄侃等早期章门弟子在甲骨与金文问题上并非对章太炎亦步亦趋，而是跳出了师说的窠臼。
再如，在经学史研究上，钱玄同更是与章太炎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早年“颇宗今文家言”[58]，在1910年1月13日的日记中即曾明确写道：“余虽受业章先生，然观以辟今文说，亦颇不为然。”[59]这一时期，他还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对章太炎着力阐发的“六经皆史”说提出质疑，认为“此说实未可从”[60]，并指出：“世尤有牵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六经皆史说其他姑弗论，即如《诗》、《易》二经如何能说是史？……后世乃认《诗经》为史，岂非谬误”[61]。与此同时，他对章氏批判刘逢禄也“心窃怀疑，再取刘书细读，终不敢苟同太炎师之说”[62]，并肯定皮锡瑞“《春秋》是经，左氏是史，……体例判然不合”的论断“其说最确”[63]。
1911年2月，钱玄同谒今文家崔适请业，“时向崔君质疑请益”[64]，“始借读《新学伪经考》，……自此也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从此更“专宗今文”[65]，以至被同门视为“背师”[66]。而当他在1917年“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之后[67]，更是突破了今古文之争的壁垒，对章太炎古文经学和崔适今文经学都加以深刻反思：“他们俩都是经师，崔师是纯粹的今文家，不信一切古文经说而绝对的相信《春秋公羊传》；章师是纯粹的古文家，不信一切今文经说而绝对的相信《周礼》。我对于两师那种‘不信’的态度，认为大体是不错的，而对于他们那种‘相信’的态度，实在不敢赞同”[68]。钱玄同还曾表示：“近二十年来，弟读书稍多，……对于先师章公太炎之著作，亦多有不敢苟同者矣。”[69]显而易见，他在经学研究上已大大突破了其师章太炎拘于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诚可谓“学出余杭，不囿樊篱”[70]。
除学术研究之外，在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上，章门弟子也对章太炎多持异议。尤其是当章氏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71]，“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72]，又参与复古投壶的闹剧，由是引起了章门弟子的普遍不满。钱玄同即曾致信胡适指出：“‘敝老师’底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73]鲁迅也批评章太炎“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74]。周作人的态度更是激烈，他先是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中，针对章氏上海讲学表示：“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也是好事，但我却忧虑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75]此后，他更仿效当年章太炎对俞樾所为，发表《谢本师》一文宣称：“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殆非始料所及。”[76]
总之，无论是从文学、小学、经学等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还是从政治与文化思想来看，章门弟子都没有完全墨守成规，而是独立思考，敢于突破师说的樊篱，从而形成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师生关系。
四、相互宽容
在章太炎及其弟子的师生关系中，最值得今人深思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宽容和理解。一方面，如果没有章太炎的鼓励，章门弟子或许难以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关于这一点，章氏晚年曾引戴震语提出，“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并阐明：“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77]有鉴于此，他对弟子的创新总是持一种积极鼓励态度，朱希祖即曾说：“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78]具体说来，章氏曾褒奖黄侃“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发明者多矣”，言词中显然不无欣慰。而即使是弟子“背师”，章氏也十分宽容，如钱玄同虽“谈经多主今文，颇与先师相违，而先师不以为牾也”[79]。甚至连曾经“谢本师”的周作人，他也既往不咎，不仅在1932年北游时一共赴宴照相，并为其手书条幅，而且还在1933年修订《弟子录》时将其补入，充分反映了他宽容大度的胸襟。另外，章太炎对多持异议的鲁迅也并未淡忘，他在北游时的一次聚会上就问起：“豫才现在如何？”[80]明显流露出一种关切之情。
而另一方面，章门弟子同样也对章太炎抱有着一贯的尊敬和理解。如黄侃“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先生必盛气争之，犹古道也”[81]，大有以师门护法自居的气魄。而吴承仕晚年虽“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钵为满足”[82]，却也公开撰文为章太炎辩护，强调其与一般复古论者不同，认为章太炎“从表面看来，似乎与现时的规复祀孔、整理祭田、提倡四维八德等是互相唱和着的，更使前进的青年们，对他发生了不快之感。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经过坐牢三年、软禁一年、绝食七日种种艰苦，到现在仍旧保持不变。”[83]他还表示：“太炎先生对他的老师表示决裂，写过‘谢本师’。我的老师不同意我现在走的路，我不会做出他那样的表示。”[84]
至于当年曾公开“谢本师”的周作人，后来也不无歉意地承认此举“不免有点大不敬了。……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85]。而钱玄同尽管亦曾“背师”，却自始自终地都在日记中尊称章太炎为“章师”，体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敬仰。当章氏1932年北游时，他更是几乎全程陪同，担任讲演口译。对此，钱穆曾感叹说：“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86]而当得知章氏病逝消息时，钱玄同又多次致信友人说：“噩耗传来，中心震悼，莫可言喻” [87]，“噩耗传来，悲痛万分”[88]，哀痛之情溢于言表。关于钱玄同对章太炎的感情，周作人曾经评价说：“虽然太炎曾经戏称封他为翼王，因为他‘造过反’，即是反对古文与汉字。……可是他对于先生的尊敬三十年如一日，……爱真理时尽管造反，却仍是相当的爱吾师，这不是讲学问的人最好的态度么。”[89]今天看来，这番分析无疑是中肯的。
此外，鲁迅对章太炎的尊重和理解更是为人们所耳熟能详。1933年，他在致曹聚仁信中就表示：“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90]1935年7月，他又在《名人与名言》一文中诚恳申明：“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干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91]至1936年10月临终前，他还抱病坚持写下了生前的最后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指出章氏晚年“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92]，对章太炎一生的革命事迹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章太炎和他的弟子们不仅在学术上教学相长，形成了薪火相传的传承关系，而且在心灵上也达成了相互的理解和沟通，从而共同构筑起了近代中国学术界最具魅力的师生关系。其中所蕴含的诸多意味，迄今仍让人回味无穷。
注释：
[1]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9-410页。
[2][6][10][12][20][33]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236、959、587、250、309页。
[3][90]《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185页。
[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5]汪东：《寄庵谈荟》，庄华峰编纂《吴承仕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94页。
[7][11][13][17][23][27]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第473、473、317、466、315、472页。
[8]鲍弘道：《经学大师、革命战士吴承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集萃》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
[9]王森然：《吴承仕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1-312页。
[14]朱偰：《先君朱逷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东方杂志》第40卷第16期，1944年8月30日。
[15][81]湖北省文史馆编《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95页。
[16][56]湖北省文史馆校订《黄季刚诗文钞》，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页。
[18]《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154页。
[19]黄侃：《致教育总长汤济武论救太炎师书》、《申理章太炎建议案》，引自汤志钧：《读<量守遗文合钞>——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1]章太炎：《<庄子解故>前记》，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22][24][28][77]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83、268、459页。
[25]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
[26]《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0页。
[29]《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6 –1648页。
[30]《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页。
[31][40][46]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3、52、43页。
[32][34]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3页。
[35]《朱希祖日记》，1917年11月5日条，引自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化史料》第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36][47]《章太炎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136页。
[37]《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
[38]《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9-610页。
[39][41]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版，第24、24页。
[42][78]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
[43]黄焯、王庆元：《黄侃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9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360页。
[44]《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45][71][91][92]《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545-546、364、547页。
[48]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2、71页。
[49]《朱希祖日记》，1939年4月24日条，引自傅振伦：《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张国华编《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50][69][73][87][88]《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299、114、271、303页。
[51]《钱玄同日记》第4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3页。
[52]《钱玄同日记》第5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7页。
[53]《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54][55][58][62][64][65][67][68]《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315、225、298、134、225、225、266页。
[57]许嘉璐：《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6-67页。
[59][60][63]《钱玄同日记》第2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58-959、966、964页。
[61][66]《钱玄同日记》第3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6、1390页。
[70]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编《钱玄同先生纪念集》，转引自吴锐：《钱玄同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72][76]周作人：《谢本师》，《语丝》第94期，1926年8月28日。
[74]《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页。
[75]周作人：《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8-89页。
[79]《朱希祖日记》，1938年7月28日条，手稿本，承朱元春女士惠允使用，在此谨致谢忱！
[80]孙伏园、许钦文等：《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82][84]《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81页。
[83]吴承仕：《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亡路线》，《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8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19页。
[8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2页。
[89]周作人：《章太炎的弟子》，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5页。
（资料来源：《近代历史与文物》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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