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问：在您所说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辛亥革命之前，曾发生过两次比较著名的救亡运动：一次是上层的戊戌变法，一次是下层的义和团运动，二者都以失败而告终，未能成为您所说的“历史性巨大变化”，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近年来学界对二者的评价也出现了不少分歧，您是怎么看的？

　　金：上层士大夫为爱国救亡而发动戊戌维新运动，它的重大历史贡献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它所以能在一向闭塞的中国社会中激起巨大的思想波澜，根本的一条，是因为它适应着当时众多苦苦寻求救国出路的人们的需要，给了他们一个新的答案。

　　戊戌维新推动的变法活动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正确地指出：“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一八九五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一八九八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变革。”

　　尽管如此，决不能因而抹杀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特别是思想启蒙方面起过的巨大进步作用。只要比较一下戊戌维新运动以前和以后中国思想界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别，就不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摆脱陈旧的思想牢笼的束缚极不容易。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下跨出了一步，又从这个运动的失败中再向前跨出一步。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的爱国者们，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义和团运动和前者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救亡”。它是下层群众自发地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爱国行动，就不指出那些消极落后、甚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正如不能因为它存在那些消极落后的方面，便不敢肯定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一样。

　　我们总不能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便认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即便受到忍无可忍的外来压迫，也只能驯顺地默默忍受，不应该起来反抗，以免弄出那些荒唐可笑的东西来。

　　20世纪的前一半时间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走入误区或走了弯路

　　问：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可是，在20世纪的前一半时间里，中国人主要在从事革命斗争，这是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走入误区或走了弯路？对于辛亥革命，究竟该怎么看？对近代历史上争议颇多的革命与改良，您又怎么看？

　　金：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原有社会秩序实行重大变革。它决不是任何人想这么做就可以把它制造出来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具有必要的社会条件。戊戌维新运动不是一直把很大希望寄托在由一个好皇帝来推行改革吗？义和团运动打出的旗号不还是“扶清灭洋”吗？一般说来，人们最初总是希望能在现有社会秩序下进行温和的改革。这样做，不仅牺牲少，而且也容易被更多人所接受。只要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够走得通，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投身革命呢？只有当国家民族的命运已处于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别的办法都尝试过，都走不通，人们的忍耐程度已超出它的极限，这才会拿起武器来拼命，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才会出现。

　　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曾展开过中国要不要进行一场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政体替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大论战。那时，中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对极端腐败的清政府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失望，这就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提到人们面前：对这个政府，是下决心打倒它？还是继续维护它，指望由它来进行改革？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作出回答。

　　这场大论战十分引人注目。它把许多爱国者心里隐藏着的根本问题——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一下子喊破了。

　　由此来看孙中山，暴力革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当反动统治势力表面上还很强大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要下决心抛弃自己已取得的社会地位，甘冒杀头破家的危险，领头起来革命，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有一个严肃思考和内心冲突的过程。孙中山的青年时代，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孙中山并没有像世界近代许多革命党那样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宣传酝酿和组织准备，而是很快就把武装起义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这是他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个重要优点。

　　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人们常说改称“民国”无非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同。诚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并没有改变。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这块招牌和没有这块招牌的区别不能小看。同时，它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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