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这哥俩是在“春晚”排练后台。有记者问他们：“嗓子哑成这样还能行吗？”他们回答：“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这是他们的习惯性回答，在之前的采访中也听到他们这样说。从地下通道到走上“春晚”舞台，这中间千山万水的跋涉，千难万险的阻隔差不多都要“扛一扛”才能过得去吧。 成名的“旭日阳刚”现在很忙，可以预见“春晚”之后会更忙。演出邀约不断、采访拍摄不断。脱贫是没问题了，渐渐鼓起的腰包也能让家人的生活好起来。然后呢？被正式的演出院团招为员工？签约经纪公司？或是成为某娱乐场所的驻场歌手？反正通道是回不去了，那个曾经可以自由放歌的地方只属于寂寂无名的后来者；昏暗杂沓的宿舍也回不去了，那个曾经可以提着酒瓶光着膀子宣泄的地方只属于困顿迷惘的挣扎者。那么，现在他们该去向哪里？
我从看见那段视频开始就预言他们会火，只是没想到如此之快。底层生活的苦厄背景或许正迎合了大众狂欢的需要——惊世骇俗地龙门一跃。人人都迫不及待地推上一把，成为迎接翻身咸鱼的吹鼓手。心理学上的说法，这叫投射。即“旭日阳刚”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群体性心理的代言人。那是些太渴望通过努力和坚持赢得胜利的城里人、乡下人，农民工、正式工，金领、白领、蓝领、粉领、花领……却往往一败涂地概莫能外。他们时刻准备着开始人生的喜剧，却常常无果而终直至谢幕。于是，“旭日阳刚”横空出世，他们策马，我们激扬。问题是狂欢过后呢？尘归尘，土归土？命运要是依然扼住你的咽喉呢？人人都渴望成功，成功却总是姗姗来迟。愤懑与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能否拥有出路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找到人生的“通道”，还有你能在“通道”里坚持多久。
我不建议将“旭日阳刚”奉为楷模，因为不能简单地将他们现在的处境视作成功。他们只是自食其力的歌者，他们获得了应有的掌声和改善生存状况的基本条件。但他们改变际遇的转机太过偶然，偶然得脆弱不堪。他们甚至不能左右自己，我还担心他们日后会沦为经纪人手中的提线木偶，到哪儿都唱《春天里》，结果真实的人生离春天越来越远。
“旭日阳刚”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捧出来的兄弟。有一天，当“旭日”成为“夕阳”，“阳刚”渐渐老去，或许我们可以在经过通道时稍稍驻足？看看有没有令你怦然心动的“春天”，当然，这取决于你是否期待春天。
(本文系《农民日报》特约评论）
附：
平和中有坚忍 困难中有希望
旭日阳刚中国梦
□□农民日报记者 李朝民
几个月前，王旭和刘刚还和众多农民工一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此前两人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以一个歌唱组合“旭日阳刚”的形式火爆扬名。一切缘于那段他们演唱《春天里》的视频，被无数人转载、推荐，以疯狂的速度席卷网络。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开会时两次特意推荐这段视频，称多次让自己热泪盈眶。
对旭日阳刚引起的强烈反响，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张颐武认为：“旭日阳刚所展现的是今天‘中国梦’的乐观和积极精神，一种不畏惧困难、不害怕挑战，在平和中有坚忍，在困难中有希望的状态。这正是中国的未来所期望的。也正是由于普通中国人对于梦想的执著，‘中国梦’还会赢下去。”
两个苦命人 一对音乐迷
王旭今年45岁，河南省民权县北关镇王褚村人。父亲曾在西安飞机制造厂工作过，但在王旭3岁时，父亲却因疾病在西安去世，那年他母亲35岁。后来，全家搬到民权农场，因母亲在农场学校教书。
王旭有个姐姐叫王琦，大他两岁，妹妹王蓉小他两岁。靠着母亲微薄的工资，三个孩子慢慢长大。如今，王琦在民权县孙六镇教书，王蓉是北京某医药企业的职业经理人，77岁的老母亲现住在她家。王旭在北京打工，业余时间唱歌，直到蹿红，成一名农民工歌手。
在兄妹三人中，王旭最有音乐细胞，从小就爱唱歌、唱戏，但没有深造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他便成了民权农场的一名工人。上班拿到工资，王旭先花45块钱买了把吉他。
那时，正是港澳台通俗歌曲传入内地一曲难求的初期，为满足听歌愿望，王旭又咬牙买了台磁带式录音机。当时邓丽君的磁带一盘卖7块钱，价格太贵了，他便和几个喜欢通俗歌曲的伙伴轮流着买，大家交换着听。
在民权农场老职工记忆中，王旭就爱背着吉他、提着录音机，在他的果园里听歌、唱歌。凡他听过的歌曲，很快就能唱出来。在当地人看来，王旭有点不务正业。经常有人戏谑他，说：“唱歌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
22岁时，王旭结婚了。媳妇叫兰芝，是别人介绍的。次年，兰芝生下一个胖小子，取名玉龙。儿子还没满百天，王旭就跟人去唱歌了。
一天，民权县里一个歌舞团到乡下招演员，王旭自弹自唱歌曲《大约在冬季》，曲终，招生的人说：“你跟我们走吧，不用复试了。”就这样，王旭成了歌舞团的一员，随后跟团到处演出，每天酬劳5块钱。
好景不长，歌舞团解散了。无奈，王旭只好在家务农，但老天总是“不眷顾”，往往该收庄稼的时候就下雨，损失很大。为养家糊口，王旭决定外出打工，到过陕西安康和新疆乌鲁木齐，干搬运工。卸一车石头2块钱，扛一袋两百斤重的麻包，每次挣4毛钱……
后来，王旭去建筑工地当小工，拎泥巴兜，和水泥，拉砖头，脏活累活都干过。在黄河小浪底工地时，为了多挣点钱，王旭春节期间都主动提出留守工地。 “其实我也想家，想母亲、妻子和儿子。但为了生活，没办法。” 王旭说，大年三十儿，他无法排解内心苦闷，一边流泪，一边对着群山唱歌。
即便如此努力，但王旭家境依然窘迫。很多时候一家人吃饭都成问题，也没啥像样的衣服。有一次，小儿子得了重病，没钱交医疗费，王旭没少掉泪。
为了挣钱，不服输的王旭开始养鸡，但因鸡瘟，赔了。2000年春节，王蓉往家打电话时得知王旭养鸡赔本的事，就想帮他找找出路。不久，他们的一个亲戚就在北京清河给他找了一份烧锅炉的活儿。就这样，王旭来到了北京。
与王旭相比，刘刚也是时运不济。1981年，刘刚出生在黑龙江穆棱县的三兴农村。3岁时父母离异，刘刚和奶奶相依为命。13岁，他来到父亲刘显忠身边生活。刘显忠是电影放映员，不放电影时，他自学了笛子、二胡等乐器。
也许是遗传了父亲的音乐特质，刘刚大约从10多岁开始，就特别喜欢唱歌，小时候都是班里的文艺委员，一有活动就会上台表演。刘显忠说，初中时，刘刚就有点创作的苗头，常常在吃饭时突然拿出本子，记下只言片语。
17岁时，刘刚入伍到吉林通化，是武警，看监狱。在部队那会儿，刘刚自己攒了150元钱买了一把吉他，又买了一本教材，天天偷着学。奇怪的是，当时很多战友都发现了，但他从来未被领导逮到过。
2000年年底刘刚退伍后，就在牡丹江打工，干过服务员、保安等，月薪400元。2002年5月，刘刚辞去工作，兜里揣着仅有的100多元钱来到北京。
卖唱那些经历很辛酸
“我来北京，不是为了唱歌，是为了烧锅炉。”王旭说，当时在老家种地，收入太低。烧锅炉每月工资虽然只有500块钱，但王旭还觉得挺多。最让他满意的是，他烧锅炉的那个楼上是家KTV，没客人时他可以免费去唱唱歌。
做锅炉工要24小时值班，只能在锅炉水烧开后的间隙打个盹儿。王旭说，唱歌是他内心最好的表达，唱歌会让他忘记劳累，能让他生活带来的压抑情绪得到发泄。累了，困了，高兴了，烦恼了，王旭就对着锅炉大声唱歌。
然而，没干多长时间，那家KTV倒闭了。为了生存，此后王旭摆过地摊，卖过水果、蔬菜、煎饼等，勉强度日。
直到2006年，经王蓉介绍，他成了一家医药公司的仓库保管员，收货、码货。工作是稳定了，但1000元的工资仍让他的生活显得窘迫。常常为交不起房租发愁，饭钱也经常成问题。王旭的饭量大，吃面条一顿能吃一大盆。因厂里午饭不要钱，他就敞开肚子吃。中午多吃些，在自己家可节省点儿。
王旭自责地说：“有时工作一天，回去躺在床上，抽个闷烟，想母亲，想孩子，想老婆，内疚自己无能，为家里做的事太少，心里特别难受。”媳妇兰芝在开封做清洁工，钱挣得虽然少点，但她对父母亲很孝顺。这让王蓉很感动，在他们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王蓉都会伸手帮忙。即便如此，两个儿子在开封念书，开销仍然很大。迫于生计，王旭必须想办法挣钱。
凭借年少时自学的吉他和对音乐的热爱，王旭决定周末去地下通道唱歌。第一次去公主坟地下通道唱歌，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把脸皮拉下来，那天没唱。第二次去之前，王旭为了给自己壮胆，特意喝了一瓶啤酒，但喝完一瓶还是有些怕，就又喝了一瓶，然后出发。即便这样，他到了地下通道，也只敢弹，不敢唱。
这时候来了一对母女。那位母亲问：“会唱歌吗？”“会，您想听什么？”王旭心里想着一大堆经典歌曲的名字。这时他听到一个歌名——《小草》。王旭有点惊讶，但面对小女孩纯真的目光还是开唱了，他得到了一块钱。
王旭说，他去唱歌挣钱一部分是补贴家用，但更主要的是能锻炼自己。一般情况一天能挣几十块钱，好的时候能挣一两百元。但也有不好的时候，有一次下雨，在西单那个通道里唱，从早上唱到晚上六七点，挣了11块钱。“不管每天能挣多少钱，我都会高兴地唱，把自己的艰辛和快乐通过歌声宣泄出来。” 王旭说。
刚来北京时，刘刚住在亲戚家，后来找了个保安的活。但干了一周，就听说这家公司四五个月都没开工资了。刘刚辞职了。此后，他便开始在天桥、地下通道摆地摊卖DVD，还得经常提防执法人员检查。
2003年，亲戚家的邻居把刘刚介绍到一个酒吧。他自弹自唱的《再见了最爱的人》让酒吧经理十分满意，决定留他驻唱，每月工资800元。不过，三个月后，他就辞去了工作，原因是客人点的很多歌，他都不喜欢唱。
辞职后，刘刚租了一个三四平方米的旧房子，一开门就是一张床，再就没有下脚的地了。因无固定收入，刘刚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最穷时，兜里一分钱没有，没招儿了，就把家里的铝锅给卖了。当初二三十块钱买的，就卖了2块钱，买了4个馒头，就着韭菜花，一顿全吃光了。” 刘刚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笔财富。”
尽管生活艰辛，但刘刚对音乐梦想的追逐，始终并未放弃。此后，他开始流浪歌手的生涯。刘刚说，在地下通道里唱歌，非常自由，而且都是他喜欢唱的歌，那种感觉非常享受。刘刚坦言，当时去唱歌，如果说纯粹为了练歌，应该是太虚伪了，也想挣钱。
2004年冬天，刘刚在复兴门附近的地下通道里唱歌。正唱着呢，王旭背着琴走过去，问刘刚啥时能唱完，他想接摊。刘刚说：“哥们儿别等了，我之后这也有人了。”王旭转身就走了。“第二次见面是在西单。2005年的春天，是我一个朋友领着他去的。那朋友说这大哥唱歌特别好听，要给我俩介绍一下。我告诉朋友说我俩之前就见过。我俩就是有缘，后来在复兴门又碰面了，之后在一起喝了点酒，算真正认识了，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联系。”刘刚说。
在冬天，地下通道里的风特别大，特冷，唱歌时手都被冻肿了。王旭说，这点苦算不了什么，最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那种瞧不起的眼光。在地下通道唱歌，什么人都会遇到。自己觉得唱歌是理想，很神圣，但别人看你就是一个卖唱的。有的人拿着一角钱，就像瞄准投掷一样，往你的盒子扔，心里很别扭。
别人是唱歌 我们唱的是生活
2010年9月28日。这一天，对于王旭和刘刚来说，是个难以忘却的日子。
“开始吧。”王旭光着膀子，镜头对准了他，而后像素不高的镜头，转向同样光着膀子的刘刚，刘刚手拨吉他：“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
刘刚第一段刚唱完，话筒被王旭“抢”了去，他左手还夹着香烟：“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
凌乱不堪的陋室，两个光膀子、肌肉结实的男人，沙哑的嗓音，对生命忧虑的歌词，加上啤酒、香烟和雄性荷尔蒙的气息，这些奇怪的元素组合在一起，终于酿成感动无数人的催泪剂。
这段农民工版《春天里》的视频是朋友商海峰拍的，第二天就被传到网上。王旭说：“当时商海峰把视频发网上了，我一听说就急了，这‘不雅视频’传出去多不好，打电话让他马上删掉，他不当回事。后来，这段视频就火了。”
“拍着就是玩，没想别的。我要是当时操了想红的心，就该把自己打扮得正式一些，起码不能半裸出镜，再把酒瓶子收一收，咱得正儿八经的不是。两个大男人光着个膀子在那唱，怪难看的。” 王旭说，“后来因为那段视频，我们成了组合。旭日阳刚这个名字也是朋友随手起的。”
一连串的“奇迹”发生。10月29日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栏目组邀请旭日阳刚现场演绎农民工版《春天里》。期间栏目组全体领唱起立致意，现场观众情绪高涨，栏目组乐手一度感动落泪。这是旭日阳刚第一次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听完他们的演唱，我，想哭……强力推荐至《星光大道》。”央视主持人王小骞在微博中写道。11月6日，旭日阳刚登上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他们的嗓音粗粝沧桑，以那一曲自弹自唱的《春天里》，摘得当周冠军。后来，在2010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中荣获亚军。
“没想到周强书记听《春天里》会感动得流泪。他应该是希望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工们，能生活在‘春天里’。”刘刚说，“从这首歌里，我能找到我的生活。就像每次我和王旭大哥唱到‘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时，我俩的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可以说，别人是唱歌，我们唱的是生活。”
《春天里》词曲作者、原唱汪峰看到网络视频后，邀请王旭和刘刚参加11月13日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举办的“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汪峰与他们并肩歌唱的画面，又在央视午间新闻中播出，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旭日阳刚。
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探讨这一草根组合缘何如此有感染力。人民网还为此进行了“农民工版《春天里》为何走红”的调查，不少网友认同“歌曲折射中国人的梦想和现实”、“奋斗改变命运精神让人感动”等观点。
12月27日，央视《我要上春晚》栏目在北京公布，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以289597票排名第一，获得了参加兔年“春晚”的资格。这是2011年“春晚”公开确定的第一个节目。
央视主持人董卿随即拨通了旭日阳刚的电话。“真的啊？我们现在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旭日阳刚有些语无伦次。王旭从没有想过，落魄了近半辈子，突然有一天，自己火得一塌糊涂。千万网友追捧，众多明星推荐，这让习惯于“唱通道”的旭日阳刚一时间不知所措。
“知道我们能上春晚了，特别激动。家里人都是通过电视知道的，他们觉得能上电视已经很了不起了，何况是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以前不能回家过年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回家就得花钱。现在不能回去是因为时间不允许，自己能支配的时间太少了。今年虽回不去，但我和老婆孩子会在北京团聚。”王旭说。
我们的“粉丝”叫钢镚儿
成名后，旭日阳刚原来的生活被打乱。王旭说，经媒体曝光后，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变了不少。之前还每天上班，而现在由于活动、采访很多，两个多月了，就去上三四天班，只好长期请假。现在他的最大感受就是疲惫，以前每天6点起床锻炼，然后吃了早饭骑自行车去上班。5点下班回家，弄点吃的，收拾收拾睡觉。每天能睡七八个小时，现在顶多5个小时，眼睛没有一天不是肿着的。
所幸老板对他非常好，现在仍给王旭发着保底工资，2011年的合同已经续签。老板对王旭说，只要你不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你就出去干你想干的事情。什么时候走不动了再回来，这个位置给你留着。“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因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收留了我，除非老板把我辞了。”
现在，旭日阳刚受到追捧的歌曲也不止《春天里》一首，《北京北京》《彼岸》《迷失》《回家》等成为网友热捧歌曲。“我们的‘粉丝’叫钢镚儿（笑），是他们自己起的名字。今年1月11日，歌迷会成立。现在跟我们在一起的是黎冬，他不是专业的经纪人，也是做音乐的，钢镚儿之一，我们没有合同，都是朋友关系，他基本上是义务帮忙，我们从来没商量过给他多少钱。”旭日阳刚说。
黎冬说，旭日阳刚虽然出名了，但他俩收入并没什么大的变化，现在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电视台请去做节目，还有一些演出，人家给一些劳务费，数额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经济状况跟以前比肯定是好些，吃穿不用担心，以前住的房子拆了，现在住的是与人合租的楼房。到现在为止，旭日阳刚接的演出大都是公益的，其他的都算是跑跑场子，没有正儿八经的演出费。
刘刚说：“现在可以说离梦想很近了，但如果有商演什么的，我一定会去的。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我肯定要赚钱，改善家里生活，我不想让老婆孩子跟我一直受苦。” 王旭说：“要想踏踏实实唱自己的歌，前提必须得能生活，我得有吃的。有人问我，想没想过在北京买个房子，好有个立身之所？我说，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想。北京房价这么贵，想了有啥用，妄想！”
“有一天，我媳妇问我，你成名了会不会不要我了？我说不可能，你跟我受了这么多年苦，我不会干这种喜新厌旧的事。”刘刚说，“以前我吃不饱饭时，是你在家给人装卫生筷子的塑料套，装一大袋5000双筷子给10元，一天也就只能装个三袋。那时候吃的苦多了，我怎么会在日子好了点之后抛弃你呢？不用担心，我还是原来的我。”
旭日阳刚似乎离他们的梦想越来越近。然而有业内人士为他们稍稍泼了一盆冷水。著名词作家、导演甲丁说，旭日阳刚受到关注，一是因为他们农民工的特殊身份，二是他们唱得确实不错。但这只是演艺圈里的突发事件，如果他们想在音乐道路上长久走下去，就必须有自己的作品，而且被公众认可的作品。
“春晚之后，我最担心的是，很害怕失去原来心里头的东西。”王旭说，“如果走完全商业化的路子，会失去我们自己。本色一丢，什么都没了。”“我们一直在唱汪峰老师的歌，这是最大的压力。过完年准备出自己的歌，唱完能不能被大家认可，心里没底。现在我俩既不签约公司，也不包装，就是想保持农民工本色。”旭日阳刚说，“以后不管是大红大紫还是淡出了，只要钢镚儿喜欢，我们肯定还是会继续唱歌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唱歌就行。”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