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妇幼保健院专家:南方周末 - 政府只是把它建了起来，然后就撒手不管了——电影《三个傻瓜》外的印度理工学院

政府只是把它建了起来，然后就撒手不管了——电影《三个傻瓜》外的印度理工学院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黄永明
2011-01-20 10:58:35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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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因为考不上印度理工，才到麻省理工来的。”一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印度学生在开学时这样回答教授的提问，当时，教授看到新生里有一位来自印度，好奇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的国家有印度理工学院，为什么不去那里呢？”
这是在印度理工学院的校友中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
印度理工学院是印度最好的大学，印度人考这所学校比美国人考麻省理工学院要难很多——2010年报考印度理工的学生超过了45万，招收名额只有不到一万名，录取率为2%。相比之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10年秋季的录取率是10%。这一录取比例相对于中国的清华、北大不足为奇，但印度理工却有其独到之处，成为世界级名校。它每年为印度的软件业输送大批人才；在美国硅谷，则聚集着大批印度理工毕业生。
I、IT、IIT是印度的三个重要标识，I是指印度文化，IT指领先的印度IT产业，而IIT，就是印度理工学院。 印度电影《三个傻瓜》中，三个“皇家理工学院”的大学生自称“三人帮”，经常在一起搞怪，以消解寂寞的校园生活。 （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原来吃肉不一定就是坏人
印度理工学院的许多学生来自农村，一名农村男孩入校后才明白，原来吃肉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坏人。这是他进入印度理工的第一课。
《三个傻瓜》是一部根据印度畅销书作家奇坦·巴哈特的小说《五点人：在印度理工学院不要做的事情》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印度男生在“皇家理工学院”的疯狂经历。2008年7月开拍，由拉库马·希拉尼指导。2009年圣诞节上映之后仅10天，票房便达到10亿卢比，随后成为宝莱坞历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
影片得到的反馈几乎全是好评。印度影评人萨哈什·贾说：“《三个傻瓜》并非一部完美的艺术品。但它是生气勃勃的、激励人心的当代艺术品，浸染着某种精神。在一个学生会被他们不可能完成的课程逼得自杀的国度，《三个傻瓜》提供了希望。”
透过网络，《三个傻瓜》在中国也被迅速传播，电影里虚构的“皇家理工”有极为浓烈的印度理工的影子。而在印度乃至全球，它都能称得上是一个现代神话。
“印度理工学院神话”是许多印度人从十来岁起就被灌输的信念——考上了这所大学，他们的阶层、背景、社会关系都不再重要，仅凭一张毕业证就能立足社会。为了考进这所学校，孩子们起早贪黑，早上4点半就起床去上补习班，上完补习班之后上正课，正课结束之后，晚上还要补习。
“想象一下，一个19岁的男生5年没看过电影，没读过一本课外书，没看过电视，甚至连女孩都没追过，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印度理工校友桑迪潘·德布在《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一书中写道。
每一名想要进入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都要参加联合入学考试（JEE），它是专为印度理工学院设置的考试，只考理科，分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物理考卷中的题目常常需要用到微积分。三科分别设置淘汰线，仅仅总分合格是不够的，必须每科都同时高于各自的淘汰线。笔试通过了，还要参加长达五天的面试，并在此期间按笔试的排名顺序选择自己的专业。
以前，许多人会连续多年报考印度理工学院，在已经入学的学生里，有60%的人都考了两到三次。2007年起，联合入学考试出台了新规定，每人最多只能考两次。
招考的过程极为严格，就连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墨希都说自己无法把儿子弄进印度理工，“印孚瑟斯”是印度第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墨希被称为“印度比尔·盖茨”，他说：“印度理工没有腐败，这里完全凭本事吃饭。”他的儿子没考上印度理工，不得不遗憾地去念了美国加州理工。
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万卡特拉曼·莱马克里斯南出生在印度，当年，他也没能通过联合入学考试，与印度理工擦肩而过。
每一个考上印度理工学院的年轻人都是赛跑中的赢家，他们由此坚信“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事，你都可以做得到”。那些从印度理工毕业的学生，如果随后取得事业成功，这种优越感可能会持续一生；而对那些没有成就大业、以卖肥皂为生的毕业生而言，曾经考取印度理工的经历，可以称得上是他们的人生巅峰了。
为了写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桑迪潘·德布访问了许多印度理工的成功校友。他们普遍不记得自己当年究竟从课堂上学到了什么，他们的收获来自课堂之外。这些人最一致的说法是，在印度理工学到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与最优秀的人竞争。
许多学生在入校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生活的村庄，大学生活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多元文化。一名小镇男孩在进入印度理工后发现，原来吃肉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坏人。这是他进入印度理工的第一课。在家里，大人灌输给他一些价值观，但从来没有人为他做解释。
电影里，新生法兰刚刚进入学校时，多元的文化让他眼花缭乱。看看学生们用什么样五花八门的形式祈求考试通过就知道了。
另一方面，电影里那位刻板的教授反复强调的“竞争”也是印度理工学院的突出特点。新生们原本已是当地成绩最好的学生，他们进入大学才发现人外有人。有的同学每天下课就喝酒、吸大麻，考试的时候你却永远都超不过他。每年都有因经受不了这种打击而退学的新生。
学院里考试的试题都是开放式的，没有ABCD的选项，教授们认为这样能够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要通过这些考试相当不易，仅仅是写答案就会写到手疼。《三个傻瓜》里，一位学生因为担心考试通不过而在宿舍电扇上上吊，这并不是虚构的场景，在过去五年里，有八名印度理工学生自杀，其中五名是在宿舍上吊。一个四人委员会在调查了最近的自杀事件之后，建议将学生宿舍的吊扇换为座扇，以避免学生上吊。
这个学校的学生宿舍房间简陋，供水不足，厕所里满是爬虫。食堂里，鱼肉奇特的味道中混杂着肥皂的气味，而鸡肉则泛着类似于工业油脂的味道。铁质的餐盘虽已千疮百孔，却也堆得下各种“美味”。食物的质量与它的教育地位比起来显得非常不相称。桑迪潘说，在这里呆上几年，真就什么都吃过了。
然而，六年的印度理工生活，也让德布明白，味觉只不过是主观的幻觉，印度理工的生活“教育我们在将来的职场中要绷紧神经，在疯狂而野蛮的社会中学会逆境生存”。
《理工学院法案》无疑是印度政府通过的成功法案之一，它给予了理工学院完全的自主权。这在印度高等学府中是独树一帜的。委员会中少了政治掮客，大家开始了真正的、客观的讨论。——印度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各所学院一切教学，皆遵照为此制定之规章制度，由各学院或在学院之名下进行。○由印度总统任各所学院督学。督学可任命一人或多人考察任一学院工作、问询校务并按督学要求作出报告。○每个学院的校委会应该：就与学校管理和运行有关的问题作出决定；选定学校的教学课程；制定章程；选定和任命学术即其他岗位的工作人员；考虑、修改或取消条例；考虑及通过年度报告、年度账目和认为合适的次年预算，将它们与发展计划一起提交给理事会；行使其他本法案或者章程所赋予或推行的权力和义务。——节选自《理工学院法案》成功躲过官僚的干涉
印度国会通过的 《印度理工学院法案》保证了它的自主权，学生课程由各个校区自行决定。曾有官员试图干涉校务，被告知有不能干涉的法案，这位官员看了法案后，恼羞成怒：“什么破法案！”但也无计可施。
桑迪潘·德布1973年考入印度理工学院克勒格布尔分校，学习电子工程。后进入印度管理学院学习管理学。他的父亲似乎已经看到了德布当上印度实力雄厚的斯坦石油公司主席的那一天，但写作才是德布的第一爱好。
德布转行进入新闻业，并在这个对他来说全新的行业中取得成功。他先后担任过印度最成功的杂志Outlook的执行主编和印度新锐新闻周刊Open主编。为了写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德布花费了14个月时间，到世界各地寻访曾经就读于印度理工、如今已经事业有成的校友们，请他们讲述印度理工的日子与今日的成功之间的关系。德布为这本书取的副标题是“一所非凡印度大学的故事及其校友们如何重塑世界”。
印度理工的织梦人是一位名叫埃德舍·戴拉尔的印度贵族。印度独立之前，他就意识到技术应用将会在独立的印度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提出了印度技术进步的战略：培养世界一流的工程师群体，建立完善的研究基础设施，开创奖学金体系，最终使学生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好的研究生教育。
1946年，由印度实业家纳里尼·蓝金·萨卡领导的21人委员会向当时的教育、健康和农业部提交了一份临时报告，提出了印度理工学院的最初蓝图。他们注意到，印度已有的学院的角色主要是向负责各省民用设施维护的政府部门输送工程师，为学生开设的也只是一些特定的工程科目，缺少数学、科学和人文科目；课堂上照本宣科，每年举行固定的学期考核，而非通过给予学生信任以促进其自主学习。萨卡等人提出了一份四年制本科课程的设计，前两年的课程包括一般工科科目以及科学、数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科目。他们一再强调应把重点放在学术研讨会、研修班和指导性研究，而非传统课程上。
萨卡等人在报告上花了太多时间，以至于政府没有耐心等到他们的最终报告，便按照临时报告开始建设印度理工学院。
印度理工学院在1950年代建校之初制定的教学目标中就包含了“基于教科书式的流程，但鼓励学生主动创新”。每个从印度理工走出去的学生都应当成为“有创新意识的工程师或科学家”。学院同时还特别强调劳动的传统，土木工程系的学生要自己挖坑、倒水泥，钣金车间里常常看到印度理工学生挥汗如雨。
萨卡等人的方案从麻省理工借鉴了许多，但也做了大量修改。比如麻省理工的毕业论文需要准备120个小时，而印度理工的需要300个小时。
以国际优秀大学的普遍水准衡量，印度理工学院的资源谈不上丰富，分校15所、学生3万多名，折合成美元，每年的经费约1．38亿美元。可是，在印度，它是个让羡慕嫉妒恨的“大户人家”，每年印度政府给其它几千所理工学院的补助，总和也不过区区438万美元，只是IIT的3％。
1956年，印度国会通过《理工学院法案》，它使学院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官僚体系的干涉，学生课程也由各个校区自行决定。“政府只是把它建了起来，然后就撒手不管了。而那些政府撒手的领域，基本上都做得很出色。”曾任印度利华公司副主席的印度理工校友R·歌帕拉说。“《理工学院法案》无疑是印度政府通过的成功法案之一，”印度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说：“它给予了理工学院完全的自主权。这在印度高等学府中是独树一帜的。委员会中少了政治掮客，大家开始了真正的、客观的讨论。所以，他们所做的决定远比那些具有双重标准的政客和官僚们参与时要客观合理得多。而且，由于缺少了政府官员的参与，委员会成员们的决定也越发具有责任感和客观实际。”
1980年代期间，曾有一个部长尝试对理工学院指手画脚，其他官员告诫他根据法案的规定他不能这么做。而这位部长说：“把法案拿来。”通读法案后，他恼羞成怒地把它甩到一边，然后说：“什么破法案！”事实上，他是明白了自己无计可施。
在2010年印度全国创新大赛中，五名优胜者有两名来自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理工的历届校友中，包含了沃达丰的首席执行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贝尔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天体物理学中褐矮星的发现者，以及不计其数在硅谷创业的人们。
全世界排名前200的大学里，印度理工位于57；全球前100名理科大学中，印度理工排到33位。美国《新闻60分》在介绍印度理工学院的专题节目中曾说：“把哈佛、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加在一起，你就开始知道印度理工在印度的位置了。”
印度理工的校友不能忍受偏狭的目光。近年来，学校设置了许多苛刻的校规，不准在走廊上打板球，对男女生交往、作息时间都设置了巨细无遗的条款。有校友诘问：“在这一体制下，最终的产物只不过是那些对学院的学位和盖在学位证上的印章感兴趣的人。如果不是为了获取学位的要求，他（学生）甚至连一个学分的课程都不想登记。这还是教育吗？”
德布说，印度理工学生的社区生活向来都有很强的包容性。在他们看来，除了愚蠢难以宽恕之外，其他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从在公众面前裸体到午夜时分坐在树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不去计较。事实上，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怪癖，有一些奇思妙想。
恶作剧是学生们体现创造力的途径之一。曾经出过这样一件事：学生A和B比邻而居。两人在家中度完周末，回到学校，却发现两个房间的位置被交换了，A的被换到了B的位置，而B则到了A的位置。每个房间的布局和物件的摆设都与原来的一模一样，惟一的不同只是一个房间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被挪到另一个房间。当时A和B除了交换房间外，别无他法。
一个喜欢在人前显富的富家子弟回到学校，发现他停在宿舍外的马鲁蒂800轿车不见了。他打开门，发现自己的车停在自己的房间里。原来车先是被人拆卸，然后又在他的房间里重新组装起来。
德布曾有一名同学叫品克。品克在印度理工的日子里一直在追求高水平的物理学，下棋也很出色。除了这两样外，他对其他事情都嗤之以鼻。餐桌旁，大家在热烈谈论板球、电影，以及即将到来的竞赛，而品克则常常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吃饭，向他周围那些“弱智”的人群投去轻蔑的目光，认为这些人总是在浪费时间担心这些俗事。
一名同学曾问：“品克，难道你没有想过女人吗？”品克说他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他决定要孩子了，那么他会保留自己的精液，然后做一次变性手术，再用它们来使自己受孕，然后生下孩子，最后再做手术，恢复最初的男儿身。如果基因的繁殖最终是为了子嗣的产生，那么品克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为此去和另一个人保持密切的关系。
许多年后德布才恍然大悟，一个男人可以通过变性手术成为女人，但这个新的“女人”是没有卵巢的，所以，他的同学品克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品克快要毕业时，学校决定授予他校队运动员的称号。同学兴奋地告诉他，他会获此殊荣，请他一定要出席告别典礼。但是品克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荣誉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品克，”这名同学请求他说，“我知道你讨厌这些世俗的东西，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在你的一生中，可能只有这么一次！人们在台下喊着你的名字，你在欢呼声中上台领奖，这样的事不会再有第二次！”“那么，他们在台下喊我的名字，但我并没有出现在那里，当然也不会走到台上领奖。这样的事情，同样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品克最终还是没有出席那场典礼。2002年起，一项名为“超级三十”的助学计划在印度创办，这项计划专门针对那些在印度理工学院读书的贫穷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接受教育及食宿的机会。来自比哈尔邦的农村学生纳根德拉（右）成为“超级三十”计划的幸运儿之一。 （东方IC/图）
都出国，最终都回国
印度理工的许多毕业生选择了飞往美国，对此该校一位教授持支持态度，他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学生毕业后都应该出国，去美国、德国，或者其他更远的国家。但是他们最终都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因为这里的生活很艰难”。
自1953年建校以来，大约有两万五千名印度理工校友定居在了美国。印度理工孟买校区的S.P.苏克哈特姆教授在他1990年代出版的《真正的人才外流》一书中说，根据他的研究统计，美国吸引印度理工毕业生的最主要因素包括“舒适的生活”、“追求一流科学技术的使命”、“强烈的正义感和公平竞争的意识”。而印度令他们移居海外的负面因素则包括：令人窒息麻木的官僚政治，脏、乱、拥挤的城市环境，缺乏一流的工作机会。德布认为这些结论时至今日仍然适用。
“你愿意生活在何处？每个印度理工毕业生，不管愿不愿意，在其生命中的某些时候都得回答这一问题。”德布在他的书中写道。
德布去访问了那些选择移民美国的校友，发现尽管他们过着类似群居的生活，做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但是在美国，供水和供电都是有保障的，而且还有一个相对清廉的政府，飞机能准时起飞，生活也舒适惬意。“美国的生活中的麻烦事要比在印度少得多。”印度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说。在印度，尽管印度理工毕业生大都属于收入最高的2%的人群，但是，断水和停电从来都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铁路售票处还是供电局，服务质量也都差很远。
德布追问，有多少印度理工毕业生曾斗志昂扬，却在毕业后逐渐远离与生俱来的天分，最终选择一种安全、稳定和枯燥的工作，过着与常人无异的平凡生活？有多少人在学校里学习的是理性思考、摈弃偏见，但从来都不会分辨办公室政治中的细微差别，以致在偌大的办公楼中没有立足之地？
也有一些印度理工毕业生成功抵御了美国诱惑而留在了印度，积极投身于印度工业的发展，却发现所有技术设计都是来自国外，明明知道它有缺陷却也无能为力，所能做的不过是对这些设备进行维护。
印度理工的毕业生该何去何从？“社会已经倾其所能，将他所能给予的最好部分全都给了你，那么现在你就应该对社会有所回报。而且，你不能抱怨社会的现状，因为你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就是为了让你能够驾驭和改善这一社会。”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校区的阿斯克·胡恩教授说。
美国Force.com副董事长安舒·沙玛在看完电影《三个傻瓜》后写了一篇博客，说这部电影让他想起了在印度理工学院克勒格布尔分校度过的日子。印度旧日的英雄是影星、板球手、自由斗士和政治家，“英雄观念的转变在电影中表现得很清楚”，沙玛写道，“电影中的‘英雄’是一个为学习而学习的孩子——去发现、去创造，鄙视印度延续了几十年的机械式学习，并致力于教育更多的小孩。”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学生毕业后都应该出国，去美国、德国，或者其他更远的国家。但是他们最终都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印地立桑说，“除非你特别聪明，在印度无处施展你的特殊才能，就像诺贝尔奖得主苏不拉曼扬·钱德拉塞卡那样。旅行可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这样的旅行有着悠久的历史，英国人在完成学业后都会进行一次欧洲大旅行。我常常问我的学生们：你们的生命中需要什么？他们常常回答说：挑战。那么，什么是挑战？他们回答：做一些艰难的事情。所以我常对他们说：那就留在印度吧，因为这里的生活很艰难。”
（感谢刘长欣、郭亮宏、常一明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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