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商业未来十大创新

之一：“云计算” 1

之二：50岁后创业 2

之三：信息有价 2

之四：贪婪不好 3

之五：智能化 4

之六：X时代 4

之七：试错法 5

之八：少花钱多办事 6

之九：对冲未来之事 6

之一：“云计算”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驻旧金山首席记者 理查德•沃特斯 2010-03-03

 (编者按：本文为英国《金融时报》“改变商业未来的十大创新”系列的首篇，我们将从今天开始，连续刊出该系列的其余介绍文章。)

过去几年科技领域的热门话题，一直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的兴起。但这一新发明到底是什么，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平台。第一个方面与处理能力及数据存储有关——这部分功能已经从个人电脑转移到了大型的中央集成数据中心。它将使数字处理形成产业化规模，并使超级计算能力可以被用于日常工作：比如，分析某个城市的交通模式，以预测哪个地点会发生交通堵塞。

第二个方面是，数十亿台智能个人设备——如智能手机、上网本——能够通过互联网接入这一集中化计算资源。这意味着，个人（而不仅仅是企业或政府）将能够利用这些信息“云”。

    那么，它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我脑海中闪现了两个宽泛的预测。一个是，使人们能以非常低的成本获得如此多的信息与处理能力，将会带来新突破。例如，科学领域可能会发生彻底的变革，因为研究人员能够获取之前难以想象的巨量数据，并且研发出在各学科之间相互指引参照的方法。

第二个预测是，个人计算设备将变得超级智能，因为它们可以利用“云”的智能。谷歌(Google)已经开始讨论在其手机中加入即时语音翻译功能。

这些计算技术转变带来的重大变革可能在下个十年结束前无法完成——但它们将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之二：50岁后创业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卢克•约翰逊 2010-03-04

在下一个十年，上了年纪的人将工作更长时间。这没什么奇怪的。从英国到希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提高退休年龄。而低利率以及固定养老金时代的终结，意味着很多人到65岁时将没有足够的钱来安享晚年。他们将不得不工作，否则就会入不敷出。

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他们可能更愿意为自己打工——而这一点可能改变商业面貌。标准人寿(Standard Life)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在46-65岁的英国人中，六分之一的人希望创业，而无意退休。这是他们父辈中潜在创业者人数的7倍——这也意味着英国可能增加100万家新企业。

他们的经验、智慧和人际关系将是他们的秘密武器。比起现在的企业家，他们还能省下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如今常见的创业年龄在30岁至45岁之间。这造成了一点不便：这时你很可能有了孩子，还得还房贷。而“老创业者”一般来说即将卸下这些责任——他们还渴望与各年龄层的人保持接触，如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或者员工。

我预测，未来数年内将出现许多杰出的新公司。50岁以上的人很有可能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动力来源。

之三：信息有价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美国传媒编辑 安德鲁·埃奇克利夫-约翰逊 2010-03-05

    如果说过去十年有一个正统学说是传媒业有理由诅咒的话，那便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于1984年黑客大会(Hackers' Conference)上首次提出的“信息想要免费”。

人们迄今仍对布兰德真正的意思看法不一，许多曾经推崇“免费信息”的人，后来与这一说法作了切割；但这句话已给各种思想和行为（从音乐盗版，到免费新闻是互联网不可改变的文化这一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信息高速公路”仍处于讨论阶段时，人们嘲笑了让收费站限制流动的想法。新的、更好的在线广告，理应能为信息所有者埋单。但是，正如美国战后全盛时期修建的崭新高速公路如今变得坑坑洼洼、不堪重负，内容完全免费的做法，已侵蚀了传媒公司的商业模式，且可能导致通信网络超载。

如今，从杂志出版商到付费电视广播商等内容所有者正在纳闷，他们为何要把一切寄托于单一的广告收入流。

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布兰德的完整引语了：“一方面，信息想要变得昂贵，因为它是如此的宝贵。在合适场合得到的合适信息，足以改变你的人生。另一方面，信息想要免费，因为发布信息的成本会不断降低。所以，这两者会不断角力。”

在本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在数字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较量，但如今，“信息想要变得昂贵”的观点正在占据上风。出版商已经推动亚马逊(Amazon.com)提高电子书的价格；苹果(Apple)的“应用程序经济”正允许那些提供免费网站的公司对iPod播放器和iPad平板电脑使用的应用程序收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已开始追随英国《金融时报》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等专业报纸的步伐，对在线新闻收费。

对于惯于得到免费内容的消费者而言，这听上去不是什么好兆头。另一方面，我们刚刚花了十年的时间，吞下了太多几乎毫无营养价值的内容。昂贵的内容可能会证明拥有更高的营养。事实上，内容免费运动扰乱了传媒业对哪些内容值得收费的思考。更多地关注后者，这十年的严峻形势可能会出现好转。

套用布兰德的话，让我们在未来十年尝试一个新箴言：内容想要变得有价值。

之四：贪婪不好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凯 2010-03-08

上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阿尔•拉帕波特(Al Rappaport)抓住时代精神，为企业设计了新的目标：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衡量首席执行官业绩的标准，是其在任期内为股东实现的总回报。

从1945年到1968年担任波音(Boeing)首席执行官、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领袖比尔•艾伦(Bill Allen)曾经这样描述该公司的宗旨：“在航空航天的世界里吃饭、呼吸和睡觉。”到了1998年，当时的波音首席执行官菲尔•康迪特(Phil Condit)有了不同看法：“我们正进入一个价值主导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单位成本、投资回报和股东回报成为衡量标准。”

各行各业都在发生这种转变。1987年，英国帝国化工集团(ICI)这样描述其崇高的理想：“ICI旨在成为全球领先的化学公司……为我们的股东、员工、客户以及社区（增进）财富和福祉。”但是到了1995年，面对敌意收购的威胁，ICI的管理层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专注于具有市场领先地位、技术优势和全球成本优势的业务。”

这种转变也超出了国家界限。上世纪90年代末，当花旗集团(Citigroup)联合总裁约翰•里德(John Reed)和桑迪•韦尔(Sandy Weill)向一位记者描述新合并集团的目标时，惯于逻辑性思维的传统银行家里德表示：“我的模式是成为一家全球消费者公司，真正帮助中产阶级，他们从未得到良好服务。这是我的愿景，也是我的梦想。”更符合时代精神的韦尔打断里德的话：“我的目标是增加股东价值。”

这些目标都将以失败告终。在艾伦的领导下，波音开始主宰全球航空业；在康迪特的领导下，波音不仅让空客(Airbus)夺走了市场领导地位，而且还深受丑闻的困扰。以价值最大化为新目标的帝国化工试图重组业务，但没有成功：该公司股价持续下跌，10年后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韦尔撵走了里德，到头来却成为冲击花旗集团的一系列丑闻的受害者。到2008年，花旗集团的股东价值几乎完全蒸发。

2001年，作为新企业模式典范的安然(Enron)的破产令人触目惊心。2008年，密切关注盈利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s)破产，几乎拖垮了全球金融体系。过去10年这些机构的倒闭为下一个10年的领导人提供了教训：一门心思地关注盈利可能会完全丢掉盈利机会。

之五：智能化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科技记者 克里斯•纳托尔 2010-03-09

我们已经目睹了能源资源在下一个十年将会发生的一些改变。举例来说，智能仪表(smart meters)不仅得到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支持，而且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取代英国与澳大利亚现有的“傻瓜”仪表。智能仪表可同时向消费者与公用事业公司提供有关能源使用的详细信息。

这意味着，你很快就能通过详细的家用电器分项计量分析看到你家里用了多少能源、花了多少钱——从而相应地调整供暖与照明。

此外，智能仪表将与电网连通，因此，干衣机可能会在收费较高的高峰期关闭，在能源变得较便宜时重新开启。公用事业公司也可以参与进来，在需求高峰期将空调自动下调一个等级。

我们也已经看到了用发光二极管(LED)替换古老的爱迪生式白炽灯泡（以及较新的节能荧光灯）的好处。白炽灯泡通过生热发光，LED则通过硅片上的电子运动发光。后者发出的光更加自然，可改变颜色，亮度可以更加精确，且可以瞬间变暗。

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将看到各大城市改用LED进行道路照明，其持续时间更长（多出数年），而且在没有车辆和行人时能智能地降低亮度，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光污染。由于全世界20%的电力需求来自照明，LED可将能耗降低75%的能力，会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产生显著影响。

能源来源也会改变，尤其是一些小设备的能源。我们可以从体温或移动电话塔与无线保真网络(wi-fi)的无线电波等资源中获取免费能源。将来，只要在一个类似黑莓(BlackBerry)的装置上旋转导航键来滚动浏览电邮，就足以产生能量为电池充电。

之六：X时代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亚当•琼斯 2010-03-10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通常的职场资历规则似乎并不适用于那些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员工。互联网热潮让这群年轻人——有时被称为X一代(Generation X)——以惊人的早熟姿态获得了地位和财富。互联网泡沫破灭表明这种趋势只是假象，迫使那些职场新人在初级职位上熬年份。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惩罚有望结束。目前许多30多岁和40岁出头的X一代应该会在2010年至2020年间攀上权力巅峰，因为传统的观点认为，白领工作者的事业会在45岁到55岁之间达到巅峰（富时100指数成份股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龄是52岁）。

对职场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通常被认为愤世嫉俗和超然出世的X一代员工不是最显眼的领导人选。但《X一代：下一步该怎么办？》(What's Next, Gen X?)的作者塔玛拉•埃里克森(Tamara Erickson)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缺乏或许是应对现代挑战的一项资产（埃里克森称，他们对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的理解要优于上一代人，这是有益的）。他们的轻松心态也会有助于处理职场上的失望情绪吗？毕竟，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有可能会紧握权力不放，让X一代和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一样一直处于等待状态。

此外，还有紧紧跟在X一代后面的Y一代。Y一代对数字技术的运用自如令人羡慕，他们对等级制度没有多好好感。这场经济衰退让许多自以为是的年轻人遭受打击，横不起来了。一旦（或者如果）他们恢复元气，他们的需求将让X一代在冲向权力高峰的最后一搏中遭遇更多困难。

之七：试错法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蒂姆·哈福德 2010-03-11

    失败一直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市场有效，是因为人们在不断尝试新想法。这些想法大多都会失败。那些成功的想法又会让早先的想法失败。在美国，每年约有10%的企业消失。这幅景象有点让人难堪——但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可能正开始获得作为一种商业技巧的公正地位，而不再是资本主义肮脏的小秘密。

有些迹象让人心怀希望。哈佛商学院(HBS)的斯特凡•托姆克(Stefan Thomke)认为，计算机运算技术的进步使得新产品实验可能成为家常便饭。例如，现在很容易实验网站布局改变的效果，向不同访客显示不同的配置，并实时跟踪结果。与此同时，谷歌(Google)定期发布新产品的试用版(beta)。而像《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作者之一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这样的学术超级明星一直在教授商业实验方面的管理课程。

关于从错误中学习的心理学我们也开始了解的越来越多。《轻推》(Nudge)作者之一、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发明了“享乐主义的加工”(hedonic editing)这个短语，用来形容我们将小损失与较大的收益放在一起以掩饰损失之痛苦的习惯行为。粉饰太平乃人之本性，但也可能导致你无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塞勒和同事甚至研究了游戏节目《一掷千金》(Deal Or No Deal)中参赛选手的行为。他发现，选择失误的人接下来会开始不顾后果地冒险，这往往会让他们错上加错。

如果失败暂时夺去了我们的判断力，我们就很难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当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试错法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时，或许就能够更加有建设性地使用这种方法。这场金融危机让我们意识到，无法容忍一点失败的体系是危险的。一家机构“太大以致不能倒闭”的理念过去听起来很让人信服。现在不再如此。

之八：少花钱多办事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斯特凡•斯特恩 2010-03-12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金砖国家(Bric)必然会取得成功几乎已成为商业界的共识。尽管人们对金砖四国过早地怀有了一些异乎寻常的期望，但这些国家以及其它新兴国家所代表的威胁正在改变成熟市场老牌企业的思考方式。市场上即将出现一批强大的新竞争对手——它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可以低到令人吃惊的水平。现有企业将不得不提高效率和增加产能。因此你可以预期在未来几年会听到许多企业拿下面这句管理箴言当口头禅：少花钱多办事。

这种想法的产生也不只是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在环境可持续性讨论的背景下，企业确实必须在减少消耗这座星球有限资源的同时，提高产量。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私营领域。负债累累的各国政府也在设法压榨公共部门员工。从政治上来说，保持甚至改善主要公共服务至关重要。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政府必须削减预算。要完成这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政府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从长期来看，少花钱多办事也不可能完成吗？未必如此。通常人们总是能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新技术往往也会让新方法成为可能。而且人类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无休止地要求少花钱多办事最终可能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它可能导致一个“永远工作”的世界出现——我们的移动设备不仅总是处于开机状态，而且总是在使用中。在这些环境下完成的工作不可能保持一贯的高品质。本想获得更多，或许结果反而会弄巧成拙。

之九：对冲未来之事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珍妮弗•休斯 2010-03-15

    金融创新最近变成了一个不道德的词，原因是复杂证券——由抵押贷款和其它债务打包而成的证券——在信贷危机和随后而至的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但肮脏的秘密在于，西方经济体要实现正常的复苏，就必须从市场获取资金。对现金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以至于一些项目很可能以标新立异的创新来吸引贷款人。

其中一项创新就是风险转移。作为危机前的热门交易，这种产品已经开始回归。耶鲁大学(Yale)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Robert Schiller)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议为个人设计一款新金融工具，让他们能够通过交易合约降低、或“对冲”自己承担的风险——有点像过去十年间银行、公司或基金公司买卖信用衍生品的方式。比如说，你担心自己所选择的职业轨迹10年后可能无法带来你期望在事业中期阶段获得薪水？那就签订一项合约，规定如果你的收入低于预设水平，就能够得到一笔规定数额的补偿金。

席勒承诺，投资者们对于在这类事情上下赌注将会很有兴趣。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现了面向大型机构设计的此类市场。例如降雪量期货，其设计目的是，一旦冬季降雪量糟于预期，市政部门或公司就能得到赔付。而就在上个月，一批银行、养老基金和保险商宣布，他们正在为长寿产品开发新市场——对冲人们比预期活得更长的风险。

考虑到近几年风险交易给银行带来的麻烦，这是不是听上去是个馊主意？席勒认为，信贷危机仅仅说明“让金融实现大众化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会出现危机是因为金融风险管理的原则并没有被应用于尽可能广泛的人群。”一个接着一个——企业、政府、公民：大家卷起袖子，做一些高风险交易吧。